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GIS的重庆市旅游资源评价、分析与规划研究

运用层次分析法定量地对重庆市主要自然和人文景区(点)的旅游资源进行综合评价,然后借助GIS技术,对旅游资源的结构和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综合评价和GIS空间分析结果表明:在重庆市的旅游资源结构中,自然资源起着基础作用,人文、社会景观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在空间分布上,重庆市旅游资源呈现“带状”、“圈状”的分布特征,地域空间分布不平衡。最后,在GIS技术支持下,对重庆市旅游资源进行了概念规划,得到4个结构区,并提出每个规划区发展的整体思路和方向。     

京福高铁对旅游目的地区域空间结构的影响——以黄山市为例

随着高速铁路网络化发展,旅游发展新要素的介入,目的地旅游发展产生新变化。以黄山市为案例地,京福高铁开通前后为时间分割点,通过实地调研和网络检索获取旅游者空间流动轨迹及相关出行属性数据,利用Excel、SPSS、SNA、GIS和CorelDraw等方法,探析京福高铁对黄山市旅游目的地区域空间结构的影响。结果显示：1）高铁开通后,国内客源市场半径向外延伸,且高铁沿线福建、山东、北京等省市客流量出现“逆衰减”现象。2）高铁开通后,旅游目的地区域节点数量改变,空间范围扩展。整体网络流量在高铁开通前后都呈现高频节点对以区域间组合（黄山+长三角、黄山+江西省域）为主、区域内组合为辅（黄山+合肥、池州、宣城）的空间分布特征。整体网络功能发育欠完善,网络结构分层明显。高铁开通后,整体网络核心区发生改变,核心节点空间分布由集中趋向分散,核心区与边缘区联系松散,旅游辐射效应较弱。目的地区域核心节点和重要节点的程度中心性值变化较大,核心中介节点较少,核心节点结构洞水平较高,功能突出。3）高铁开通前后,黄山市旅游目的地区域空间结构呈现“板块式”的发展格局,包括黄山+长三角地区,皖南旅游区（黄山+池州、宣城）、黄山+江西省域三个板块,目的地区域整体空间结构由“单核-外围”向“双核-外围”变化,由凝聚趋向扩展,空间发展模式发生改变。探析高铁对黄山市旅游发展的影响,可为黄山市及周边地区的旅游地发展提供借鉴价值。     

中国农业碳排放的空间分异与动态演进——基于空间和非参数估计方法的实证研究

为研究农业碳排放的空间分布与动态演进规律，运用1993~2017年中国大陆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在分省测算农业碳排放量和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基础上，将空间和非参数估计方法相结合，考察了中国农业碳排放的空间分异及其动态演进.结果表明：中国农业碳排放量呈“中心-外围”模式分布，且表现出向“外围”扩散的趋势；碳排放强度呈逐渐下降的趋势，表现为西高东低的阶梯状分布特征；碳排放的地区间差距不断缩小，农业碳排放的增长分布由“二主一小”向“一主”的格局转变，与此同时，中国农业碳排放还表现出由“两极”向“多极”转变的分布格局.     

省域生态环境质量动态评价及差异研究

以2010~2015年30个省域为研究对象，采用“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框架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逐层纵横向拉开档次法确定指标权重，运用“时间度”和“熵值”法确定时间权重，构建TOWA-GA混合算子生态环境质量动态评价模型.结果表明：6a来，30个省域生态环境质量总体均值为0.837，整体呈好转趋势，但省域间差异明显.通过Theil指数分析发现，省域间总体差异下降了15.91%，人口密度和人口自然增长率是省域间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     

三峡库区太阳能资源基本特征及其演变

利用1961-2007年的日照时数建模计算了三峡库区的太阳辐射,在此基础上对库区的太阳能资源作了全面分析和评价。结果表明：库区年总辐射量介于3200～4400MJ/m²,与德国等太阳能利用大国相当;“下游多,上游少”是资源空间分布的基本特征,且在秋、冬季差异更为明显;资源的年变化具有“夏大冬小”的特点,同时呈典型“双峰结构”,最大和次大峰值分别出现在8月和5月;库区上游太阳能季节差异大,而中、下游四季差异相对较小;库区太阳辐射以散射辐射为主（平均为64%）,上游尤其明显;1961-2007年,资源量与直射比均呈明显下降趋势,且在夏、冬季下降尤为显著,分析表明这与轻雾日数和霾日数的增加有关;自20世纪90年代初起,资源量开始回升,有利于库区太阳能的开发利用。     

旅游城镇化背景下沿海小镇的土地利用空间格局演变与驱动机制研究——以大连市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为例

