生存空间相对性的再研究

生存空间可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生存空间的特点是有限性和潜在性,扩展性或相对性则是广义生存空间的最大特征;对生存空间的分类研究,有助于某一国家或地区生存现状和发展潜力的评价;人们通过贸易,交换着各自的生存空间;发展经济和科学技术,合理分配生活和生产空间,保护环境,控制人口,以及对资源的合理分配,是人类保护和扩大生存空间努力的基本方面。     

基于灾害学视角的中国农村水贫困测度

在对水贫困相关理论理解的基础上,以灾害风险管理作为研究切入点,构建中国农村水贫困风险评价指标体系,指标体系由经济、社会、生态和资源4个子系统共44个指标组成。对2000-2011年我国31个省(市)地区农村水贫困风险进行测算的情况下,将各省份4个子系统风险得分与农村水贫困风险得分进行比较分析,得到不同地区子系统发展状况,为降低水贫困风险状况,实现子系统的适应性发展寻找方向。进一步了解我国农村水贫困风险的空间分布状况,利用有序聚类,对31个地区进行分类,将农村水贫困状况分为3类:高度风险水贫困、中度风险水贫困、低度风险水贫困,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农村水贫困状况呈现出从东南向西北地区不断加剧的发展趋势,大部分省(市)农村地区属于中高度风险水贫困状况,低度风险水贫困多为东部沿海省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农村地区社会配套设施完善,水贫困风险压力较小,但应积极协调各系统综合发展,降低子系统灾害风险,实现农村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连片特困区农户多维贫困测度及能力建设研究

在扶贫开发新阶段背景下,用多维贫困测度法更能刻画贫困家庭状况,符合现阶段精准识别和精准扶贫的要求。基于云南省四大连片特困区家庭入户调查数据,利用AF多维贫困测量方法从收入、教育、健康、生活质量和社会资源5个维度对贫困地区农户的多维贫困状况进行测度,并从政府社区内部项目资源管理能力、扶贫项目参与能力和农户自我发展能力三个方面对连片特困区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四个片区均在很高程度上存在教育贫困,基本义务教育得不到保障,由教育问题也带来了社会资源获得方面的能力不足,受传统思想束缚,接受新事物和新发展模式的难度大,随着贫困维度的提高,健康问题逐渐替代教育问题,成为农村家庭陷入深度贫困的主要原因;四个片区的贫困发生率随着贫困维度的升高而下降,中等维度上的贫困发生率最高,其中,滇西边境片区和迪庆藏区贫困主要发生在中低维度,石漠化片区和乌蒙山区在中高维度的贫困指数较高。此外,研究发现多维贫困指数与其贡献率并不相符,这是因为贫困人口数量不同所致,滇西边境片区是四个片区中贫困人口最多的片区,虽然不是贫困最为深度的地区,但是在扶贫资源分配上,也要综合考虑人口权重这一指标。从影响多维贫困发生的因素研究中发现农户扶贫项目参与能力和政府资源项目管理能力的提升可以显著降低多维贫困发生率;农户自我发展能力中,家庭收入中种植业收入越多、家庭人口中少数民族人数越多,农户越容易陷入多维贫困,而家庭中初中以上人口数和外出务工人数越多,农户陷入多维贫困的概率越小。根据研究结论,从提高农户能力建设、社区能力建设和政府能力建设三方面为农村贫困地区扶贫攻坚提供政策参考。     

信息化对区域贫困治理的影响

信息化发展消除了传统区域发展的空间边界,推动了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为实现区域减贫注入了新的动能,同时引发了信息贫困现象。评估信息化在区域贫困治理中的作用对制定与调整信息化背景下的扶贫策略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已有文献忽视了信息化的动态属性及区域贫困治理的空间溢出效应,可能导致实证结果的偏误。因此,文章基于2002—2018年全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Moran’s I指数分析区域贫困治理效果的空间相关性,并在此基础上,采用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与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分析信息化对区域贫困治理影响的空间效应。研究发现:(1)2002—2018年,区域贫困治理效果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2)总体来看,信息化不利于本地贫困减缓,但对相邻省份贫困治理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采用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加权后,结果依然稳健。从区域差异来看,在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信息化对本地贫困治理效果的抑制效应不明显,但信息化发展明显推动了西部地区的贫困治理。从空间溢出效应来看,信息化对东部地区相邻省份贫困治理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对中部地区贫困治理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但对西部地区贫困治理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明显。(3)信息化弱化了自然资本禀赋对本地贫困治理的负向影响,但强化了其对相邻区域贫困治理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信息化强化了经济资本禀赋对本地贫困治理效果的正向影响;信息化强化了制度禀赋对本地贫困治理效果的正向影响;信息化强化了技术禀赋对本地贫困治理效果的负向作用,但弱化了技术禀赋对相邻区域贫困治理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这就意味着,政府应该建立信息化与区域减贫联动发展机制,不仅要建立差异化、层次化的信息化发展策略,也要从顶层设计上将信息素养水平纳入区域信息化建设。同时,合理统筹要素禀赋与区域贫困治理的关系,并依托信息化优化区域贫困治理效果。     

