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水生态文明建设绩效评价及障碍诊断模型的建立与应用

科学评价区域水生态文明建设绩效并明确其障碍因子,是提升区域水生态文明建设绩效的理论依据.本文应用"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管理"这一思维逻辑解析了人类与区域水生态间的耦合关系,建立了基于DPSIRM模型的区域水生态文明建设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结合未确知测度模型与障碍诊断模型,实证评估了石嘴山市近10年的水生态文明...     

海湾型城市滨水空间的战略区位及生态格局——以厦门市马銮湾新城为例

海湾型城市定位及其滨水空间的生态建设在城市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基于海湾资源的稀缺性,论文以厦门市马銮湾为例,在基于区位优势的城市发展定位的基础上,确定其战略目标、总体发展方向和城市功能定位,进而构建了马銮湾生态保育区、生态重建区和生态过渡区基本生态框架,在此基础上对生态重建区提出了滨水生态空间构建的初步建议。     

生态安全格局在水环境保护中的应用

地球上所有的生物生存都离不开水。水在生命的存在中扮演着何其重要的作用和角色。因此,认识到水环境保护中生态安全的作用,并以此去研究构建良好的水环境生态安全,对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以及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举足轻重。     

用生态文明托起美丽中国

“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凝练而含义深刻的词汇,为未来中国发展描绘出美好愿景。     

中国自然资源生态服务重要性评价与空间格局分析

自然资源是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同时又发挥了重要的生态服务功能。选取水源涵养、水土保持、防风固沙、生物多样性维护和产品提供五类生态服务,采用NPP定量指标法识别中国自然资源生态服务的重要区域,并进一步分析空间格局特征。结果表明：中国自然资源生态服务极重要和高度重要区约占总面积的1/4,以东北山地、江南地区、西南地区和青藏高原东部等水源涵养能力强、水土保持较好、防风固沙水平高、生物多样性较丰富的地区为主;不同类型自然资源的生态服务重要性差异显著,耕地资源的产品提供服务重要性显著,林地和草地资源的水源涵养、水土保持、防风固沙及生物多样性维护服务重要性均较显著,水域主要提供水源涵养服务;各生态服务重要性在空间上均显著集聚,自然资源综合生态服务的热点区主要分布在大兴安岭、长白山、浙闽山地、武夷山、南岭山地、秦岭山地、滇西南地区和藏东南山地等;自然资源综合生态服务重要性的空间分布与农业自然带/亚带呈现较高的一致性,热带和温带地区的重要性级别较高。研究结果可为区域自然资源管理及生态保护修复提供决策依据。     

中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综合评价与空间分异研究

在遵循综合性、可比性、科学性、典型性、系统性和客观性原则基础上,构建了生态文明建设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使用2013年统计数据,对中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状况进行综合评价和聚类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西部省份的生态文明建设情况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即低度均衡型、相对薄弱型、相对均衡型;相比而言,在空间分布上,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相对较好的省份大多位于中部地区;而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相对较弱的省份大多位于西北部和南部地区.     

长江经济带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县生态文明发展状况评估

研究长江经济带第一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县的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可为下一步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提供指导。选取生态环境、经济社会方面的6个关键指标,分析了各示范市县生态文明发展时空变化趋势。结果表明,各示范市县6个指标基本能实现稳定向好,到2019年指标值优于本省（市）平均指标值的示范市县数量分别占81.25%、87.50%、87.50%、68.75%、90.91%、56.25%。构建了生态环境-经济社会协同模型,将长江经济带16个示范市县分为4种类型,分析了各类示范市县2017年和2019年生态环境、经济社会协同发展状况,以及在发展中注重生态环境质量改善而经济社会发展缓慢或注重经济社会提升而生态环境改善较慢的问题。结果表明,大多数示范市县生态环境与经济的协同发展状况有所提升。到2019年,31.25%的示范市县和谐发展程度较高,17.65%的示范市县生态环境、经济社会发展较靠后,51.10%的示范市县在发展中侧重一方面,生态环境、经济社会发展协调度较低。     

长三角地区生态城镇化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

生态城镇化作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生态文明理念的具体实践。以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为研究区域,构建区域生态城镇化指标体系,测度2000—2018年生态城镇化的发展水平,探究生态城镇化指数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长三角地区生态城镇化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高值区逐渐在浙江集聚,低值区在江苏北部和安徽北部集中,各城市生态城镇化指数差距逐渐缩小,区域生态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2）长三角地区生态城镇化水平的空间自相关性逐渐增强,其空间演化具有较强的变动性、依赖性和整合性,变动性自西至东逐渐减弱,依赖性自西北至东南逐渐增强。（3）财政投入水平、城乡收入差距、工业发展水平、土地投资强度、人口密集程度和科技发展水平对长三角地区生态城镇化水平的影响依次降低,在众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各城市生态城镇化水平逐渐趋同。加强区域生态一体化建设,提高区域生态城镇化水平,是建设美丽中国的有效途径,也是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基于生态安全格局的山地丘陵区自然资源空间精准识别与管制方法

