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改进DEA模型的城市生态福利绩效评价研究——以我国35个大中城市为例

论文首先基于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构建城市生态福利绩效的评价指标体系,以我国35个大中城市（省级和副省级城市）为例,采用2013年的截面数据,选取考虑松弛变量的Super-SBM模型测算城市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并在此基础上运用Tobit模型回归分析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我国35个大中城市2013年的整体生态福利绩效水平不高,且城市间差距较大,青岛、海口等沿海旅游城市的生态福利绩效水平明显处于领先地位,然而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地区包括上海、南京、杭州等城市均排名靠后;2）从区域层面上看,呈现出“东部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的态势;3）经济产出贡献率和产业结构与生态福利绩效呈负相关,城市紧凑度和绿化与生态福利绩效呈显著正相关。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     

中国生态福利绩效空间关联网络演变特征与形成机制

在定量测度生态福利绩效基础上,借助修正的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了中国生态福利绩效空间关联网络演变特征与形成机制。研究发现：（1）中国生态福利绩效空间关联网络呈现“东密西疏”的空间分异规律,关联网络有“扁平化”发展趋势,网络稳定性亟待提升。（2）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处于网络核心位置,具有较强的溢出效应,东北、西北和西南地区处于边缘位置,贵州和甘肃是联系西南和西北省区的关键节点,生态福利绩效在省际间的传输多通过南部省区的中介作用实现。（3）北京、天津和上海构成净溢出板块,珠三角和江浙地区属经纪人板块,长江中下游及西南地区为净溢出板块,东北、黄河中下游及西北地区构成双向溢出板块。（4）资源禀赋差异、市场调节、政府宏观调控和科学技术推动是空间关联网络演变的主要驱动机制。研究成果可为推动生态福利绩效的跨区域协同提升提供参考依据。     

行政等级与城市规模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研究

基于广义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和随机抽样Bootstrap法,使用2015—2018年全国28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研究行政等级、城市规模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分析城市规模在行政等级影响生态福利绩效中的路径作用。结果表明：我国28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生态福利绩效水平整体均值不高,但随时间推移呈上升趋势且近年来增速逐渐加快;行政等级和城市规模均对生态福利绩效起显著正向影响,技术进步显著提升城市的生态福利绩效,外资依存度显著降低城市的生态福利绩效;城市规模是城市行政等级影响生态福利绩效的重要路径,行政等级越高,城市规模越大,生态福利绩效水平越高。基于以上结论,为协调经济、环境、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生态屏障地区的生态补偿资金绩效评估研究

为明确生态屏障地区生态补偿资金的使用绩效及其影响因素,文章通过采用DEA和DEA-Malmquist指数法对浙江省重要生态屏障地区——丽水市的生态补偿资金绩效进行了评估,并通过灰色关联分析探究绩效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011~2015年,丽水市生态补偿资金静态绩效整体水平不高,规模报酬效率的递减是造成相关县(市、区)绩效损失的主要原因;丽水市生态补偿资金动态绩效总体呈上升态势,青田县是绩效最优的地区;生态补偿参与者生活水平提升类指标对生态补偿资金绩效的影响大于生态环境保护提升类指标,对于生态屏障地区来说,生态补偿式扶贫开发将是一条兼顾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绿色发展之路。     

强可持续理念下绿色创新效率与生态福利绩效耦合协调的时空特征

从强可持续理念出发,基于改进的SFA模型对中国2004-2015年30个省份的绿色创新效率及生态福利绩效值进行测度,结合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进行分析,同时考虑其空间特征及演变规律。结果表明：（1）中国生态福利绩效值在空间上已形成由北京—浙江—广东—陕西构成的四角极点支撑,并不断向沿线地区辐射。（2）2004-2015年两系统的耦合度均值C∈[0.666, 0.680],整体处于较高强度耦合阶段,而协调度均值则整体处于初级协调阶段 （D∈[0.512, 0.565]）,未来仍有较大的优化空间。（3）从空间格局上看,地区间的耦合协调度差距显著,高值区（中高级协调）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且已形成由广东—浙江两个高级协调发展极核辐射的“U”型发展轴带;初级协调阶段的地区连片扩张趋势明显。相比较而言,西北地区仍处于中国绿色创新效率与生态福利绩效耦合协调的最后梯队,受周边地区辐射影响较小,增速缓慢。     

