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旅游开发促进共同富裕的机制与路径——基于共生视角的分析

乡村旅游在发展乡村经济、实现乡村转型、促进人民致富中发挥重要作用,是全面促进农村繁荣与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以陕西省袁家村为案例地,根据共生理论,采用单案例研究方法,通过结构化数据分析构建乡村旅游开发促进共同富裕的机制和路径。研究结果表明：（1）乡村旅游共生系统包含旅游共生单元、旅游共生模式及旅游共生环境,在旅游开发促进共同富裕的进程中呈现动态演进特征。（2）旅游开发促进共同富裕的运行机制及内涵维度呈现阶段性特点。旅游共生单元借助共生环境,进行共生能量创造,产生共生作用,引致共生能量分配、共生能量传染,最终促进共生效应。（3）旅游开发促进共同富裕实现路径体现了旅游共生系统的共建共创共享。袁家村始终是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通过广泛吸纳旅游经营人才、推进旅游产业升级转型、实行农民股份制运营,促进共同富裕。研究结论对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及共同富裕目标实现具有积极的实践意义。     

共同富裕目标下革命老区乡村旅游发展的农户生计效应

依托红色资源发展乡村旅游是革命老区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特色路径。以共同富裕目标为导向,基于改进后的SLF框架,构建革命老区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户生计的影响效应评价模型,采集井冈山10个村落326户农户感知数据,评价乡村旅游发展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1）研究区域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户生计的影响效应处于中等水平;（2）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推动正处于一个由表及里、从显性变化到内生发展的过程之中;（3）相较于企业主导的民宿型模式,社区主导的研学型模式是更契合共同富裕内涵的革命老区乡村旅游发展模式。针对研究区域乡村旅游产业发展不充分、社区内生动力不足、农户参与能力不够等问题,从产业高质量发展、治理机制创新、增收能力提升等方面提出了针对性建议。     

共同富裕目标下乡村旅游资源创造性传承与开发

共同富裕目标下,如何通过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实现乡村创新性发展,是新时代背景下乡村旅游研究的重要议题。来自地理学、旅游学、管理学等领域的8位专家学者,以笔谈的方式从资源利用、参与主体、机制保障等不同视角,探讨了乡村旅游资源的创造性利用以及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路径。具体而言：在资源利用上,重视乡村文化资源的传承和利用,形成“非遗”等资源的创造性传承发展路径,同时以艺术赋能乡村旅游资源开发,并通过数字经济赋能破解乡村发展难题;在参与主体上,充分发挥企业的主体性力量,协同政府、企业、社区等各方力量建构可持续的分配机制,推动“人人共享”的共同富裕目标实现;在机制保障上,乡村旅游资源创新性利用要构筑乡村产业发展与居民在地乐居的机制体系,同时注重乡村旅游资源的空间价值,强化制度政策的公平性原则,构建“旅游驱动+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共同富裕”的新型发展模式。     

探索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道路：乡村旅游资源创新开发的理论与实践——写在专辑刊发之后的话

<正>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党的“二十大”报告把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五大特征之一，为我们深入理解实现共同富裕的重大意义、战略目标和实践途径提供了理论指引。推动共同富裕，短板弱项在乡村，优化空间和发展的潜力也在乡村。切实解决乡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问题，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乡村旅游是新时期弥合解决城乡差距，推动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繁荣乡村经济、     

共同富裕目标下综合乡村旅游开发的可持续生计效应——基于浙江省安吉县鲁家村的案例实证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与重要特征。在新发展阶段,厘清共同富裕在不同地域、不同群体中的发展路径及实现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综合乡村旅游开发的可持续生计框架,以浙江省安吉县鲁家村为例,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灰色关联分析等方法,探索共同富裕目标下综合乡村旅游开发的可持续生计效应及优化路径。结果显示：（1）综合乡村旅游是促进乡村旅游地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模式,网络、嵌入、内生、互补、增权等关键变量的发展能够为乡村旅游地带来持续的发展机会与向内的发展成果,促进乡村旅游发展效率与发展公平的有机统一。（2）鲁家村综合乡村旅游的互补性发展最为显著,增权次之,综合乡村旅游的可持续生计效应主要体现在网络、互补、增权等关键变量的发展对居民生计资本的影响上。（3）综合乡村旅游对不同类型居民的生计发展均存在显著影响,旅游主导、旅游参与型居民需要围绕社会网络关系展开生计优化行动;旅游专营型居民需要以个体能力发展、旅游者深度体验参与为基础确立生计优化方向;合作网络、增权、信息网络需要进一步向非旅游参与型居民拓展,以推动全体居民生计的共同优化与共同富裕。基于以上分析,进一步从网络、嵌入、内生、互补...     

