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行为—绩效”框架下农地整理的管护绩效研究

在分析农地整理建后管护基本内涵的基础上开发了农民满意度绩效量表,引入新制度经济学领域"结构—行为—绩效"(SCP)范式,构建农地整理建后管护的"组织结构—管护行为—管护绩效"的分析框架。以湖北省赤壁市黄盖湖农场和嘉鱼县潘家湾镇为研究区域开展实证研究,通过比率标度法和熵权法生成绩效测度的组合权重并得到满意度绩效,运用调查数据检验建后管护的组织结构和管护行为对管护绩效的影响机理,分析组织结构的工作职能、成长机制以及管护行为中的集体行为和个体行为的影响程度。研究结果显示:受访农民对农地整理的管护绩效评价接近于"一般",企业管护模式下黄盖湖农场和集体管护模式下潘家湾镇的管护绩效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表征管护组织持续发展状态、内部结构完善程度的组织结构类变量以及表征管护资金投入、受益农民群体参与程度的管护行为类变量是显著影响管护绩效的解释变量;黄盖湖农场企业化经营的组织结构、潘家湾镇的综合治理改革以及受到县级财政专项支持等外部要素是造成农地整理管护绩效差异的主要原因。研究结论验证了农地整理建后管护SCP分析框架的有效性,为提升农地整理管护绩效提供了理论依据。     

加大行政奖惩力度是中国环境绩效改善的主要原因吗?

"十一五"、"十二五"规划时期,中国单位GDP能耗、SO_2排放总量、COD排放总量等节能减排指标均实现了国家规划目标,这与"十五"计划三项指标均未完成形成鲜明对比。现有研究对此的解释存在宏观和微观层面上的不一致。其重要原因在于现有研究将环境绩效改善的原因完全归于行政奖惩所体现的正式制度的作用,而忽视了非正式制度对节能减排绩效的积极影响。本文建构了以包含正式激励和非正式激励的二元委托代理激励模型为基础的分析框架,利用基于717名不同级别官员的问卷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方法对上述模型进行了检验。实证结果表明,与约束性指标相关的正式制度中规定的11项奖惩措施所产生的激励对官员的环境治理行为力度并没有显著影响,而体现为顺应中央政府导向和上级领导注意力所代表的非正式制度激励对官员环境治理行为力度产生了显著影响。非正式制度激励对环境治理行为力度的影响存在两条路径。在第一条路径中,官员压力是中介变量,即非正式制度产生对官员压力的影响,官员压力又进一步影响官员环境治理行为。在这一路径中,晋升偏好、服从偏好为正向调节变量,正式奖惩的执行严格程度为负向调节变量。这一路径表明,官员晋升偏好越强、正式奖惩执行严格程度越弱,非正式制度激励对地方官员压力的影响越大;官员服从上级偏好程度越强,官员压力对环境治理行为力度的影响越大。在第二条路径中,非正式制度激励被认为直接影响环境治理行为力度,服务偏好是正向调节变量。这一路径表明,地方官员为人民服务的偏好越强,非正式激励对环境治理行为的影响越大。本文的研究发现调和了环境政策执行领域的理论冲突,为深化对中国"压力型"体制的理解提供实证证据。     

社会资本、组织支持对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绩效的影响

在政府主管的小农水治理模式无法充分适应农业分户经营需求的现实背景下,农户参与是实现小农水有效供给的重要方式,也是提升其管护绩效的关键路径。利用黄河灌区中上游的内蒙古和宁夏两个省份(自治区)772户微观农户调研数据,引入社会资本和组织支持因子,考虑农户农业收入水平,采用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的绩效。在对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绩效量表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的基础上,运用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选取农户农业收入水平作为调节变量,分析农户的社会资本和获得的组织支持对其参与小农水管护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和组织支持对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且组织支持影响程度较大;社会资本、组织支持和农户管护行为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绩效,其中组织支持影响程度最大,其次是管护行为,最后为社会资本;农户获得的组织支持显著正向影响其社会资本的积累。多群组分析表明,农业收入水平显著调节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绩效。其中,中高农业收入农户的社会资本对其参与管护行为影响程度最大,中低农业收入农户获得的组织支持对其参与管护行为影响程度最大,低农业收入农户获得的组织支持最有利于其社会资本的积累,而高农业收入农户的管护行为对管护绩效的提升作用最明显。根据以上结果,政府应积极推行小农水的村民自治模式,并为农户提供必要的情感和工具支持,促进农户的相互交流和合作,激发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的积极性,进而提升小农水管护绩效。     

