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能源消费的能值生态足迹与能源管理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能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城市节能降碳工作迫在眉睫.为缓解城市能源危机,对城市的能源消费和能源管理提供决策依据,本文运用基于能值改进的生态足迹模型,对天津市2000-2008年能源消费的能值生态足迹进行时间序列的测度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天津市能源消费的碳排放结构的动态变化趋势进行分析.结果表明,9年间,天津市能源消费的能值生态承载力缓慢增长,从2000年的0.109 hun2/人增加到2008年的0.234hm2/人,而能值生态足迹增长迅速,从0.357 hm2/人增加到0.491hm2/人,人均生态赤字从0.248 hm2/人扩大到0.257 hm2/人,万元GDP生态足迹从0.210 hm2/人下降到0.091 hm2/人.随着天津市能源消费的增加,能源消费的碳排放量从2000年的2.828t/人增加到2008年的3.971 t/人,碳排放强度从1.664 t/万元降低到0.735t/万元.表明天津市在近9年的发展中,能源消费已经远超过承载力水平,碳排放量不断增加,能源消费的不可持续性已经威胁着天津市经济社会发展.针对天津市能源消费的能值生态足迹和碳排放分析结果,提出了促进能源可持续消费模式形成的对策措施,包括调整能源消费结构、降低能源强度、调整经济结构、鼓励可再生能源利用等.     

中国和世界典型国家能源消费碳排放因素分解研究

基于扩展的Kaya恒等式,应用迪氏对数指数分解法(LMDI)建立因素分解模型,对美国、印度、日本、德国4个典型国家和中国的化石能源消费引起的碳排放进行因素分解,定量分析经济增长、能源强度、能源结构、人口规模对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为分析家庭户数量对中国碳排放的影响,引入家庭户规模对模型进行修正.结果表明,全球、中国及几个典型国家的经济增长效应和人口规模效应为碳排放增长的促进因素,对全球和印度,人口效应略强;对其他几个典型国家,经济增长为主导促进因素.能源强度为碳排放增长的抑制因素,其中美国和德国强度效应较强,抵消了经济增长效应.能源结构效应对美国能源消费碳排放量增长表现为微弱的促进作用,对全球及其他几个典型国家则表现为微弱的抑制作用.修正的模型表明,居民消费模式对碳排放贡献以家庭模式为主,中国的家庭户数量效应大于人口规模效应.     

安徽省工业化石能源消费碳排放研究

按不同化石能源品种的消费量估算安徽省2004—2014年CO2排放量,分析该省工业行业能源消费量及化石能源消费碳排放量的变化规律。在此基础上,采用等维灰数递补动态GM(1,1)预测模型预测3种发展情景下2030年安徽省工业化石能源消费碳排放量。结果表明:安徽省工业化石能源消费CO2排放量由2004年的1.64亿t上升到2014年的4.25亿t;到2030年,在基准情景、低碳情景和强化低碳情景下将分别达到7.51亿t、6.06亿t和4.91亿t。     

基于GFI模型的工业能源强度变动因素分解研究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核算了2001-2010年天津市34个工业行业的能源强度,利用GFI(Generalized Fisher Index)模型将能源强度的变动分解为技术进步、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3个因素.结果表明,从逐年各因素效应的累积值来看,产业结构对天津市能源强度变动的影响最大,其次是能源结构,技术进步的影响较小;在各因素效应值的波动方面,能源结构与技术进步对能源强度变动的影响波动较小,产业结构的影响效应值波动较大.从产业结构的角度来看,天津市2001-2010年重工业产值的增加快于轻工业,二者的差距逐渐加大,这种态势抑制了能源强度的降低;从技术进步的角度来看,由于绿色生产技术的广泛使用,天津市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单位产值能源消耗都呈下降趋势.因此,天津市进一步降低能源强度的重点还应该放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发展绿色产业,促进产业升级;同时,不能忽视能源结构和技术进步因素的作用,大力发展绿色能源和新能源,推广清洁生产技术.     