空间贫困分异特征、陷阱形成与致贫因素分析

消除贫困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要历史使命。目前,中国脱贫攻坚进入关键的决战决胜阶段,精准脱贫成为实现乡村振兴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问题。本文以贫困突出的江西革命老区为例,采用ESDA空间探索性分析和空间计量模型,探究其空间贫困分异特征、陷阱形成机制及影响因素,发现:①从时间维度看,2000—2016年,受国家贫困标准线大幅调整影响,江西革命老区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呈现三个断点下降时期,总体脱贫进程加快。②从空间维度看,江西革命老区各县(市、区)的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明显减少,贫困分异特征表现为高贫困地区集聚于南部的集中连片区或国家级贫困县,低贫困地区主要集聚于北部的非贫困区。③进一步通过空间检验发现,江西革命老区贫困以"高-高"集聚模式为主,并形成"空间贫困陷阱",均属于集中连片特困区或国家级贫困县;少数地区的贫困还存在"低-低"集聚模式,形成"脱贫溢出效应",均属于非贫困区。④实证结果表明,城乡收入之比和中学教师负担学生数显著加剧了江西革命老区贫困水平;而农民人均纯收入、卫生技术人员比例和农业机械化水平对减贫具有显著正向作用;贫困空间滞后项的显著为正也再次验证了江西革命老区"空间贫困陷阱"及"脱贫溢出效应"的存在性;相邻地区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卫生技术人员比例的减贫效果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为此,本文提出实现江西革命老区精准脱贫建议。     

区域可持续发展的人地关系探讨

本文从人的生存空间、活动空间以及人的生存活动、社会生产活动与自然环境的物质、能量、信息交流来论述人地关系，并且从人的生存与发展需求的角度讨论了人地关系矛盾的内涵与外在表现，进而提出了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一般原则     

迁移劳动力的能力发展与融入城市的多维分析

借鉴以往关于个人可行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研究,结合对农村迁移劳动力城市融入过程中能力贫困状况的分析,本文构建了劳动力个人发展能力形成的多维模型。研究发现:劳动力的个人发展能力是一种可培养的自发展综合能力,是人们在成长过程中不断学习和锻炼的能力积累,这种积累取决于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安排和分配。个人发展能力的贫困是城市中迁移劳动力市民化的根本障碍。能力的贫困一方面是迁移劳动力个人因素导致,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当前的体制和政策环境对迁移劳动力的边缘化,使得这一群体失去了应有的资源和权利。能力的提升实质上是个人权利和机会可获得性的增加,其中三个关键环节是技术学习、资源获得和权利赋予。除了人力资本投资外,迁移劳动力的能力建设需要从权利保障和资源赋予的角度去统筹考虑。     

矿业权集聚、经济增长与区域贫困减缓

本文基于泰尔指数法,计算并测度了中国资源富集区的城乡收入差距与行业(矿业)收入差距,然后结合矿业权集聚度的测度结果和中国资源税改革的变动特征,建立面板数据回归模型,考察了2004—2014年中国资源富集区矿业权集聚与经济增长、贫困减缓的长期关系。本文的主要结论是:资源税对矿业权集聚水平和矿业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刺激作用,但矿业经济增长并不利于地区经济的整体改进,也不利于区域贫困减缓。资源税低水平征收对"资源诅咒"和"区域贫困"具有传导效应,进而对资源富集区的贫困减缓形成阻滞作用。另外,矿业权集聚对地区贫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异质性揭示了区域资源性收益分配存在的差异。短期来看,矿业权集聚使中央企业惠及更多,是引致"富饶中的贫困"怪圈的重要原因;但长期来看,随着矿业权集聚度的提升,地方政府获得的累积性资源性收益不断上升,渐次增强了地方政府通过社会保障支出实施收入调节的能力,总体上有利于区域贫困的减缓。因此,为实现资源富集区的精准扶贫,资源主管部门在制定减贫措施前,应根据不同区域特点区别对待,短期内应着力于调整资源性收益分配机制,赋予地方更多资源性收益,并加大对社会的保障性支出;长期来看,应探索建立合理有效的资源税体制,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多样化,并鼓励科技创新,进一步提高社会群体的受教育程度,从根本上改变区域贫困产生的内生性环境和外生性环境。     

