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2013年中国县域单元粮食增产格局及贡献因素研究

2003—2013年,中国粮食产量逐年增加,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十连增”,2015年更是达到了“十二连增”。文章采用2003—2013年粮食播种面积、产量等为基础数据,以分县为研究单元,定量分析了2003—2013年间中国分县粮食增产的特征、格局与贡献因素,结果表明：1）2003—2013年间我国超过75%的县域单元粮食均出现增产,但主要增产仍集中在东北和黄淮海平原地区的产粮大县;2）粮食增产增幅的两极分化较为明显,处于“滞后增产”和“超速增产”的县域单元占比均较高,其中“超速增产”的县域单元主要分布在松嫩平原、三江平原、黄淮海平原、江汉平原、鄱阳湖平原、黄土高原以及新疆等地;3）对于大部分县域单元而言,播种面积和单产水平对其粮食增产均有正向贡献作用,其中东北平原、内蒙古高原西部、河西走廊、新疆、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等地播种面积贡献较大,而单产水平贡献较大的地区为黄淮海平原、黄土高原、青藏高原东南部等地。     

长三角地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演化及影响因素

在城乡发展差距日益扩大的背景下,以长三角地区作为研究案例,运用熵值法计算长三角地区2008—2018年城乡融合发展指数,并利用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城乡融合水平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演变特征。结果表明：长三角地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呈现出“高低高”结构向“Σ”转变的空间演变特征,空间融合发展水平和社会融合发展水平的高值区大致呈现出“Σ”的空间分布特征,经济融合发展水平呈现出“高低高”的圈层结构特征,生活融合发展水平大致呈现出西高东低的空间分布格局;从地理探测器模型结果来看,经济发展水平、产业高级化、财政支农支出比例、财政分权有助于城乡融合的发展,经济发展的速度、产业结构偏离、城乡基本建设支出比例不利于城乡融合的发展;从时间变化上看,政府力量在逐步减弱,市场力量在逐渐增强。     

基于市域尺度的中国化肥施用与粮食产量的时空耦合关系

化肥施用是一把双刃剑,在促进粮食产量增加、保障粮食安全的同时,导致了生态环境退化,当前亟需辨明化肥施用与粮食生产之间的时空耦合关系,以便为维护粮食安全与生态安全提供有效的对策。以中国336个地级行政区为研究单元,分析2005-2015年中国粮食产量与化肥施用量的时空格局变化特征、化肥施用量与粮食产量的时空耦合关系及其动态变化过程。研究发现：（1）2005-2015年中国化肥施用量与粮食产量均呈上升趋势,化肥施用量的区内差异呈“粮食主产区—产销平衡区—粮食主销区”递减态势;而粮食产量的区域差异总体趋于增大,且呈“粮食主产区—产销平衡区—粮食主销区”递增态势。（2）化肥施用量增幅大致呈“东—中—西”阶梯式递增的趋势,而粮食产量增幅呈明显的南北分异特征。（3）从空间分布来看,胡焕庸线以东地区以“双高区”为主,胡焕庸线以西地区以“双低区”为主,且“低效施肥区”收缩,“他因素影响区”扩张。（4）期间,粮肥耦合关系以“双增型”为主,其他类型为辅,粮肥耦合关系主要向“双增型”与“他因素影响型”转变。     

中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网络关注度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

借助“百度指数”,获取2011—2019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对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的网络关注度,结合区域差异分析法、景区偏好系数分析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网络关注度的时空演变特征,利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和地理探测器揭示其影响机理。研究发现：（1）从时序上看,2011—2019年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的网络关注度持续上升,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差异,呈“M”型变化形态。（2）从区域上看,东—中—西部具有明显的梯度递减特征,区域差异呈东—西—中部依次递减态势,空间结构比较均衡,东部地区多位于热点区,中部地区多处于一般区,西部地区则属于冷点区,各省（市、自治区）存在一定季节性差异。（3）景区角度方面,景区的月际变化分为单峰型、双峰型和多峰型三种,单峰型季节差异显著,双峰型和多峰型的季节差异较小,景区偏好类型呈“金字塔”结构,具有“多中心”分布特征,整体格局相对稳定。（4）影响因素方面,客源地网络发展水平的贡献>人口规模>教育水平>经济发展水平,而旅游恩格尔系数的影响不显著,目的地的星级酒店数量、旅游化水平、市外交通可达性是重要影响因素,信息化水平、空气质量、旅行社及公共管理能力是主要影响因素,其他因素影响力较小。     