中国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影响分析

通过相关分析探讨了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与碳排放量的关系.结果表明,二者有明显的相关性(R2＝0.958 1).进一步研究认为,由于中国投资率在35%～40%以上,且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过50%,因此中国过分依赖投资的经济增长方式和以第二产业(工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导致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的主要原因.未来在全球化背景下,经济增长可转变为更多地依靠科技创新、技术进步和制度的改进,因此,调整经济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可以在保持发展经济的同时,使碳排放强度呈逐渐下降的趋势.     

基于STIRPAT模型的黑龙江省碳排放影响因素研究

2005年以来,黑龙江省社会经济持续稳步发展,截至2017年,全省GDP达到15903亿元,增长近3倍,人均GDP增长2.89倍,城镇化率达到60%,第三产业占全省生产总值比重达到55.82%。与此同时,全省碳排放量从19095万吨增加到27251万吨,增长1.43倍。通过对黑龙江省13年间社会经济数据的系统分析研判,人均GDP、城镇化率、碳排放强度等因素对全省碳排放量影响显著。     

近十年福建省旅游碳足迹的测评

利用旅游碳足迹综合模型(模型Ⅰ)和行业模型(模型Ⅱ)对2000—2010年福建省各年的旅游业碳足迹总量和行业碳足迹量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1)模型Ⅰ与模型Ⅱ计算的2010年福建省旅游碳足迹总量分别为904.51万t和893.83万t,平均值分别为76.75kg/人次和75.84 kg/人次,二者结果相近,测算得旅游碳排放强度为615.77 kg/千美元,与相关研究结果相近;2)近十年福建省总旅游碳足迹呈逐年递增趋势,且增幅较大,模型Ⅰ、模型Ⅱ测算分别增长280%和610%,人均旅游碳足迹的增长趋势相对平缓,入境旅游碳足迹所占比重呈下降趋势,由2000年的23.6%降至2010年的17.3%,但入境游客的人均碳足迹是国内游客的654%(2010年);3)2010年福建省旅游行业碳排放量从高到低为旅游交通、旅游购物、旅游住宿、旅游餐饮、旅游游览、旅游娱乐,旅游交通是影响福建省旅游业碳排放量的主要因素,其碳足迹占全省总量的72.0%,是福建省旅游业减排的关键行业。     

城市水土资源利用碳排放系统动力学仿真研究——以天津市为例

为实现城市低碳可持续发展,分析土地利用、水资源利用、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及能源消费与城市碳排放的相互反馈机制,以构建城市水土资源利用碳排放模型.利用系统动力学建模方法,构建城市水土资源利用碳排放系统动力学模型,模拟预测天津市水土资源利用碳排放量变化趋势,分析不同因素对水土资源利用碳排放量的影响,设置并对比不同综合减排方案的减排效果.结果 表明:构建的城市水土资源利用碳排放模型有效;若系统按现有趋势发展,天津市水土资源净碳排放量在2020-2030年将保持逐年上升趋势;经济快速发展、人口加速增长能显著提高水土资源利用碳排放量,土地利用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优化、产业能源效率提升是实现水土资源利用减排的有效途径,产业节水发展对减少城市水土资源利用碳排放作用较小,但由于水资源是城市发展的限制性因素,仍应引起足够重视;在水资源约束和经济稳步发展的前提下,通过实施水土资源利用碳排放综合调控方案,天津于2025年左右水土资源利用碳排放达峰.未来城市发展应主动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和产业结构,推动产业实现低碳绿色发展,同时重视水资源底线的约束作用.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城市碳排放及减排潜力分析——以天津市为例

