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VM的荆州市稻田生态系统的景观休闲旅游价值评价

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CVM）调查了荆州市居民对稻田生态系统景观休闲旅游功能的认知程度和支付意愿,对受访者的社会经济特征与支付意愿进行了相关性分析,并对荆州市稻田景观休闲旅游功能的价值进行了货币化评估。结果表明,居民对稻田景观休闲旅游功能的认知程度很低,对其十分了解的仅占3.5%,并且更侧重于旅游这一目的,达到61.1%。同时,78.7%的受访者认为稻田景观休闲旅游是赋有乡愁情感的。对影响受访者支付意愿的诸多因素进行相关性分析显示,稻田景观休闲旅游功能的支付意愿与受访者的文化程度（P=0.000）和月收入（P=0.004）呈极显著正相关。运用Logistic回归分析得出,文化程度对支付意愿的敏感性较大。按人均支付意愿计算,荆州市稻田生态系统景观休闲旅游的总价值约为4.43亿元     

基于CVM的武进港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环境价值支付/受偿意愿评估

引入了目前环境价值评估领域运用广泛的条件价值评估法(CVM)对武进港小流域水环境治理工程居民的支付/受偿意愿（WTP/WAP）进行调查研究。305份有效调查问卷的结果表明：（1）64%的受访者有支付意愿,用中位值法和平均支付意愿法计算得出武进区居民的支付意愿为40~555元/年,武进区2010年人口为1003万余人,居民的总支付意愿范围是4 012~5 56665万元/年,支付意愿与受教育水平呈显著正相关,与其他各变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无相关关系;（2）62%的受访者有受偿意愿,平均受偿意愿为3462元/年,约为支付意愿的63倍,受偿意愿与受教育水平呈显著正相关,与年龄呈显著负相关,与职业存在负的弱相关性。对造成WTP与WTA巨大差异的原因进行了探讨,并综合考虑评估结果,对武进港流域的水环境改善提出建议,促进决策者更好的平衡当地的经济发展和水环境保护     

上海河岸带公众偏好及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

针对上海地区河岸带的环境质量提升情况,基于条件价值法(CVM)研究上海市居民对河岸带的偏好、支付意愿及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并通过SPSS软件考察影响受访者支付意愿率的主要因素。得到以下结论:①受访者对上海地区河岸带满意度与其使用河岸带频率呈显著相关性(p=0.001),表明受访者与河岸带的亲疏关系主要取决于其利用河岸带的实际频率。②使用五点评价法对河岸带状况进行分析,亲水性指标得分2.94,水质指标得分3.51,分别为受访者对河岸带最满意与最不满意要素。③针对河岸带10项评价要素进行因子分析,可将受访者对河岸带的满意度因子归纳为河岸带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且后者的影响权重更大。④受访者对树草结合、人行道位于绿化间且护岸保留湿地的河岸带布局的评价结果得分1 199,为最高得分,表明受访者偏好该类河岸带布局。⑤投标金额在一系列影响支付意愿率因子中,显著性p=0.000,影响最为剧烈。⑥受访者的支付意愿为537.6元/(年.户),整个生态系统的估算价值为2.74亿元/年。     

改善北京市大气环境质量中居民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旨在用统计的方法 ,分析影响北京市居民为改善大气环境质量而付费的支付意愿的主要社会经济因素。分析结果表明 ,对被调查者支付意愿影响最显著的因素是家庭收入 ,其次是年龄、家庭人口数和教育水平。其中 ,收入和教育水平对支付意愿的影响为正 ,年龄和家庭人口数的影响为负。对调查范围内八个行政区被调查者的支付意愿均值比较显示 ,这八个区居民的支付意愿没有显著性差异。本文的结论是 ,提高收入水平和环境意识水平 ,是提高公众为改善环境质量而付费的支付意愿的有效途径     