研究以多时序土地利用、遥感数据为基础,通过GIS技术结合土地利用动态度、空间叠置与转置模型分析1992-2009 年大连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土地利用空间格局演变及驱动机制。研究表明:①土地利用数量变化模式呈现耕地面积大量减少,建设用地迅速增加:1992-2009 年各土地利用类型单一动态度中耕地减少速度最快,为4.66%;建设用地增加最快,为21.32%;耕地大部分转移为建设用地,1992-2009 年耕地转向建设用地的面积为891.35 hm²,占总耕地转移面积的54.76%;旅游用地面积增加了425.35 hm²,占建设用地增长面积的27.69%;②建设用地空间扩展呈现出沿交通干线和海岸线分布,且主要集中在龙山村、满家滩和陈家村的南部交通干线区域,并从该区域不断向周围地区扩张;③与非旅游城镇相比,金石滩逐步从原有单一土地利用类型向旅游主导的复合型用地转变,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三个主体影响下,经历了以“自然保护为主-旅游开发为主-保护为前提适度开发”的演化历程。     

淮河流域粮食生产与化肥消费时空变化及对水环境影响

以淮河流域172 个县为研究单元,基于1990、1995、2000、2005 和2010 年分县粮食、化肥及2010 年水环境数据,采用ESDA模型、重力模型、回归分析和GIS 空间技术方法,分别对流域粮食生产与化肥消费的空间集聚程度及重心进行测定,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流域粮食生产与化肥消费的动态时空变化规律、耦合关系及其对流域水环境影响。结果表明：①粮食生产与化肥消费的“高-高”和“低-低”集聚区存在显著空间正相关,空间聚集特征明显,“高-高”类型区主要集中分布在流域下游的苏北平原和皖北平原,“低-低”类型区主要集中分布在流域上游的伏牛山、桐柏山和沂蒙等山区;②重心分析表明,20 a 来粮食生产和化肥消费的重心逐步由流域东北向西南方向移动,分别移动了29.51 km和34.97 km,两者重心之间距离呈现近似“W”的“先减后增再减再增”徘徊特点;③流域粮食生产与化肥消费的“高-高”和“低-低”集聚区在流域空间位置上高度耦合,呈现增减协同的时空演进格局,且两者重心时空演变轨迹具有同向性,空间耦合特征显著;④回归分析表明化肥消费是流域水环境污染的主要贡献因子和污染来源,也表明流域粮食生产过程中环境成本较大,呈外部不经济效应。     

“三下”开采资源补偿费减征的模型与方法研究

针对我国“三下”开采资源补偿费征收现状与存在问题,基于资源价值理论及现行资源补偿费征收标准,通过理论分析、实例计算和计算机模拟,给出了“三下”开采资源补偿费减征的理论依据,提出了“三下”开采资源回收难度综合评价模型、补偿费征收模型、合理采出率等有关参数的确定模型,研究了“三下”边界及压煤量、采出率快速准确确定方法,设计开发了程序系统,为搞好“三下”资源补偿费征收、提高矿产资源管理与科学决策水平提供了理论与方法依据。     

基于网络信息的北京市旅游资源吸引力评价及空间分析

传统的旅游吸引力研究方法在数据获取、市场化评价、游客体验等方面存在一定的缺陷,而互联网的发展为旅游资源吸引力的评价带来了新途径。论文以北京市为例,建立城市旅游资源分类体系,对统计资源进行分类,采用层次分析法,建立基于网络信息的旅游资源单体吸引力评价体系,对北京市的旅游资源吸引力进行评价。采用多种空间分析方法对旅游资源吸引力的空间格局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参与统计评价的北京市旅游资源共415个,总体平均吸引力指数为0.31,其中人文景观类吸引力最强,资源点数量最多。2）北京市旅游资源吸引力存在空间集聚,休闲活动类资源吸引力空间集聚度最大,人文景观类资源吸引力空间集聚度最小。3）自然景观类资源分布较为均匀,且旅游吸引力存在多个密度中心,吸引力热点区主要位于主城区;人文景观类资源分布集中于主城区,并形成旅游吸引力热点区和次热点区相间分布的空间特征;休闲活动类资源分布以主城区为主,形成吸引力密度中心和以热点区为核心、周边为次热点区的空间集聚形态,周边区县主要是冷点集聚区。基于网络信息的旅游吸引力评价体系为旅游吸引力的研究提供了新方法,并应用于空间分析上,对城市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发展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旅游消费生态占用初探——以北京市海外入境旅游者为例