自然资源空间管制是平衡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关系的基本工具,严守生态安全格局的底线思维对于重建系统完备、生态盈余的自然资源空间管制新格局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以胶东半岛典型山地丘陵区——栖霞市为例,应用数据密集型知识挖掘,集成地理信息方法与模型,基于栅格从生态服务功能重要性和生态环境敏感性两方面精准识别生态源地,利用地形位指数修正基本阻力面,并运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提取生态廊道,从而构建生态安全格局,实现自然资源分区管制。结果表明:栖霞市生态源地面积为627.80 km²,占全市总面积的31.14%,集中分布在中东、中南和西北部,且超过一半源地为林地;关键、优化生态廊道各237.19 km、83.90 km,大多由林地组成,主要分布在中东、西北和西南部,形成完整的生态网络;划定禁止建设区、限制建设区、条件建设区和优先建设区,为自然资源空间精准管制提供方法保障。     

发展生态金融 建设生态文明

发展生态金融可以为生态经济提供重要的资金助力和市场活力,提高生态文明水平;同时,构建生态金融相关制度是我国当前经济体制改革与生态文明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在分析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生态金融的内涵与功能的基础上,论述了发展生态金融对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指出了加快推进生态金融的基本原则、基本路径和路线。     

中国大豆压榨企业空间格局及其演变机制

随着中国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国内肉蛋奶的消费需求逐年增长,致使作为主要饲料蛋白原料的豆粕需求也不断增加。而豆粕是大豆压榨行业的主要产品,因此,大豆生产、大豆压榨、饲料生产和畜禽养殖组成了一个密切关联的产业系统,大豆原料生产与供给区分布、饲料生产和畜禽养殖业布局又会对大豆压榨行业空间格局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以大豆压榨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产业链视角,运用平均最近邻分析、核密度分析方法,研究了1996-2016年间中国大豆压榨企业的空间格局演变规律与集聚特征,然后构建了条件Logit模型探讨影响中国大豆压榨企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中国大豆压榨企业空间集聚程度较高,自1996年以来,经历了从大豆主产区向沿海港口城市集聚再沿长江、哈大铁路、陇海铁路等交通运输线路扩散的演化特点。各地原料资源禀赋、运费成本、市场规模与潜力、集聚经济以及政府政策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中国大豆压榨企业的空间格局,并且不同时期影响大豆压榨企业空间格局的因素显著性及强度都会有所变化。2000-2005年原料资源禀赋、运输成本、豆粕市场规模以及集聚经济发挥着较大作用;2006-2010年间集聚经济和政府政策共同主导了大豆压榨企业的区位决策;2010年以后市场潜力与集聚不经济则表现出更强的作用。     

黄河流域绿色创新效率空间格局演化及其影响因素

绿色创新作为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是促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采用网络DEA模型测度2003—2018年黄河流域79市（州、盟）绿色创新效率,进而运用核密度估计、重心—标准差椭圆分析效率的空间演化规律,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探究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黄河流域绿色创新效率水平较低,但表现为波动上升的时间趋势;（2）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空间非均衡性,呈现出“下游>上游>中游”的空间分异格局,效率重心整体向东南方向移动,表现出南北方向相对稳定、东西方向集聚发展的趋势;（3）黄河流域绿色创新效率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人均收入、产业结构、师资力量、外资利用和环境规制是影响绿色创新效率的重要因素。     

生态文明时代国土空间规划理论与技术方法创新

国土空间规划是现代国家实施国土空间治理的重要手段,是为实现特定战略意图而进行的理性设计,规划的编制实施理念会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为了解生态文明时代国土空间规划理论与技术方法创新,特邀请本领域的五位知名专家就国土空间规划和治理的价值导向、目标追求、重点任务、实施路径和主要领域等开展访谈。专家认为：（1）国土空间规划需要用更高的整体利益原则去处理个体利益之间的失衡,在整体利益的指引下提升特定利益的最大化和保证其他利益的最起码满足。（2）国土空间规划和治理的目标不是单纯追求“地理的普遍繁荣”,而是需要重视追求“人民的普遍幸福”,营造宜居宜业的高品质国土空间。（3）国土空间规划需要统筹安全与发展,合理适度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4）需要以核心都市圈为支点,主要城市群为平台,打造宜居城市、韧性城市、智慧城市,建立高质量的城市生态系统和安全系统,重塑中国经济地理格局。（5）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是国土空间规划和治理的重点地区,需要通过拓展对城市多元属性的认知、系统研判大城市空间治理的问题与成因,完善大城市治理的逻辑。通过专家访谈,可以看出国土空间规划本质上是对空间关系的重建与重构,需要协调人地关系,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需要处理好多元主体的利益关系,实现社会和谐;还需要尊重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城市有机体等不同层级国土空间单元的运行规律,维护和修复各要素之间的联系和作用机制。     

中国生态效率的空间格局与影响机制分析

实现经济增长的生态友好模式转变是当代中国建设两型社会的必然要求,而中国地区生态效率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分析是地理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基于此,本文利用随机前沿模型测算2004—2012年间我国地区生态效率,其次,基于探索性空间分析技术对生态效率的空间关联特征进行分析,最后,借助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地区生态效率总体呈上升趋势,但效率水平偏低,东部地区生态效率高于中西部地区;生态效率空间分异格局显著,且具有正向的空间相关性,其中,低-低生态效率区域集聚分布于我国西部内陆,高-高生态效率集聚区分布于东南沿海;空间面板回归显示,城市化水平及经济发展的提高有助于区域生态效率的提高,环境法规的实施及有效的环境监管可以确保生态安全,而第二、三产业比重的增加不利于生态效率的提高.     

