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目标下中国乡村旅游资源的理论认知与应用创新

资源创造性利用是乡村旅游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和关键动力，也是重大科学问题和现实需求。访谈表明：乡村旅游蓬勃发展，但仍存在认识不足、机理不清、促进效应有限等现实问题。鉴于共同富裕短板、弱项、潜力均在乡村，要从不同视角持续关注。紧扣这一问题，要厘清乡村旅游促进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与驱动逻辑、创新乡村旅游产业体系、构建促进共同富裕模式与实现机制等；还要落脚于村民参与机制与内生动力培育、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及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促进机制、数字赋能机制与路径、旅游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空间效应与土地利用优化等实践中，并促进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发展等。以便为乡村旅游资源创造性利用、促进共同富裕提供理论支撑和应用依据。     

共同富裕目标下乡村旅游资源创造性传承与开发

共同富裕目标下,如何通过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实现乡村创新性发展,是新时代背景下乡村旅游研究的重要议题。来自地理学、旅游学、管理学等领域的8位专家学者,以笔谈的方式从资源利用、参与主体、机制保障等不同视角,探讨了乡村旅游资源的创造性利用以及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路径。具体而言：在资源利用上,重视乡村文化资源的传承和利用,形成“非遗”等资源的创造性传承发展路径,同时以艺术赋能乡村旅游资源开发,并通过数字经济赋能破解乡村发展难题;在参与主体上,充分发挥企业的主体性力量,协同政府、企业、社区等各方力量建构可持续的分配机制,推动“人人共享”的共同富裕目标实现;在机制保障上,乡村旅游资源创新性利用要构筑乡村产业发展与居民在地乐居的机制体系,同时注重乡村旅游资源的空间价值,强化制度政策的公平性原则,构建“旅游驱动+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共同富裕”的新型发展模式。     

共同富裕目标下中国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现状、问题与发展路径

在新的时代使命下,以共同富裕目标指导乡村旅游资源开发,具有提升资源价值和推进全面乡村振兴的双重意义。按照“乡村旅游资源开发—实现农村农民的共同富裕—实现人民的物质与精神生活富裕”的递进逻辑,识别乡村旅游资源开发与共同富裕的内在联系,厘清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现实困境与现存差距。研究发现：当前以乡土特色资源为导向的传统乡村旅游地和以高标准服务为导向的现代旅游地,都在适应市场转型的过程中积极挖掘优势资源,完善配套设施,资源的开发主体多元合作、开发方式渐趋成熟。乡村旅游在助力减贫、促进社会公平和满足精神文化需求方面的突出贡献,充分契合共同富裕的实现进程。然而,乡村旅游资源开发与共同富裕目标仍存在较大差距,不同地域与不同群体在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的效率、水平、能力存在多重差距,以至于在推动农村农民共同富裕、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求上不广泛不深入不彻底。基于此,围绕“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城乡融合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三个面向,构建乡村旅游资源“有效开发、协同开发、可持续开发”的创新路径,以推动中国乡村旅游产业的高质量转型发展,助力实现共同富裕。     

乡村旅游开发促进共同富裕的机制与路径——基于共生视角的分析

乡村旅游在发展乡村经济、实现乡村转型、促进人民致富中发挥重要作用,是全面促进农村繁荣与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以陕西省袁家村为案例地,根据共生理论,采用单案例研究方法,通过结构化数据分析构建乡村旅游开发促进共同富裕的机制和路径。研究结果表明：（1）乡村旅游共生系统包含旅游共生单元、旅游共生模式及旅游共生环境,在旅游开发促进共同富裕的进程中呈现动态演进特征。（2）旅游开发促进共同富裕的运行机制及内涵维度呈现阶段性特点。旅游共生单元借助共生环境,进行共生能量创造,产生共生作用,引致共生能量分配、共生能量传染,最终促进共生效应。（3）旅游开发促进共同富裕实现路径体现了旅游共生系统的共建共创共享。袁家村始终是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通过广泛吸纳旅游经营人才、推进旅游产业升级转型、实行农民股份制运营,促进共同富裕。研究结论对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及共同富裕目标实现具有积极的实践意义。     