论文分析了旅游消费生态占用基本构成,提出了旅游消费生态占用计量模型。以北京市海外旅游者为例,对旅游消费生态占用作了初步探讨。结果表明,北京市海外旅游者每次来京旅行人均生态占用为0.09587km₂,约占北京市现有城镇居民年人均生态占用的5%。因此,旅游消费生态占用对区域生态占用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是区域生态赤字扩大的重要诱因。进一步分析表明旅游消费生态占用结构组成中,“行”的能量生态占用在总旅游消费生态占用中居绝对主导地位,约占98%,而“吃”、“住”的能量生态占用约占2%。     

基于GIS格网化分析支撑的旅游空间规划技术方法研究——以青岛市为例

空间规划是支撑旅游地发展规划的核心章节,目前主要依靠规划者经验判断,主观性较强,缺乏客观方面的信息数据支持。论文将GIS格网化与旅游资源评价模型相结合,提出了旅游资源单体采集、旅游资源格网化及其空间分析方法,并融合旅游资源群评价模型、旅游功能区识别模型、旅游线路和空间发展轴线识别模型予以支撑,形成了标准化的旅游资源采集、评价到空间识别的集成技术方法;并以青岛市为例,识别出了旅游资源集群及其发展潜力、旅游功能区和空间拓展轴线,确立了“一心、一带、三轴、五区”的空间发展格局。论文初步探讨了GIS格网化空间分析方法在区域旅游规划中的应用,能够补充传统定性评价方法客观性不足的缺陷,实现复杂旅游资源数据的单体评价、旅游资源集群评价、旅游功能区识别、旅游线路和空间发展轴线优选的系列化分析技术路线,可为延伸旅游规划深度、提高规划精度提供科学参考。     

国土空间规划大数据应用方法框架探讨

新时代国土空间规划的核心目标为“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和“自然资源保护”并重。作为国家部门调整后的新规划类型,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方法研究整体缺乏,学者主要聚焦于自然资源本身的禀赋情况,利用传统统计、空间及调查数据和统计分析、空间分析及归纳演绎等方法对国家及省域层面的国土空间承载力与适宜性进行静态评价,对生态红线、基本农田保护线、城镇开发边界进行刚性划定。然而,现有研究较少考虑人类活动对国土空间利用的动态影响,缺乏对新发展趋势之下的生态空间、农业空间及城镇空间的科学安排。本文引入能够直接反映人类活动时空变化的大数据,重点从国土空间适宜性评价、生态空间规划、农业空间规划及城镇空间规划四个环节探讨了大数据应用的方向与具体方法框架,强调“自然空间”+“社会经济活动”相互作用下的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科学化路径。     

湖泊旅游研究进展及启示

湖泊旅游理论研究滞后于发展实践,系统性、针对性的研究不足,概念体系尚有待完善,研究框架尚未形成。论文采用文献分析法和系统归纳法,分析对比国内外湖泊旅游研究内容,展望未来研究趋势。结果表明：湖泊旅游资源评价与开发、湖泊旅游感知、湖泊旅游规划与管理、旅游者空间行为与旅游市场、湖泊旅游地演化、湖泊旅游影响是国内外湖泊旅游研究的主要内容,但研究时间、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存在较大差异,均未出现较明显的理论性和阶段性特征。从中国湖泊旅游发展及研究现状看,未来应加强新发展要素在湖泊旅游发展中的作用过程和机制研究、湖泊旅游地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流域尺度条件下湖泊旅游地管理研究,同时注重借鉴、吸收国际湖泊旅游发展和研究的有益经验。     

面向国土空间规划的“双评价”：抗解问题与有限理性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即"双评价")被视为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科学基础和约束条件。通过分析和总结当前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中开展的"双评价"工作,发现"双评价"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仍然存在对影响资源环境承载力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的科学机理认识不足、评价技术方法不完善、应用制度不健全等问题。未来需要面向生态文明理念下国土空间规划的现实需求,完善"双评价"的科学逻辑、技术逻辑和应用逻辑,提升"双评价"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同时,也应认识到国土空间规划本质上是个抗解问题,"双评价"只能发挥有限理性作用,应重视通过沟通交流、公众参与等方式应对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中的具体问题,避免陷入技术决定论的误区。     

面向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督的监测评估预警模型体系研究

国土空间规划监测评估预警是监督规划实施管理、保障规划实施成效的重要手段,也是实现“可感知、能学习、善治理、自适应”智慧规划转型的关键支撑。针对当前国土空间规划监测评估预警研究重机制、轻理论,以及缺乏一套科学可用的监测评估预警技术方法支撑的不足,在系统分析国土空间规划监测评估预警目标与内涵的基础上,构建以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大数据（Big Data）、云计算（Cloud Computing）等新型信息技术(“ABC”技术）为支撑,覆盖国土空间规划“监测—评估—预警”业务全生命周期的应用模型体系,并结合信息系统建设案例,介绍了基于“ABC”技术的国土空间规划监测评估预警模型体系对实现各地国土空间规划“动态监测、精准评估、及时预警”的重要支撑作用。     

