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村落文化景观基因生产的过程与机制——以皇都村为例

传统村落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和保护的重要场域,文化景观基因作为地方文脉延续和区域特色呈现的核心载体,在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更新过程中不断得到生产。以皇都村侗族大歌为例,采取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的质性研究方法,通过构建“景观基因—空间生产”的分析框架开展传统村落文化景观基因生产的过程与机制研究。研究发现：（1）皇都村侗族大歌的生产可分为原型生成、结构重组和意义修复三个阶段,文化景观基因呈现出从遵循原真价值认知到满足旅游消费转型,最后顺应文化身份认同的变化过程。（2）文化景观基因生产呈现出“外壳—中介—内核”的结构机制,政府和市场在时空尺度的资本循环作为外壳推动空间表征,精英群体在日常生活中的权力行为作为中介支撑表征空间,本地村民作为村落主体承载着生产的内核实现文化原真实践的表达。（3）资本在生产中通过资源资本化、资本空间化和空间资本化,实现其三重循环;权力在精英群体作用下,通过话语表征、技能规训和身份认同完成行为逻辑的建构;村民主体通过内生行动的实践表达,从最初代际传承下的简单参与到旅游消费下的抵制抗议,最终在遗产保护号召下发挥协作作用。     

湘江流域传统村落景观基因变异及其分异规律

传统村落在历史、文化、经济、旅游和科学等多个方面价值颇高,保护传统村落的空间格局和文化内涵极为重要。以中国湘江流域上中下游六个典型传统村落为例,以景观基因理论为基础,运用景观基因分析法识别了湘江流域传统村落景观基因,分析了上中下游传统村落显性物质景观基因与隐性非物质文化基因的变异特征,总结了湘江流域传统村落景观基因变异特征及分异规律,研究结果显示：（1）湘江流域上游传统村落平面基因变异相悖于本土的情况侧重发生在平面结构变异上;立面基因的变异相悖于本土、突变后直接消亡的情况较多;文化基因上受外来冲击的不适感较强,有加剧景观基因变异的风险和趋势。（2）湘江流域中游传统村落对立面基因的改动需求较大,且改动时间较早,造成立面基因变异以及平面基因中街巷格局、平面布局变异较大,变异后相悖于本土的特征显著;而在文化基因中,对文化的变异融合接受能力强,变异相融于本土的情况显著。（3）湘江流域下游传统村落在形态、布局特征明显的平面基因中产生的变异不大显著;在立面基因中遭遇突变后直接消亡的特征明显;在文化基因中,对家风信仰的基因变异以相融于本土为主,习俗礼仪的基因变异呈现分化趋势,单民族聚居式的家族以相悖于本土的特征为主,多民族聚居式的家族以相融于本土的特征为主。     

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探讨——以邯郸市为例

本文以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作为主要研究课题,以邯郸市为例,首先分析了邯郸市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存在的问题,而后提出了推动邯郸市传统村落文化景观可持续发展才建议,以期保护传统村落文化景观的真实性与完整性。     

催化视角下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共同富裕的机制与路径研究——以湖南省板梁村为例

传统村落是特殊的乡村地域单元,更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薄弱之地,如何促进传统村落实现共同富裕成为当前亟需解决的科学问题。运用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及文本分析等研究方法,借鉴催化反应动力学原理与城市催化剂理论,结合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发展现实背景,构建了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共同富裕催化机制,并以湖南省板梁村为例,探究了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共同富裕发展路径。研究显示：（1）将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系统视为催化载体,构建了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要素注入—载体吸附—效能释放”共同富裕催化机制。（2）载体通过吸附活性要素形成催化剂并释放环境清洁卫生与生态旅游持续、空间规划综合布局与空间联动多功能化、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关系网络织补与利益权力协调等催化效能,促进板梁村达成生态持续、经济发展、文化传承、社会和谐与制度完善五维度目标,从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研究充实了共同富裕的基本逻辑与发展路径,试图为中国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战略目标提供参考,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中国传统村落与贫困村的空间相关性及其影响因素

