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考核看陕西省环境监测体系建设

结合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考核工作,就陕西省环境监测体系涉及的体制改革、管理创新、能力提高、经费保障等问题进行探讨。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考核业务系统的研发与应用

根据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考核工作的业务流程以及县级、省级和国家三个层次的应用需求,基于地理信息系统、计算机及空间数据库技术,研发了由县级数据填报、省级数据审核和国家数据综合管理与评价三套软件,构成了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考核业务系统,并成功应用于2013年、2014年的考核工作中,极大提高了该项工作的标准化、规范化水平,同时形成了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级生态环境数据库,为加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奠定基础。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考核评价指标体系设计与应用实践

围绕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绩效评估目标,确定了以县域生态环境质量动态变化值作为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果的评价依据,根据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的基本表征要素,建立了以自然生态指标和环境状况指标为代表的评价指标体系,并且成功应用于近两年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评估中,考核结果直接对转移支付资金进行调节,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达到了预期目标。     

湖南省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考核探索

湖南省以实施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中央转移支付资金项目为契机,切实统一地方政府部门认识,建立健全统计考核监测体系,严格数据审核,全省考核组织工作不断加强,环境监管能力显著提升,数据报告质量逐年提高,有力推动了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建设,生态环境质量进一步改善。     

青海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考核措施及建议

2011年,青海省门源、祁连等26个县被列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被考核县。为了更好地完成考核工作,通过三年的工作实践,探索建立了适应青海实际的监测与评价工作体系。本文从组织领导、工作机制、业务培训、建立信息数据平台、进行考核试点示范以及强化考核结果应用等六个方面对青海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考核工作进行阐述,并提出了相应的工作建议。     

问水哪得清如许——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考核邓州纪实

县域生态考核是守护重点生态地区生态安全的重要手段,其中涌现了许多考核的典型。河南省邓州市作为水源涵养方面的被考核地区之一,在考核过程中取得了良好成绩,但是,仍旧存在诸多问题,需要在未来的考核工作中一一解决。     

深入推进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监测评价与考核工作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是《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确定的限制开发区。为保护好这一区域,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中央财政自2008年起对其实施转移支付政策。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监测评价与考核工作就是要评估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果,帮助和引导地方人民政府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实践表明,该项工作意义重大,取得了明显成效,已经建立起定期考核评估工作机制,考核结果连续三年运用于调节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额度,是一种比较成功的环境绩效评估模式。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需要继续完善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考核技术支撑体系、加强现场核查,并督促地方切实提高环境监测能力,持续深入地推进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考核工作。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保护面临的主要问题与对策

近些年,国家投入了大量的物力财力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进行生态保护,这些地区生态环境总体趋势向好的方向发展,但部分地区生态环境破坏仍然存在,区域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依然突出,生态环境监测与监管困难,生态保护与恢复科学决策亟待加强,需要从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理论技术方法、支撑生态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相关配套政策制定与实施等多方面共同努力,以确保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顺利进行。     

关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考核中现场核查的思考

本文就如何开展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考核工作中的现场核查进行了设计,围绕核查对象、核查对象确立的原则、核查内容、核查形式及核查结果反馈等内容作了阐述。对开展现场核查工作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用考核机制守护长白生态屏障安全——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考核吉林模式

为加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质量的监测、评价与考核工作,我国制定了《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考核办法》。通过实地考察,汇总了县域生态考核省份吉林省汪清县等地实施县域生态考核的具体做法、环境现状,以及县域生态考核对于该地区的影响和未来工作开展方向。     

基于生态安全格局与生态脆弱性评价的生态修复关键区域识别与诊断——以汶上县为例

以山东省济宁市汶上县为研究区,基于最小阻力模型构建生态安全格局,结合脆弱性评价识别生态修复关键区域,对关键区域分类提出针对性修复保护措施.结果表明在汶上县共识别出11处生态源地,总面积38.72km²,35条生态廊道,总长度259.56km;生态脆弱性分级以中度脆弱与低度脆弱为主,两类型区域总面积594.32km²,占比67.40%.中部城区脆弱性较高,西南洼地脆弱性较低;识别出生态修复关键区域5处,总面积107.14km²,分布于中部城区及周边;根据区位特征将关键区域分为三类,并分类别提出其生态修复策略,以期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提供参考.     