降低PM2.5健康风险的行为选择及支付意愿——以北京市居民为例

本文运用权变评价法(CVM)调查了北京市居民对大气细颗粒物(PM2.5)健康风险的认知状况、行为选择及降低健康风险的支付意愿。结果表明:182.5%的居民认为北京市空气污染较为严重,52.4%的居民知道雾霾天气是由PM2.5引起的并认为其会对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带来影响,92%的居民认为政府应该承担更多降低PM2.5健康风险的责任。2在降低风险的行为中,能够节省生活成本、有益于身心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符合日常生活习惯的行为得到了最积极的响应,而会降低居民生活舒适性和增加生活成本的行为支持率相对较低。3在降低30%的PM2.5浓度情景下,居民的支付意愿平均为22.78元/月;在降低60%的PM2.5浓度情景下,居民的支付意愿平均为39.82元/月。而且,居民的个体特征、经济条件、居住位置、交通方式、认知水平及风险沟通等因素,都对降低PM2.5健康风险的支付意愿产生显著影响。     

基于游客支付意愿的生态补偿经济价值评估——以武汉素山寺国家森林公园为例

基于意愿调查法,通过支付卡式问卷调查等方式,对武汉素山寺国家森林公园游客生态补偿的支付意愿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游客有较强的环境保护意识,57.3%的受访者愿意为环境进行补偿性的支付;问卷调查结果认为,支付意愿值随年龄、个人月收入和文化程度等不同而变化,年龄大、文化程度和收入高,而且游览次数多的游人,支付愿意值更高。支付意愿分布范围是4.4~7.8元,平均值和多元线性回归两种方法估计得到支付意愿值分别为6.1元/人和7.7元/人。以2011年游客量43万人次计算,总支付意愿为296.7万元。     

千岛湖配水工程的环境成本估算——基于调水区支付意愿调查

由于水资源分布不均、水污染日趋严重,调水工程已不仅用以解决城市资源型缺水,也成为一些地区缓解水质型缺水问题的途径,但是这些耗资巨大的调水工程往往对周围自然生态环境可能产生巨大影响,可能带来的环境成本不容忽视。以千岛湖配水工程为例,通过在调水地进行实地调研和问卷调查,运用Tobit模型分析影响居民支付意愿的因素,基于意愿调查法(CVM)分析了建德市人民对千岛湖配水工程的生态环境影响的支付意愿,并以此估算该工程的环境成本。结果表明,调水地居民对恢复和改善可能破坏的生态环境的平均支付意愿约为每人每年377.6～542.1元,按照年配水量9.78亿 m³可以计算每吨水的环境成本约为0.15～0.21元。由此估算,工程期内千岛湖配水工程可能造成的环境成本总计约为5.80～8.28亿元,高于2014年公布的《杭州市第二水源千岛湖配水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下文简称《报告书》)中对该工程的环境经济影响评价3.70亿元。千岛湖配水工程的环境成本不容忽视,必须建立科学的生态补偿机制,加强监管;同时受水地也应积极加强污染治理和节约用水,共同解决城市水质型缺水问题。     