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布的五批传统村落及“十二五”期间“整村推进”贫困村为对象,分析中国传统村落和贫困村的空间相关性,并探讨其与区域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因素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传统村落与贫困村的空间相关性方面,传统村落密度高—贫困村密度高的聚类区域主要分布在湖北、湖南、贵州以及广西的交界、山西北部,集中在连片特困山区。低—低类型区域主要集中在东北沿边、西北以及部分沿海地区,低—高类型区域集中在省际边界地区,高—低类型区域则主要分布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浙江和福建。（2）将传统村落密度低—贫困村密度低类作为参照,低—高类区域与交通可达性水平、地区经济发展显著负相关,与人口、气温、高程、坡度这几个变量显著正相关;说明传统村落密度低的区域,人口更多、交通可达性水平差、地区经济发展更差、自然条件更为恶劣（气温变化、坡度和高程增加,降水量少）地区,陷入贫困的风险也更高。（3）相对低—低类型区域,城镇化率与高—低类型区域显著正相关,说明当同时位于低密度贫困村区域时,传统村落密度更好的地区其城镇化率也更高,城镇化进程没有严重冲击传统村落的保护;高—高类区域与交通可达性水平、人口呈显著负相关。（4）不同坡度、气温、降水量对传统村落与贫困村分布空间相关性的影响情况均有所不同,因此有必要因地制宜制定传统村落扶贫开发策略。研究成果可为我国基于传统村落保护和开发的乡村振兴提供一定的对象指引支撑。     

丝绸之路甘肃段汉代村落遗址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 【封面文章】

运用历史文献分析法和GIS空间分析法对丝绸之路甘肃段汉代村落遗址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复原与认识,并引入地理探测器进行单因子分析以更准确地探求各影响因子对村落遗址空间分布决定程度,进一步揭示区域内自然环境要素与人类自身活动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该段392处汉代村落遗址总体呈现“大分散、小集聚”空间分布格局,且形成若干分布核心区。其中,今金塔县东沙窝一带是研究区域内村落遗址空间集聚度最高地区,密度可达3.036处∙ (100km²)⁻¹;（2）从微观层面看,村落遗址面积规模和文化层厚度数量均有较为明显的等级分布特点,大体呈“金字塔”型,且研究区域东、西部之间受地形地貌、生产方式、历史文化等影响存在一定差异性;（3）村落遗址濒水特征显著,且多分布在坡度＜3°的黄土台地、丘陵及冲积平原、绿洲上。水源因子解释力远大于其他各因子,权重占比达28.80%,中心城邑、道路交通依次次之。水源是影响该区域村落遗址空间分布的主导因素。同时,不晚于汉代村落选址布局虽仍受水源等自然环境因素制约,人文社会诸要素对村落形成发展的影响作用却也日益凸显。     

中国自然保护地研究的现状、问题与展望

通过文献内容分析,探究中国自然保护地研究主题的变化过程与研究特征,揭示中国自然保护地研究的现状和问题,提出研究展望。结果显示：（1）中国自然保护地研究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起步探索阶段（1998—2008年）、多元拓展阶段（2009—2018年）、深化发展阶段（2019年至今）;（2）国内研究总体循着“自然资源调查—开发利用—体系建设—多元治理”方向不断深入并拓展,研究主题可分为体制建设、空间分布和管控、生态环境的监测与评估、自然保护地与社区发展、游憩利用五个方面,各主题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和演进趋势;（3）基于各主题的研究现状及新时代背景,提出自然保护地研究框架及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背景下的体制建设深化研究、自然保护地“自然—人类—社会”复合生态系统研究、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的自然保护地空间布局研究、自然保护地与社区良性互动发展研究、自然保护地游憩开发与管理研究等五个研究方向的科学问题。     

