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目标下中国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现状、问题与发展路径

在新的时代使命下,以共同富裕目标指导乡村旅游资源开发,具有提升资源价值和推进全面乡村振兴的双重意义。按照“乡村旅游资源开发—实现农村农民的共同富裕—实现人民的物质与精神生活富裕”的递进逻辑,识别乡村旅游资源开发与共同富裕的内在联系,厘清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现实困境与现存差距。研究发现：当前以乡土特色资源为导向的传统乡村旅游地和以高标准服务为导向的现代旅游地,都在适应市场转型的过程中积极挖掘优势资源,完善配套设施,资源的开发主体多元合作、开发方式渐趋成熟。乡村旅游在助力减贫、促进社会公平和满足精神文化需求方面的突出贡献,充分契合共同富裕的实现进程。然而,乡村旅游资源开发与共同富裕目标仍存在较大差距,不同地域与不同群体在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的效率、水平、能力存在多重差距,以至于在推动农村农民共同富裕、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求上不广泛不深入不彻底。基于此,围绕“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城乡融合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三个面向,构建乡村旅游资源“有效开发、协同开发、可持续开发”的创新路径,以推动中国乡村旅游产业的高质量转型发展,助力实现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目标下乡村旅游资源创造性传承与开发

共同富裕目标下,如何通过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实现乡村创新性发展,是新时代背景下乡村旅游研究的重要议题。来自地理学、旅游学、管理学等领域的8位专家学者,以笔谈的方式从资源利用、参与主体、机制保障等不同视角,探讨了乡村旅游资源的创造性利用以及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路径。具体而言：在资源利用上,重视乡村文化资源的传承和利用,形成“非遗”等资源的创造性传承发展路径,同时以艺术赋能乡村旅游资源开发,并通过数字经济赋能破解乡村发展难题;在参与主体上,充分发挥企业的主体性力量,协同政府、企业、社区等各方力量建构可持续的分配机制,推动“人人共享”的共同富裕目标实现;在机制保障上,乡村旅游资源创新性利用要构筑乡村产业发展与居民在地乐居的机制体系,同时注重乡村旅游资源的空间价值,强化制度政策的公平性原则,构建“旅游驱动+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共同富裕”的新型发展模式。     

乡村旅游开发促进共同富裕的机制与路径——基于共生视角的分析

乡村旅游在发展乡村经济、实现乡村转型、促进人民致富中发挥重要作用,是全面促进农村繁荣与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以陕西省袁家村为案例地,根据共生理论,采用单案例研究方法,通过结构化数据分析构建乡村旅游开发促进共同富裕的机制和路径。研究结果表明：（1）乡村旅游共生系统包含旅游共生单元、旅游共生模式及旅游共生环境,在旅游开发促进共同富裕的进程中呈现动态演进特征。（2）旅游开发促进共同富裕的运行机制及内涵维度呈现阶段性特点。旅游共生单元借助共生环境,进行共生能量创造,产生共生作用,引致共生能量分配、共生能量传染,最终促进共生效应。（3）旅游开发促进共同富裕实现路径体现了旅游共生系统的共建共创共享。袁家村始终是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通过广泛吸纳旅游经营人才、推进旅游产业升级转型、实行农民股份制运营,促进共同富裕。研究结论对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及共同富裕目标实现具有积极的实践意义。     

共同富裕目标下综合乡村旅游开发的可持续生计效应——基于浙江省安吉县鲁家村的案例实证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与重要特征。在新发展阶段,厘清共同富裕在不同地域、不同群体中的发展路径及实现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综合乡村旅游开发的可持续生计框架,以浙江省安吉县鲁家村为例,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灰色关联分析等方法,探索共同富裕目标下综合乡村旅游开发的可持续生计效应及优化路径。结果显示：（1）综合乡村旅游是促进乡村旅游地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模式,网络、嵌入、内生、互补、增权等关键变量的发展能够为乡村旅游地带来持续的发展机会与向内的发展成果,促进乡村旅游发展效率与发展公平的有机统一。（2）鲁家村综合乡村旅游的互补性发展最为显著,增权次之,综合乡村旅游的可持续生计效应主要体现在网络、互补、增权等关键变量的发展对居民生计资本的影响上。（3）综合乡村旅游对不同类型居民的生计发展均存在显著影响,旅游主导、旅游参与型居民需要围绕社会网络关系展开生计优化行动;旅游专营型居民需要以个体能力发展、旅游者深度体验参与为基础确立生计优化方向;合作网络、增权、信息网络需要进一步向非旅游参与型居民拓展,以推动全体居民生计的共同优化与共同富裕。基于以上分析,进一步从网络、嵌入、内生、互补...     

