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城镇化与生态环境时空耦合特征

城市群作为多要素集聚空间,以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关系为代表的"人-地"耦合特征与规律有待深入探讨。立足于"人-地耦合"视角并构建指标体系,综合测度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并进行协调类型划分与主控因素的分析。研究发现:(1)城市群整体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达到0.38,空间依赖性较强,且高低聚类程度较高;(2)三大城市群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存在阶段性差异,空间不均衡性较为显著;(3)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的"协调型"特征具有多种类型,城镇化滞后型协调现象较为普遍,同时存在"弱势型"协调问题;(4)城市群整体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主控因素在十年间由经济城镇化转为人口城镇化;长三角、长江中游和成渝三大城市群分别受到人口集聚、建设投资与工业污染的主导影响。     

东北地区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

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作为"三化"、"四化"乃至"五化"战略的重要核心内容,研究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对于开创中国未来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至关重要。以东北三省34个地级城市为研究对象,构建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的评价指标体系,结合熵值赋权、变异系数赋权的综合确权法测算城市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探讨二者的耦合度与协调发展度,并划分其阶段类型,研究表明:(1)东北三省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水平排序: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优势排序:黑龙江省辽宁省吉林省;辽宁与吉林省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速度超前于农业现代化,仅黑龙江省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滞后于农业现代化;(2)东北三省新型城镇化的高值区分布在以哈尔滨为核心的黑龙江省西南、以长春为核心的吉林省中部、以沈阳和大连为核心的辽宁省中部及南端,农业现代化的高值区分布在哈—大—齐—绥沿线的松嫩平原;沈阳、大连、哈尔滨、长春新型城镇化水平居于东北三省前列,哈尔滨、沈阳、齐齐哈尔、绥化农业现代化水平位于首位;(3)辽宁省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耦合协调发展度均强于黑龙江省,吉林省略低;耦合度高值区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的三江平原、辽宁省的沿海经济带,协调发展度高值区位于黑龙江省西南部的松嫩平原及以长春、沈阳、大连为核心的小范围圈层区域;仅哈尔滨与沈阳市处于勉强协调阶段,多数城市处于高强度、中高强度拮抗耦合与轻度、中度失调阶段。     

中国城镇化加速阶段中期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协调程度

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是否协调在过去几年倍受关注。选择了我国城镇化加速阶段中期(1996~2006年)这一时间段,通过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采用离差系数模型对这10 a间我国各省份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增长速度的协调性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表明:(1)我国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增长速度总体失调,土地城镇化超前;(2)人口-土地城镇化协调程度区域差异明显,不同发展阶段的省份表现出来的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增长速度及其协调程度不一样;(3)各省份应根据自身不同的城镇化发展阶段,总结过去的经验和教训,结合当前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推进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     

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与水环境耦合协调及其驱动因素研究

新型城镇化进程在促进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导致水环境问题日益严峻。以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直辖市)为研究对象,采用熵值法与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新型城镇化与水环境的耦合协调度,并借助空间自相关模型与灰色关联度模型探讨二者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化及驱动因素。结果显示：(1) 2009～2020年,长江经济带水环境综合水平指数保持平稳,新型城镇化与二者间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发展趋势尚好,从空间演变来看,耦合协调度呈现“下游>中游>上游”的分布格局,且区域间差异有所缓和,但整体增长速率较为缓慢。(2)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且局部的空间自相关表现为聚集趋同特征,空间关联性较强。(3)影响二者耦合协调度的因素按作用强度从大到小依次为产业结构、人口聚集、技术创新、经济驱动和政府能力,且各因素对耦合协调度的作用程度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因此,需充分发挥长江上中下游区域资源优势,推动新型城镇化与水环境协调发展。     