基于环境承载力的京津冀雾霾治理政策效果评估

雾霾污染治理是京津冀协同发展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2013年9月颁布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大气国十条)"明确提出了京津冀地区雾霾治理目标,各地区也制定了雾霾污染治理的政策措施。本文旨在环境承载力分析的基础上评估雾霾治理的政策效果。首先,分析了京津冀地区大气环境污染特征,并结合相关文献确定京津冀地区雾霾治理的主要影响因素为污染物排放、风力以及相邻地区的传输效应等;其次,将影响PM_(2.5)浓度主要因素进行统计建模,并采用分位数回归模型进行矫正,大大提高模型的拟合精度;再次,基于大气国十条规定的京津冀各地区的PM_(2.5)年均浓度目标计算各地区的大气环境承载力;最后,在假定风力等气象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根据大气国十条规定的京津冀地区的污染物排放量利用统计模型模拟2017年的雾霾污染水平,模拟除张家口、承德和秦皇岛以外其余10个地区年均浓度60μg/m~3和70μg/m~3目标下PM_(2.5)日均浓度发生频率的变化情况,评估和讨论大气国十条提出的京津冀雾霾治理目标。结果表明:按照大气国十条减排计划的京津冀地区污染物排放量普遍高于其PM_(2.5)浓度目标下的大气环境容量(邯郸市除外),即大气国十条所规定的减排措施难以实现既定的PM_(2.5)浓度目标;PM_(2.5)年均浓度目标从60μg/m~3上升到70μg/m~3,重污染天气发生频率上升有限,大气污染物的减排量却显著下降。因此,要实现既定的雾霾浓度控制目标,天津和河北需要进一步加大污染物减排力度;雾霾治理应注重减少重污染天气的发生频率,治理重点应转向重度雾霾发生频率较高的冬季污染物排放控制;在科学确定环境承载力的基础上,确定切实可行的PM_(2.5)浓度控制目标,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污染物减排计划。     

基于条件价值评估法(CVM)的农业废弃物污染防控非市场价值研究

农业废弃物污染防控是保护和改善农业生态环境的有效措施,但相关的实证研究却较为缺乏。运用条件价值评估法(CVM)估算了农业废弃物污染防控的非市场价值,并引入计划行为理论(TPB)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户农业废弃物污染防控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农户对生态环境认知程度较低,但对农业废弃物污染防控的态度积极。(2)68.5%的农户愿意为农业废弃物污染防控所带来的生态福利付费,年平均支付意愿为130.08~189.84元/(a·户)。(3)农业废弃物污染防控蕴含较大的非市场价值。湖北省农户愿意支付的农业废弃物污染防控金额年现值总额为13.94~20.36亿元,相当于湖北省2011年农业生产总值的0.33%~0.48%。(4)农户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以及家庭年纯收入是影响农户农业废弃物污染防控支付意愿的主要决定因素。     

猫儿山自然保护区生态受益者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

利用问卷调查和条件估值法,以猫儿山自然保护区为例,基于保护区受益者视角,分析受益区居民对保护区的认知、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和支付方式,探讨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结果表明：（1）受益区居民对猫儿山自然保护区基本情况不熟悉,但绝大多数受益者认同保护区与漓江中下游的水源密切相关。部分受访者不认同作为保护区生态效益受益者的身份;（2）8558%的受益者愿意为猫儿山自然保护区提供帮助,受益者的支付意愿为每户每年28789元,对受益者来说,保护区生态系统服务的经济价值为202×108元/a;（3）文化层次和家庭年收入与支付意愿的关系呈单调变化,职业的影响表现出企业员工的支付意愿最高,其次是教师,农民的支付意愿最低;（4）受益者支付意愿的方式偏好存在差异性,比起现金支付,受益者更倾向于通过参加环保公益活动和纳税的形式,支付保护区提供的生态效益。     

Willingness to pay for environmental quality: Evidence from survey data

The environmental movement evidenced a period of extremely rapid growth during the 1960's and early 1970's. Some recent studies have indicated a decline in general public concern with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n this paper we attempt to provide some new evidence which might be of assistance in ascertaining the relative status of concern for the economy, concern for the environment, and willingness to pay for environmental quality. The study focuses upon a major city in a large energy producing state with a large ethnic (Mexican-American) minority. Our data indicate that concern for the environment is not a highly salient issue for our respondents. Economic concerns far outweigh enviromental issues. Additionally, willingness to pay for environmental quality is not a unidimensional trait. Perception of who is responsible for pollution rather than perception of a deteriorating environment is a significant indicator of willingness to pay for environmental quality.     