共同富裕目标下中国乡村旅游资源的理论认知与应用创新

资源创造性利用是乡村旅游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和关键动力，也是重大科学问题和现实需求。访谈表明：乡村旅游蓬勃发展，但仍存在认识不足、机理不清、促进效应有限等现实问题。鉴于共同富裕短板、弱项、潜力均在乡村，要从不同视角持续关注。紧扣这一问题，要厘清乡村旅游促进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与驱动逻辑、创新乡村旅游产业体系、构建促进共同富裕模式与实现机制等；还要落脚于村民参与机制与内生动力培育、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及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促进机制、数字赋能机制与路径、旅游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空间效应与土地利用优化等实践中，并促进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发展等。以便为乡村旅游资源创造性利用、促进共同富裕提供理论支撑和应用依据。     

共同富裕目标下革命老区乡村旅游发展的农户生计效应

依托红色资源发展乡村旅游是革命老区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特色路径。以共同富裕目标为导向,基于改进后的SLF框架,构建革命老区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户生计的影响效应评价模型,采集井冈山10个村落326户农户感知数据,评价乡村旅游发展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1）研究区域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户生计的影响效应处于中等水平;（2）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推动正处于一个由表及里、从显性变化到内生发展的过程之中;（3）相较于企业主导的民宿型模式,社区主导的研学型模式是更契合共同富裕内涵的革命老区乡村旅游发展模式。针对研究区域乡村旅游产业发展不充分、社区内生动力不足、农户参与能力不够等问题,从产业高质量发展、治理机制创新、增收能力提升等方面提出了针对性建议。     

共同富裕视域下乡村旅游发展的区域不平衡性：理论内涵、关键问题与指标体系

乡村旅游发展的区域不平衡是制约乡村共同富裕的突出问题。研究立足共同富裕新挑战,超越单一经济视角,兼顾物质和精神富裕,考量绝对与相对贫困,剖析区域间与区域内多层空间,在宏微观人本理念指导下对乡村旅游发展区域不平衡的内涵进行更新;指出共同富裕视域下乡村旅游发展的区域不平衡性关键问题;建构宏观、中观和微观指标体系。宏观层面通过生态指标、供给指标、文化指标衡量发展能力,社会指标衡量发展机会,经济指标和治理指标衡量发展结果;中观层面通过居民协同治理水平、分配公平水平测度各主体间发展过程的公平性与发展结果的共享程度,主客价值共创水平测度居民与旅游者的互动关系;微观层面以居民满意度为落脚点,关注乡村旅游地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公平感、安全感等。研究为动态化、精细化和定量化研究区域不平衡性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与分析工具,有助于丰富乡村旅游研究的理论内涵,为推动乡村共同富裕和区域旅游协调发展提供科学依据与应用参考。     

共同富裕目标下的乡村旅游资源开发逻辑及关键问题分析

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新阶段讨论乡村旅游的发展走向问题,要从改革的视角继续强化乡村旅游的服务角色定位。从发展乡村旅游的实践逻辑框架入手,以市场开发目标与政策服务目标两个角度进行分阶段对比分析,有助于找出强化政策价值的关键问题。分析发现：在资源梳理与挖掘阶段,实现市场目标与政策目标在乡村旅游资源观上的辩证统一,需要积极强化乡村旅游的正向功效,谋求乡村地区细节性短板内容的改善与提升;在内容规划与提升阶段,科学解决乡村旅游合作开发中的委托代理问题,需要厘清合作各方的责权利关系,并通过完善监管激励制度、提升信息透明度、提高寻租和违约成本的手段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在实施运营与管理阶段,统筹优化乡村旅游发展要素配置,要在集约用地方式、人才引进与培养、多元化资金筹措、技术应用赋能等方面多措并举。     