共同富裕目标下的乡村旅游资源开发逻辑及关键问题分析

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新阶段讨论乡村旅游的发展走向问题,要从改革的视角继续强化乡村旅游的服务角色定位。从发展乡村旅游的实践逻辑框架入手,以市场开发目标与政策服务目标两个角度进行分阶段对比分析,有助于找出强化政策价值的关键问题。分析发现：在资源梳理与挖掘阶段,实现市场目标与政策目标在乡村旅游资源观上的辩证统一,需要积极强化乡村旅游的正向功效,谋求乡村地区细节性短板内容的改善与提升;在内容规划与提升阶段,科学解决乡村旅游合作开发中的委托代理问题,需要厘清合作各方的责权利关系,并通过完善监管激励制度、提升信息透明度、提高寻租和违约成本的手段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在实施运营与管理阶段,统筹优化乡村旅游发展要素配置,要在集约用地方式、人才引进与培养、多元化资金筹措、技术应用赋能等方面多措并举。     

共同富裕目标下中国乡村旅游资源的理论认知与应用创新

资源创造性利用是乡村旅游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和关键动力，也是重大科学问题和现实需求。访谈表明：乡村旅游蓬勃发展，但仍存在认识不足、机理不清、促进效应有限等现实问题。鉴于共同富裕短板、弱项、潜力均在乡村，要从不同视角持续关注。紧扣这一问题，要厘清乡村旅游促进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与驱动逻辑、创新乡村旅游产业体系、构建促进共同富裕模式与实现机制等；还要落脚于村民参与机制与内生动力培育、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及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促进机制、数字赋能机制与路径、旅游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空间效应与土地利用优化等实践中，并促进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发展等。以便为乡村旅游资源创造性利用、促进共同富裕提供理论支撑和应用依据。     

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演化机制及其资源开发模式

乡村文化是乡村旅游地的精神内核,探究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现象并据此提出文化资源开发模式,是有效推动乡村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基础工作。选择典型乡村旅游地江苏省东山镇进行田野调查、深度访谈和问卷调研,结合多种空间计量和数理统计方法揭示其文化胁迫演化特征及动力机制,进而提出乡村文化资源的创新开发模式。结果表明：乡村旅游地自然景观、聚落景观、生产生活、人际交往和精神仪式文化胁迫演化特征存在明显差异,整体表现出路径依赖和空间锁定效应,且当前随着旅游开发程度的提升这一特征趋于明显;当地居民个体层面的差异及乡村整体层面的旅游产业弊端、社区发展和人口变化均对乡村文化产生影响,两个层面的胁迫因素通过阻滞力和调整力,持续驱动乡村文化系统发生嬗变并实现阶段式发展;提出修复与保育、活化与参与、公平与导引、自主与创新、身体与仪式五大乡村旅游地文化资源开发模式。研究可为乡村文化资源的科学保护与合理利用提供实践参考,为实现乡村旅游的高质量发展以助推乡村全面振兴提供理论依据。     

共同富裕视域下乡村旅游发展的区域不平衡性：理论内涵、关键问题与指标体系

乡村旅游发展的区域不平衡是制约乡村共同富裕的突出问题。研究立足共同富裕新挑战,超越单一经济视角,兼顾物质和精神富裕,考量绝对与相对贫困,剖析区域间与区域内多层空间,在宏微观人本理念指导下对乡村旅游发展区域不平衡的内涵进行更新;指出共同富裕视域下乡村旅游发展的区域不平衡性关键问题;建构宏观、中观和微观指标体系。宏观层面通过生态指标、供给指标、文化指标衡量发展能力,社会指标衡量发展机会,经济指标和治理指标衡量发展结果;中观层面通过居民协同治理水平、分配公平水平测度各主体间发展过程的公平性与发展结果的共享程度,主客价值共创水平测度居民与旅游者的互动关系;微观层面以居民满意度为落脚点,关注乡村旅游地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公平感、安全感等。研究为动态化、精细化和定量化研究区域不平衡性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与分析工具,有助于丰富乡村旅游研究的理论内涵,为推动乡村共同富裕和区域旅游协调发展提供科学依据与应用参考。     