长江流域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时空分异与空间集聚

从长江流域协同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发展角度考虑,如何促进区域城镇化有序、适度及协调建设,是亟待解决的科学问题。以长江流域105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基于熵值法构建人口、土地、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城镇化的五维耦合协调度指标体系。依托ArcGIS平台,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核密度估计及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探究长江流域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分异特征、空间聚类格局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08～2018年,长江流域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标准差和变异系数均有下降,各地级市间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离散程度趋于缩小态势。(2)耦合协调度良好及以上的地级市主要位于长江三角洲、合肥与皖江沿线、武汉城市圈、长沙城市圈、成渝城市群等地。耦合协调度失调的地级市主要位于长江源头地区、川西—藏东—滇北横断山区、甘肃陇南、乌蒙山区、雪峰山区、罗霄山区等地。(3)长江流域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空间集聚可划分为热点聚集型、中部发展型、冷点聚集型、边缘游离型4种类型,人力资本、交通建设、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地理特征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耦合协调度的区域格局。基于城镇化多维耦合协调发展,本研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长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协调研究：基于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观思想

以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新型城镇化和生态环境承载力的主要指标,构建耦合协调模型,计算2010~2015年新型城镇化和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协调度,在大地伦理观指导下基于主体功能区规划研究两者协同发展机制。研究发现：①长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承载能力耦合度在0.466到0.667之间,均值为0.515,整体处于拮抗阶段与磨合阶段的过渡期。②长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承载能力协调度差异较大,协调度值在0.048到0.338分布不等,均值为0.155,总体处于低度协调阶段。③长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承载能力耦合协调空间类型可以分为3类,分别是新型城镇化-生态承载能力磨合区（绍兴、镇江、常州、杭州、台州）、新型城镇化-生态承载能力拮抗区（上海、嘉兴、南通、泰州、扬州、宁波、舟山）和新型城镇化-生态承载能力中度协调区（南京、苏州、无锡、湖州）。在利奥波德大地伦理指导下,提出促进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承载能力协同发展机制,为建构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承载能力的协同机制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视角     

新区城镇化与房地产耦合发展过程和机制——以常州武进新城区为例

引入耦合协调函数,构建耦合发展测度模型,以武进新城区为例,对其城镇化与房地产耦合发展的过程、内在结构和机理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总体上武进新城区2006～2016年城镇化与房地产耦合发展度整体呈现正向改进;但城镇化与房地产耦合发展的内在结构和机理发生了显著的变迁,具体呈现为3个阶段：(1）阶段I（2006～2010年）：房地产与土地城镇化互动耦合作为主导动力阶段;(2）阶段II（2011～2015年）：房地产与人口城镇化互动耦合成为积极和主导动力的阶段;(3）阶段III（2016年以后）：城镇化与房地产耦合发展后劲不足的阶段。该文提出,要实现两者之间更高水平的耦合协调发展,须从局部耦合主导、周期性协调的发展策略转向于土地、产业、人口与房地产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策略。     

人口信息化与人口城镇化协调性及其时空演变

深入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简称"四化")协调发展是推动新时代下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措施,作为这一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以人为本"的信息化和城镇化协调发展对转型时期的中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目前关于人口信息化和人口城镇化协调发展的相关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亟待加强。人口城镇化和人口信息化协调发展不仅是现阶段的现实需要,也是推动中国"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战略方向。本文通过构建人口信息化和人口城镇化的协调度模型,对中国各省市/区2001—2016年人口信息化和人口城镇化协调度进行了动态评价与分析。研究发现:(1)中国各地区人口信息化和人口城镇化协调关系不断优化,已经逐步由不协调、不和谐、低协调向弱协调、中协调和强协调转变。(2)各地区人口信息化和人口城镇化协调度程度内部存在显著的差异,具体大致表现为东、中和西部呈现梯度递减的空间分布规律,但各地区人口信息化和人口城镇化协调度差异呈现明显的δ-收敛和β-收敛。(3)人口信息化和人口城镇化协调程度和地区经济发展具有密切的联系,总体来看,考察期间内人口信息化与人口城镇化协调度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弹性系数显著正,而从地区来看,东部地区人口信息化与人口城镇化协调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要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本研究旨在为评估我国人口信息化和人口城镇化协调发展提供一定的定量依据,从而为新时代下"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奠定一定的科学决策基础。     