开发西北沙区拓展生存空间

我国是世界上受荒漠化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荒漠化面积大、分布广、程度重、扩展快，危害深。而面对我国土地总量少、质量差、后备资源短缺、人地矛盾突出的形势，开发沙区巳成为扩展我国生存空间的必然选择，这对于缩小东西部差距，消除贫困、促进荒漠化地区以及整个中国经济的腾飞具有重要意义。     

贫困恶性循环、福利依赖与再就业收入

中国社会救助制度自实施以来,贫困恶性循环的状况并没被遏制,而且还出现了福利依赖现象。从受助家庭成员的再就业状况来看,其再就业收入使其摆脱贫困的境地了吗?笔者基于中国6省市的微观经验数据,结合准明瑟计量模型对这一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分析了社会救助家庭再就业及就业收入的差异性。测算结果显示,在工资指标中,社会救助家庭的工资与非社会救助家庭差异性很大,而造成这种差异的所有解释变量中,受助家庭特征影响效应占到一半以上。大概有29%的社会救助家庭成员能够跳出"贫困恶性循环"的怪圈。笔者以这个贫困恶性循环圈为切入点,来研究受助家庭如何从福利依赖走向再就业岗位而获得更多收入。本文根据结论给出的建议是社会救助措施应该要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动态的变化,不应过度的看重绝对贫困的救助,更应该从权力贫困、政治贫困等视角入手,而制定出相配套的社会救助制度。     

基于资源理论的贫困县域经济竞争优势的获取

根据资源理论（RBT）。探讨了贫困县域经济竞争优势的获取。文章依据资源状况特征。将贫困县域分为资源丰富型和瓷源缺乏型两类．分别提出和分析了资源丰富型和缺乏型贫困县域的经济竞争优势获取的不同路径。资源丰富型县域的经济发展要充分利用、开发和保护现有的资源。如旅游资源、矿产资源、经济作物、传统工艺产品等。来发展贫困县域的经济。同时,创建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政府。发展其自然资源、人文资源与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政府相结合的发展路径。资源缺乏型贫困县域的经济竞争优势应根据县域的实际情况．构建贫困县域的无形资产，以建立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政府和企业家为主，创建地区的产业结构．制定发展战略从而带动贫困县域的经济发展。     

生态旅游:西南喀斯特山区摆脱"贫困陷阱"之路

西南喀斯特山区“贫困陷阱”的根本对策在于扭转人口生存领先掠夺土地的状况,生态旅游提供了这们的途径。西南喀斯特地区特有的自然风光和民俗风情等旅游资源优势,通过生态旅游开发,顺理成章地可转换成产品优势,“穷山恶水”就成为“青山绿水”,“穷乡僻壤”就成为“自然生态”和“特色民俗”。这不仅满足现代社会的需求,也使当地的资源潜力得到发挥。而且把资源利用的方式从掠夺、耗竭型转换为可持续型。另一方面,要真正和持续地实现这些资源的价值。必须保护原生态、原文化,这就引入了保护的经济机制．保护与开发的两难悖论可由此突破。本文还以贵州省绥阳县为例,阐述了西南喀斯特山区旅游资源特色和开发生态旅游的目标．为摆脱“贫困陷阱”提供一个示范。     

基于村级尺度的湖南农村水贫困比较研究

为综合评价湖南农村水贫困现状,找出有效应对措施,以国外最新的水贫困理论为依据,构建湖南农村水贫困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实地调查和访谈获取并整理出湖南3种地貌类型区6个行政村的水贫困评价数据;采用非均衡法测算水贫困状况并分析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湖南农村水贫困具有明显的地域分异现象,即湘西山区最为严重,RWPI值均小于20;湘北洞庭湖平原区最弱,其值在55~56之间;而湘中丘陵区介于其间。不同地区水贫困各系统的综合得分不同,只有提高且均衡各系统的综合得分才能有效减轻地区水贫困程度。供水设施欠佳、利用能力偏低是地区间水贫困状况不同的主要驱动因素,而水资源状况是其次要驱动因素;农村环境问题和低效用水是省内各村水贫困评价的短板,因此地区水贫困是区域水资源自然禀赋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结果。针对评价结果,提出了发展农村经济、提高综合实力、做好环保工作和提高用水效率等措施应对农村水贫困问题,可为新农村建设中的水资源管理提供新思路     

