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市域尺度的中国化肥施用与粮食产量的时空耦合关系

化肥施用是一把双刃剑,在促进粮食产量增加、保障粮食安全的同时,导致了生态环境退化,当前亟需辨明化肥施用与粮食生产之间的时空耦合关系,以便为维护粮食安全与生态安全提供有效的对策。以中国336个地级行政区为研究单元,分析2005-2015年中国粮食产量与化肥施用量的时空格局变化特征、化肥施用量与粮食产量的时空耦合关系及其动态变化过程。研究发现：（1）2005-2015年中国化肥施用量与粮食产量均呈上升趋势,化肥施用量的区内差异呈“粮食主产区—产销平衡区—粮食主销区”递减态势;而粮食产量的区域差异总体趋于增大,且呈“粮食主产区—产销平衡区—粮食主销区”递增态势。（2）化肥施用量增幅大致呈“东—中—西”阶梯式递增的趋势,而粮食产量增幅呈明显的南北分异特征。（3）从空间分布来看,胡焕庸线以东地区以“双高区”为主,胡焕庸线以西地区以“双低区”为主,且“低效施肥区”收缩,“他因素影响区”扩张。（4）期间,粮肥耦合关系以“双增型”为主,其他类型为辅,粮肥耦合关系主要向“双增型”与“他因素影响型”转变。     

合福高铁沿线旅游地合作网络与模式

高铁开通带来显著的“时空压缩”效应,对沿线旅游地之间的合作关系与模式产生重要影响。以合福高铁为例,运用社会网络、空间分析、描述统计等研究方法及Ucinet、GIS、SPSS、Excel等软件,研究合福高铁沿线旅游地之间的合作网络与模式。结果表明：（1）合福高铁开通后,旅游者对沿线旅游地的认知程度、同游意愿、重游意愿提升,不同旅游地之间的合作关系增强,合作网络中形成显著的核心—边缘结构,沿线旅游地之间的合作网络密集,并通过与其他旅游地相互联结形成合作关系较强、影响力较大的高铁沿线旅游区“组团”。（2）高铁沿线城市间的旅游流流量较大,具备稳定的二方关系和三方关系,形成了“旅游核心+旅游核心”“旅游核心+交通核心”“旅游核心+换乘中心”三种典型合作模式,三种合作模式呈现“强强联合”的特征,并带来显著的“马太效应”“过滤效应”和“溢出效应”。（3）高铁开通为沿线旅游地建立合作关系提供了重要契机,合作发展成为未来的重要趋势,针对当前的合作模式应制定多种发展策略,建立旅游地之间更加广泛、深入的合作关系,实现沿线旅游地的联动发展。研究成果对于丰富中国高铁旅游的研究内容,揭示高铁沿线旅游地的合作网络及典型模式,探讨社会网络、空间分析等研究方法在旅游地合作关系研究中的应用,制定高铁沿线区域旅游发展策略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中国红色旅游网络关注度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

红色旅游网络关注度是红色旅游宣传推广水平的一种典型测量手段,也是红色旅游影响力的重要反映。以31个省（区、市）“红色旅游网络关注度”为研究对象,运用莫兰指数、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等对2011—2018年中国红色旅游网络关注度的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2011—2018年全国红色旅游网络关注度呈现波动增长趋势,且季节性差异显著;（2）全国红色旅游网络关注度差异性显著,呈现东部—中部—西部依次递减的趋势,但西部红色旅游5A级景区关注度上升态势凸显;（3）各省（区、市）红色旅游网络关注度具有显著的全局空间自相关性,“高—高”“低—低”集聚现象分别集中于东、中部和西部地区;（4）红色旅游网络关注度影响因素的贡献度大小排序为：互联网普及率>人均GDP>旅游信息化指数>区域媒体关注度>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网络关注度。     

井冈山红色旅游流时空分布及网络结构特征

旅游流是红色旅游目的地产业运行的重要监测指标,对旅游地规划和经营管理具有显著的指针意义。基于网络游记数据,利用ArcGIS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井冈山旅游流的时空分布及网络结构特征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1）井冈山旅游流形成了以“茨坪—黄洋界”为中心的双核多点空间格局,而时间分布上则呈现出周期性循环的季节差异。（2）井冈山旅游流网络呈现出“核心—边缘”的层级结构,形成了西北—东南走向的“龙市—杜鹃山”密集流动区,其中黄洋界、龙潭、茨坪三个景区占据旅游集散枢纽的核心地位。（3）井冈山旅游流网络中的11个节点（景区）可划分为扩散型、平衡型和集聚型三类,其中“茨坪→黄洋界”“黄洋界→龙潭”构成了核心路径。     