长三角地区科技创新能力与城镇化水平耦合关系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探究科技创新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对于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长三角地区4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对象,通过构建科技创新能力和城镇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变异系数、耦合协调度模型和莫兰指数模型等分析工具,研究科技创新能力与城镇化水平耦合协调关系及其演变过程,考察其中发挥关键耦合作用的子系统与要素。研究发现：(1)长三角城镇化经历了以核心城市为发端、沿交通干线延伸,最终泛均质化的演变过程;科技创新进程滞后于城镇化进程,但二者时空演变规律呈现出高度的过程拟合特征;(2)科技创新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随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提高而增强;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对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更为关键;(3)科技创新与城镇化耦合具有显著的阶段性特征,且随时间推移呈现空间分异特点;耦合重点随时间推移变动且更加聚焦,社会发展程度是科技创新和城镇化耦合的关键。研究指出,重视城镇化的社会发展建设、重视区域创新扩散通道建设和区域社会互通、重视基于过程拟合的科技创新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耦合点发现将有助于提升科技创新与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     

经济结构调整对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性的影响差异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是城镇化的核心内容,两者的协调发展水平直接关系到城镇化发展的质量。利用动态修正的协调度模型测算出中国31个省市的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度,在此基础上,实证研究了不同类型经济结构对全国及东、中、西三大区域城镇化协调度的影响机制、方向及程度。研究表明:(1)各省市的城镇化协调度虽然呈逐年上升态势,但整体仍然处于较低水平。(2)城镇化协调度演变具有阶段性特征,2007年以前各省市的城镇化协调度增长幅度较小,之后增幅明显加快。(3)城镇化协调度存在空间分异现象,整体上,协调度呈由东向西递减态势。(4)固定资产投资/GDP(投资结构)的提高对城镇化协调度提升的贡献最大,原因可能是固定资产投资可以通过短期的需求效应和长期的供给效应促进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发展。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分配结构)的拉大则会显著降低城镇化协调性水平,原因可能是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一方面会使得城镇相对农村拥有更大的吸引力,从而促使农村人口流入城镇寻求收入上的相对均衡;另一方面收入差距的拉大会降低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从而弱化社会经济活力,阻碍土地城镇化进程,因此需要通过平衡城乡间的资源分配,提高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本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5)影响东、中、西地区城镇化协调度的关键经济结构因素存在地区差异,其中,固定资产投资/GDP(投资结构)是影响东部地区城镇化协调度最主要的因素;城乡居民储蓄额/GDP(金融结构)对中部和西部地区城镇化协调度的提高均有最大贡献。因此,地方政府在制定城镇化发展政策时应分区域对症下药。     

基于ISODATA法的三峡库区生态区划

在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指导下,以生态学理论为基本依据,探讨了生态区划的原则、指标和方法。采用ISODATA法结合SPSS100中的层次聚类分析软件包,选择生态环境指标、社会发展指标和经济发展指标等20个定性、定量指标,利用数量化评分标准将三峡库区划分为4个生态类型区,并对各生态类型区的主要特征进行分析,应用ArcGIS绘制出三峡库区生态区划图,结果表明第I区生态类型较好。研究指出三峡地区生活在生态安全质量较高的人口约有28万多人,只占库区总人口的17%;此外通过对各区生态经济特征的综合评价结果,可以看出各区主要以山地、丘陵地为主,而且水土流失面积占60%左右,三峡库区生态安全形势十分严峻。旨在为生态分区评价以及三峡库区生态安全建设提供参考,提出加强山地丘陵的综合治理、控制水土流失及降低污染是优化三峡库区生态状况的关键。     

三峡库区区域经济形势及其发展战略探讨

长江三峡工程是举世瞩目的大型水利水电工程,库区的经济发展问题与相关生态环境问题同样引人关注。三峡库区经济的发展不仅有利于整个长江上游地区的全面发展,而且关系到库区百万移民的生计和社会稳定的大局。基于区域经济理论,运用SWOT方法对三峡库区经济发展的现状进行了分析评价。通过库区经济发展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因素的客观分析,结果发现,特色生态农业、沿江旅游、物流业将成为库区产业的优先发展方向,与民生相关的移民安稳致富、城乡统筹发展等政策则成为库区经济战略的重要选择。旨在进一步整合库区资源、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提升整体经济实力,为库区制定具针对性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提供有益参考。
     