基于理性预期理论的大气污染经济成本评估

我国大气污染形势严峻,科学合理地评估大气污染的经济损失不仅有益于政策效益分析,同时是“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基于我国2013年2月到2018年7月的区县月度房屋交易数据和7种大气污染指标(AQI、SO₂、NO₂、CO、O₃、PM₁₀、PM_2.5)的浓度数据,运用特征价格模型实证量化大气污染物减少的边际支付意愿(MWTP)和总经济损失。首先通过改变理性预期的时间段验证理性预期假设的成立,在此基础上采用理性预期方法解决遗漏变量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研究结果显示:①NO₂、CO、PM_2.5和PM₁₀每上升1μg/m³,房价分别降低约2.04%、0.028%、0.34%和0.39%;而SO₂与O₃对房价的影响并不显著。②近年来大气污染的经济损失有所降低,政府的治理效果显著,但仍不容小觑。2013年AQI、PM₁₀和PM_2.5未达标导致的经济损失分别约为35600亿元、19300亿元和24100亿元,约占当年GDP的6.06%、3.29%和4.11%;2018年分别降低至19200亿元、5300亿元和6700亿元,占当年GDP的2.14%、0.60%和0.74%。尽管PM₁₀和PM_2.5浓度也在逐年下降,但仍未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所要求的二级限值。最终评估结果显示,PM₁₀和PM_2.5二者导致的经济损失的加总数值,与AQI得到的数值相差无异。进一步证实了我国当前大气污染导致的社会经济福利损失主要是来自PM₁₀和PM_2.5的超标,因此治理“雾霾”是改善当前空气质量的关键。     

基于选择实验法的三峡屏障区居民生态补偿支付意愿研究

三峡屏障区环保整治中利益相关者对生态补偿政策的反应情形,是有效构筑长江中上游生态屏障的内生动力。基于该区域重点移民县中608名居民的调查数据,运用选择实验法,分析了该区域特有主体(原住民和水库移民)对植被覆盖率、水土流失、水体质量、生物多样性、旅游景观等环保属性及其组合方案的接受与支付意愿。研究表明:经济条件不同的原住民与移民均具有较强的生态意识,但迫于发展的压力未能有效地转化为环保行为;两类群体在库区生态修复中更重视植被改善与水源涵养(104.93元),而对可持续发展所需的物种保护和旅游景观(30.88元)关注较少;移民与原住民愿意支付的最佳方案为优先恢复植被并进行水土保持(方案5),但前者(392.97元)的支付水平是后者(128.02元)的3倍;后靠安置的移民从屏障区中未能获得足够的生态资源支持,再次进行生态移民可能比单一的生态补偿更有效率。     

基于选择实验方法的北京市空气质量价值评估

科学地评估空气质量的经济价值是政府制定空气污染治理政策的必要前提。近年来选择实验方法逐渐兴起,并被研究者广泛应用于环境价值评估。与其他陈述偏好方法相比,选择实验的一个优势是其具有更高的外部效度。选择实验方法在国内的应用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本研究分别在2015年和2016年对北京市居民开展了两次基于选择实验方法的网络调查,在调查数据的基础上采用随机参数Logit和广义多元Logit模型分析了北京市居民对空气质量的偏好,并据此估算了空气质量价值。根据2015年样本的估算结果,雾霾天气(PM_(2.5)超标)和沙尘天气(PM_(10)超标)对北京市居民的平均边际价值分别为6.32元/d和2.69元/d;根据2016年样本的估算结果,两个价值分别为7.72元/d和2.81元/d。上述估算结果在两次调查样本中基本稳定,而且,在多种模型设定下都具有较强的稳健性,与近年来的同类研究结果基本一致。以2016年样本的估算结果为基础,2015年北京市雾霾天气和沙尘天气引起的价值损失分别为239.61亿元和45.13亿元,占北京市当年GDP总量的1.04%和0.20%。进一步研究发现,北京市2015年和2016年空气质量改善的价值均低于北京市政府同年用于治理空气污染投入的财政资金总量,说明资金使用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此外,虽然空气质量对高收入居民具有更高的价值,但是,以收入水平为指标设计的累进税率并不比固定税率更优。     

