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影响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但是人类在利用生态系统提供自然资源和生存环境两个方面的多种服务功能的同时,也在强烈影响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除部分人类活动有利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稳定与提高外,更多地则导致了一系列危及自身生存与发展的生态环境危机与灾难。目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受到人类活动影响的后果已成为全球面临的日益突出的重大问题和人类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因而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影响愈加受到人们的重视。论文介绍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定义,阐述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内涵,重点分析了人类活动影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类型、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影响及变化趋势。在此基础上,对尚待进一步研究的内容提出了建议。     

人类活动对红树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影响

通过农业用地、盐业用地、城市用地、围塘养殖、修建海堤、放牧、薪柴、挖捕动物、污染排放、旅游等方面较为系统地分析了人类活动对红树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造成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研究表明,人类活动主要通过改变生态系统的生境、生态系统结构以及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影响生态服务功能.为了实现对红树林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和利用,应采取科学有效的措施,改善生态环境、维护红树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与人类活动的时空关联分析——以长江中游华阳河湖群地区为例

以1990、2002和2010年华阳河湖群地区LandSat TM影像为数据源,构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模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流向损益模型和人类活动强度评估模型,应用双变量空间自相关分析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人类活动强度的时空关联特征.结果表明：1990~2010年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持续减少,水域、湿地转为耕地和建设用地是价值损失的主要原因.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高值区在中部和东北部水域,湖滨价值量减少最严重,北部地区价值量增加,南部减少.人类活动强度低影响区位于水域,中高影响区和中影响区交错分布于北部地区,高影响区集中在南部和西南部地区.3个时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人类活动强度均呈空间负相关,高-低聚集分布于南部和西南部,低-高聚集主要分布于水域.     

青海省祁连山国家公园生态文化服务价值评价水

本文在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A)框架的基础上,对青海省祁连山国家公园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价值进行了评估。研究采用条件价值法(CVM),对当地居民及游客进行问卷调查,并使用支付卡法得到消费者的支付意愿,进而通过总体支付意愿均值估计得到青海省祁连山国家公园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生态旅游与游憩以及审美)价值。通过对几类价值的分析,建议青海祁连山国家公园应注重体现祁连山特色开发,在管理中应侧重提升祁连山国家公园自然风光的美学价值,将其建设成可复制、可借鉴的国家公园示范区和生态文化的示范点,并加强对美学服务资源进行资产化管理等。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及其与人类活动关联性研究—以常州市为例

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及其服务价值有重要影响。以江苏省常州市为例,利用1995—2018年6期土地利用数据,基于2 km×2 km网格,核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人类活动强度,分析二者时空变化特征及关联性。结果表明：1995—2018年,常州市耕地面积减少19.5%,水域和建设用地面积分别增加11.6%、93.7%;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经历先增加后减少、总体增加的过程,1995—2018年共增加29.55亿元,价值量的增加主要来自于耕地向水域转化,价值量的减少主要来自于耕地向建设用地转化;人类活动强度显著增加,在常州市市区位置表现得尤为明显,人类活动强度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呈显著负相关,且这种负相关关系在增强。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与人类活动强度关联性分析及权衡——以淇河流域为例

以淇河流域为研究对象,利用2000~2015年土地利用/覆被数据,结合当量因子法修正中国陆地不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表,采用双变量相关分析法和生态系统服务权衡模型分析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协同关系,引入人类活动强度指数评估模型分析人类活动影响空间特征,运用空间自相关探讨人类活动影响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空间关联性及LISA聚类分析.结果表明：（1）2000~2015年淇河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呈下降趋势,2010年生态系统服务最低（19.29亿元）,废物处理平均价值最大（3.68亿元）,娱乐文化平均价值最小（0.81亿元）;（2）从生态系统权衡协同关系来看,两种相关性分析均表明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以协同关系为主,由线性关系发现供给服务、调节服务与支持服务呈现为互为增益的协同关系,文化服务与支持服务、供给服务、调节服务分别表现为此消彼长的权衡关系,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协同度表明土壤保持和原材料及土壤保持和生物多样性协同度最高（4.4）,权衡度最高（-5.2）为水源涵养和原材料、水源涵养和生物多样性;（3）淇河流域人类活动强度空间分异显著,流域下游人类活动影响强度明显高于上游地区,人类活动强度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空间相关性由正相关转向负相关.     