自然保护地的文化景观价值演变与识别—以泰山为例

中国的自然保护地具有生态和文化双重价值,文化景观作为自然与文化的交界面,如何识别其价值对中国自然保护地的管理至关重要。以泰山为例,通过古籍文献和实地勘察等方法,从历时性角度对泰山的文化景观价值演变进行剖析。研究发现,泰山文化景观价值经历了山岳崇拜的自然价值、君权神授的政治价值、佛道信仰的宗教价值、祭祀游居的民俗价值及保护利用的综合价值五个阶段。结论认为：自然保护地文化景观价值的演变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名山自然保护地的文化景观价值演变是从自然到文化再到综合、从御到民、从单一到多元、从分离到融合的过程;自然保护地文化景观价值的构成要素包括思想基础、环境条件、行为方式及空间结果四部分,具有鲜明的完整性、系统性和动态性特征。文章还对自然保护地文化景观价值的识别策略进行了讨论,为相应类型的国家公园和其他类型自然保护地建设提供参考。     

旅游导向下自然保护区外围区空间演变——以长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外围区为例

自然保护区的外围地区是自然保护区旅游服务的主要集聚地，同时也承担着生态保护和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功能，厘清自然保护区外围区空间演变特征与机制对于自然保护区及周边的整体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土地利用变化为切入点，探讨旅游导向下长白山自然保护区外围区的空间演变，界定自然保护区外围区“生态稳定—生产生活—旅游服务”三大功能空间，构建基于土地利用类型划分的功能空间识别方法，结合多源数据，对2005—2020年间长白山自然保护区外围区空间演变特征进行分析并探讨其驱动机制，结果发现：（1）长白山自然保护区外围区以生态稳定功能空间为主导，但逐渐向生产生活功能空间和旅游服务功能空间转化，功能空间变化主要集中在人为活动较为密集的城镇周边。（2）生态稳定功能空间先扩大后减小，景观格局逐渐多元化。生产生活功能空间不断增加，城镇化快速发展，推动大量生态稳定功能空间转化为生产生活功能空间。旅游服务功能空间显著增加，逐渐带动地方形成以旅游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推动生态稳定功能空间、生产生活功能空间向旅游功能空间转化。（3）功能空间转化受自然环境、政策落实和社会经济发展等多种因素影响，其中政策落实、城镇发...     

论都江堰核心灌区林盘文化景观遗产保护

<正>都江堰核心灌区林盘文化景观遗产,是川西平原特色的乡土文化景观,也是天府农耕文明之源,刻画着都江堰的山水之美,拥有历史见证价值、生产价值、生态价值。图为都江堰核心灌区林盘文化景观。作为拥有两千多年农耕文化历史的巴蜀名城,都江堰核心灌区内林盘历史悠久,川西民居点缀其间,展现出天府之国的农耕魅力,形成了特有的林盘文化景观,成为川西平原传统土地利用方式的典范。都江堰核心灌区在林盘文化景观遗产构成方面,包括川西平原传统农业景观、都江堰灌溉景观以及林盘聚落体系,     

新农村村落生态景观规划设计实践——以湖北省麻城石陂村为例

总结了我国农村在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造成整体风貌落后和失去地方文化特色,提出了利用村落生态景观规划实现新农村的建设目标:农村基本建设的优化、环境的美化;结合湖北石陂村实践,指出村落生态景观规划设计策略上应重点发展村落核心景观——村落文化广场和村落生态廊道,利用广场与廊道分割合理布局村落用地,并注重保护环境敏感区,对农村生活垃圾进行生态、无害化处理,从而实现村落景观的优化。     

数字乡村建设下农旅资源整合及其空间效应——以广州市从化区为例

数字乡村建设是实现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数字技术在乡村空间的嵌入正在改变乡村资源开发与利用方式,也为农旅资源融合提供新的路径。以广州市从化区数字乡村为案例,探讨数字技术推动农旅资源整合过程及其空间效应。研究发现：（1）数字技术的嵌入使得广州市从化区乡村的农业空间从单一的生产空间拓展到“研发—生产—消费”全产业链空间;（2）数字技术推动农旅资源整合发生在实体和虚拟两个场域,打破传统单一的“农家乐”农旅整合路径,实现多样化的发展;（3）数字支持下农旅资源整合拓展了农业空间的内涵、增强了乡村对外部空间的依赖以及促进了乡村表征空间的媒体化,但存在传统乡土性的破坏、过度依赖外部性和同质化发展等问题。     