中国区域共同富裕实践中乡村旅游作用机制

以2011—2020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为样本，构建乡村旅游发展水平与区域共同富裕的指标评价体系，实证测度和分析了中国乡村旅游发展水平与区域共同富裕的时空特征，采用空间自相关方法揭示其空间关联特征，同时，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对乡村旅游与区域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响机制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结果表明：（1）中国乡村旅游发展水平与区域共同富裕持续、稳步提升，且在地理空间上呈现较显著的空间集聚与关联特征；（2）乡村旅游发展对区域共同富裕具有明显的正向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即乡村旅游发展水平每提升1%，本地共同富裕水平将上升0.258%，邻近省域上升0.126%;(3)乡村旅游分级指标中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发展条件对本地共同富裕存在正向作用，且对邻近省域存在不同程度溢出效应，文化效益仅存在直接效应，溢出效应不显著；（4）乡村旅游发展对于区域共同富裕的影响程度存在区域差异，其中，中部地区乡村旅游发展对区域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作用更大。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镇大气污染治理研究

立足于新时代下,有效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其本质目的在于实现农村全面发展和乡村社会繁荣,通过促进农村经济的持续增长、改善农民生活水平、保护乡村环境、提升农村社会文明水平等方面的努力,实现城乡发展协调一体化,推动乡村与城市间的差距逐步缩小。而随着城乡振兴战略的逐步推进,乡镇地区所存在的各类环境污染问题越发严峻,尤其是大气污染,这不仅对当地居民的健康造成威胁,对乡村生态环境和农业生产均会诱发不利影响。因此,研究乡镇大气污染治理措施,对于实现乡村振兴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镇大气污染治理展开分析和论述。     

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探索与思考——乡村地理青年学者笔谈

乡村振兴是新时期国家重大战略,是一项系统工程。中国地域广阔,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区域差异显著,乡村振兴路径需要体现乡村发展的综合性、复杂性和区域性。来自乡村地理学领域的16位青年学者,以笔谈方式,对中国乡村振兴的科学路径开展了深入讨论。核心观点如下：（1）乡村振兴需要遵循时空分异规律,重点关注乡村发展的时空传承与现实需求之间的衔接,建立彰显地域特色和具有可操行性的理论和技术体系,分类、有序地推进乡村的人居环境、产业体系、生态环境和治理模式等转型。（2）力求城乡融合和联动,构建城乡复合多中心网络体系,创新采用“乡村群”空间组织模式,以乡村内生力、城镇辐射力与规划约束力共同驱动乡村振兴。（3）在中国“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下,农业承载着食品安全、社会稳定和生态产品等多重功能,需要构建农业“全价值链”的发展路径,促进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助力乡村产业兴旺。（4）在能源富集区,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需求前提下,需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西南地区,依托山区特色生态、人文资源打造山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重塑乡村旅游新品牌、构筑山水田园乡村家园;在东北地区,乡村振兴应与“东北振兴”战略协同推进,有序分类推进;在长三角地区,应在全面认知乡村工业化到乡村城镇化,再到乡村特色化,到乡村的社会、文化和生态建设的阶段演化特征基础上,寻求差异化的乡村振兴路径;在西北地区,应在生态保护的前提下有效提升乡村“自主脱贫”的能力,实现从“输血”扶贫向“造血”扶贫转变;在京津冀地区,需以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推动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在资源型地区,乡村振兴核心将以一二三产业融合的高效农业体系替代以资源开采为核心的产业体系;在传统农区,优化耕地利用转型同农村劳动力结构变化的耦合格局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在经济发达地区,具有“混杂性”特征的乡村,需激活农村土地资源的资产和资本属性,推进空间有序整合与活化,寻求多主体共同参与和缔造的现代乡村治理模式。     

我国乡村旅游绿色发展探讨

乡村旅游依托乡村区域的自然环境、田园风光、特色民俗、乡土文化等资源得到了快速发展,与此同时,乡村生态环境的污染、旅游资源的破坏和景观的损毁也成为乡村旅游发展中需要正视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从转变发展观念、树立乡村旅游绿色发展观,加强政府管理、引导乡村旅游绿色发展,净化乡村生态环境、打造宜游空间,完善配套服务、推动乡村旅游绿色发展转型等几个方面加以努力.     