环境规制对长三角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基于技术创新的作用路径分析

环境规制与绿色发展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是复杂且有争议的议题。基于长三角4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3—2018年的面板数据,首先科学构建绿色发展水平测度的指标体系,计算各城市的绿色发展水平及空间动态演变;其次,借鉴可拓展随机性的环境影响评估模型（STIRPAT）,构建面板计量模型,深入探究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1）长三角地区环境规制和绿色发展水平均呈上升趋势,但区域差异显著,绿色发展水平从东南向西北,呈现圈层式递减态势,而环境规制强度重心经历了由东南向西北转移的演变。（2）总体上,环境规制显著影响城市绿色发展,两者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过强的环境规制会抑制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3）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紧密的联动关系,即环境规制主要通过技术创新这一中介路径促进城市绿色发展转型,其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约为50.1%。因此,在推动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应该根据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来制定本地的环境规制,并重视提升本地的技术创新水平,进而实现城市绿色发展转型的目标。     

长江流域禁捕生态补偿政策绩效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以湖北和贵州为例

渔民作为我国长江流域禁捕生态补偿政策的对象,渔民的满意程度是衡量禁捕生态补偿政策的重要指标。选取的研究地区是首批推行并完成禁捕生态补偿政策的贵州省赤水河流域和湖北省洪湖市,基于退捕渔民调研结果,先使用TOPSIS法的数学模型求出最优解,再进行障碍度计算,并对禁捕政策实施效果和相关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关于禁捕生态补偿政策渔民评价的最优解,贵州省赤水河流域为0.45,绩效一般,湖北省洪湖市为0.27,对应的绩效水平为较差;（2）影响两个地区绩效评价的前三位主要因素是实施禁捕后,政府部门工作跟踪力度满意度（B₄）、生活水平满意度（D₂）、社会活动与社会地位满意度（E₂）。研究结论为评价禁捕生态补偿政策绩效提供一个可选分析框架,为其他地区提高禁捕生态补偿政策绩效提供参考依据。     

综合福利视角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绩效评价及国际比较

基于强可持续研究范式,以生态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理论为基础,运用两阶段网络Super-EBM模型进行绩效测算和评价,打开生态福利转化过程的“黑箱”,基于综合福利视角将生态文明建设绩效进一步分解为生态经济效率和经济福利效率,实证研究部分选取2006-201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中国“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的生态文明建设绩效水平进行纵向分析,与此同时,选取42个国家2014年的截面数据进行横向的国际对比研究。研究表明：（1）“十一五”到“十二五”期间,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绩效（0.986）整体水平一般,均未实现DEA有效,但“十二五”期间已呈现出逐年改善的利好趋势。国际比较层面,瑞士（1.647）、印度尼西亚（1.365）、爱尔兰（1.039）依次排名前三位,中国（0.297）排名相对靠后,位列倒数第二。各国之间差异较大,总体上呈现出“OECD国家（0.677）最高、G20国家（0.611）次之、金砖国家（0.417）最低”的态势。（2）从分阶段效率来看,无论是纵向分析还是横向对比,均发现第一阶段的生态经济效率明显低于第二阶段的经济福利效率,生态经济效率偏低是导致生态文明建设绩效总体水平偏低的主要原因。（3）与传统的单阶段、径向或非径向DEA模型相比,两阶段网络Super-EBM模型综合考虑了径向和松弛变量问题,测算出来的效率值更为精确,能够更为客观地反映现实。同时,对于其他领域涉及两阶段或多阶段生产系统的效率或绩效评估具有较好的借鉴价值。最后,根据上述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黄河流域城市群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耦合的时空格局与机制分析