人类活动对流域生态健康影响风险评估方法研究:以呼伦湖流域为例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多数流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人类活动影响,并导致了水体污染、生物多样性退化等一系列问题,流域生态系统健康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突出因素之一.因此,开展人类活动对流域生态健康影响风险评估方法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也将对我国未来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及建设的决策指导起到重要的作用.该研究以旱寒区呼伦湖流域为研究对象,基于人类活动、生态格局、生态功能和生态压力等多个角度,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流域人类活动-生态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并结合交互风险评估矩阵,开展人类活动对流域生态健康影响风险评估.结果表明:①呼伦湖流域GDP和人口主要分布在海拉尔区和满洲里市周边,其他区域GDP强度和人口强度较低;②呼伦湖流域GDP强度指标有2个子流域分别处于40~60和60~80之间,人口强度指标有1个子流域处于60~80之间,2个子流域处于40~60之间,生态系统指标有8个子流域处于60~80之间,其余子流域均大于80;③呼伦湖流域32个子流域中,有30个子流域处于低风险状态,面积占全区域的98.62%,另有2个子流域处于中等风险状态,面积占全流域的1.38%,研究区域内无高风险子流域.研究显示,该研究提出的评估方法可以有效评估人类活动对流域生态健康影响的风险,有助于明确流域生态健康主要影响因素及系统变化的内在驱动机制,从而为流域尺度生态环境保护及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与技术支持.      

国家公园游憩功能的实现——武夷山国家公园试点区游客生态系统服务需求和支付意愿

引入生态系统服务概念,考察游客作为生态系统服务关键受益人对武夷山国家公园试点区可以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作何选择,并对其投资自然资本保障生态系统服务的支付意愿进行初步分析,探讨国家公园试点建设中如何优化旅游,促进保护和公益性功能实现。研究结果显示：（1）游客以文化服务为首选,主要体现在实践性强的生态旅游、较为抽象的文化体验以及较为单纯的美景欣赏三方面,在生态旅游具体需求上会出现选择间的相互竞争;（2）除了净化空气,对供给服务和其他调节服务则需求不大;（3）在免门票假设下,具有支付意愿的游客达到90%以上,然而平均支付意愿没有达到现有门票价格;（4）教育水平和职业对支付意愿的影响最为显著,并与年龄和收入等因子一起形成具有不同支付意愿上的特征人群。因此,武夷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建设中,需要积极探索协同多种文化服务供给,大力推动社会参与理念,从根本上提高受益者对生态系统的认知,从受益者需求入手推进国家公园公益性功能的实现。     

自然保护地数字文化生态系统服务质量测度与出游意愿效应——以中国五地国家公园网络空间为例

自然保护地的文化生态系统服务（CES）是保护与提升资源价值,造福国民的有效工具。数字化发展是其实现多维功能拓展的时代需求,亟待学术探索。基于提出数字文化生态系统服务（D-CES）概念,以中国五地（三江源国家公园、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的网络空间为案例地,以数字田野调查和多阶段访谈与问卷调查为基础,结合扎根理论质性探索与量化分析,建构了数字文化生态系统服务量表,并检验了其对潜在游客出游行为意愿的效应。结果表明：（1）确立国家公园数字文化生态系统服务五大主题类属和18个概念类属;（2）研究编制、探索并验证了数字文化生态系统服务的测度量表,确定了5个维度（教育价值、美学价值、社交价值、精神价值、娱乐价值）和16个题项;（3）通过效标效度检验,发现了不同维度对潜在游客出游行为意愿的影响;（4）研究为国家公园数字文化生态系统服务的建设提供了参考策略。     

