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域环境经济学:一个新的学科增长点

针对流域系统的整体性、地域分异性、准公共物品属性和外部性等特点,根据流域环境管理的市场失灵、政府失效的经济学分析,以及理性行为、非理性行为的多方博弈分析,提出流域环境经济学的概念,分析了构建流域环境经济学这一新学科的目的与意义。基于传统经济学和新的经济学理论,如机制设计理论、博弈论、行为经济学等理论工具,阐释了流域环境经济学的内涵及研究框架,力图从新视角、新思维提出解决流域环境问题的途径。     

再生自然资源代际可持续利用的经济分析与制度安排--以渔业资源为例

自然资源由于其较强的公共性和外部性而使其因代际问题所导致的私有市场失灵比一般的产品严重,原因是自然资源代际利用中当代人都倾向于最大限度使用资源,从而引发自然资源“公地悲剧”问题比一般产品严重。再生自然资源虽然在代际利用中的利益冲突比非再生自然资源低,但代际问题所带来的市场失灵依然存在。因此,再生自然资源的代际可持续利用需要政府依据其经济特性进行一定的规制,制订出合理的使用制度。以渔业资源为例,在沙发尔（Schaefer）模型的基础上,利用成本——效益的经济学分析法,分析了再生自然资源代际可持续利用中的成本与收益,提出再生自然资源代际可持续使用的制度安排和优化措施,包括边际成本动态规制、明确界分所有权、实施可交易配额和公共补偿性规制。     

环境资源价值评估与赔偿的若干问题的分析

环境资源价值评估与赔偿过程涉及刭环境、社会和经济领域,具有复合性.以多元化视角讨论环境资源价值评估与赔偿过程,并提出相应的社会学范式.指出该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赔偿者或接受赔偿者可能借用所拥有或使用的环境资源的特殊性、信息不对称或中间人的寻租行为,不合理定价,引发矛盾;可能导致行为变迁;政府在制定赔偿政策时.未能有效地进行政策评价,导致行为的结果和期望不符合;个人缺乏公共需求信息或缺乏物质和符号激励,导致具有环境正外部性的产品供给不足.进而提出改进的总路: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鼓励建立市场运作的第三方经济影响评价机构,鼓励NGO的发展,一定社会控制条件下的公众参与以及引入市场机制.     

环境价值的多元不可比性及其字典式偏好研究

绝大多数环境物品属于非市场资源,没有市场价格,因此市场体制低估甚至忽视了环境的价值,这是产生全球环境问题的深刻根源。在环境经济学中被广泛采用的显示偏好或明示偏好等非市场价值导出方法尽管可以估计环境的经济价值,但这些方法仍以新古典经济学的一元价值论为基础,忽视了环境物品的价值多元性和不可估价性。近年来在环境伦理领域兴起的字典式偏好可以较好地描述环境多元价值,反映环境物品具有伦理属性、公共属性和政治属性。相对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福利最大化和利益补偿原则而言,商议是一种可以发现和容纳环境多元价值的机制,也是现代市民社会解决环境争议的重要途径之一。     

公众认知与环境治理:中国实现绿色发展的路径探析

从漠视环境污染到建设生态环境、实现经济增长与污染治理的共赢,公众对于环境生态问题的认知转变代表了国家生态文明程度的提升。将公众认知概括为两种:(1)清洁环境具有正外部性,个体无法因其社会贡献获得满意的经济回报,作为公共物品数量的接受者而导致政府是整治环境污染副产品的责任者;(2)清洁环境不再只是经济增长的副产品,个体既是环境公共物品的享用者,也是环境治理进程中的直接参与者和监督者,由公众联合提供环境公共物品,成为公共物品数量的决定者而导致合作治理是环境污染的一条有效解决之道。进而用个体偏好及效用函数的不同,来表征两种认知状态下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态度与行为差异,在可比场景中推导环境公共物品的治理均衡。结果表明:前一种公众认知状态下,环境治理效果与参与合作的公众相对规模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公众的环保认识和参与环保活动的总体水平较低,往往以环境公共物品数量接受者的身份观望,等待他人推进环境治理进程,政府此时发挥环境公共物品供给责任主体的作用,将有效提升环境治理的质量和效率。后一种公众认知状态下,环境治理效果与参与合作的公众绝对规模之间密切相关,一个适中比例的群体规模,就可以实现环境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群体规模不是制约环境治理效果的障碍,公众认知状态及环境治理的成本投入才是影响环境治理均衡的关键因素。基于此,提出加强环保相关科学知识传播,使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采取差异化的政策措施,使绿色发展投入与公众参与能力相契合;创新环境综合整治举措,使绿色发展制度体系得以健全和完善等对策建议,以期为中国实现绿色发展指明方向与路径。     