中国区域共同富裕实践中乡村旅游作用机制

以2011—2020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为样本，构建乡村旅游发展水平与区域共同富裕的指标评价体系，实证测度和分析了中国乡村旅游发展水平与区域共同富裕的时空特征，采用空间自相关方法揭示其空间关联特征，同时，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对乡村旅游与区域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响机制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结果表明：（1）中国乡村旅游发展水平与区域共同富裕持续、稳步提升，且在地理空间上呈现较显著的空间集聚与关联特征；（2）乡村旅游发展对区域共同富裕具有明显的正向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即乡村旅游发展水平每提升1%，本地共同富裕水平将上升0.258%，邻近省域上升0.126%;(3)乡村旅游分级指标中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发展条件对本地共同富裕存在正向作用，且对邻近省域存在不同程度溢出效应，文化效益仅存在直接效应，溢出效应不显著；（4）乡村旅游发展对于区域共同富裕的影响程度存在区域差异，其中，中部地区乡村旅游发展对区域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作用更大。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镇大气污染治理研究

立足于新时代下,有效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其本质目的在于实现农村全面发展和乡村社会繁荣,通过促进农村经济的持续增长、改善农民生活水平、保护乡村环境、提升农村社会文明水平等方面的努力,实现城乡发展协调一体化,推动乡村与城市间的差距逐步缩小。而随着城乡振兴战略的逐步推进,乡镇地区所存在的各类环境污染问题越发严峻,尤其是大气污染,这不仅对当地居民的健康造成威胁,对乡村生态环境和农业生产均会诱发不利影响。因此,研究乡镇大气污染治理措施,对于实现乡村振兴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镇大气污染治理展开分析和论述。     

数字乡村建设下农旅资源整合及其空间效应——以广州市从化区为例

数字乡村建设是实现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数字技术在乡村空间的嵌入正在改变乡村资源开发与利用方式,也为农旅资源融合提供新的路径。以广州市从化区数字乡村为案例,探讨数字技术推动农旅资源整合过程及其空间效应。研究发现：（1）数字技术的嵌入使得广州市从化区乡村的农业空间从单一的生产空间拓展到“研发—生产—消费”全产业链空间;（2）数字技术推动农旅资源整合发生在实体和虚拟两个场域,打破传统单一的“农家乐”农旅整合路径,实现多样化的发展;（3）数字支持下农旅资源整合拓展了农业空间的内涵、增强了乡村对外部空间的依赖以及促进了乡村表征空间的媒体化,但存在传统乡土性的破坏、过度依赖外部性和同质化发展等问题。     

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探索与思考——乡村地理青年学者笔谈

乡村振兴是新时期国家重大战略,是一项系统工程。中国地域广阔,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区域差异显著,乡村振兴路径需要体现乡村发展的综合性、复杂性和区域性。来自乡村地理学领域的16位青年学者,以笔谈方式,对中国乡村振兴的科学路径开展了深入讨论。核心观点如下：（1）乡村振兴需要遵循时空分异规律,重点关注乡村发展的时空传承与现实需求之间的衔接,建立彰显地域特色和具有可操行性的理论和技术体系,分类、有序地推进乡村的人居环境、产业体系、生态环境和治理模式等转型。（2）力求城乡融合和联动,构建城乡复合多中心网络体系,创新采用“乡村群”空间组织模式,以乡村内生力、城镇辐射力与规划约束力共同驱动乡村振兴。（3）在中国“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下,农业承载着食品安全、社会稳定和生态产品等多重功能,需要构建农业“全价值链”的发展路径,促进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助力乡村产业兴旺。（4）在能源富集区,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需求前提下,需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西南地区,依托山区特色生态、人文资源打造山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重塑乡村旅游新品牌、构筑山水田园乡村家园;在东北地区,乡村振兴应与“东北振兴”战略协同推进,有序分类推进;在长三角地区,应在全面认知乡村工业化到乡村城镇化,再到乡村特色化,到乡村的社会、文化和生态建设的阶段演化特征基础上,寻求差异化的乡村振兴路径;在西北地区,应在生态保护的前提下有效提升乡村“自主脱贫”的能力,实现从“输血”扶贫向“造血”扶贫转变;在京津冀地区,需以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推动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在资源型地区,乡村振兴核心将以一二三产业融合的高效农业体系替代以资源开采为核心的产业体系;在传统农区,优化耕地利用转型同农村劳动力结构变化的耦合格局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在经济发达地区,具有“混杂性”特征的乡村,需激活农村土地资源的资产和资本属性,推进空间有序整合与活化,寻求多主体共同参与和缔造的现代乡村治理模式。     