共同富裕目标下综合乡村旅游开发的可持续生计效应——基于浙江省安吉县鲁家村的案例实证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与重要特征。在新发展阶段,厘清共同富裕在不同地域、不同群体中的发展路径及实现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综合乡村旅游开发的可持续生计框架,以浙江省安吉县鲁家村为例,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灰色关联分析等方法,探索共同富裕目标下综合乡村旅游开发的可持续生计效应及优化路径。结果显示：（1）综合乡村旅游是促进乡村旅游地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模式,网络、嵌入、内生、互补、增权等关键变量的发展能够为乡村旅游地带来持续的发展机会与向内的发展成果,促进乡村旅游发展效率与发展公平的有机统一。（2）鲁家村综合乡村旅游的互补性发展最为显著,增权次之,综合乡村旅游的可持续生计效应主要体现在网络、互补、增权等关键变量的发展对居民生计资本的影响上。（3）综合乡村旅游对不同类型居民的生计发展均存在显著影响,旅游主导、旅游参与型居民需要围绕社会网络关系展开生计优化行动;旅游专营型居民需要以个体能力发展、旅游者深度体验参与为基础确立生计优化方向;合作网络、增权、信息网络需要进一步向非旅游参与型居民拓展,以推动全体居民生计的共同优化与共同富裕。基于以上分析,进一步从网络、嵌入、内生、互补...     

共同富裕目标下革命老区乡村旅游发展的农户生计效应

依托红色资源发展乡村旅游是革命老区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特色路径。以共同富裕目标为导向,基于改进后的SLF框架,构建革命老区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户生计的影响效应评价模型,采集井冈山10个村落326户农户感知数据,评价乡村旅游发展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1）研究区域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户生计的影响效应处于中等水平;（2）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推动正处于一个由表及里、从显性变化到内生发展的过程之中;（3）相较于企业主导的民宿型模式,社区主导的研学型模式是更契合共同富裕内涵的革命老区乡村旅游发展模式。针对研究区域乡村旅游产业发展不充分、社区内生动力不足、农户参与能力不够等问题,从产业高质量发展、治理机制创新、增收能力提升等方面提出了针对性建议。     

自然村落景观“源—聚”空间演变的文化活态保护路径——以黑龙江省宾州镇为例

自然村落承载的乡土记忆是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面对经济变迁下的城镇化改造，如何借助空间特征定位村落文化保护的转型路径成为关键。本文探讨了将“源汇”嵌入文化景观进而拓展为景观”源—聚”的可行性，并以亟待转型的东北村落为例展开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景观“源—聚”方法突破了对单一要素和信息片面化关注的局限，能够借助区划手段探索文化空间的分区特征，支撑文化景观格局构建。（2）宾州镇以聚落生活区为主，主城区辐射带动效应明显，村落间文化联系紧密，可构建“中心—附属—外围”的层级传递与联动模式，促进乡村文化空间的协同发展。研究挖掘了乡土景观自然结构背后的文化意义，从理念与实践中探索了自然村落文化保护的活态路径。     

中国区域共同富裕实践中乡村旅游作用机制

以2011—2020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为样本，构建乡村旅游发展水平与区域共同富裕的指标评价体系，实证测度和分析了中国乡村旅游发展水平与区域共同富裕的时空特征，采用空间自相关方法揭示其空间关联特征，同时，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对乡村旅游与区域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响机制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结果表明：（1）中国乡村旅游发展水平与区域共同富裕持续、稳步提升，且在地理空间上呈现较显著的空间集聚与关联特征；（2）乡村旅游发展对区域共同富裕具有明显的正向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即乡村旅游发展水平每提升1%，本地共同富裕水平将上升0.258%，邻近省域上升0.126%;(3)乡村旅游分级指标中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发展条件对本地共同富裕存在正向作用，且对邻近省域存在不同程度溢出效应，文化效益仅存在直接效应，溢出效应不显著；（4）乡村旅游发展对于区域共同富裕的影响程度存在区域差异，其中，中部地区乡村旅游发展对区域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作用更大。     

基于扎根理论的杭州市梅家坞旅游城市化特征与机制

论文选取杭州市梅家坞村为案例地,通过5次实地调研和访谈获取研究资料,运用扎根理论构建了城市近郊地区旅游城市化特征和发生机制模型。研究表明：梅家坞村旅游城市化过程特征和发生机制可抽象成土地利用变化等11个范畴及31个概念;在旅游发展驱动下,多重要素实现了综合动态变化,在不改变乡村风貌、城乡和谐的条件下,推动了新型城市化进程。论文提出并分析了旅游城市化过程特征和发生机制理论模型,认为“梅家坞现象”是旅游城市化的积极例证,是管窥中国“田园城市”的发展方向与路径。     