协调贸易与环境的最佳途径——环境成本内部化

面对经济发展带来人类福利增加的同时所产生的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国际贸易被指责为环境质量下降的原因之一．甚至连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原则也受到质疑。围绕贸易与环境可否协调以及如何协调的问题．由环境保护与贸易自由化在理论和实践中的冲突引出贸易与环境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并通过进一步的经济学分析得出结论：环境问题的根源并不是国际贸易。而是环境成本的外部性造成的市场失灵，而国际贸易只是加重了这种市场失灵。二者可以协调发展。环境成本内部化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手段。通过环境成本内部化可以达到环境资源的合理配置并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     

基于市场结构视角的环境规制政策社会福利效应分析

近年来,中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环境规制政策,以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实现"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目标。虽然取得一定效果,但依然存在规制对象及地区不均衡、经济受损差异大和环保受益分配不平等问题。本文以古诺模型为基础,构建包含政府、企业和消费者在内的社会福利函数,将环境规制对象和环境规制措施的市场结构条件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发现:①环境补贴政策及环境税收政策的社会福利效应会受外部性和市场结构影响,当市场结构及外部性不能测度时,无法准确估计两个环境规制政策的社会福利效应;②无论市场结构是完全竞争市场还是存在市场势力市场,当环保商品与非环保商品外部性绝对值相差小于19.2个单位时,环境补贴政策社会福利效果大于环境税收政策的社会福利效果;③当市场结构为完全竞争市场时,且环保商品及非环保商品外部性不同时位于区间(0,0.84)和(-1.33,0)时,实施环境补贴政策或环境税收政策会提高社会福利;④当市场结构为完全竞争市场,且外部性较小,即位于区间(0,0.84)和(-1.33,0)时,实施环境补贴或环境税收政策会降低社会福利。由研究结果可知,中国政府应从两个方面提高环境规制政策的治理效果:①积极推进环境污染负外部性和绿色生态正外部性的监测和测度,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建设在线监控系统,提升环境规制政策的准确性;②政府可以考虑通过引导消费者偏好和利用市场自身力量实现市场向环保商品发展趋向。     

生态公益林建设管理的环境经济政策分析--以广州市为例

根据环境经济学的外部性理论 ,生态公益林建设管理具有外部经济性。使生态公益林建设管理外部性内部化的主要手段是“调节市场”型的环境经济政策 ,即由政府向公众征收生态公益林建设管理费用 ,而“建立市场”型的环境经济政策———明晰生态公益林的产权、承包经营权 ,则是生态公益林建设管理外部性内部化和生态公益林有效管理的需要。广州市生态公益林建设管理中存在的建设管理资金不足、林地的使用权分散、对林农补偿的数量难以确定等问题 ,有待于上述两种环境经济政策来解决     

环境信息公开及在中国的实践

环境信息公开是一种新的环境管理制度，对于提高环境决策的质量和执行，控制污染有着一定的作用。我国已在政府环境信息公开、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和其它形式环境信息公开进行了一些探索和实践。在实践中，我国存在着环境信息公开法规体系不完善、公开的环境信息不准确、企业及产品的环境信息公开不充分等问题，应在健全环境信息公开的法规体系、加大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力度、建设公共环境信息系统等方面做进一步的工作。     