催化视角下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共同富裕的机制与路径研究——以湖南省板梁村为例

传统村落是特殊的乡村地域单元,更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薄弱之地,如何促进传统村落实现共同富裕成为当前亟需解决的科学问题。运用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及文本分析等研究方法,借鉴催化反应动力学原理与城市催化剂理论,结合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发展现实背景,构建了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共同富裕催化机制,并以湖南省板梁村为例,探究了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共同富裕发展路径。研究显示：（1）将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系统视为催化载体,构建了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要素注入—载体吸附—效能释放”共同富裕催化机制。（2）载体通过吸附活性要素形成催化剂并释放环境清洁卫生与生态旅游持续、空间规划综合布局与空间联动多功能化、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关系网络织补与利益权力协调等催化效能,促进板梁村达成生态持续、经济发展、文化传承、社会和谐与制度完善五维度目标,从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研究充实了共同富裕的基本逻辑与发展路径,试图为中国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战略目标提供参考,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声音

<正>“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5个方面的中国特色，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这既是理论概括，也是实践要求，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明了一条康庄大道。”     

长江经济带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思考

长江经济带具有其他区域无法比拟的生态资源存量优势,在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方面,更具规模效应、示范效应和可持续性。长江经济带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具体体现、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关键路径、是推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对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十四五”时期,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统筹谋划,夯实绿色发展基底,提升绿色发展质效;因地制宜,通过生态农业、生态文旅等产业拓展“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渠道;明晰产权,完善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方法,促进生态产品可量化;发挥政府主导和市场主体作用,提升绿色金融支撑能力,破解生态产品难变现、难抵押、难交易等难题。     

城乡融合导向下乡村发展动力机制

乡村振兴关键是要运用城乡互动关系的变化,加强城乡合作实现乡村发展,亟需对城乡融合导向下的乡村发展动力机制进行研究。运用概念性框架法与结构方程模型构建城乡融合导向下乡村发展的动力机制与路径,并以徐州市2018年120个乡镇为样本进行验证。结果表明：城乡同质融合是乡村发展的外部动力,城乡互补融合是乡村发展的内在动力;外部动力包括城乡基础设施融合与公共服务融合两方面,其间接作用于乡村发展的效应大小分别为0.1558与0.6836;内部动力包括乡村吸引力与要素集聚两方面,其直接作用于乡村发展的效应分别为0.702与0.3356;外部动力主要靠政府投资推进城乡基础设施融合与公共服务融合来实现,内部动力则要靠乡村规划来塑造。本文对地方政府在操作层面开展乡村振兴工作有重要参考价值。     