数字乡村建设下农旅资源整合及其空间效应——以广州市从化区为例

数字乡村建设是实现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数字技术在乡村空间的嵌入正在改变乡村资源开发与利用方式,也为农旅资源融合提供新的路径。以广州市从化区数字乡村为案例,探讨数字技术推动农旅资源整合过程及其空间效应。研究发现：（1）数字技术的嵌入使得广州市从化区乡村的农业空间从单一的生产空间拓展到“研发—生产—消费”全产业链空间;（2）数字技术推动农旅资源整合发生在实体和虚拟两个场域,打破传统单一的“农家乐”农旅整合路径,实现多样化的发展;（3）数字支持下农旅资源整合拓展了农业空间的内涵、增强了乡村对外部空间的依赖以及促进了乡村表征空间的媒体化,但存在传统乡土性的破坏、过度依赖外部性和同质化发展等问题。     

新时代乡村旅游发展的再思考

新时代,乡村旅游是实现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抓手,是实现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有效选择,对巩固精准扶贫成效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全域旅游理念下,乡村旅游发展具备了良好的宏观环境,但当前乡村旅游发展中存在着"先天不足""运营不当""保障不力"等问题。为此,根据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要求,从重视乡村旅游发展的前期准备工作、依据乡村旅游特点强化运营管理、加强乡村旅游发展的保障体系建设三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对策措施,以期能对新时代乡村旅游发展提供参考。     

乡村振兴目标下的国土整治研究进展及关键问题

中国国土整治历经40年发展,在促进乡村耕地保护、解决土地资源低效利用问题、助力扶贫攻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回顾中国国土整治事业发展历程,基于文献计量分析与文献综述方法总结相关研究进展,提出了未来国土整治研究的关键问题,得到以下结论：中国国土整治事业与研究都历经国土整治规划、专项国土整治、国土综合整治三个阶段,促进乡村振兴是当前国土整治的最重要历史任务;目前形成了以解决国土空间与资源利用问题为目标,以服务政策管理需求为导向,以土地利用研究为理论支撑,以农用地整治、农村居民点整治、国土综合整治等为主要对象并向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拓展的研究体系;形成了包括业务管理部门与特色科研单位为核心的分散组团式研究群体;乡村振兴目标下的国土整治研究围绕土地整治规划选址与分区决策、土地整治项目全流程监测监管与绩效评价、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评价、土地整治政策成效评估等现实需求以及土地整治驱动生态系统变化机制、土地资源优化配置方法、土地利用冲突协调机制等科学问题开展了大量特色研究,充分发挥地理学经世致用特点。面向未来国土综合整治研究,应重点围绕“理论框架—问题识别—规划决策—技术体系”解决关键问题,以理论研究推动中国国土整治事业发展,为促进乡村振兴目标实现做出贡献。     

旅游诱导下乡村能源消费模式转型与综合效益评估——六盘山旅游扶贫试验区的案例实证

乡村旅游已成为推动中国乡村转型和促进能源消费模式转变的重要动力之一。论文以六盘山国家旅游扶贫试验区为案例,研究了旅游扶贫工程实施后农户家庭能源消费模式转型及其效益变化。结果表明:在农户家庭能源消费由"生活-生产系统"向"生活-旅游系统"的转变过程中,能源利用综合效益显著提升,在促进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改善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相对于传统农户,乡村旅游农户单位能源产出的经济效益(4.53元/kgce)提高2.86倍,同时实现了生态效益0.11元/kgce和社会效益1.09元/kgce的显著提升。研究也发现,有鉴于乡村旅游能源消费在乡村具有广泛的示范性,这种基于大量商品能源输入的能源消费模式不应是乡村能源消费和旅游业发展所应倡导的,也有悖于国家农村能源政策导向。因此,在乡村旅游发展中,应在充分利用当地既有能源基础上,进一步挖掘生物质能(主要是沼气)和太阳能的潜力,建立以新型能源为主体、传统生物质能和商品能源为辅的能源消费模式。     