生态文明建设视域下海南传统村落景观特征与文化传承研究

以海南省47个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村落为研究对象,分析海南省传统村落的地域分布情况及具有地域性、文化性和感知性景观特征,探讨了村落景观生态保护和传统文化的传承问题,对推动城乡统筹和旅游产业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大黄石自然保护地集群空间结构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科学的空间关系和合理的空间结构是保护地治理的基础,美国大黄石生态系统（简称“大黄石”）是多种单元协调共生的保护地集群典范。经过150多年4个时期的建设,大黄石保护地单元空间关系中的边界重叠问题逐步解决,外部相依和内部嵌套相继建立,在更大范围形成土地利用共生圈层和景观尺度的空间相依关系;保护地集群形成了以国家公园为核心、国家森林为主体、其他类型保护地填补空缺的空间结构;“基础—路径—目标”框架可以解释该结构的形成原因,土地权属、政府治理及资源保护利用是保护地集群形成的物质基础、发展路径及建设目标。对中国的启示：空间管控要关注保护地单元的空间关系和保护地集群的空间结构;政府治理要将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方式相结合。     

基于InVEST模型和电路理论的昆明市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关键区域识别

以昆明市为例,综合运用InVEST模型、景观连通性评价和电路理论构建生态安全格局,识别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关键区域.研究表明,昆明市生态源地共34个,面积6421.95km²,呈西多东少、北聚南散的空间分布状态;提取生态廊道67条,全长859.72km,廊道分布空间差异性明显,构建了“一环、三区、三屏、六轴、多点”的生态安全格局;识别27处生态夹点和33处生态障碍点,为需进行生态修复的关键区域,面积分别为197.68,155.84km²,主要分布在南部地区;综合关键区域的不同地理特征和地类现状,提出自然保护为主、人为修复为辅和人为修复与自然保护并重的两类修复策略.研究可为市域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提供参考.     

黄河流域城市生态化建设水平空间格局与障碍因子分析

城市生态化建设作为流域可持续发展重要途径是人地耦合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研究内容。本文旨将宏观的生态城市建设转型为落地性更强的城市生态化建设,通过构建经济、环境、社会、文化及空间生态化五位一体的理论框架,运用主客观赋权法、ESDA、障碍因子诊断模型等研究方法,探究城市生态化建设的空间格局特征和多维提升路径。结果表明：（1）黄河流域城市生态化建设总体上呈现“多中心”的空间分异格局,且呈显著的“中心—外围”逐渐递减的空间分布态势;（2）从空间关联格局来看,高—高集聚区和低—低集聚区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高—高显著集聚区主要分布在山东省及其邻近地区,低—低显著集聚区主要分布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南部 ;（3）从不同城市规模、职能类型、空间载体、流域位置的城市生态化建设特征来看,城市生态化建设水平与城市规模等级成正比,职能综合城市、发育程度高的山东半岛城市群、优先开发地区的华北平原、黄河流域下游及右岸的城市生态化建设水平相对更高;（4）不同类型城市的生态化建设障碍因子存在明显差异,总体上黄河流域城市生态化建设的障碍因子主要是人均水资源总量、单位GDP能源消费量、研发（R&D）投入占财政支出比重、每万人公共图书馆藏书量及土地利用效率等。未来城市生态化建设应立足城市自身发展状况,因地制宜地提升城市生态化建设水平,建设高质量生态城市。     