为促进天津低碳经济发展,运用系统动力学方法建立了碳排放动力学模型,设置4种不同方案,预测了2013—2030年天津市碳排放的变化趋势,并探求产业结构优化、能源结构改善、低碳技术进步和碳汇能力增强对未来天津市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4种方案的碳排放量增长趋势逐年变缓,在综合调控产业结构、能源结构、技术水平和碳汇能力的方案下,天津市将在2028年出现碳排放高峰,2013—2028年累计碳减排潜力为13.02亿t,其中,由于结构调整所带来的碳减排潜力为1.5亿t,由于低碳技术水平提高和碳汇能力增强所带来的减排潜力为11.52亿t。在天津市碳排放量达到峰值后,结构调整、低碳技术水平和碳汇能力继续为碳减排发挥积极作用,相比于结构调整,低碳技术水平提高和碳汇能力增强的减排贡献度更高,是天津市碳减排的主要途径。     

我国电力能源生产与消费过程碳强度时空特征

采用IPCC碳排放数学模型,测算2001—2010年中国电力能源生产与消费环节碳排放量,研究电能碳排放强度的时空演变特点,为优化电力能源产品结构、制定差异化节能减排政策提供依据。结果表明:第一,我国电力能源生产与消费过程的碳排放量、碳排放强度相差不大,碳排放量以9.99%的速度逐年增长,单位GDP碳排放强度每年下降4.42%,"十一五"期间,碳排放强度共下降33.95%。第二,省际间电能生产与消费过程碳排放量、碳排放强度的空间格局呈现出显著差异性,西部省份碳排放强度普遍高于东部发达地区,西部经济发展对电能消费碳排放的依赖性强,东部地区低碳经济格局开始形成。     

京哈高速公路车辆碳排放估算

交通运输行业的碳排放一直处于快速增长阶段,高速公路的车辆排放是其重要来源之一。以国家主干高速公路京哈高速公路为例,基于高速公路沿线车流量实测数据和不同类型车辆的CO2排放因子,定量地估算了京哈高速公路车辆的碳排放量。结果表明,京哈高速公路车辆每年的碳排放量(以CO2计)为372.52万t,其中,辽宁境内路段排放量最大,为174.74万t,占全线总排放量的46.9%,北京市境内路段排放量最小,只占总排放量的2.6%。年总排放量在车型分配上,以大型车居多,达到267.14万t,占总量的71.7%,其次是小型车,为80.26万t,占总量的21.5%。在燃油类型分配上以柴油车居多,柴油车共排放了283.24万t,占总量的76.0%,汽油车排放占总量的24.0%。     

“十一五”期间北京节能减排成绩显著

<正>"十一五"以来,北京市采取了一系列优化能源结构的重大举措,全市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数量和比重大幅下降,在能源消费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全市每万元GDP能耗下降率连续四年超过5%,四年累计下降23.34%,并且以4.47%的能耗增长支撑了同期11.3%的经济增长,节     

1980-2007年中国居民生活用能碳排放测算与分析

居民生活用能碳排放是指居民家庭在炊事、热水、照明、室温调节等生活起居方面对能源的直接消费所产生的碳排放.研究居民生活用能碳排放的测算方法,对1980至2007年中国居民生活用能碳排放状况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该阶段我国居民生活用能碳排放量从6.728×107t碳增长至16.545×107t碳,人均生活用能碳排放量从每年68 kg碳增长至125 kg碳,呈较快的上升趋势,但仍处于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较低层次;受益于能源效率的提高及能源结构的改善,居民生活用能单位能耗碳排放量从每吨标准煤排放0.732 t碳下降至0.632 t碳,生活用能结构优化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人均生活碳排放的城乡比从5.87下降至1.84,城乡差距呈不断缩小的趋势.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居民生活用能的节能减排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能源安全工程研究体系探讨

随着矿物能源开采消耗量的急剧增加,煤炭开采安全、能源开采和消耗引起的生态环境改变及破坏、世界石油市场油价波动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水电等可再生能源所占比重较低等,构成了制约可持续发展的能源安全问题。能源安全工程研究体系由区域能源开发消费安全、合理能源结构和消费布局、能源安全战略及相关法律法规等研究内容组成。通过分层次研究和循环促进,开展能源安全战略、能源安全技术、能源生态关系、能源安全经济的系统研究,为科学解决能源安全问题、实现国家或区域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和科技保障。     