产业精准扶贫作用机制研究

在精准扶贫的国家战略下,产业扶贫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承担起贫困户的"造血"功能,成为精准扶贫的核心,本文将其概括为"产业精准扶贫"。与已有研究不同,文章以产业精准扶贫与传统产业扶贫的区别以及产业精准扶贫怎样发挥作用这一科学问题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了实地观察法、问卷调查法和深度访谈法,从微观尺度研究产业精准扶贫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与传统产业扶贫停留在村一级或者大户层面不同,产业精准扶贫将产业透过村庄到农户,而且与贫困户的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有机地结合起来。(2)产业精准扶贫作用机制是通过利益相关方共同对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进行匹配的过程。产业精准扶贫突显了贫困户的主体性作用,着重强调贫困户自身拥有的土地、劳动力要素的参与,真正建构了多主体、多要素参与的长效机制。(3)产业精准扶贫是一个共同参与的过程。农户或是入股、务工或是自己发展产业,积极参与到农业生产中,通过政府引导、企业管理、村两委参与,促进贫困户参与在生产过程中,就产业过程中的事项达成共识,促进了贫困户的公民精神培育、实用技术掌握和思想观念转变。(4)产业精准扶贫是实现贫困人口增收发展的有效路径,但仍需注意风险防患。扶贫信息发布、帮扶单位责任人等扶贫利益相关者的组织和传播,为企业和社会资本进入贫困村奠定基础,但是,也相应地增加了产品销售问题和产业自然灾害的风险,产业贴补和金融扶持政策的稳定性也会影响产业精准扶贫的运行和成效。因此,要相应地加强对扶贫产业风险的预警,规避和降低产业扶贫风险。     

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贫困问题及其治理

运用文献研究法和定性分析方法,借鉴社会学与人类学相关理论,探讨失地农民的贫困问题,总结失地农民贫困的类型,分析失地农民的贫困原因,并提出治理对策。结果发现:部分失地农民在城市中面临着贫困问题,经济贫困、文化贫困、能力贫困和权利贫困是主要贫困类型。导致失地农民贫困的因素主要有体制与制度设置不合理、城市社会的剥夺与排斥、城乡文化的冲突与非物质文化变迁滞后以及失地农民个人能力缺失等。治理失地农民贫困问题必须从宏观层面强化制度与政策的保障作用,从微观层面加强失地农民的自身能力建设。     

国家资源安全及其系统分析

资源安全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可以持续、稳定、及时、足量和经济地获取所需自然资源的状态或能力。影响资源安全的因素主要包括结构、质量、数量、空间、价格、技术、制度等。分析了国家资源安全的主体目标导向性、实现过程可调控性、发展演化的长期性、空间层次差异性和系统内外互动性等特性。构建了包括社会、经济、资源、生态环境、政策法律等子系统在内的国家资源安全的系统分析框架。运用PSR模型，进行了国家资源安全系统动力学分析。     

中国资源利用与产业结构的调整

产业发展与资源开发有密切关系,但产业不同其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也不同。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到第三产业受自然资源直接影响的程度减弱。当代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存在自然资源结构、自然资源开发结构、资源开发导向经济结构、技术导向经济结构等区域类型。当前我国单位国民生产总值资源消耗大、浪费严重。这与产业结构陈旧落后,一、二产业比重大,重工业比重大,加工业水平低,产业规模结构不合理以及技术经济条件差等有密切关系。实现资源节约必须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建立起资源节约型的产业体系。     

中国自然资源消耗与国家资源安全变化趋势

在大量消耗自然资源与付出一定环境代价的基础上 ,中国经济得以高速增长 ,未来我国将处于世界发展格局的工业文明边缘极 ,注定将消耗更多的自然资源 ,整个社会经济体系对自然资源和环境问题更为敏感 ,我国对国际自然资源的依存度越来越强 ,其它国家的“中国威胁感”增强。鉴于上述基本趋势 ,中国未来资源安全以不出现重大资源危机为目标相对合理 ,在争取资源安全策略方面应采取的方式为 :①逐渐调整我国社会经济结构 ,使之适应自然资源短缺的现实 ,使整个经济体系资源利用效率化 ;②科学地养护我国现有自然资源基础 ,提高自然资源供给能力 ,使其免遭不可恢复的破坏 ;③全面增强各领域的国际影响力 ,积极建造有利于我国充分利用外国资源的国际秩序。     

黄山贫困山区资源特点与治贫开发对策

黄山是我国十大风景名胜区之一，但全区经济发展水平十分落后，属安徽省贫困地区之一。本文对黄山贫困山区的资源特点与存在问题进行了综合分析，指出了本区贫困落后的主要原因，并就治贫开发提出了相应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