通过研究黄河流域战略背景和城市群发展规划,本文构建评价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指标体系并运用于城市群比较研究中,再依据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自相关和地理探测器,分析黄河流域七大城市群2007—2019年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时空特征与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黄河流域城市群的经济发展水平有较大提升,生态保护建设进展较为缓慢,二者耦合度波动上升。（2）上游城市群的协调度低于中下游,整体协调度提升至良好协调。（3）存在从经济发展滞后型向生态保护滞后型的转变。（4）各城市群的协调度存在关联效应。（5）影响耦合的机制和民生发展与对外开放、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绿色发展与农业建设、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等密切相关。     

黄河流域绿色创新效率空间格局演化及其影响因素

绿色创新作为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是促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采用网络DEA模型测度2003—2018年黄河流域79市（州、盟）绿色创新效率,进而运用核密度估计、重心—标准差椭圆分析效率的空间演化规律,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探究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黄河流域绿色创新效率水平较低,但表现为波动上升的时间趋势;（2）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空间非均衡性,呈现出“下游>上游>中游”的空间分异格局,效率重心整体向东南方向移动,表现出南北方向相对稳定、东西方向集聚发展的趋势;（3）黄河流域绿色创新效率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人均收入、产业结构、师资力量、外资利用和环境规制是影响绿色创新效率的重要因素。     

非点源污染负荷模型的比较与选择

随着点源污染治理的深入,非点源污染的严重性日益凸显。对非点源污染进行定量化和有效控制的方法是通过非点源污染负荷模型对各类非点源的形成、迁移转化以及负荷量进行模拟。然而,非点源污染模型大都由发达国家开发,而且结构和参数各不相同,如何在实际应用中选择适合的模型成为非点源污染模拟的重要问题。文章选择国内常用的SWAT、HSPF、AnnAGNPS和GWLF 4个非点源污染模型,从结构、输入输出以及所应用的流域来对模型进行比较,最后给出非点源污染模型在国内使用时,模型选择的原则和建议。     

SWAT模型在我国流域水环境模拟应用中的评估验证过程评价

模型评估验证是模型开发和应用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是管控模型应用于管理决策风险的重要手段.近年来,以SWAT模型为代表的流域水环境模型在我国流域水环境管理中得到广泛应用,但模型评估验证过程尚缺乏规范性指导.结合SWAT模型建模过程和模型评估验证的基本步骤,梳理总结SWAT模型评估验证过程的评价方法,针对确定研究或决策目标、获取输入数据、构建模型、模型率定验证、展示模型结果等5个阶段分别设计评价指标.筛选中国知网收录的2015—2017年发表的以SWAT模型为主题的428篇学术论文作为研究对象,评价现有研究的模型评估验证过程,分析我国SWAT模型评估验证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评价结果表明,我国现有的SWAT模型应用研究总体比较重视模型评估验证过程,能够清晰定义研究区域、建模目标和期望产出,说明输入数据来源和质量以及模型概化、参数灵敏度分析、参数识别、不确定性分析的方法和结果,模型模拟效果较好.但是,针对SWAT模型评估验证方法的研究较少,在模型参数识别方面还存在参数选取未考虑研究区域特征、参数识别结果不合理等问题.建议在SWAT模型应用研究中关注参数灵敏度分析和参数识别,结合研究区域特征建立本地化应用数据库,加强模型评估验证方法研究.当模型应用于流域水环境管理决策时,应完整地开展模型评估验证,并分析模型不确定性对决策的影响.      

沈阳市老虎冲垃圾填埋场填埋气产量估算

通过选取3种不同的填埋气预测模型：IPCC模型、中国填埋气估算模型、德国模型,结合沈阳市老虎冲填埋场的实际情况,对各参数进行了修订,从而预测老虎冲填埋场填埋气产量情况,并分析比较各模型预测结果。结果表明,2003—2011年,3种模型反映了相同的填埋气变化趋势,趋于上升状态;2012—2025年,由于填埋量发生变化,IPCC模型与中国填埋气估算模型和德国模型的填埋气变化情况相反,呈下降趋势。3种模型预测的填埋气产量的峰值大小为：中国填埋气估算模型为3.3×107m3/a,IPCC模型为2.1×107m3/a,德国模型为9.8×106m3/a。根据实际产气情况进行对比,发现德国模型更符合实际情况。     