城乡融合背景下淮海经济区乡村发展潜力——以苏北地区为例

乡村可持续发展与建设是乡村振兴的目标与愿景,也是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构建可持续城乡融合系统的落脚点,在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剧背景下,明确乡村发展阶段与状态、测度发展潜力对有效识别乡村未来发展方向和模式、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以地处淮海经济区核心区的苏北地区为研究对象,以7980个行政村为评价单元研究村域单元的乡村发展状态,通过县域尺度上对城乡发展阶段进行约束,以"差异化+一致性"的思路进行乡村发展潜力的综合测度。研究结果如下:(1)研究区乡村可分为"城镇主导""城乡联动"和"乡村主导"三类发展阶段,数量占比分别为15.38%、46.15%和38.46%;(2)研究区乡村发展状态指数最大值和平均值分别为6.209和1.714,具有高值区、低值区集聚的特征;(3)研究区乡村发展潜力最大值和平均值分别为2.827和0.923,发展潜力为低、较低、中等、较高和高的评价单元占比分别为4.45%、15.20%、23.22%、35.39%和21.74%;(4)依据乡村发展潜力可将研究区分为"重点挖潜区""权衡挖潜区""适度挖潜区"及"重要维护区"四类,建议分别采用"激发隐性活力,缩小区内差距""以优势要素带动,实现区域权衡发展""明确发展劣势条件,适度填补潜力空间"及"保持发展模式,实现稳定发展"的发展思路。     

乡村旅游发展促进农村可持续生计的空间效应及机制

乡村旅游发展对实现生计可持续、促进城乡和区域共同富裕能够发挥建构性和工具性作用。选择2010—2020年中国30个省域的面板数据样本,采用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检验和空间面板计量模型等研究方法,从整体与区域视角分析了中国乡村旅游发展促进农村可持续生计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中国乡村旅游发展和农村可持续生计在时间上表现出高值省域的优势锁定,且均呈现由东南向西北递减的空间分异格局,在空间上二者之间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与关联特征;乡村旅游发展能够通过内外部响应双重作用机制发挥其对传统生计替代效应的适应性,扩大增权效应、增强内源性发展动力实现本地区农村生计可持续,并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带动邻接地区农村生计可持续发展;乡村旅游发展在生计脆弱性、生计资本、生计恢复力和生计结果的多维要素作用下影响农村可持续生计,呈现出直接效应“由西部向中部和东部递减”、空间溢出效应“由中部向西部和东部递减”的区域异质性。     

城乡融合背景下淮海经济区乡村发展潜力——以苏北地区为例

乡村可持续发展与建设是乡村振兴的目标与愿景,也是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构建可持续城乡融合系统的落脚点,在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剧背景下,明确乡村发展阶段与状态、测度发展潜力对有效识别乡村未来发展方向和模式、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以地处淮海经济区核心区的苏北地区为研究对象,以7980个行政村为评价单元研究村域单元的乡村发展状态,通过县域尺度上对城乡发展阶段进行约束,以“差异化+一致性”的思路进行乡村发展潜力的综合测度。研究结果如下：（1）研究区乡村可分为“城镇主导”“城乡联动”和“乡村主导”三类发展阶段,数量占比分别为15.38%、46.15%和38.46%;（2）研究区乡村发展状态指数最大值和平均值分别为6.209和1.714,具有高值区、低值区集聚的特征;（3）研究区乡村发展潜力最大值和平均值分别为2.827和0.923,发展潜力为低、较低、中等、较高和高的评价单元占比分别为4.45%、15.20%、23.22%、35.39%和21.74%;（4）依据乡村发展潜力可将研究区分为“重点挖潜区”“权衡挖潜区”“适度挖潜区”及“重要维护区”四类,建议分别采用“激发隐性活力,缩小区内差距”“以优势要素带动,实现区域权衡发展”“明确发展劣势条件,适度填补潜力空间”及“保持发展模式,实现稳定发展”的发展思路。     

论习近平扶贫思想的生成逻辑

习近平扶贫思想是新时代中国扶贫开发战略的主要指导思想,也是最新的理论成果,其生成逻辑包含三重意蕴:马克思恩格斯的反贫困理论、中国传统文化扶危济困价值理念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构成了习近平扶贫思想的理论逻辑;加快实现共同富裕,全面推进建成小康社会、丰富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健全与完善中国扶贫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构成了习近平扶贫思想的现实逻辑;以人民至上为其政治实践旨向,以精准扶贫为其基本方略,以激发内生动力为其战略要求,以科学扶贫为其根本遵循,以凝聚合力扶贫为其依靠力量构成了习近平扶贫思想的实践逻辑。习近平扶贫思想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衔接提供了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