基于外部性理论的中国环境管理体制设计

环境问题的外部性属性决定了其不可能依靠市场解决。必须进行适当的政府干预。研究外部性的意义在于内部化，即纠正市场失灵。本文对外部性进行了主体划分．建立了以时间和空间为基准的外部性分类矩阵，构建了外部性绝对大小和相对大小的概念模型。基于这些研究．分别回答环境问题是否需要管理、由谁来管、采取什么手段以及管到什么程度的问题．并由此提出“三级两层”的中国环境管理体制框架。跨行政区的环境外部性应当由上一级政府负责管理，在总社会成本最小化的前提下．应当在尽量小的范围实现较高程度的内部化，内部化手段的搭配符合费用效果最好原则。建议中国的环境管理体制改革在保留国家、省、市三级环境管理机构的基础上。设置环保总局和省环保局的分局以便直接管理省际、市际等外部性。     

市场结构与环境污染外部性治理

本文运用产业组织理论分析环境污染所带来的福利影响,与传统经济理论形成鲜明的对照,为治理环境污染提供新的解决思路.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完全竞争优于完全垄断,但是如果发生了市场失灵,对整个社会来说完全垄断就优于完全竞争.为此,本文针对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现实,进一步深入探讨环境污染外部性的福利效果,重新考察庇古税和科斯定理作用的约束条件.虽然我们依据完全竞争市场与负外部性会得到产生过多污染的结论,其解决方法是征收等于外部性的边际社会成本的税收,但这并不适用于不完全竞争市场,甚至是错误的.因此从负外部性角度看,我们发现不竞争市场结构可能产生高于或低于社会最优水平的产出和污染,虽然通过征税让企业负外部性内部化,竞争性市场的产量就是社会最优的水平,但这并不适合不完全竞争市场.因此,我们只有将市场势力、产权和庇古税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更现实地解决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问题,这对实现国民经济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风险偏好、外部信息失效与农药暴露行为

农民长期暴露在农药环境中,他们或者在使用农药时直接接触农药,或者在没有过安全期就直接进入农地而接触到农药残留,由此也引发了健康风险问题。对此,一部分学者认为农民的农药暴露可能是受农民风险偏好所驱动的行为;另一部分学者认为农民关于自身农药暴露的信息是非常有限的,这也正是农民长期暴露于农药环境中的根本原因。而本文则是从农户行为角度着手,运用广东省274个菜农的实地调研数据,通过个人保护装备使用情况来判断农民的农药暴露程度,在此基础上构建有序回归模型,计量分析了风险偏好、外部信息失效和个人特征对农药暴露行为的影响作用,并对农民农药信息失效的原因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目前广东农民整体存有较高程度的农药暴露现象;在控制农民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性别后,影响农民农药暴露行为的显著因素是"外部信息失效",而不是"风险偏好",即相较于农药信息来自自身经验的农民,最有用的农药信息是来自外部信息的农民在施用农药时穿戴全套保护装备的概率更低;农药零售商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向农民提供不完全或者不对称的农药信息,这也正是现阶段农民外部农药信息失效以及高程度农药暴露行为的主要原因。结论表明,为推进农药信息普及工作,降低农民的农药暴露程度,应做到:第一,加强对农药零售商的培训、管理和监督,优化市场环境,引导农药零售商向农民提供完全、对称、准确的农药信息;第二,进一步强化农技站、植保站和农业学校等相关部门的农药信息服务功能。     