三峡水库汛末175 m试验蓄水过程对香溪河库湾水环境的影响

为研究解决三峡库区支流水华问题,实现三峡水库生态调度,需探明现行三峡水库175 m蓄水方案对库区支流水环境的影响。基于2008~2010年三峡水库开展的汛末175m试验性蓄水工作,及香溪河库湾2008~2010年野外监测数据,从库湾水华暴发程度、营养盐水平及水动力特性方面分析了2008~2010年三峡水库汛末175 m试验性蓄水对香溪河库湾水环境的影响。结果表明：分两阶段蓄水时间提前方案有利于库湾中上游上层水体的交换和紊动,降低库湾中上游水体表层营养盐浓度,破坏了浮游植物赖以生存较稳定的环境,抑制藻类的生长,降低水体表层叶绿素a的浓度,减少水华暴发频次、持续时间以及强度,有利于库湾水环境的改善     

三峡库区支流常年库区航道通航尺度研究

随着长江经济带国家战略及沿江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长江航运发展面临重大机遇。三峡水库的运行为三峡库区众多支流的航运发展提供了良好环境,作为连接重庆、武汉两大区域航运中心的连接段,库区干支航道的能力提升和标准提高显得尤为迫切。系统核查了三峡库区支流自然条件及航道发展现状,分析了三峡蓄水对支流航道条件的影响及蓄水后库区支流航道存在的问题,依据现有标准规范明确的航道尺度确定方法,论证提出了三峡库区15条主要通航支流河口段航道的通航尺度。最后,提出了加强观测分析与模型论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与航道治理力度,以及跟踪观测三峡库区泥沙累积性淤积对航道的影响等建议。     

三峡水库建设前后库区10年土地覆盖变化

介绍利用定量遥感监测手段,开展10年间三峡库区土地覆盖监测,采用联合国粮农组织土地覆盖分类系统在150 000尺度下划分38类土地覆盖类型,利用面向对象的信息提取方法,通过多尺度分割和模糊判别的手段开展土地覆盖的信息提取。通过监测分析,三峡库区在2002年耕地总量占总面积43.93%,森林面积占29.03%,与1992年对比,耕地面积减少1.13%,森林面积减少0.13%,灌木林增加了0.58%。影响土地覆盖变化的主要是城市扩展、库区移民、生态环境政策等原因。     

三峡工程运用对鄱阳湖水资源利用影响分析

三峡工程是我国有史以来建设的最大型的工程项目,具有防洪、发电、航运等方面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然而,三峡工程的运用不可避免地会对原有江河湖泊水文情势产生一定影响。通过建立长江中下游（宜昌~大通）水沙模拟模型,定量分析了三峡工程运用对鄱阳湖水位的影响。三峡水库蓄水期（9月中下旬~11月）,三峡水库下泄流量比水库运用前减少3 000~6 000 m3/s,湖区各站水位最大降幅为07~19 m,平均降幅04~09 m。以此为基础,通过典型调查分析了三峡水库蓄水对鄱阳湖区农田灌溉用水和城镇供水的影响,提出了消除或降低影响的对策措施。研究结果可为鄱阳湖及长江中下游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鄱阳湖综合治理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     