资源衰退型城市旅游转型发展的影响因素及组态路径——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资源型城市为中国能源安全提供了基本保障,但同时也面临资源枯竭、产业结构失衡等困境。因此,推进其转型发展是新时期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举措。本文以19个资源衰退型城市为研究对象,构建其旅游转型发展的指标体系,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资源衰退型城市旅游转型发展的影响因素和驱动类型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是资源衰退型城市旅游转型发展的单变量必要条件;(2)资源衰退型城市旅游转型发展存在经济发展驱动型、环境—文化驱动型、环境—能源—文化驱动型及环境—经济—文化驱动型4种类型;(3)阻碍旅游转型发展的因素类型共有环境—经济抑制型、环境—经济—文化抑制型、文化禀赋抑制型及经济—文化抑制型4种。研究结果不仅有助于丰富资源型城市的学术研究,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为相关城市旅游转型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二氧化钛复合型催化剂制备及其微波辅助催化氧化甲苯性能

实验采用溶胶凝胶法和传统浸渍法制备了TiO2-分子筛复合载体及复合载体负载过渡金属与稀土元素催化剂,通过微波辅助催化氧化甲苯的性能实验考察其催化活性.结果表明,复合TiO2明显提高了载体结构的稳定性与耐温性,并使过渡金属铜(Cu)、锰(Mn)和稀土元素铈(Ce)等活性组分在催化剂表面的分散更均匀;在复合载体吸附、吸波性能与多相活性组分催化的共同作用下,Cu-Mn-Ce/TiO2-分子筛催化剂微波辅助催化氧化甲苯的完全燃烧温度仅为175℃,此时甲苯去除率可达99％;15 h的连续性实验表明,TiO2复合型催化剂具有良好的催化活性与稳定性.由催化剂表征分析结果可知,活性组分颗粒的均匀分布与铜、锰氧化物及铜锰尖晶石固溶物等活性相的存在促进了甲苯的催化氧化,锐钛矿型TiO2较高的电子迁移速率与催化剂孔径的增大均有助于甲苯的氧化降解.     

论乡村旅游视域下的传统村落景观设计

作为中华文明的鲜活载体,传统村落有着大量的历史遗存与自然美景,蕴含着丰富的旅游资源.乡村旅游视域下的传统村落景观元素,主要包括人文景观元素与自然景观元素,如传统民居建筑、田园自然风光等,其既反映了传统村落特有的地域特点,同时也反映出其历史文化脉络.旅游是文化的载体,在“文化+旅游”融合的背景下,没有特色就没有吸引力.运...     

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演化机制及其资源开发模式

乡村文化是乡村旅游地的精神内核,探究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现象并据此提出文化资源开发模式,是有效推动乡村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基础工作。选择典型乡村旅游地江苏省东山镇进行田野调查、深度访谈和问卷调研,结合多种空间计量和数理统计方法揭示其文化胁迫演化特征及动力机制,进而提出乡村文化资源的创新开发模式。结果表明：乡村旅游地自然景观、聚落景观、生产生活、人际交往和精神仪式文化胁迫演化特征存在明显差异,整体表现出路径依赖和空间锁定效应,且当前随着旅游开发程度的提升这一特征趋于明显;当地居民个体层面的差异及乡村整体层面的旅游产业弊端、社区发展和人口变化均对乡村文化产生影响,两个层面的胁迫因素通过阻滞力和调整力,持续驱动乡村文化系统发生嬗变并实现阶段式发展;提出修复与保育、活化与参与、公平与导引、自主与创新、身体与仪式五大乡村旅游地文化资源开发模式。研究可为乡村文化资源的科学保护与合理利用提供实践参考,为实现乡村旅游的高质量发展以助推乡村全面振兴提供理论依据。     