网络嵌入与声誉激励对农户亲环境行为的影响研究

基于社会嵌入理论和声誉机制,利用湖北省、湖南省、安徽省560个农户调研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网络嵌入与声誉对农户亲环境行为的影响路径及其群组差异,并运用变量替换和多元统计回归分析检验了结构方程模型的稳健性.结果 表明:(1)网络嵌入和声誉对农户亲环境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声誉在结构嵌入、认知嵌入对农户亲环境行为的影响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在关系嵌入对农户亲环境行为的影响中具有完全中介效应;(2)在影响农户亲环境行为采纳程度中,认知嵌入大于结构嵌入大于关系嵌入(3)家庭实际种植面积在网络嵌入对农户亲环境行为影响中的作用更为明显,农户家庭实际种植面积增强声誉激励的中介作用.因此,各级政府应重视种植大户的声誉机制构建,引导种植大户亲环境行为,为小规模农户提供示范效应.同时,政府还应为农户提供学习、合作平台.     

企业绿色创新活动的中介效应实证

以"波特假说"为基础,从企业绿色创新活动的中介作用这一视角来分析环境约束、企业绿色创新和企业绩效的关系。为验证本文提出的理论模型及假设,通过发放问卷的方式以江苏省的制造业企业为样本进行了实证研究。首先采用结构方程(SEM)分析法,按照BaronKenny所提出的判定中介作用的4个条件对企业绿色创新活动进行中介效应分析,接着构建了整体结构方程模型进行理论模型检验和路径假设检验。结论显示:企业绿色创新在环境约束与企业绩效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外部环境约束总体上对绿色创新的起正向驱动作用;绿色创新活动对绩效有正向激励。最后在统计分析基础上讨论了绿色创新活动的一些影响因素。     

公平感知、社会信任与流域生态补偿的公众参与行为

厘清公平感知、社会信任与公众流域生态补偿参与行为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对流域生态补偿提质增效,推进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该研究基于山东省大汶河流域的979份实地调研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将制度信任、人际信任同时纳入分析框架,构建起并行中介模型,探究公平感知、社会信任与流域生态补偿的公众参与行为间的内在机理,并引入调节变量（收入水平）进行多群组分析。研究表明：(1)公平感知对公众流域生态补偿参与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公众的公平感知主要受结果公平与人际公平的影响。(2)社会信任在公平感知与流域生态补偿的公众参与行为间起中介作用。公平感知能够显著增强公众的制度信任与人际信任,公众的制度信任与人际信任对其参与流域生态补偿具有正向驱动作用。对比两条并行中介路径的效应强度发现,制度信任的中介作用高于人际信任,表明制度信任是驱动公众参与流域生态补偿的关键变量。(3)拥有较高政策认知度的公众更易开展流域生态补偿参与行为。(4)多群组分析显示,公平感知、制度信任在驱动低收入与高收入群体参与流域生态补偿上作用显著,人际信任则更能驱动中等收入群体参与流域生态补偿。该研究的政...     

城镇化、耕地集约利用与粮食生产——气候条件下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北大核心CSCDCSSCI