县域城乡聚落规模体系的演化特征及驱动机理——以江苏省张家港市为例

从城乡聚落规模的大小、结构、分布三个基本属性出发,以经济发达的江苏省张家港市为案例地,以土地利用数据和遥感影像为数据源,揭示了1995-2015年间县域城乡聚落规模体系的演化特征及驱动机理。结果表明：（1）县域城乡聚落数量显著减少、用地规模显著增加。（2）城—镇—村规模结构从“凸字型”经“金字塔型”向“橄榄型”方向演化;不同阶段、不同规模等级的城乡聚落的成长速率不同;城乡聚落的齐夫指数偏大但增长放缓,规模结构总体上符合位序—规模法则。（3）城乡聚落规模分布的不均衡程度不断增强,但极化发展速率逐渐减小;空间集群分布特征显著,聚类中心分布趋于均衡化;城乡聚落用地的时空变化存在显著的地域差异,以城镇用地变化为主。（4）驱动机理是由地理环境、区域经济、交通网络、制度与管理四个主要因素共同作用构成的“四轮”驱动过程。     

大别山革命老区旅游地“乡土—生态”系统韧性演化规律及影响机制

探讨旅游地“乡土—生态”系统演化,为理解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结构与功能演变提供了新思路。通过构建“乡土—生态”系统韧性评价体系,解析2005—2019年大别山革命老区旅游地“乡土—生态”系统韧性的演化阶段、过程、路径及机制。结果显示：（1）研究区旅游地“乡土—生态”系统经历了利用、保存、释放、重组适应性循环过程,分别对应旅游地迅速发展期（2005—2009年）、发展成熟期（2010—2012年）、发展过渡期（2013—2016年）和再发展初期（2017—2019年）。（2）在适应性循环过程中研究区县域的数量结构经历了以“较低水平韧性为主→高水平韧性为主”的转变,县域“乡土—生态”系统韧性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3）2005—2019年研究区旅游地“乡土—生态”系统韧性演化的驱动因子由经济层面转向社会文化层面。在内外源因素的作用下,旅游地“乡土—生态”系统韧性通过乡土资源禀赋（向心凝聚力）、经济发展基础（核心推动力）、社会保障功能（重要支撑力）和自然环境本底（基础约束力）的四维驱动,以人的行为为媒介在相互作用和掣肘中演进,当韧性指数超过阈值时其内核组织将打破原有边界、自我调适实现“路径突破”,进入下一阶段适应性循环,以此促进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     

基于“乡土—生态”系统韧性的红色旅游资源利用空间格局优化研究——以大别山革命老区为例

红色旅游资源利用与开发将对旅游地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产生强烈扰动,基于“乡土—生态”系统韧性水平厘定红色旅游资源利用空间格局,有利于推动红色旅游资源开发与区域可持续发展共促共赢。以大别山革命老区为例,从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四方面构建红色旅游地“乡土—生态”系统韧性水平评价体系,并对红色旅游资源的空间特征与类型进行识别。研究结果为：（1）各县域“乡土—生态”系统韧性以中低水平为主,呈“中部高、四周低”的空间分布特征。（2）区域内各子系统韧性处于勉强协调状态,县级行政单元的协调度呈现中等水平多、较高与较低水平少的“橄榄型”等级结构。（3）红色旅游资源的冷、热点区分别位于大别山南北两侧及中心地带,呈现出“大集聚、小分散”的特征,根据其规模、影响力划为五种聚类分区。（4）依据“乡土—生态”系统韧性在红色旅游资源高富集区可通过内部要素重构向更高水平发展、在中低密度区因吸纳和适应外界扰动力较弱而与红色旅游资源开发相互抑制这一特征,初步厘定“三区、两带、三核心”的红色旅游资源利用空间格局,并针对不同区域从“乡土—生态”系统韧性视角下提出差异化建议,以期排除红色旅游资源开发对“乡土—生态”系统产生的干扰。     