老年人交通安全宣教活动设计研究

正社会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使得我国社会老龄化进程逐步加快。从2000～2009年,我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从8821万迅速增加至11309万,分别占总人口比重的6.96%和8.5%(如下图)。最新公布的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也显示: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13.26%,其中65岁及以上的占8.87%。     

京津冀地区活性氮通量核算与时空特征分析

基于物质流分析法和排放系数法构建了京津冀区域尺度活性氮(Nr)循环模型,定量分析区域土地-大气-水体复合环境系统内Nr的时空分布特征,识别关键人为活动对Nr循环的影响。结果表明,从2005年到2014年,京津冀地区土地子系统的Nr累积量由233万t增长为309万t,同比增长33%;大气子系统的Nr累积量由45万t增长为81万t,同比增长80%;而水体子系统的Nr累积量变化不明显,但是Nr输入源的结构有很大差别。土地子系统是区域尺度氮循环的关键调控部门,而且受人为干扰的直接影响最为显著。根据识别结果,有针对性地提出从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加强流域综合管控、强化工业与机动车治理等关键环节进行Nr减排与调控。     

民营企业人才培养现状、问题与对策——基于通化市的调查分析

<正>改革开放30多年来,民营企业已经成为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生力军,以通化市为例,2013年通化市民营企业户数9014户,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224.2亿元,占该市GDP比重的53%;实缴税金76.5亿元,占全口径财政比重66.7%;解决人员就业61.9万人,占全市城镇就业人员比重75%;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中,投资比重达74%。可见,民营企业已成为拉动地方经济增长的强力引擎。但民营企业若想加快技术创新步伐、实现转型升级和跨越式发展,除了政策和制度的配合外,还需要人才的支撑。而如何做好人才培养工     

中国居民直接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2003-2015年中国30个省份的居民直接生活能耗碳排放数据,利用空间自相关分析其空间格局变化,并利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了居民消费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省域的碳排放空间依赖作用较为显著;居民消费水平、居民直接生活能耗碳排放强度、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对居民人均直接生活能耗碳排放量的增加具有促进作用;家庭规模对人均碳排放的影响呈现较强的负向抑制作用。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平衡在碳排放方面凸显为居民直接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差异,并在集聚格局上表现出多种类型。     

天津市居民家庭消费的能值生态足迹动态测度与分析

运用基于能值改进的生态足迹模型,对天津市2001-2008近8年间居民家庭消费的能值生态足迹进行时间序列的测度和分析.结果表明,8年间,天津市居民家庭消费的能值生态足迹增长迅速,从2001年的0.309 hm2/人增长到2008年的0.436 hm2/人,增长了40%.从能值生态足迹构成的土地类型看,居民家庭消费的能值生态足迹中,建设用地、化石能源用地的比例较高,增长较快,到2008年时建设用地和化石能源用地的比例已达到78%.这表明天津市居民家庭消费对不可更新资源的依赖程度很大,给城市生态系统安全带来巨大压力. 从能值生态足迹构成的账户类别看,居民家庭住宅消费的能值生态足迹最高,占总能值生态足迹的60%以上,其次是生物资源消费,占总能值生态足迹的20%左右.针对天津市居民家庭消费的能值生态足迹分析结果,提出了天津市促进居民家庭可持续消费模式形成的对策措施,包括加大对可更新资源和清洁能源的利用,发展绿色建筑,倡导节约、健康的生活方式等.     

天津市能源足迹变化的驱动力分析

为促进天津市可持续发展,运用能源足迹分析方法,对天津市2000-2012年能源足迹的变化进行了分析;采用STRIPAT模型,对引起能源足迹变化的人口数量、城市化率、富裕度、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驱动力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天津市能源足迹年均增长7.59％,生态环境承受了巨大压力;人口数量和城市化率对天津能源足迹的正向驱动作用较强,技术水平则有很强的负向驱动作用,富裕度和产业结构的驱动作用相对较小.为保证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天津市需要不断优化产业结构,提高整体技术水平,促进人与城市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