政策目标对REDD+机制收益分配的影响

本文通过建立一个简单支付模型研究了完全信息和不完全信息情景下经济目标、环境目标以及福利目标对于REDD+机制收益分配的影响。按照政策制定者知道的代理人机会成本的信息,本文设定了完全信息和不完全信息两种情景。政策制定者在两种情景中对于总毁林和潜在造林面积的分布、代理人总收益以及各代理人的毁林或潜在造林面积都拥有完全信息。为了研究不同的政策目标对REDD+机制效果的影响,本文设定三种政策目标:经济目标、环境目标以及福利目标。在此基础上,利用云南生态固碳造林项目的入户调查数据,对三种政策目标的效果进行了仿真研究。通过仿真研究分析了在完全信息和不完全信息条件下三种政策目标对于代理人受益、政策制定者收益以及减少毁林或增加造林总面积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不完全信息情景下,政策制定者只能按照相同的补偿标准支付给所有代理人,因而三种政策目标的产出完全相同。对于经济目标的政策制定者而言,完全信息并不会带来森林面积的增加,但会导致REDD+剩余从代理人转移至政策制定者。相反,对于环境目标政策制定者而言,完全信息会导致森林面积增加而减少代理人的收益。对于福利目标政策制定者,完全信息并不会导致总体福利有所差别,且收益仍归代理人所有,而减少毁林或增加造林的面积大于等于不完全信息。     

双重外部性约束下中国资源型企业绩效研究

中国资源型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受到代际外部性与环境外部性的双重制约,却长期存在过度进入导致的过度开采,加剧了资源型企业的产能过剩与配置扭曲,但与此相关的"结构-行为-绩效"关系研究尚未将外部性纳入考量。本文引入双重外部性,构建了"SCP-2E"模型,并基于80家资源开采上市公司2011-2014年的面板数据,首先运用使用者成本法和条件估值法分别估算了代际外部性和环境外部性,然后将它们作为企业行为的因变量和影响绩效的自变量分别纳入资源型企业的SCP-2E模型中,同时考虑双重外部性下市场结构、所有权性质等因素对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中国资源型产业有着明显的周期性特征,而2011年以来资源型企业的兼并重组只是单纯扩大了企业规模,而没有切实提高企业效率;进一步结合企业规模和所有权性质的相关性来看,大型企业多以国有企业为主,由此说明企业规模扩大、绩效却显著降低的原因在很大程度是由于国有企业的低效率造成的;另外,目前企业绩效的提高,主要还是依赖于地区经济增长的拉动,但在用电量增速较快的地区,也伴随着较大的环境外部性损失,暂时没有受到资源枯竭的约束。基于以上结论,本文认为,监管部门应加强资源开采权的审查,提高资源型企业的进入门槛和技术标准,适当鼓励企业在不增加生产投资和规模的前提下,通过技术进步和劳动效率的提高提升绩效,而国有企业改革力度重点应放在解决大型国企的低效率问题上。政府应该权衡经济增长与代际和环境负外部性,在保证能源、资源安全的前提下,鼓励和扩大可耗竭资源的进口,逐步建立国家和企业的战略资源储备制度。     

浅谈生态公益林的补偿

补偿是生态公益林外部性内部化的核心问题。从生态公益林的经济学属性出发，阐述了生态公益林产生的外部性及其公共物品的属性，并对生态公益林对所在地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负外部疚及补偿问题，做了重点的讨论。提出生态公益林的补偿学应局限于单纯的经济补偿，应该为利益受损的群体提供更多的经济机会和发展空间，引导地区产业的结构调整和升级换代。     

中国水资源管理博弈特征分析

随着中国水资源匮乏和水污染态势日益严峻．建立一个面向效率和公平的水资源管理机制的需求日益凸现。本文在比较传统行政模式和市场模式下水权管理不同特征的基础上,分别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从水量和水质两个维度分析了两种模式下的水用户博弈特征。结果表明：政府管制会出现“政府失灵”。无法实现政府和水用户之间的激励相容;在完全市场机制配置情况下,由于个人和集体理性的不一致,会导致水资源被过度污染、治污的公共产品提供不足等“市场失灵”,基于不同模式下各自的利与弊,无论哪一种单纯的管理模式都不能满足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要求。认为中国水资源管理需要把水量和水质、政府管制与市场机制两种配置方式的优势相结合,提出了一种准市场水权交易机制分析框架。     

论建立和完善国家自然遗产管理制度

自然遗产的公共产权属性，决定了自然遗产保护的政府主导。对公共物品的过度损坏将导致国家财产的流失和公众利益的损害，同时考虑到自然遗产的环境与资源属性，加强对自然遗产的国家保护不仅符合政府对公物积极保护的政治责任要求。而且具有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意义。本文采用法学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通过分析自然遗产的产权属性，指出了国家保护自然遗产的义务。在进一步探讨了我国自然遗产保护制度的缺陷以后，对国家自然遗产管理制度进行了系统的构建，以期对自然遗产的保护有所裨益。     