“流空间”视域下淮海经济区城乡融合发展驱动机制

从要素流动多维重构淮海经济区城乡融合评价体系,以动态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城乡融合水平并分析其时空分异规律,最后从“流空间”视角探索城乡融合发展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研究区城乡融合水平整体较低但趋势向好,其正向空间关联和局域内向集聚特征明显。（2）流空间视角下区域呈多中心网络结构,且在人流和资金流下相对紧密,而物流和信息流下“核—辐”结构突出。（3）推动核心区集聚效应转向扩散效应,发挥各城市节点比较优势,合理调节要素流动强度、方向和质量,并在实施地方和国家政策时配套相关制度,方能实现淮海经济区城乡融合“量”“质”同升。     

中国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机理

绿色发展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旅游业奉行以人为本、生态至上和全面发展的新价值观。在梳理旅游业绿色发展概念及内涵基础上,构建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评价体系,运用SBM-Undersirable模型、核密度估计、空间马尔科夫链等方法,探讨2008—2018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TGDE）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机理。研究发现：（1）时间和空间变化方面,TGDE总体处于中等偏下水平,时间上呈“W”型变化形态,“下降—上升—调整”阶段特征显著;空间呈“东—中—西”递减分布,内部差异为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低、中、高效率由“金字塔”向“菱形”结构转变,高效率地区集中于东部沿海,中等效率多分布于中西部地区,低效率位于胡焕庸线两侧。（2）动态演进方面,TGDE始终存在两极分化现象,但区域协调性逐步增强,具有较强平稳性,难以实现跨越式发展,空间向上转移省份比较集中,以中西部为主,向下调整省份较少,且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溢出影响具有不对称性。（3）影响机理方面,总体上,经济水平、产业结构、政府规制、教育水平和旅游资源影响因子与TGDE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对外开放程度的作用不显著,但各因子的影响程度、作用机理及条件具有较强地域性。     

城乡融合背景下淮海经济区乡村发展潜力——以苏北地区为例

乡村可持续发展与建设是乡村振兴的目标与愿景,也是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构建可持续城乡融合系统的落脚点,在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剧背景下,明确乡村发展阶段与状态、测度发展潜力对有效识别乡村未来发展方向和模式、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以地处淮海经济区核心区的苏北地区为研究对象,以7980个行政村为评价单元研究村域单元的乡村发展状态,通过县域尺度上对城乡发展阶段进行约束,以“差异化+一致性”的思路进行乡村发展潜力的综合测度。研究结果如下：（1）研究区乡村可分为“城镇主导”“城乡联动”和“乡村主导”三类发展阶段,数量占比分别为15.38%、46.15%和38.46%;（2）研究区乡村发展状态指数最大值和平均值分别为6.209和1.714,具有高值区、低值区集聚的特征;（3）研究区乡村发展潜力最大值和平均值分别为2.827和0.923,发展潜力为低、较低、中等、较高和高的评价单元占比分别为4.45%、15.20%、23.22%、35.39%和21.74%;（4）依据乡村发展潜力可将研究区分为“重点挖潜区”“权衡挖潜区”“适度挖潜区”及“重要维护区”四类,建议分别采用“激发隐性活力,缩小区内差距”“以优势要素带动,实现区域权衡发展”“明确发展劣势条件,适度填补潜力空间”及“保持发展模式,实现稳定发展”的发展思路。     

时空交互视角下淮海经济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演化

以淮海经济区为研究对象,界定城乡融合内涵,并构建多维指标体系,测度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并探索时空演化特征及驱动机理。（1）在空间集聚方面,淮海经济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集聚较为明显,并且集聚性整体呈现增强趋势。（2）在时空联动方面,具有相对动态的局部空间结构和相对稳定的空间依赖方向,同时空间格局演化方面具有较强的整合性;城市自身因素对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空间结构的改变影响较大,受相邻城市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溢出效应的影响较小。（3）要素驱动模式方面,低分位驱动和高分位驱动城市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变化受经济发展—城镇化驱动,低分位制约类型城市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变化受城镇就业—政府行为制约,高分位制约类型城市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变化受产业—政府行为制约。     