将社会经济与自然气候条件相结合,构建了一个集城镇化、耕地集约利用、气候条件与粮食生产于一体的理论框架,实证评估城镇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及路径。基于2000—2018年330个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考察了气温、降水量和日照时数等气候变量调节作用下耕地集约利用在城镇化影响粮食生产的中介效应,进一步分析了该中介效应的程度变化及区域异质性。研究发现:①城镇化对粮食生产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耕地集约利用的中介效应能够削弱城镇化的负向影响。②气候条件能够在耕地集约利用的中介路径中发挥显著的调节作用,气温、降水量与日照时数均能够显著调节该中介作用的全路径,但在不同气候变量的调节下,耕地集约利用的中介作用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异质性。③气温在胡焕庸线以东大部分地区、日照时数在长江流域以北大部分地区,耕地集约利用能够发挥正向中介效应,而降水量在高于800 mm等降水量线的大部分地区则部分削弱耕地集约利用的负向中介效应,即不同气候变量调节的共同作用能够弱化甚至完全抵消耕地集约利用的负向中介效应。总体上,耕地集约利用中介效应与气候条件调节效应的双重作用能够削弱城镇化的负向影响。文章在理论上有助于丰富中国城镇化对粮食生产影响的评估框架,在实践上也有助于为政府促进城镇化高质量发展与保障粮食安全均衡协调提供经验参考。     

劳动力老龄化对农户粮食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长江流域六省农户的调查

基于2017年对四川省、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安徽省、江苏省等6个长江流域粮食主产省份1 027户农户的调查数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SEM)以及自助抽样(Bootstrapping)方法,对劳动力老龄化影响农户粮食绿色生产行为的作用机制及其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劳动力老龄化通过削弱吸收能力的机制抑制了农户粮食绿色生产行为,其中介效应显著为负(路径系数为-0.126)。(2)劳动力老龄化通过要素替代与决策依赖机制显著促进了农户的粮食绿色生产行为,且这种积极影响超过了吸收能力机制的不利影响,使得劳动力老龄化对农户粮食绿色生产行为影响的总间接效应为正(0.176)。(3)总体而言,劳动力老龄化对农户粮食绿色生产行为具有显著的不利影响,因为其直接效应显著为负(-0.328),且大于间接效应。据此,研究认为劳动力老龄化对于粮食生产绿色转型而言不仅是挑战,同时也存在机遇。     

媒介使用对农民水土保持技术采用行为的影响——生态知识和生态风险感知的中介效应分析

基于陕甘宁1152份农户调查数据,运用层次回归模型,以生态知识和生态风险感知作为中介变量,实证分析了媒介使用对农户水土保持技术采用行为的影响及其路径.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不仅通过媒介获取生态信息,还获得了生态知识,形成了一定的生态风险感知;(2)媒介使用不仅对农户水土保持技术采用行为具有直接影响,同时可以通过生态知识和生态风险感知的部分中介效应间接影响农户水土保持技术采用行为;(3)其中,传统媒介和新媒介都对农户水土保持技术采用行为产生正向影响,生态知识和生态风险感知在其中分别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其中新媒介的作用大于传统媒介.因此,需要重视媒介对农户生态知识和生态风险感知的教育功能,从而促进农户采用水土保持技术.     

企业碳披露、绿色创新与碳绩效

绿色低碳发展被认为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灵丹妙药”。碳披露作为企业向利益相关者展视其履约环境责任的重要工具,是企业绿色低碳发展必不可少的关键组成部分。然而,碳披露能否提升碳绩效仍是具有争议的焦点。基于这一现实问题,文章选取2016—2019年中国重污染企业以探究企业碳披露与碳绩效之间关系,并以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运营创新为中介变量,选用中介效应模型探索碳披露对碳绩效的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基于企业异质性（规模、成长性和产权属性）视域检验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运营创新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1)中国重污染企业的碳披露具有治理效应,可有效提升企业碳绩效。(2)绿色创新（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运营创新）是企业碳披露影响碳绩效的重要路径,其发挥部分中介效应。企业碳披露可引致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运营创新,进而提升碳绩效。(3)大型企业通过披露碳排放信息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运营创新从而提升碳绩效的可能性显著优于中小型企业。(4)企业成长性的降低增强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运营创新的中介效应,进而推动碳披露对碳绩效的正向效应。(5)非国有企业的碳披露较国有企业更易诱发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运营创新以提升碳绩效。...     