环境外部性对出口结构和贸易政策选择的影响——基于中国高耗能产业的证据

出口贸易在促进技术和资金快速积累的同时引入了环境污染,经济增长与绿色发展之间的矛盾逐渐凸显。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产业出口优势和贸易政策设计需要新的定义和依据。为此,首先结合理论机制,利用市场供需和中央-地方政府博弈等框架从环境排放输入国的角度分析环境成本对一国出口结构和政策倾斜的影响,并探讨具有显著环境外部性的高耗能产业在我国迅速发展的原因和现实特征。其次,使用1997—2017年的投入产出数据,从增加值和环境污染两方面测算高耗能产业出口的隐含社会福利变化。研究结果表明,对环境外部性的忽视会刺激高耗能产业的生产和出口,阻碍出口结构的优化升级。全球金融危机后高耗能产业出口对企业经营、财政收入及劳动岗位创造的带动作用持续减弱,而隐含成本却不断增加,造成了约3%的福利损失。若将这部分成本内部化于比较优势衡量体系中,高耗能产业出口的净经济效益将明显下降,市场竞争力减弱。同时,对环境外部性的忽视也会影响环境规制的力度,导致政策设计中"明降暗补"现象的出现。相比于国际平均水平,我国较低的环境标准会导致对环境损失的低估,从而影响贸易政策的精准制定。基于主要结论,在优化出口结构和设计贸易政策时,通过调整环境税和碳市场的方式提高环境成本可以减少企业决策与社会效率的偏离;加强对高耗能产业的调控并针对不同产业特点实施过渡性政策有助于向高附加值、低污染的结构转型;重建贸易优势判断标准能够引导"污染天堂"的关闭。将环境成本内部化于经济决策,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关键选择之一。     

基于偏好结构和优先权的流域水资源配置

本文以基于优先权的资源配置的特征——对资源的竞争性为视角,提出了资源偏好结构的一致性和差异性的概念,并用一致性优先权取代先前文献所用的(非)循环优先权的定义,研究了在环形优先权和一致性优先权结构下,偏好结构的一致性对配置绩效及配置结果的影响。有限的资源数量与一致性的偏好是资源竞争的原因。在完全信息环境中,在偏好一致性的条件下,基于优先权基础的资源配置问题的配置结果取决于优先权结构,一致性的优先权结构是保证配置公平性前提。流域水市场的参与者对水资源具有一致性的偏好结构,流域水资源的配置是一典型的竞争性资源配置问题。同时,合同匹配理论的发展给出了一条新的讨论流域水资源配置问题的思路。我们能期望依托于合同匹配理论的框架来设计流域水市场的制度体系。流域水资源的交易存在外部性与公共物品性,这种外部性呈现一定的空间格局。在环境意识觉醒和存在一致性社会性偏好条件下,外部性效应会反映在交易者的效用函数中,我们通过交易机制设计,让交易者的社会性偏好得以表达,以实现流域水资源的社会最优配置。     

能源-经济-环境非协调发展原因的经济学解释

我国的能源－经济－环境（3E）系统总体协调程度偏低，系统发展中存在着许多缺陷和冲突。主要表现在能源与环境、环境与经济间的矛盾突出，而经济与能源生产、消费之间呈现出一定的非均衡性。综合运用环境经济学、能源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理论，密切结合我国能源、经济和环境的发展现状，深入探讨造成3E系统非协调发展的内在原因，从而为政策实践提供更深层面的理论参考。分析结果表明：环境、资源的公公性与不明晰的产权安排，环境、资源利用中广泛存在着的外部不经济性，环境、资源不完善的市场与价格机制，实现经济外部均衡的资源要素投入效益难以衡量，人类行为假设与不完善的制度安排是我国当前3E系统非协调发展现象产生的根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