三峡水库蓄水前长江口生态与环境

长江三峡工程举世瞩目,引起国内外各方面极大关注。河口是大河的末端,是淡水和海水交汇的水域,所以环境因子复杂多变。河口的许多重要理化特征和生物特征都具有其特殊性,使河口生态环境形成一个结构复杂、功能独特的生态系统,该系统表现为既脆弱又敏感。在长江干流上兴建巨大的水利枢纽工程,其生态环境效应除了在库区及中、下游外,必然也会涉及到河口甚至邻近海域。为探讨三峡工程对长江河口生态环境的影响,于1998~2001年对长江口及其临近水域展开综合调查。根据调查数据,结合历史资料对三峡水库蓄水前的长江口及邻近海域水文物理、沉积环境、水化学、初级生产力、浮游生物、底栖生物和渔业资源进行了全面分析,并进一步阐明了长江口生态环境与长江入海径流量间的关系;提供了三峡水库蓄水前长江口生态与环境的基础资料,对长江口生态系统健康度作出评价,为长江口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地势起伏度对三峡库区人口及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在1[DK]∶10万三峡库区DEM的基础上,采用窗口分析等方法提取了地形起伏度,利用均值变点分析方法确定三峡库区地势起伏度的最佳统计单元是015 km2。首次绘制了基于最佳统计单元的三峡库区地势分布图,确定地形起伏度是影响三峡库区人口分布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系统分析了三峡库区地形起伏度的分布规律基础上,选择城镇化率、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经济密度、人口密度等指标,定量揭示地形起伏度对人口和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三峡库区的地形总体以起伏山地为主。地形起伏度与人口密度、经济密度呈极显著的负相关,地势起伏度大的区域,人口密度较小,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农村居民生活相对贫困。地势起伏度小的区域,人口密度较大,经济相对发达。这对认知山区人口和经济的空间格局,将三峡库区资源开发利用以及产业布局在适度的地势起伏度范围,对于有效进行三峡库区资源开发、促进区域经济效益最大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峡库区腹地草堂溪小流域土地功能格局变化

探讨三峡库区腹地土地功能格局动态特征是促进库区土地功能优化、土地利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以草堂溪小流域为研究区,基于1990~2015年4期遥感影像和1∶5万DEM数据,借助ArcGIS 10.2与Fragstats 4.2软件,依据土地提供主要服务的差异性将土地功能划分为3个大类5个亚类,并分析研究区土地功能格局时空演变特征。结果表明:近25 a,研究区生态功能用地占绝对优势,面积增长1 541.96 hm~2,生产功能用地面积缩减1 844.19 hm~2,生活功能用地面积扩展302.24 hm~2;生物质生产功能用地和人工/天然生态功能用地间的转移关系是研究区土地功能转移网络的关键关系,决定着研究区土地功能变化特征;土地功能变化空间集聚特征时空差异性显著,生物质生产功能用地和人工/天然生态功能用地附近为土地功能变化热点区域,1990~2015年土地功能变化热点区向研究区西部推移;生物质生产功能用地、交通功能用地和住宅功能用地优势区间为中低地形位,中高地形位是非生物生产功能用地优势区间,人工/天然生态功能用地在高地形位占优势;较低地形位上景观异质性高、形状复杂,较高地形位上景观类型单一、聚集程度高。     

城镇化过程对鄱阳湖流域生态系统的影响

城镇化是社会经济发展和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但带来了严重的资源危机和生态环境问题。以鄱阳湖独特的流域特征为研究对象,以城市人口数量表征城镇化的进程,分类解析1990~2011年江西省统计年鉴数据,通过讨论鄱阳湖土地资源结构变化、水资源变化特征、湿地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等资源消耗程度,以及大气污染和水污染为代表的城镇主要污染问题,探讨快速城镇化下鄱阳湖生态环境对干扰的响应。结果表明：鄱阳湖流域各城市的城镇化进展及其机制不同,南昌、九江和上饶城市扩张迅速,而景德镇和赣州发展较平缓;城镇化导致水资源日益紧缺,各城市年总用水量2003年以后均呈增加趋势,其中农业用水量逐年增加,工业用水量各城市年变化存在差异;生物多样性特征受到严重威胁,湖泊水面及湿地面积的持续减少,生物环境的组成和结构发生改变;九江等城市工业废气排放量加大、南昌等城市工业废水排放高,造成湖区环境恶化。根据分析,建议鄱阳湖流域未来从规划土地利用类型、统一调配水资源、制定生物多样性保护对策、加强环境污染治理、强化环保宣传和规划与政策法律化等多方面采取措施。本文为鄱阳湖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经济区的城镇化建设提供理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