可持续发展:制度供求与政府责任

社会范围内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必须有健全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供给并配合有强有力的实施机制。然而．由于国家的制度供给功能与地方政府行为异化可能引致经济活动偏离制度目标．非正式制度供给主体的行为异化、经济发展水平及制度成本的非均摊皆可导致制度供给不足并由此引起诸多不可持续现象。本文旨在通过对可持续发展制度供求的理论分析．从可持续发展制度供求的内在要求上。阐述制度供求的非均衡状态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探讨我国在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中制度供给不足的原因。明确提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相应的制度供给责任。以改变不可持续发展的现状。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制度分析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将农民组织起来进入市场、参与竞争的桥梁和纽带,是新时期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和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制度层面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从实现土地规模经营、节约市场交易费用和维护农民利益等三方面分析了合作组织发育的需求诱致性动因;接着从制度环境状况、现有社会科学知识的积累、现存的制度安排、组织的制度变迁成本、非正式制度安排等外部制度供给方面以及产权和组织制度等组织内部制度方面分析了其存在的缺陷;最后提出了推动合作组织发展的政策建议：其一,只要是以“三农”服务为宗旨,政府在政策上都应允许和指导合作组织灵活地创新产权制度、因地制宜地进行多种形式的组织创新;其二,政府要力所能及地为合作组织提供一些制度服务。     

Research on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of low-carbon policies: an empirical study of agricultural companies

Companies bear primary responsibility for low-carbon economy, thus relevant low-carbon policies should be set properly to guide them and to ensure their low-carbon production effectively. To solve the problems generated during low-carbon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verifies the existence of the transmission path and strength. This verification includes mediating variables of companies’ willingness and capacity to conduct low-carbon production, a transmission mechanism through incentive path and resources protection, and questionnaire data of agricultural companies. Conclusions show that the low-carbon policies have obvious positive effects on willingness of corporation; the basic service-oriented policy has a significantly promoting effect on low-carbon production capacity; and low-carbon production performance is positively influenced by willingness as well as capability. Aiming at a better transmission path, some corresponding recommendations have been put forward in the end.     

中国海洋生态保护制度的演进逻辑、互补需求及改革路径

海洋生态问题本质上是制度问题。中国海洋生态保护制度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发展过程,但多种复杂制度之间是否能够形成治理合力,制度缺失、制度无效和制度冲突等问题是否存在,尚有待进一步解答。为此,文章在梳理中国海洋生态保护制度演进逻辑的基础上,基于制度互补视角挖掘现有制度的互补空间,探究查缺补漏、规范修正和协调统筹的制度改革路径,以期推动海洋生态保护制度“从多到优”的有效过渡。中国海洋生态保护制度的演进可分为初步建立、稳步推进和改革转型三个阶段,呈现出从陆海分割到陆海一体化治理、从政府单一主体监管到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从标准规范到法律保障的趋势特征。制度需求引致与制度供给滞后、制度成本制约与制度收益驱动之间的联动关系是推动海洋生态保护制度演进的内在动因。海洋生态保护是一项跨区域、跨部门的复杂系统性工程,不同生态保护制度之间的联动耦合至关重要。立足制度互补理论视角,中国海洋生态保护制度在保护主体、保护手段和保护过程三个层面均存在较大的互补需求,其中保护主体单一的问题主要因制度缺失导致,保护手段的低效主要受到制度适应性不足的影响,而保护过程的割裂主要反映了制度不协调、不匹配的矛盾。基于此,未来中国海洋生态保护制度的补充应围绕政府职责梳理和多元主体参与建设,制度的修正重点在于进一步完善市场激励、信息公开等非政府机制,制度的协调则要实现立足事前、事中和事后全过程,推动政策工具的有效衔接配合。     

中国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与农业周期性增长分析

农业增长除受到基本投入要素的影响,还受制度因素的影响。对于制度因素对农业增长的影响的研究,大多文献是从定性的角度分析。本文运用计量经济学和统计方法,通过对1978-2007年总体和不同阶段农业增长与农村土地制度、价格制度、财政制度和税费制度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探讨制度变迁对农业生产总值增长的推动作用。文章通过分析发现,我国农业在要素投入并没有周期性变化的情况下,农业总产值增长率却呈现一定的周期性。为了探究农业周期性增长的原因,本文结合我国农村经济制度变迁的路径和农业总产值指数变化的特点,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增长分为三个阶段进行分析,同时根据Griliches生产函数构造计量分析模型。通过分析发现,正是由于不同阶段农村土地制度、价格制度、财政制度和税费制度的变迁,导致农业生产总值增长率周期性起伏。因此,制度变迁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农业经济增长的内在决定性因素。     