大别山革命老区旅游地“乡土—生态”系统韧性演化规律及影响机制

探讨旅游地“乡土—生态”系统演化,为理解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结构与功能演变提供了新思路。通过构建“乡土—生态”系统韧性评价体系,解析2005—2019年大别山革命老区旅游地“乡土—生态”系统韧性的演化阶段、过程、路径及机制。结果显示：（1）研究区旅游地“乡土—生态”系统经历了利用、保存、释放、重组适应性循环过程,分别对应旅游地迅速发展期（2005—2009年）、发展成熟期（2010—2012年）、发展过渡期（2013—2016年）和再发展初期（2017—2019年）。（2）在适应性循环过程中研究区县域的数量结构经历了以“较低水平韧性为主→高水平韧性为主”的转变,县域“乡土—生态”系统韧性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3）2005—2019年研究区旅游地“乡土—生态”系统韧性演化的驱动因子由经济层面转向社会文化层面。在内外源因素的作用下,旅游地“乡土—生态”系统韧性通过乡土资源禀赋（向心凝聚力）、经济发展基础（核心推动力）、社会保障功能（重要支撑力）和自然环境本底（基础约束力）的四维驱动,以人的行为为媒介在相互作用和掣肘中演进,当韧性指数超过阈值时其内核组织将打破原有边界、自我调适实现“路径突破”,进入下一阶段适应性循环,以此促进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     

国家安全视角下的我国西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完善与基本导向

当前,我国国土空间规划自上而下试图从宏观层面尽可能解决或缓解自改革开放以来所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资源约束、人地关系冲突、多头管理、规划权威性等关键问题。我国国土规划的体系、架构和技术条例等迄今已形成相对科学合理的“共性”规范,但在战略层面讨论面向未来国家安全背景下的地域“个性”问题仍较缺乏。面对国家需求和西部特殊情境,应考虑建立基于国家安全考量的跨省区、跨流域的西部国土空间规划。在战略层面,为保障国家安全,此规划应着重考虑：（1）理论上,基于国家安全视角应建立跨省区、跨流域的西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2）实践中,建议制定西部空间尺度的以生态区、自然保护区为核心的“西部国土空间规划—生态安全”专项规划,以边境线、支撑线为规划脉络的“西部国土空间规划—生存安全”专项规划（或在规划中明确“国防安全细则”）,依托主要交通线以城镇体系为组织脉络的“西部国土空间规划—生活安全”专项规划（或在规划中明确“西部和谐社会建设细则”）,遵循主体功能区且以区域性中心城市、城市群等为中心的“西部国土空间规划—生产安全”专项规划（或“西部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重构生态空间、生存空间、生活空间、生产空间;（3）特别建议强化边疆城镇/村寨建设,设立新时代“大三线建设”——西部“环青藏高原重点建设带”,以应对后疫情时期有限全球化和“双循环”现实的可能的国家安全需求。整体上,西部情境特殊,其国土空间规划与东中部应有差异,切忌一刀切。     

基于“乡土—生态”系统韧性的红色旅游资源利用空间格局优化研究——以大别山革命老区为例

红色旅游资源利用与开发将对旅游地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产生强烈扰动,基于“乡土—生态”系统韧性水平厘定红色旅游资源利用空间格局,有利于推动红色旅游资源开发与区域可持续发展共促共赢。以大别山革命老区为例,从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四方面构建红色旅游地“乡土—生态”系统韧性水平评价体系,并对红色旅游资源的空间特征与类型进行识别。研究结果为：（1）各县域“乡土—生态”系统韧性以中低水平为主,呈“中部高、四周低”的空间分布特征。（2）区域内各子系统韧性处于勉强协调状态,县级行政单元的协调度呈现中等水平多、较高与较低水平少的“橄榄型”等级结构。（3）红色旅游资源的冷、热点区分别位于大别山南北两侧及中心地带,呈现出“大集聚、小分散”的特征,根据其规模、影响力划为五种聚类分区。（4）依据“乡土—生态”系统韧性在红色旅游资源高富集区可通过内部要素重构向更高水平发展、在中低密度区因吸纳和适应外界扰动力较弱而与红色旅游资源开发相互抑制这一特征,初步厘定“三区、两带、三核心”的红色旅游资源利用空间格局,并针对不同区域从“乡土—生态”系统韧性视角下提出差异化建议,以期排除红色旅游资源开发对“乡土—生态”系统产生的干扰。     