旅游乡村聚落“生产-生活-生态”空间重构与优化——河北野三坡旅游区苟各庄村的案例实证

优化乡村聚落"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格局是新的发展阶段,加快乡村生态文明建设和推进乡村新型城镇化进程的重要途径。论文采取参与性农村评估PRA、GIS空间分析技术和高清遥感影像相结合的方法,以典型旅游村落苟各庄村为案例,研究了28 a来聚落"三生"空间的重构过程。研究发现,因旅游业导入村落正经历着加速的空间重构过程。在此过程中,传统乡村生产生活空间逐步减少,生活-生产和生态-生产复合新型功能空间逐步增加,具体表现为生产空间由村外向村内转型发展,生活空间由分散到集聚的立体扩展,生态空间由斑块分割向整体利用的全面扩展。与传统乡村聚落"空心化"空间重构过程产业发展集聚、农民居住集中、资源利用集约不同,旅游乡村聚落则以乡村聚落空间融合、立体扩张和适度集约为基本特征。这种空间重构过程和演进模式的基本出发点与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导向一致,代表着未来乡村城镇化进程的一种理想模式。当然,作为旅游城镇化空间演化路径,其发展必须遵循旅游城镇"外向型"发展导向,在生活空间中要重视公共空间扩展和重建,生产空间中要关注服务功能模块化提升,生态空间要重视景观生态整治和历史文脉挖掘,并以配套综合制度体系建构作为保障。研究结论将为推进中国新阶段旅游城镇化提供重要理论基础和规划建设佐证。     

乡村振兴导向的水土资源承载力评价及其优化

农牧交错区水土资源系统平衡对于保障区域农牧业发展至关重要。以宁夏盐池县为例,以乡村振兴目标为导向,运用物元模型开展水土资源系统承载潜力评价,揭示影响水土资源系统承载力变化的驱动因素,以及影响水土资源的短缺因素,探讨乡村地域水土资源失衡的区域分异特征,以及经济社会与资源生态双重导向的优化路径。结果表明：（1）盐池县水土资源系统承载力呈叉字型对称空间分布态势,整体承载力处于中等水平,具有较大的开发潜力,其中花马池镇、惠安堡镇的承载能力较高,麻黄山乡、王乐井乡和大水坑镇的水土资源承载力明显较低。（2）盐池县乡村地域水土资源耦合协调差异明显,整体处于拮抗耦合阶段,镇区耦合协调度较高,乡村地区则相对较低。（3）水资源与土地资源利用缺乏同步性,水资源利用滞后地区应选择水资源适应性管控措施和生态保育+水源涵养的山水林田湖综合体构建,土地资源利用滞后地区应结合土地工程治理措施与产业结构调整,推进落实“三主三分”土地资源优化布局。研究结果可为农牧交错区农业转型发展和乡村振兴工程落地提供参考依据。     

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与乡村振兴

21世纪以来,中国乡村社会经济发展与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明显成效,但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的问题仍较突出。特别是与乡村生活密切相关的人居环境仍为乡村发展的短板。2018年初,国家出台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以着力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乡村,助力乡村振兴战略。本文解析了农村人居环境及其整治的概念与内涵,阐释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与乡村振兴的相互作用机理,剖析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运行模式,梳理了整治成效的评价方法与结果,并展望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研究的重点领域。农村人居环境科学在过去十余年取得了快速发展,在基本理论、演化机理、质量评价、调控策略等方面有明显进展。但是,当前研究对于实践的指导性和支撑性仍存在明显不足,地方具体整治工作仍存在一些认识上或实践上的误区。面向乡村振兴战略需求,新时期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在认识和实践方面要形成“八项共识”。在研究层面,应强化乡村地理学与工程技术科学、城乡规划学、管理学、社会学等的交叉与融合,着力形成集理论研究、技术研发、机制剖析、成效评估、模式优化等于一体的系统性研究体系,可更好地支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实现乡村地域功能显化和价值提升,进而有效助力乡村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