榆林煤炭矿区生态环境改善支付意愿分析

运用榆林煤炭矿区居民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支付意愿(WTP)的调研资料,得出每户每年平均的支出金额介于229.56-347.92元之间,由此推断出榆林煤炭矿区每年因煤炭开发而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价值损失大约在13 822.09万-20 948.69万元之间。通过运用D-H模型和Tobit模型对调研资料分别进行分析,发现,D-H模型对被调查者支付意愿影响因素的分析明显优于Tobit模型。D-H模型的结果显示,被调查者"决定是否参与支付"与"决定支出多少金额"两个行为的影响因素不完全相同。被调查者对当地生态环境状况的满意程度对其"决定是否参与支付"呈负向影响;反映被调查者所在行政区域对其"决定是否参与支付"呈正向影响。被调查者的家庭年收入、受教育状况、年龄、职业状况、对当地生态环境状况的满意程度均对其"决定支出多少金额"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被调查者的家庭人口数、对环境保护政策的了解程度对其"决定支出多少金额"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最后,提出了提高当地居民参与生态环境改善活动积极性的一些措施。     

上海绿色技术产品支付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在技术接受模型基础上，加入计划行为理论，以303个上海居民样本的抽样调查问卷数据为基础，搭建影响居民绿色技术产品支付意愿的整合模型，利用AMOS结构方程进行路径分析。结果表明：影响居民绿色技术产品支付意愿的因素主要有技术接受因素（信息交流、感知有用性）和计划行为因素（使用态度、行为倾向）两类；行为倾向和感知有用性是居民产生并提高绿色技术产品支付意愿的重要因素；居民对绿色技术产品的使用态度无法促使其进一步提高支付意愿，居民间信息交流对其使用态度的影响并不显著。最后，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架构绿色技术产品的信息交流渠道，催生城市居民绿色行动力；切实夯实绿色发展观的社会基础，沟通绿色战略与民生民心民意相通；提高居民绿色认知和绿色认同水平，强化居民绿色支付意愿的内动力。     

中国大气环境治理的新启示--来自武汉疫情管控期间的自然实验

在武汉疫情管控期间,企业经济活动和机动车活动水平明显大幅下降,大部分污染源基本停止排放,意味着在此期间全国各地区应该出现优良天气,但是事实上在我国部分地区却出现了严重雾霾天气,这种反预期现象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甚至怀疑我国大气环境治理是否存在失误。根据这种反预期现象,提出环境污染应当是由流量污染和存量污染共同决定的猜想。为验证这一猜想,分别假设了两种情况:第一种只有流量污染,第二种既有流量污染又有存量污染,并用武汉疫情管控前后的实际排放数据模拟得到空气质量状况,寻找雾霾形成的规律,然后与武汉疫情管控前后实际监测数据进行对比,确定反预期现象的原因。实际数据和模拟数据对比发现,实际情况与假设1不符,与假设2相符。据此认为,大气污染是由当期排放的污染与积累的存量污染共同决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存量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分析表明:2007年被低估1.64亿元,到2017年被低估3.83亿元;在消散率为0.05、贴现率为0.01时,流量、存量和流量与存量损失的差额分别为6.5亿元、50.5亿元和44.0亿元,这意味着2007—2017年总的经济损失被低估44.0亿元。在消散率为0.3、贴现率为0.1时,流量、存量和流量与存量损失的差额分别为4.6亿元、10.5亿元和5.9亿元,这意味着2007—2017年总的经济损失被低估5.9亿元。研究发现,长期累积形成的存量污染是一个被忽视的大气污染源,从而解释了在武汉疫情管控期间低水平经济活动条件下仍然会出现重度大气污染的经验事实。其政策含义在于,制定反污染政策需要根据存量污染的特征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