传统村落文化景观基因生产的过程与机制——以皇都村为例

传统村落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和保护的重要场域,文化景观基因作为地方文脉延续和区域特色呈现的核心载体,在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更新过程中不断得到生产。以皇都村侗族大歌为例,采取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的质性研究方法,通过构建“景观基因—空间生产”的分析框架开展传统村落文化景观基因生产的过程与机制研究。研究发现：（1）皇都村侗族大歌的生产可分为原型生成、结构重组和意义修复三个阶段,文化景观基因呈现出从遵循原真价值认知到满足旅游消费转型,最后顺应文化身份认同的变化过程。（2）文化景观基因生产呈现出“外壳—中介—内核”的结构机制,政府和市场在时空尺度的资本循环作为外壳推动空间表征,精英群体在日常生活中的权力行为作为中介支撑表征空间,本地村民作为村落主体承载着生产的内核实现文化原真实践的表达。（3）资本在生产中通过资源资本化、资本空间化和空间资本化,实现其三重循环;权力在精英群体作用下,通过话语表征、技能规训和身份认同完成行为逻辑的建构;村民主体通过内生行动的实践表达,从最初代际传承下的简单参与到旅游消费下的抵制抗议,最终在遗产保护号召下发挥协作作用。     

资源枯竭型城市产业转型及其经济韧性——以湖北省大冶市为例

产业转型是资源枯竭型城市面临的重要发展问题,探究资源枯竭型城市产业转型及其经济韧性的演化机制,对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演化经济韧性视角出发,以湖北省大冶市为例,构建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韧性评价指标体系,采取熵值法和PLS偏最小二乘法,定量揭示2000—2019年湖北省大冶市产业转型过程中经济韧性的演化特征及驱动机制。结果显示：（1）研究区经济韧性经历了衰退适应、抵御恢复、响应提升的演化阶段,分别对应其经济衰退转变期（2000—2009年）、发展恢复期（2010—2014年）、高效提升期（2015—2019年）,经济韧性水平呈现出“缓慢→快速”的上升态势。（2）2000—2019年研究区经济韧性演化的驱动因子由产业结构转变和创新水平提升转向多要素共同推动,其中居民收入、市场规模、政府调控能力、产业技术水平等因子是推进研究区经济韧性演进的关键因素。（3）产业多元化转型是研究区经济韧性提升的直接动力,以产业相关多样化为传导路径,在多要素驱动下研究区向更高层次的城市生命阶段演进。当压力要素消解、城市状态调整、响应方式优化时,经济韧性将通过激活产业要素、均衡化拓展驱动力来推动产业的“路...     

普适道路还是隐形门槛?不同类型乡村旅游发展路径的外源因素

在乡村振兴新时代,审慎选择适宜的乡村旅游发展道路成为重要的实践和学术问题。以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为例,基于“起点—动力”假说,利用地理分析方法探讨不同类型乡村旅游发展路径的外源因素。研究发现：（1）全国乡村旅游发展东南热、西北冷,形成京津和长三角两大热点区。景区依附型、文化遗产型、新型三农型空间分布差异显著。（2）高程、地貌、水系、生态地理分区、陆地生态系统类型、中心城市和交通干道是影响不同类型乡村旅游发展路径的自然基础与地理区位外源因素。（3）不同类型乡村旅游发展路径的社会经济外源因素不同：景区依附型为高级景区数量和公路客运量;文化遗产型为国家传统村落数量、A级景区数量和公路客运量;新型三农型为地区第三产业产值、人均可支配收入、旅游人次、公路客运量、城镇化率和政府政策。乡村旅游并不是普适道路,资源赋存决定不同的旅游发展路径,并需要不同的隐性外源因素支持方能持续发展。     

乡村旅游发展促进农村可持续生计的空间效应及机制

乡村旅游发展对实现生计可持续、促进城乡和区域共同富裕能够发挥建构性和工具性作用。选择2010—2020年中国30个省域的面板数据样本,采用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检验和空间面板计量模型等研究方法,从整体与区域视角分析了中国乡村旅游发展促进农村可持续生计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中国乡村旅游发展和农村可持续生计在时间上表现出高值省域的优势锁定,且均呈现由东南向西北递减的空间分异格局,在空间上二者之间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与关联特征;乡村旅游发展能够通过内外部响应双重作用机制发挥其对传统生计替代效应的适应性,扩大增权效应、增强内源性发展动力实现本地区农村生计可持续,并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带动邻接地区农村生计可持续发展;乡村旅游发展在生计脆弱性、生计资本、生计恢复力和生计结果的多维要素作用下影响农村可持续生计,呈现出直接效应“由西部向中部和东部递减”、空间溢出效应“由中部向西部和东部递减”的区域异质性。     