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耦合的空间格局及其驱动方式——以广州市为例

进入“人类世”新纪元,生态系统退化与人类需求提升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可持续发展在此问题上的时代要义,就是要实现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的科学协调。提出“从级联到耦合”的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关系研究新思路,以广州市为研究对象,分析二者耦合关系的发展阶段及其空间分异,构建了耦合逻辑框架,通过典型耦合类型区来辨析其驱动方式差异,为新时代快速城镇化地区的人地协调提供实践参考。结果发现:(1)广州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严重萎缩,受到人类福祉趋同化增进的胁迫,二者的耦合协调性差;(2)耦合关系以生态系统服务为刚性主导,服务低值区的连片蔓延促成了低失调的同化格局,服务供给与福祉需求之间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失衡;(3)通过资本流动、土地利用、尺度效应、利益分配等驱动方式差异,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形成了发展阶段和供需匹配各异的耦合关系,主要包含空间争夺的低失调、空间弱关联的拮抗和空间互促的高协调。据此,亟需以生态文明与高质量发展为导向,严格保护生态空间,提升城镇空间的发展质量,统筹人地系统综合管理,弱化用地权衡和空间博弈,加强供需耦合的空间协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过牧对草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以甘肃省玛曲县为例

文章以甘肃省玛曲县为例,通过对该县草地状况的分析,以玛曲县20世纪80年代草地状况作为过牧前状态,目前草地状况作为过牧后状态,探讨过牧对草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并通过对该县草地生态系统的分析,建立了过牧对草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影响评价指标体系,即食物生产、调节大气、营养物质循环与贮存、控制侵蚀、涵养水源、环境污染净化六大功能。最后运用生态经济学方法对过牧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了初步估算。结果表明,玛曲县由于过牧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分别为:食物生产1.50×108元,调节大气1.04×109元,营养物质循环与贮存0.99×108元,控制侵蚀1.02×107元,涵养水源3.94×108元,环境污染净化2.9×107元,总经济损失达到1.72×109元,其中,间接经济损失占91.3%。     

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以广州市番禺区为例

本文以广州市番禺区2000、2008年的土地利用数据为基础,参照谢高地等人制定的中国陆地生态系统单位服务价值系数,从生态学服务功能角度,研究了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影响,结果表明,2000～2008年间,番禺区水域,林地、耕地、未利用地均减少,建设用地面积则大量增加.敏感性分析表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对价值系数缺乏弹性,研究结果可信.该区处于快速城市化地带,发展过程中应注意优化土地类型结构,严格控制建设用地面积,实现区域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评价与最小阻力模型的生态安全格局构建——以临沧市为例

以临沧市为研究区,基于生态系统服务评价结果确定的生态源地,以最小累积阻力模型构建临沧市生态安全格局体系.首先通过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和生态敏感性评价,将临沧市极重要和极敏感区域作为MCR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源地,综合考虑距离居民点、道路、水系的距离,土地利用,植被覆盖,地形因素等因子来构建生态源地扩张的阻力面,通过层次分析...     

基于土地利用与景观格局的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方法——以南京市为例

生态保护红线是生态功能极其重要或生态环境极为敏感/脆弱的区域,是生态保护的核心区域。以南京市生态保护红线为研究对象,基于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5年四期土地利用/覆被和遥感影像等数据资料,对生态保护红线的生态系统健康进行了评价。结果显示:(1)2015年南京市生态保护红线内不同类型土地利用面积由大到小依次为:林地、耕地、水域、人工表面、湿地和草地,其中林地面积最大并逐年增长,耕地面积逐年减少;(2)2000—2015年南京市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系统健康指数平均值为53.83,生态保护红线的生态系统健康指数处于亚健康水平,并呈现缓慢增长的趋势;(3)陆域生态系统,特别是森林植被覆盖度较大的区域,生态系统健康指数较高,相反,水域生态系统的生态系统健康指数相对较低。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多情景权衡的生态安全格局构建——以大连市瓦房店为例

以辽宁省瓦房店市为研究单元,在评估2000年与2014年的食物供给、NPP、产水量及土壤保持四种典型生态系统服务基础上,引入OWA模型,模拟出研究区2014年生态系统服务优先保护区作为生态源地;利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识别生态廊道与缓冲区,构建研究区生态安全格局。研究表明:(1)2000-2014年,瓦房店市生态系统服务时空变化显著,除产水量外,其他生态系统服务均有所增强。(2)综合考虑生态系统服务保护效率(E_i>1)与权衡度(0.68),选取情景5下的优先保护区作为瓦房店的生态源地。(3)瓦房店生态源地面积为564.92 km²;生态廊道总长度为642.62 km,一级廊道(220.76 km)纵贯南北,次级廊道(421.86 km)呈网状连通分布离散的生态源地。研究结果可为瓦房店市生态系统可持续管理和土地利用优化提供决策支持。     