经营规模、地权稳定与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基于调节效应和中介效应模型的研究

以湖北和山东两省的农户调查数据为依据,实证分析经营规模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地权稳定性的调节作用以及经营规模影响有机肥施用行为的内在传导机制。研究发现：(1)经营规模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2)地权稳定对经营规模影响农户有机肥施用的作用效果存在调节效应;(3)经营规模通过影响农户有机肥施用的行为态度和能力,正向激励农户有机肥施用;(4)有机肥施用行为能力的中介效应强于行为态度。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新古典经济学中有关经济偏好的理论解释,并对有效激励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的对策措施提供了参考与建议。     

可持续发展下的黄河水资源管理

用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综合运用经济、环境、哲学、生态、水文等多学科知识。全面分析建国后黄河水资源管理中的制度缺陷。进而提出在可持续发展下的黄河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新思路。文中在分析黄河水权、水价、水权交易的基础上。认为黄河漉域管理应是一个综合性、多中心、全面的管理模式．强调了漉域管理是一种集体行动。其中制度的作用尤为重要。     

Conditions for successful local resource management: lessons from a Brazilian small-scale trawling fishery

Conditions for successful common-pool resources management institutions have been systematized by Elinor Ostrom as a set of “design principles for robust governance”. The comparison of two attempts to developing a local informal managing institution for shrimp trawling, 30 years apart (the late 1970s and 2010 attempts), and in the same community (therefore, the same socioecological system—SES) in Southern Brazil, provides a convenient ground to test the hypothesis that the degree of success of each attempt is related to the degree of adherence to Ostrom’s principles. Moreover, the comparison allows investigating how conditions and changes in the SES affect management institutions. Our institutional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1970s attempt followed a local rule that best fitted almost all principles, which may explain its relative success and longer-lasting activity. However, changes such as the emergence of new technologies and increased fishing activity gradually led to an erosion of the local rule. A low level of group cohesion, regional socioeconomic changes, increased fishing effort, and lack of legal provisions for fishers to develop local managing institutions were the main factors that led to institutional failure in the two evaluated attempts. Additionally, the lack of ability to adapt to changing conditions weakened the continuity of the management regime. Although Brazil has created new fishery co-management policies, strategies to enable institutions at local levels are urgently needed for improved performance.     

区域品牌发展对资源禀赋的敏感性研究

区域品牌已成为提升区域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对于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基于资源配置体系的内生视角,在对区域品牌发展的驱动机制进行探讨和构建的基础上,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区域资源禀赋对区域品牌发展的影响机理和作用边界,以及制度因素在二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以期通过探索资源禀赋、制度因素与区域品牌发展的关系,揭示以资源禀赋为逻辑起点的区域品牌发展驱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在主效应方面,区域品牌内的品牌声誉、金融支持、技术投入三个资源因素对区域品牌发展均具有显著的驱动作用。作用边界方面,公共营销在品牌声誉与区域品牌发展的关系中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品牌声誉对区域品牌发展的贡献随着公共营销能力的提升而增加;市场维护变量在金融支持与区域品牌发展关系中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区域市场维护力度越强,金融支持对区域品牌发展的促进作用越显著。并且,两项制度因素均能够显著正向调节技术投入和区域品牌发展的关系,即制度因素与区域品牌发展对技术投入的敏感性具有正相关关系。研究结论的实践启示在于,区域品牌发展的核心驱动要素为区域资源的禀赋状态,区域内的企业、地方政府等利益相关主体应从树立品牌声誉、加强金融支持、提升创新技术投入三个方面来提升区域品牌的成长动力。在推动区域品牌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的主要职能应锁定在建构主打产品的公共营销体系和维护产品市场交易秩序两个方面,继而为区域品牌成长提供政策环境和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