近35年中国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脉络、热点及展望

在运用CITESPACE、ORIGN、Data-Driven Documents等软件计量统计核心期刊及核心学者的基础上,系统回顾近35年中国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研究的发展历程,梳理研究热点,提出研究展望。结果显示：（1）中国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遵循“单要素”—“多要素”—“动态集成”评价的轨迹,应用研究沿回答“人口容量”—“区域发展单方面问题”—“区域发展多方面问题”的方向演进;（2）以“科学评价—机理揭示—实际应用”逻辑梳理研究热点,学者们主要运用指标体系法、综合评价法、足迹类等方法测算承载力,并以测算结果为支撑,通过总结承载力时空分布规律、判别影响因子、揭示作用机制,发挥承载力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优化国土空间及监测预警与模拟预测等应用方面的支撑作用;（3）基于以上,提出未来应在学科交叉性、评价指标特异性与先进性、机理揭示深入性、承载力评价动态性等四个研究方向进行优化与深入。     

全球农产品贸易网络及其演化分析

论文基于复杂网络视角,选择谷物、油料、纤维、糖料、果蔬、肉类6大类57种农产品,用1986—2013年间的贸易数据,构建全球农产品贸易网络,定量分析了这个复杂网络的特征和演化趋势。结果表明：1）1986—2013年,全球农产品贸易总量增加了2.26倍,其中油料作物增加幅度最大,增加了4.97倍。参与到全球农产品贸易网络中的国家（地区）逐年增多。2）拟合节点累积度分布的幂函数曲线,表明全球农产品贸易节点度分布具有不均匀性,节点度小的节点数量多,节点度大的节点数量少,满足幂律分布。“枢纽”节点不断成长。3）全球农产品贸易网络密度上升、平均路径长度下降、多元化趋势加强、网络结构复杂化等特征日益突出。4）我国农产品进口来源国（地区）集中程度较高,农产品进口潜在风险较大。一方面要进一步扩大开放,拓展进口来源国（地区）的数量,更好地利用国际资源;另一方面强化农业基础,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防范风险,保障粮食安全。     

跨境水资源分配典型模式特征评述及中国主张思考

跨境河流治理的核心是跨境水资源分配问题。结合案例分析,从流域国利益关系视角概括出四种跨境水资源分配典型模式——“强权”模式、“传承”模式、“绅士”模式和“共享”模式,并从适用条件、磋商履约、运行效率和潜在问题等方面进行特征评述。对跨境河流水资源分配的中国主张提出如下建议：拒绝“强权”模式,依托“一带一路”走出“水霸权”话语困境;主张“共享”模式,倡导构建跨境水资源“命运共同体”;对水资源相对丰沛的跨境流域,主张创新特殊水情下的跨境水资源调控机制;对水资源相对稀缺的跨境流域,通过实施虚拟水贸易战略促进“共享”;排除外界干扰,主张建立独立、权威的跨境水资源协调机构。     

基于能值的哈萨克斯坦可持续发展评价

运用能值方法分析2014—2018年哈萨克斯坦的资源利用和可持续发展状况。结果表明：哈萨克斯坦的总能值使用量约有89.94%依赖于本土不可更新资源,且直接出口大量粗加工原材料（如石油、矿产、金属等）。该国能值货币比率较低（9.50×10¹¹~1.22×10¹² sej/$）,单位货币所购买能值量较小;能值产出率在16.87~26.11范围内波动,从基于能值的可持续发展指数来看,2014年该指数为0.90,系统发展缺乏可持续性;2015—2018年,该指数高于1,系统发展是可持续的。此外,哈萨克斯坦环境负荷较高,主要由于对本土不可更新资源的开采及利用效率较低。对此,提出了加强可再生资源开发力度、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改善对外贸易结构等建议,以期为促进哈萨克斯坦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基于复杂网络的全球稻米贸易格局演化及其启示