中国水足迹强度空间关联格局及影响因素分析

水资源短缺已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科学审视水资源利用现状、探索水资源可持续发展的有效动力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水足迹视角分别测算2006-2015年中国31个省域的水足迹强度,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对其时空格局演变特征进行解析,考虑到该方法空间描述的粗略性,通过引入时空跃迁测度法进行细化,并借助空间杜宾模型探讨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水足迹强度空间集聚效应显著且具有跃迁性,但主要以类型Ⅵ为主,其空间结构具有一定的路径依赖特征;人口数量仍然是当前中国水足迹强度的一个主要驱动因子,而城镇化率和对外开放程度则对降低水足迹强度起积极作用;中国水足迹强度存在“倒N型”的Kuznets曲线,且大部分省份水足迹强度处于第一个拐点与第二个拐点之间,北京、天津、上海等区域已越过第二个拐点,处于水足迹强度下降阶段,而部分西部欠发达地区仍未跨越第一个拐点。     

1999～2007年中国能源消费碳排放强度空间演变特征

采用Theil指数和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研究1999～2007年国家、区域和省际层面能源碳排放强度特征、区域差异水平和空间格局演变.结果表明,①1999～2007年,全国能源碳排放总量从0.91 Gt逐年上升至1.83 Gt,碳排放强度从0.83t.万元-1震荡下降至0.79 t.万元-1;②八大经济区域碳排放强度呈现...     

基于景观空间格局指数法的长江口水域生态环境变化分析

以长江口重大工程区、重要生态敏感区及其邻近水域为研究区域,采用景观生态学中景观空间格局指数方法,分析2001年8月和2006年8月两次取样调查期间长江口生态环境变化。研究结果表明:5 a间以重大工程为主的人类活动对长江口水域生态环境影响显著。无机氮、活性磷酸盐污染严重,其斑块对干扰敏感度高,受干扰的强度最大,斑块多样性指数下降;由于海域重大工程建设增加了水体中悬浮物含量,使得悬浮物斑块优势度升高;在轻度或中度干扰下,盐度、COD、悬浮物、叶绿素a斑块的破碎化程度升高;2006年长江口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和底栖生物的多样性指数值、破碎化程度均处于较高水平。     

滇池流域主要农业产品水足迹空间格局及其环境影响测度

科学合理的评估农业产品水资源消耗及其环境影响对保护区域农业生产安全和水资源合理配置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滇池流域为例,耦合水足迹和生命周期评价方法,对流域内2005—2011年主要农业产品水足迹空间格局进行分析,并对其环境影响进行测度.结果显示:滇池流域主要农作物和动物产品年平均水足迹分别为4.88×108m3·a-1和8.97×108m3·a-1,动物产品总水资源消耗大于农作物产品.动物产品水足迹的人类健康和生态系统质量总环境影响高于农作物,但资源消耗总环境影响要低于农作物,各区县产品水足迹环境影响值最大的为猪肉、水稻和玉米.各区县主要产品水足迹及其环境影响空间差异显著,嵩明县和晋宁县的产品水足迹环境影响最高,城区则较低.本文最后提出:评价一种产品对区域水资源的可持续性影响时,不仅要考虑产品耗水量也应考虑产品对水资源产生的潜在环境影响大小,应从水资源管理和生命周期角度综合考虑.水资源量少的地区,应侧重选择水资源消耗量小的产品,水量充沛地区则应选择对人类和生态产生影响小的产品.     

中国农产品地理标志的地域分异特征

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APGI）是以地域名称冠名的特色农产品,做优做强APGI是发展特色农业、促进农业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手段,也是新时代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抓手。深入研究APGI的地域分异特征及社会经济效应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2274个APGI信息作为主要数据,结合社会经济数据和自然地理数据,着力揭示中国APGI的地域分异特征,并简要分析其形成原因。研究表明：（1）APGI总体呈现“东多西少”的格局,在水平方向呈聚集分布,在垂直方向随海拔高度上升呈递减趋势;（2）各省保有APGI的数量差异大,少数民族聚居省份APGI人均拥有量高,省份面积小、自然条件相对较好的省份空间分布密度大,在县级行政区呈现“大分散、小集聚”的格局;（3）各类APGI除烟草类和爬行类以外均呈聚集分布,瓜果作物和水产品的聚集特征最为明显;（4）不同种类产品有其自身的地理要素适应区间,大部分APGI对于降水量的需求在400 mm以上,对于≥10 ℃积温的要求在1600 ℃以上,≥10 ℃积温区间大多在3200~6400 ℃;（5）APGI的地域分异受自然地理、历史文化、社会经济和政府行为等因素的综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