共同富裕目标下旅游发展对乡村居民生计类型及特征的影响

探究旅游发展对乡村居民生计的影响对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空间资本理论,以福建省龙潭村为例,通过深度访谈、实地观察等方法对旅游发展影响下乡村居民生计类型及其特征进行研究,得到结论如下：（1）乡村居民生计策略的形成受空间资本禀赋、家庭利益诉求与创业动机影响。（2）乡村居民生计可划分为自我更新、对外寻租、邻里投资以及迁移工作四种类型。（3）四种生计类型在结果上差别显著,这说明旅游发展在形塑乡村居民生计的过程中存在公平性缺失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优化空间资本”与“平衡利益诉求”的共同富裕实现路径,为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基于"菱形模型"的资源型城市绿色发展动态评价 ——以鄂尔多斯市为例

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推动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急需构建服务于资源型城市转型的绿色发展评价体系,摸清绿色发展现状及其变化,诊断绿色发展存在的问题与面临的制约因素,探索绿色发展实现路径。本文认为,资源型城市绿色发展需要解决好降低传统资源产业依赖和减轻环境影响两大主要问题,而结构转型和增强内源性增长动力是绿色发展的核心。本文构建了适用于资源型城市绿色发展的"菱形模型"框架,并结合资源型城市绿色发展的经济可持续性、环境可持续性、结构转型、内源性增长动力四大要素,构建了服务于资源型城市转型的绿色评价指标体系。以鄂尔多斯市为例,分析了2012—2017年绿色发展的时空变化特征及其障碍因素。结果显示:2017年鄂尔多斯市绿色发展水平整体不高,各区旗以相对较高绿色发展水平为主,经济可持续性目标明显强于环境可持续性目标;2012—2017年间,鄂尔多斯市绿色发展水平略有提升,经济可持续性和内源性增长能力有所提高,环境可持续性水平和结构转型水平略有降低,经济可持续性与环境可持续性的目标协调性显著增加,已逐步形成以东胜-康巴什组成的鄂尔多斯城市核心区为中心的绿色发展空间格局;环境可持续性为该地区绿色发展的首要障碍性因素,经济可持续性的障碍度最弱,环境可持续性和结构转型的障碍度呈持续上升态势,经济可持续性和内源性增长动力的障碍度有所下降。结合各区旗绿色发展的障碍性因素,可以将鄂尔多斯市分为经济增长型、环境提升型、结构优化型和内源动力夯实型四类区域,不同类型区域有不同的绿色发展实现路径。     

甲烷催化还原NOx中Co基/分子筛催化剂的助剂和载体优化

采用共浸渍法制备了系列Co基/分子筛催化剂,在固定床催化反应器中考察了不同催化剂在甲烷催化还原NO_x中的催化行为,优化了Co基/分子筛催化剂的助剂和载体,并通过催化表征手段阐明了其构效关系.结果表明,Fe和SAPO-34分别作为优化助剂和载体制备得到的Co-Fe/SAPO-34催化剂具有最高的催化活性,在450℃时,NO_x的最大转化率可以达到52.7%.CO_2对Co-Fe/分子筛催化剂活性无明显抑制作用,H_2O对催化剂的活性抑制是可逆的,SO_2对催化剂活性抑制作用明显.Co-Fe/SAPO-34催化剂表面钴物种以CoO和Co(OH)_2为主,Co-Fe/ZSM-5催化剂表面钴物种则以Co_3O_4和Co(OH)_2为主,Co-Fe/Beta催化剂则可能以CoO、Co Al2O_4和Co_3O_4为主.各Co-Fe/分子筛催化剂表面Fe~(2+)/Fe~(3+)含量比依次为Co-Fe/ZSM-5(3.98)Co-Fe/SAPO-34(0.52)Co-Fe/Beta(0.43).活性组分钴物种的形态和合适的Fe~(2+)/Fe~(3+)含量比对Co-Fe/分子筛催化剂上甲烷催化还原NO_x至关重要.Co-Fe/分子筛催化剂上CH_4-SCR反应机制为:NO在Br?nsted酸位上吸附氧化成NO~+,同时CH_4在Br?nsted酸位上吸附活化成—C=O和—COO等活性物种,生成的NO~+在Co2+和Fe~(3+)等催化活性位上转化成硝酸盐等中间产物,中间产物硝酸盐与活化物种(—C=O和—COO)反应生成N_2和CO_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