运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采用2000—2016年国际贸易关系数据构建了全球稻米贸易网络,分析了全球稻米网络格局演化特征及中国在全球稻米贸易格局中的角色变化。研究发现：（1）2000—2016年全球稻米贸易网络规模不断扩大、相互依赖性加深,网络结构的异质性特征明显,核心节点对网络稳定性有控制作用;（2）印度、泰国、中国、越南、巴基斯坦、美国是网络核心节点,东南亚、南亚、东亚地区保持着全球稻米贸易核心区地位;（3）全球稻米贸易网络划分为六个主要组团,地理临近是组团格局形成的重要因素,组团内部呈现出口国主导、进口国跟随的特征;（4）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稻米进口国家,进口来源相对稳定。建议今后我国继续挖掘全球稻米贸易潜力,充分发挥贸易网络的优势,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增加进口、优化出口,提高贸易网络的复杂性,从而提升安全保障能力。     

2000—2019年全球猪肉贸易格局演变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基于复杂贸易网络分析视角

基于2000—2019年全球猪肉贸易数据,采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研究了全球猪肉贸易网络格局演变及中国猪肉贸易网络特征,并进一步探讨了中国扩大猪肉进口的潜在贸易伙伴选择问题。研究结果表明：过去近20年来,全球猪肉贸易网络核心国相对固定,猪肉贸易网络呈“碎片化”特征。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猪肉进口国,且进口呈现北美、西欧、南美“三足鼎立”的来源格局。未来中国扩大猪肉进口,潜在的贸易伙伴可选范围比较广泛。一方面可以继续巩固和深化同德国、西班牙、美国、巴西等传统贸易伙伴之间的合作关系,另一方面也可以积极拓展朋友圈,增加从意大利、比利时等其他出口国及泰国、越南等周边国家的进口,以打造更加多元高效的猪肉进口网络。     

复杂网络视角下世界石油流动的竞合态势演变及对中国石油合作的启示

世界石油流动的规模和复杂性日益增加,从复杂网络分析视角考察石油流动中主要贸易国及其所处地缘区之间的相对地位及变动,并分析中国在其中的竞合关系,有利于从与出口地缘区合作和与进口地缘区合作两个方面,全面审视中国石油合作的总体格局、重点合作国家和可能的模式创新。研究结果表明：（1）世界石油流动仍由主要出口地缘区主导,逐步演变为俄罗斯—中亚、美国—加拿大和中东三足鼎立的出口竞争格局,但出口地缘区的多元化和地位相对变动也为进口国调整合作关系提供了机遇;（2）亚太地区逐步成为世界石油流动的竞合焦点,但由于区内大国缺乏互济交流,降低了地区的整体核心地位和对石油流动的调控力,中国也深陷进口分散化、出口大国博弈和进口大国制衡三大困境中;（3）中国应与核心出口地缘区重点合作,与其他出口地缘区稳定合作并创新合作模式,与亚太其他进口国基于进口份额协调机制、来源错位竞争机制和国际贸易中心分工协作机制,开展区内互济交流合作,以改善中国在世界石油流动格局中的竞合环境,保障石油供需平衡、降低供给风险。     

出口贸易和FDI加剧了资源型城市的环境污染吗?——基于中国285个地级城市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论文沿用经典EKC分析框架,在现有资源型城市环境污染研究基础上加入了出口贸易开放度、利用外资水平、研发水平及污染治理水平等因素。分析基于2005—2012年中国285个地级城市（包括115个资源型城市和170个非资源型城市）的面板数据,考虑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GMM估计的方法,实证考察了出口贸易和FDI是否加剧了资源型城市的环境污染。研究表明,出口贸易显著地加剧了中国资源型城市的环境污染,FDI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环境污染;中国主要地级城市的人均收入和环境污染呈“倒U型”的库兹涅茨关系;环境影响因素对各类资源型城市污染排放产生的作用具有异质性,原因在于不同类型城市存在不同的资源依赖程度和技术水平。最后,论文对中国现阶段部分有关资源开采与相关外商投资、资源型城市发展等政策与规划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整理,并根据经验研究结论得到相关政策启示。     