新疆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建立省区一级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在我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根据代表性、综合性、系统性、易获性原则,在具体指标设置上注意景观生态格局和生态功能的统一,水的主导因子作用,现行统计指标的选用,山地的特殊功能等,采用常用的综合指数法,以新疆87个县（市）为评价单元,建立了简易合理、具可操作性的新疆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确定了各指标的权值和相对的分级标准,为新疆生态环境现状的准确评价提供了可靠依据,对新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管理将起到积极作用．     

南海北部海岛周边海域生态环境质量综合评价

基于国内外海洋生态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方法,结合我国海洋生态环境调查数据,从环境和生物学要素中选取12个指标建立评价指标体系,确定5个评价等级及标准,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构建我国海岛周边海域生态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方法.选取南海北部10个代表性海岛,对其周边海域生态环境质量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研究海岛中特呈岛和内伶仃岛评价等级为中,其余8个海岛均为良;离岸距离、陆源污染物排放量和海水交换能力直接影响评价结果.该方法能较好地反映海岛周边海域生态环境状况,可操作性强,可作为今后我国海岛周边海域生态环境质量评价的参考.     

中国生态保护政策的县域经济效应——来自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证据

为保障生态产品供给，中国设立了限制开发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建立了生态保护转移支付制度.本文首次在县域层面构建2002~2017年县级面板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构造政策组的“反事实”情形，基于双重差分法评估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的县域经济效应.结果表明，该政策提高了县域财力、长期来看一定程度改善了产业结构；以标准财政缺口为主的资金分配机制弱化了县域经济发展激励，资金补助不能完全抵消限制开发对县域经济带来的负向影响；固定资产投资和内资企业受影响较大.随着投入资金累积、生态产品价值的转化，该负向效应随时间而减弱、经济促增效应逐渐显现.政策效应在不同生态功能和经济区位间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建议持续增加生态转移支付资金、将生态产品供给数量和质量作为资金分配依据，考虑按生态功能类型设计差异化政策，更好激励县域生态产品高水平供给与经济价值实现的双赢，促进区域均衡发展.     

长三角重点生态功能县域生态资产损益核算

限制开发的重点生态功能县域承担着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双重使命,如何实现生态与发展互促共进及生态产品价值化是当前面临的极大难点,生态资产损益核算为量化区域资源有偿使用、生态保护修复、生态文明绩效评价等提供了有效途径。以浙江省嵊州市作为长三角地区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典型县域,基于栅格尺度评估了近20年生态资产存量与流量时空动态变化,并利用地理探测器结合人类活动类型监测分析了生态资产损益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2000—2018年,由于森林生态资产质量降低及面积减少,嵊州市近60%区域的生态资产存量呈减少趋势,而生态资产流量总价值与单位面积价值均增益10%以上。相对于自然因素,社会经济因素对嵊州市生态资产损益平均贡献度更大,为17%。县域城镇化导致粮食供给轻微减损,70%以上乡镇生态资产增益,特别是石璜镇生态保护成效较突出。     