西部山区坡地村落空间演进与农户生计改变

坡地村落是指分布在山地、丘陵坡面上的村庄,广泛分布于我国的山区聚落中,是我国乡村聚落的重要类型。西部山区是坡地村落分布的主要地区,"十二五"期间随着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实施,不仅会影响坡地村落的空间重组和人口迁移,也会影响到坡地村落的农户生计和山区区域发展问题。论文以坡地村落空间演进和农户流动为切入口,借助黄土高原和西南山地典型地区的分析,运用GIS和大比例尺地形图分析了坡地村落空间集中和分散的基本特征。通过实地考察和问卷分析,剖析了村落空间演进和人口流动过程中农户耕地资产、收入、基本生活方式等主要生计的改变。结论认为,以减缓生态环境压力、调和人地矛盾和扭转经济贫困为最初目标的人口迁移,总体来说,有着显著的正效应,主要表现在退耕使生态用地比重得到提高、劳动力收入渠道拓宽、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服务得到显著改善等方面。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的厦漳泉地区生态网络空间优化

耦合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和景观生态安全格局,解构城市群地区生态空间结构,是优化农业—城镇—生态网络空间布局的基础。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理论,以福建东南沿海厦漳泉城市群为例,综合生态系统服务最重要区域和生态红线边界确定供给源地,结合自然、经济多要素构建消费格局,应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建立景观生态安全格局,识别需求分区、生态流网络、关键节点等组分,采用分层叠加分析重构厦漳泉地区生态网络空间。结果显示：（1）供给源地占研究区总面积的41.64%,生态缓冲区、生态敏感区和生产生活区分别占22.67%、31.58%和4.11%;（2）供给源地集中于中西部丘陵山区,耗费低值区与供给源地分布一致,而高值区呈“井”字形分布特征,集中于沿海一带;（3）生态流通道网状化程度较高,中西部主要由森林构成,东部沿海区域主要由城镇水系和绿地系统、周边农田构成,驱动因素类型和强度均呈现显著的空间异质性;（4）提出构建厦漳泉地区“九区四组团一带九廊道多中心”的生态网络空间优化布局,协调区域间生产生活生态功能组合,促进经济—生态空间协同发展。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生态保护与国土空间利用策略

研究面向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生态保护与国土空间利用策略,对推进黄河流域生态文明建设和促进全国区域平衡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基于“压力—状态—响应”关系,提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生态保护与国土空间利用策略研究框架;分析黄河流域城镇化发展压力带来的土地开垦、生态退耕和建设占用等生态建设与土地开发行为,及其对国土空间格局和生态系统的影响;并从国土空间开发利用限制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视角揭示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农业生产与国土空间开发的限制性差异;根据目前黄河流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独特的“自然—人文”特征,提出面向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生态保护与国土空间利用策略;实施黄河流域“水资源保护—绿色发展—文化传承”建设协同发展战略,开展黄河流域国家自然保护区保护、生态基础设施网络建设、绿色产业发展与特色文化传承战略部署,并制订相关引导政策与保障措施,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保障。     

传统农区粮食生产转型机制及其安全效应——基于乡村空间治理视角

转型期乡村空间利用问题成为影响粮食安全的重要因素,开展乡村空间综合治理成为推动粮食生产有序转型的重要动力。系统分析乡村空间治理导向的粮食生产转型机制及其安全效应,有益于完善粮食安全的理论和实践分析。本文以乡村空间治理导向的粮食生产转型内在机制分析为突破,结合平原农区典型案例进行实证研究,并探讨了乡村空间治理与粮食安全的内在关系。主要结论如下：（1）乡村空间的不合理利用是限制粮食生产高效运转的重要因素。（2）乡村空间“物质—权属—组织”治理,通过改变粮食生产所需的基础条件达到优化粮食生产的目的,推动粮食生产朝着规模化、高效化、绿色化和公正化转型。（3）香埠村空间治理显著改善了该村粮食生产条件,有效协调粮食安全保障与乡村转型发展的交互作用关系。（4）乡村空间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提升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重要手段和途径。传统农区开展乡村空间“物质—权属—组织”的综合治理,有利于保障转型期粮食安全,落实“藏粮于地”战略,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