大气环境质量预测模型研究

为适应青岛和贵阳地区地形和大气流场复杂的特点,吸收高斯烟云模式和烟团模式的优点,建立高斯轨迹烟云模式,模式同时考虑静风条件下的扩散。应用青岛和贵阳的实测数据对模式的性能进行检验,结果证明,该模式可适用于地形和流场复杂的地区。该模式是环境决策支持系统的一部分。      

History,developmen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lake ecological models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Ｌａｋｅｍｏｄｅｌｓａｎｄ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ｈａｖ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ｓｉｎｃｅｔｈｅ 1 96 0ｓ .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ａ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ｆａｃｔｏｒｓｂｅｈｉｎｄｔｈｉ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Ｆｏｒｔｈｅｍｏｓｔｐａｒｔ,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ｓｈａｖｅｇｒｏｗｎｏｕｔｏｆｔｈｅｎｅｅｄｆｏｒｓｏｕｎｄ ,ｒｅｌｉａｂｌ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ｔｏｕｓｅｉｎ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ａｎｄａｐｐｌｙｉｎｇｌａｋｅ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ｔ…     

Multi-Agent System 模型在土地利用/覆盖变化中的研究进展

在微观与中宏观尺度上,MAS模型可以反映景观中具有自动性、异质性和分散性的人类决策,利于阐明智能体对自然与社会经济环境的适应机制。因而在自然资源管理、农业经济和城市模拟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目前,该模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智能体决策、智能体相互作用、模型多尺度、模型检验与验证等几个方面。综合分析得出如下结论:①智能体决策框架还需进一步完善,特别有限理性决策框架(Bounded Rationality)还需进一步完善;②智能体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仍停留在定性的、概念性的水平,还需进一步研究定量分析智能体相互作用的方法;③在多尺度研究中,第一种尺度转化途径机理明确,但决策的空间显性(spatially-explicit)表达较为困难;第二种途径可以表达空间显性,但决策与土地利用变化之间的逻辑解释不强;第三种途径可以表达土地利用过程中决策与复杂性关系,但智能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处理较为简单;④还需加强对模型的检验与验证方面的研究,探索验证人类复杂行为的技术方法。     

基于高斯线源模式的主要尾气扩散模型综述

机动车排放污染扩散模式口可分为高斯模式、经验模式、数值模拟模式和箱式模式。而目前世界各国环保部门推荐应用于污染浓度预测的模式大多属于高斯扩散模式。主要介绍了基于高斯模式的几个主要扩散模型，并比较了它们的优劣，指出开发新模犁需解决的问题。     

基于UML的放射源贮存库管理系统设计

随着放射性同位素在油井钻探、测试等领域中的广泛应用,放射源的种类及数量越来越大,使用频率越来越高,传统的管理方法已经不适应现代条件下的放射源管理需求。本文从放射源管理中的重要环节——贮存库管理系统入手,以UML为工具,对贮存库管理系统的需求模型和系统模型进行了设计,以提高放射源管理水平。     

地下水三维数值模拟及其优化开采

通过总结地下水三维数值模拟及其优化开采的研究方法，本文建立了地下水概念模型、数学模型、三维数值模拟模型和优化模型的耦合模型，最后提出了联合运用地理信息系统软件Arc View、地下水模拟软件FEFLOW和最优化软件Lindo或Lingo的实现方案。     

活性污泥系统动力学模拟方法的综合分析

活性污泥法的应用现状和污水中氮磷排放标准的日益严格，使得传统数学模型已满足不了目前的要求，需要对活性污泥系统复杂的动力学规律进行有效模拟。文章在综合分析活性污泥动态模型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基础上，介绍了3种占主流地位的模型：活性污泥数学模型、神经网络模型和混合模型。这3种模型在污水处理的设计、运行控制和工艺优化等方面各有其独到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