内蒙古矿区生态环境破坏与重建现状调查

本文主要论述了矿山生态环境破坏现状及重建情况并对今后重建矿山生态环境提出了对策建议。     

重点生态功能区环境污染源排放特征与空间管控模式——以藏东南为例

重点生态功能区以保持并提高生态产品供给能力为主体功能定位，区内自然环境敏感性和脆弱性突出，研究其人类活动过程中的环境污染源排放特征与空间管控模式，对科学协调保护与利用、切实加强重点生态功能区环境保护和治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以青藏高原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区藏东南为例，基于环境污染源的固体废弃物、水体污染物和大气污染物排放强度的分类估算与空间特征解析，探讨面向污染源排放强度和多尺度管控精度的分级空间管控方案.研究结果表明：藏东南环境污染源的排放强度整体较低，雅鲁藏布江和雅尼河谷地因人类生产生活活动密度较大，其污染物排放量显著高于其他区域；在重点生态功能区应建立由7个二级类和21个三级类构成的环境污染源空间管控体系，重点管控以城镇居住区和工矿业生产空间为主的"点状"胁迫、以交通运输场所和人文游憩空间为主的"线状"胁迫、以农业种植区和畜禽养殖区为主的"面状"胁迫；针对藏东南各类环境污染源的空间耦合及交互特征，提出城乡生活集聚型、农牧业生产集聚型和休闲旅游集聚型3种典型区，依次制定"分级处理+资源利用"、"源头减排+就地消纳"、"实时动态监控+绿色设施营造+游憩利用规范"的差异化空间管控模式.     

生态空间优化与管控在城市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中的应用研究

科学划定生态空间并实施有效的空间管控,是落实“三线一单”环境管理机制过程中,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重要内容。结合城市规划制定在纲要形成、规划研究、规划编制、规划报批4个主要阶段,构建包括空间要素解析与基础方案形成、生态环境现状分析与空间协调性分析、规划实施对空间利用影响评价、空间优化调整建议及管控对策提出等主要任务在内的规划环评生态空间优化与管控主要技术流程,并应用于“上海市宝山区总体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生态空间优化结果表明,通过纳入生态保护红线区和河道水网、新增生态节点和廊道等方式,宝山区优化调整后的生态空间总面积从65.74 km²增至121.84 km²,占区域陆域面积的40.4%,达到《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40年）》中“2040年宝山区生态用地占陆域面积40%”的要求。城市规划环评能够在城市规划生态空间的基础上,从生态环境重大问题、区域环境需求等方面进一步优化生态空间格局,提出具有针对性的管控措施,为我国新型城镇化推进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有效手段。

     

基于生态安全格局的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关键区域诊断与识别——以烟台市为例

山水林田湖草系统生态保护修复是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保障。当前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研究缺乏从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结构连通性角度对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关键区域进行诊断和识别。烟台市作为我国典型滨海城市,湿地退化,生境类型单一造成景观稳定性差,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刻不容缓。为全面识别烟台市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关键区域,利用生境质量模型、生境风险评估模型、粒度反推法、最小累积阻力模型和电路理论,通过构建区域生态安全格局,诊断生态"夹点"、生态障碍点、生态断裂点等,识别和确定研究区域的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关键区域。研究发现:(1)烟台市生态源地共计668.85 km²,主要为林地、水域,源间廊道共计1548.36 km,呈现"两横两纵"的空间特征;(2)基于生态安全格局识别烟台生态保护修复关键区域,包括13处生态"夹点"区域、8处生态障碍点区域、39处生态断裂点区域、破碎生态空间1308.66 km²;(3)结合各类生态保护修复关键区域的空间分布特征、土地利用现状,分别提出修复提升方向。研究可为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关键区域识别、生态系统整体修复提升提供...     

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对生态产业发展的空间效应——以江西省80个县为例

发展生态产业是重点生态功能区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重要途经,而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是目前为止国家对重点生态功能区唯一的具有直接性、持续性和集中性的生态保护补偿政策。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探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对生态产业发展的影响。以江西省为研究对象,基于2008—2018年研究数据,以县域为研究单元对生态产业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对生态产业发展的空间效应。结果表明：生态产业发展在空间上存在显著的正向自相关性,且在江西省境内呈现出西北地区高—高集聚,东南地区低—低集聚的现象;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提高不仅会显著促进当地生态产业的发展,还会提高邻近地区的生态产业发展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