生态文明视角下的国土空间底线管控：“双评价”与国土空间规划监测评估预警

生态文明新时代下的空间规划体系对国土空间底线管控提出了明确要求,“双评价”与国土空间规划监测评估预警是底线思维的体现。研究“双评价”与国土空间规划监测评估预警在国土空间底线管控中的作用和地位,通过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的建设,对二者的联系及其相互作用进行体现,构建二者的联动方式,服务于国土空间底线管控及治理的全过程。“双评价”与国土空间规划监测评估预警共同组成底线管控的两个阶段,前者是开展底线管控的基础,后者是底线管控的路径和手段,两者皆是生态文明新时代下国土空间规划底线管控的重要工具,需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为基础加强两者的有机结合。     

大湘西高级别景区时空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

旅游景区既是旅游业发展的先决条件和核心载体,也是最主要和最根本的旅游供给。基于大湘西高级别旅游景区数据,引入高级别景区发展差异指数,运用标准差椭圆分析法、核密度估计、全局空间自相关等多种空间统计方法,对2007年、2012年和2016年大湘西高级别旅游景区时空分布特征进行测度,并运用全局回归（OLS）模型和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分析大湘西高级别景区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结果表明：大湘西高级别景区空间分布总体走向为东北—西南方向,且整体呈现小幅度逆时针旋转;高级别景区空间分布格局呈现出由“三核心两区县”向“一极多点”再到双核带动的“遍地开花型”空间格局的演化;高级别景区数量的空间正相关性不断减弱,且其在空间上的分布呈现一定的集聚特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政策扶持力度、交通条件、旅游资源因素对大湘西高级别景区空间分布格局影响显著,且不同影响因素呈现出一定的空间异质性。研究结论可为全域旅游背景下深化旅游景区体制机制改革提供科学依据和参考价值。     

中国高等级旅游景区资源多尺度时空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以中国337个地级以上城市内的5A和4A级景区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总体分异指数（GDI）并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等方法,从省级、城市群、城市等不同空间尺度,对2001—2019年中国高等级旅游景区资源时空演化特征进行综合分析。结果表明：（1）4A级景区主导了中国高等级旅游景区数量与增长率的变化趋势,2015年之后增长速度进入相对平缓状态;（2）时序上,中部和东北地区的各省份高等级旅游景区数量较少,但增长率较高,而西部省份则均相对较高,东部省份则是数量最多但增长率最低,到2017年西部超过东部,数量最多;城市规模与高等级旅游景区数量呈正比,与增长率呈反比;（3）空间上,中国高等级旅游景区分布密集程度逐年升高,呈现出主要依托东部沿海地区与中部地区城市群集聚分布的特征,且空间热点、次热点地区占主导地位,形成了“两点集聚—多极多区—集群集聚”的空间演化格局;（4）GDI指数随着研究尺度的缩小而增大,空间尺度越小,高等级旅游景区资源的差异越大;（5）中国高等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主要受社会、经济、资源等因素相互作用的影响,其中人口规模、旅游经济、人文资源是共同的最为关键的因子。研究结果可为优化中国景区资源空间布局以及旅游业高质量及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一定参考。     

基于“乡土—生态”系统韧性的红色旅游资源利用空间格局优化研究——以大别山革命老区为例

红色旅游资源利用与开发将对旅游地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产生强烈扰动,基于“乡土—生态”系统韧性水平厘定红色旅游资源利用空间格局,有利于推动红色旅游资源开发与区域可持续发展共促共赢。以大别山革命老区为例,从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四方面构建红色旅游地“乡土—生态”系统韧性水平评价体系,并对红色旅游资源的空间特征与类型进行识别。研究结果为：（1）各县域“乡土—生态”系统韧性以中低水平为主,呈“中部高、四周低”的空间分布特征。（2）区域内各子系统韧性处于勉强协调状态,县级行政单元的协调度呈现中等水平多、较高与较低水平少的“橄榄型”等级结构。（3）红色旅游资源的冷、热点区分别位于大别山南北两侧及中心地带,呈现出“大集聚、小分散”的特征,根据其规模、影响力划为五种聚类分区。（4）依据“乡土—生态”系统韧性在红色旅游资源高富集区可通过内部要素重构向更高水平发展、在中低密度区因吸纳和适应外界扰动力较弱而与红色旅游资源开发相互抑制这一特征,初步厘定“三区、两带、三核心”的红色旅游资源利用空间格局,并针对不同区域从“乡土—生态”系统韧性视角下提出差异化建议,以期排除红色旅游资源开发对“乡土—生态”系统产生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