人类活动压力对福建省九龙江河口——流域生态系统影响的概念模型

基于福建省九龙江河口及其流域的上下游联系,将海岸带生态系统综合管理范围上延至流域,通过构建一组人类活动压力对九龙江河口及其流域生态系统影响的概念模型,诠释流域和河口周边的人类活动压力与该地区生态系统健康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变化的因果关系,并将该模型作为一个基础性的工具协助管理者认识生态系统所面临的压力、作用路径和生态终点,指导河口—流域生态系统管理活动。     

基于生态安全格局的国家公园边界划定——以雅鲁藏布大峡谷国家公园为例

国家公园边界是平衡生态价值与社会经济价值的重要界线,国家公园边界划定作为国家公园综合规划和科学管理的先决条件,关乎国家公园区域内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通过对生态安全和统筹协调的理论分析,结合对保护地基础、代表性景观、人口与城镇化发展及区域特质等关联因素的综合考虑,提出了国家公园边界划定的理论框架,建立了基于生态安全格局的国家公园边界划定模型方法,并以拟建的雅鲁藏布大峡谷国家公园为案例地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1)在“斑块—阻力面—廊道”研究范式基础上,将原保护地基础与代表性景观纳入生态安全评估体系,并建立基于生态安全和统筹协调的方法模型,可以弥补以往自然保护地边界划定导向单一等不足;(2)识别林芝市生态斑块10块,关键廊道5条,辅助廊道11条,在此基础上进行原保护地基础、代表性景观分析,结合水体、山脉、行政边界等确定基于生态安全的国家公园基础边界,面积为1.12万km²;(3)在上述范围基础上叠加人口与城镇化、景观资源点及边防管控分析,可以划定基于协同发展和领土主权导向的国家公园边界,面积分别为1.63万km²和3.73万km     

长江流域2000—2015年生态系统质量及服务变化特征

分析生态系统质量与服务现状及变化特征,有助于准确了解流域生态系统状况与趋势,为流域生态保护与修复的高效管理提供参考依据.采用相对生物量密度与相对植被覆盖度指数以及生态系统服务（土壤保持、防风固沙、洪水调蓄、粮食生产）评估模型,评估2000—2015年长江流域生态系统质量及服务变化特征.结果表明:①2000—2015年,长江流域森林、灌丛以及草地生态系统质量提升显著,56.56%的森林、45.65%的灌丛以及19.26%的草地生态系统质量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②研究期间,长江流域粮食生产、洪水调蓄、土壤保持、防风固沙均呈显著上升趋势,其中粮食生产能力增加13.7%,洪水调蓄功能提升10.1%,土壤保持服务提高19.5%,防风固沙总量增加30.0%.③长江流域生态系统质量不高,处于低与差质量等级的生态系统面积比例在25%~35%之间;受不同类型的自然和人类活动影响,长江流域生态系统质量与服务均存在局部退化现象.研究显示,在生态质量与服务评估的基础上,分区域、分类型实施不同的生态系统保护与恢复途径,是今后长江流域加强生态系统管理的重要途径.      

基于扎根理论方法的国家公园社区适应性协同治理机制——以三江源国家公园为例

多数中国国家公园社区对环境资源依赖性明显,而国家公园资源保护政策会限制社区资源利用,导致国家公园管理与社区发展长期存在矛盾。为了减少保护与发展之间的冲突,提高国家公园社区社会—生态系统韧性,以适应性管理理论为基础,基于“压力—状态—响应”模型,对三江源国家公园利益相关者进行半结构深度访谈,采用扎根理论方法自下而上生成国家公园社区适应性协同治理理论框架。结果显示：国家公园社区作为动态的社会—生态系统,其适应性影响因素包含社会、经济、生态和制度四个维度,适应主体又分为个体和社区二维度。其中,社区适应性治理的核心在于全过程社区参与的自主性和多元主体的协同化,强调多主体共同参与和兼顾整体利益。针对目前三江源国家公园社区治理中存在的以部门或区域利益导向为主、补偿资金来源单一且不足、社区参与层次低等问题,从完善协作互动治理机制、引导社会资本投入与社会保障、促进社区内生性发展能力三个方面,针对性提出促进国家公园社区发展的适应性协同治理路径,以增强国家公园社会—生态系统韧性,促进国家公园社区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