国际粮食贸易背景下的市场整合与虚拟资源流动——以中国巴基斯坦大米市场为例

贸易自由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不仅会通过比较优势整合市场、提升效率,还会带来农产品贸易中虚拟资源的流动。以中国—巴基斯坦大米贸易为研究对象,使用两国大米贸易数据,首先检验中巴粮食市场整合程度,其次分析中巴大米贸易带来的虚拟水和虚拟土地的流动。结果表明：（1）中巴之间大米市场已经高度整合,且价格存在长期均衡,但巴基斯坦大米价格比中国波动大,其对中国大米的价格弹性为1.097;“一带一路”倡议带来了巴方大米价格7.8%的下降,增加了穷人的福利。（2）贸易带来了虚拟水土资源的流动。中国累计从巴基斯坦净进口大米354万t,相当于净进口国内52万hm²、巴基斯坦96.4万hm²耕地,以及国内34.4亿t、巴基斯坦101.7亿t水资源。中国应加大技术支持和扩散的力度,具有促进粮食安全,节约全球资源的意义。     

我国可持续发展的矿产资源基础

我国是世界上矿产生产和消费大国。由于工业化起步晚、人口基数大，我国矿产资源相对不足。欲在此资源基础上实施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除了继续增加资金和技术投入以扩大资源总量及完善法制和管理以加强节约外，加大矿产资源供应系统的开放性，增加关键短缺矿种，特别是油气资源的进口十分重要。世界工业化发展历史和我国多年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高速的经济发展有赖于更为开放的矿产资源供应，而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则迫使能源消费结构不断革新。从这一点出发，未来矿产资源供应建立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两个轮子”之上必将成为我国矿产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农产品贸易隐含氮、磷、钾研究

基于GTAP数据库提供的多区域投入产出表,采用全球价值链方法测算中国农产品贸易中隐含的化肥转移,并按照农产品最终消费的地理位置将其分解为四部分。研究发现：（1）中国农产品进口为国内节约640万t化肥（占我国化肥用量的13%）,同时引起全球化肥用量节约285万t,为缓解全球资源和环境压力做出贡献;（2）中国农产品贸易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进口农产品中隐含的化肥有12%会再次出口到全球,意味着农产品贸易背后隐含的资源到达中国后会再次出口,形成多次跨境转移。建议在全球价值链视角下更为客观地估算农产品贸易隐含的化肥及其他资源环境问题,倡导共同承担贸易引致的资源环境问题。     

论中国再生资源与国际大循环关联研究

中国制造和出口大国的地位,使得大量的资源随着产品流向国外,形成了资源外流的常态。原生资源的严重枯竭,更是雪上加霜,仅出不进,中国工业必然严重失血。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工业化起步早,经济发展速度快,生活消费长期处于高水平,因而消耗了大量资源,同时产生大量废弃物资。因此,积极开辟国际再生资源渠道,使再生资源产业走向国际大循环,有序开展进口再生资源园区运营,加强国际科技与智力合作,是新时期循环经济建设的需要。     

中国与东盟水产品资源贸易价格波动——以冻鲭鱼出口价格为例

东盟是我国第三大水产品出口地,掌握对东盟水产品出口价格波动规律,以预测未来水产品出口价格波动趋势,为拓展水产品贸易潜力、有效进行渔业资源配置、促进水产品信息体系的建立提供依据和支撑。冻鲭鱼是我国重要的水产品出口品种,而东盟又是我国冻鲭鱼的最大出口地。以冻鲭鱼为例,利用2012—2017年我国对东盟以及东盟主要国家冻鲭鱼出口的月度价格数据,采用ARCH族模型和H-P滤波法研究其出口价格的聚簇性、非对称性和构成价格波动的四种因素。结果表明：（1）冻鲭鱼出口价格具有聚簇性,可以进行价格预测,市场价格上涨或下跌对其影响力基本相同;（2）价格呈现明显的季节性波动和周期性,可分为3或4个周期,2014—2015年之前的价格波动幅度大于之后期间内的波动幅度;（3）价格波动由四种因素构成,各因素对冻鲭鱼出口价格波动的贡献率差别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