中国土地市场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

城乡融合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与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键举措,土地市场则是实现城乡要素流通的重要渠道,也是连接城乡发展的关键纽带。本文阐释了城乡融合发展的科学内涵与本质特征,探究了土地市场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机理,在此基础上,量化分析了中国273个地级及以上行政单元土地市场与城乡融合发展的演进规律,并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土地市场与城乡融合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以期从土地市场视角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一条可实现路径。结论如下：（1）城乡融合发展是城乡价值重塑的过程,旨在消除阻碍城乡发展的因素,推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与平等交换,实现城乡发展要素回报趋同,本质是通过城乡互动互补实现城乡地域功能的整体优化。（2）土地市场对城乡融合的作用是利弊双轨的权衡,作用方向取决于土地市场是否是良性市场。城乡二元分配体制与社会融入受阻背景下,扭曲土地市场掣肘城乡融合发展。（3）2005-2013年中国土地市场稳步发展,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略低,土地市场规模、土地市场价格与土地市场化程度分别提升113.66%、274.09%与37.07%,59.34%城市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下滑,二者反差明显,且均具时空分异特征。（4）现阶段,土地市场对城乡融合发展更多体现为滞碍作用,但土地市场对城乡融合存在“低水平陷阱”,突破88.64%的抑制拐点,即可发挥土地市场对城乡融合的促进作用。重塑土地市场发展价值取向,加快推进土地市场化改革,探索人口—土地挂钩机制是后续工作的重要方向。     

城乡融合导向下乡村发展动力机制

乡村振兴关键是要运用城乡互动关系的变化,加强城乡合作实现乡村发展,亟需对城乡融合导向下的乡村发展动力机制进行研究。运用概念性框架法与结构方程模型构建城乡融合导向下乡村发展的动力机制与路径,并以徐州市2018年120个乡镇为样本进行验证。结果表明：城乡同质融合是乡村发展的外部动力,城乡互补融合是乡村发展的内在动力;外部动力包括城乡基础设施融合与公共服务融合两方面,其间接作用于乡村发展的效应大小分别为0.1558与0.6836;内部动力包括乡村吸引力与要素集聚两方面,其直接作用于乡村发展的效应分别为0.702与0.3356;外部动力主要靠政府投资推进城乡基础设施融合与公共服务融合来实现,内部动力则要靠乡村规划来塑造。本文对地方政府在操作层面开展乡村振兴工作有重要参考价值。     

城乡融合视角下淮海经济区城乡转型特征与路径

城乡融合不仅是社会经济结构的转换过程,也是城乡持续转型过程。以淮海经济区为研究区,剖析了城乡融合发展面临的困境,通过城乡转型多维定量评价与比较,诊断了研究区城乡融合状态,提出了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路径。结果表明：（1）淮海经济区城乡融合发展面临“两分离一切变”而导致的“三不足”的困境,即传统农区的“居业分离”、资源型城市的“产城分离”和省际交界区的“切变效应”,导致乡村转型的内在动力不足、城市对乡村的辐射带动力不足和城乡公共服务供给的区域协同力不足。（2）城乡转型状态呈现出经济、社会和空间多维相关的特征,转型过程的城乡异速不同步和转型格局的城乡异构非均衡现象并存;采用对比聚类法,划分出城乡转型滞后型、乡村转型滞后型、城市转型滞后型和城乡转型同步型四种类型。（3）推进淮海经济区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是要突破城乡二元结构和区域发展“碎片化”困境,分类推进城乡协同转型发展,加强省际交界区城乡发展的跨域协同。     

煤炭资源型城市城乡空间结构演变及影响因素——以安徽省淮北市为例

以淮北市为例,基于城乡建设用地和相关社会经济发展数据,运用扩张指数、相对变化率等方法,研究1985年以来煤炭资源型城市城乡空间结构演变过程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煤炭资源型城市城乡空间结构演变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985—2000年,城市发展主要围绕煤炭产业进行,形成了“城·矿·乡”三元结构;2000—2010年,城市主城区中心性逐渐凸显,城乡空间结构演变为“中心—外围”结构;2010年至今,城市转型发展速度加快,主城区向郊区扩散,城乡空间结构演变为圈层结构。（2）煤炭资源型城市城乡空间结构演变本质是由分散到集聚、由分离到一体的过程。（3）矿城管理体制、城乡产业结构、市域交通网络和政策制度四个影响因素相互作用,共同促进煤炭资源型城市城乡空间结构的发展。     

京津冀区域PM2.5污染相互输送特征

基于CAMx-PSAT空气质量模型,对2015年京津冀区域PM_(2.5)污染及相互输送特征进行定量模拟,建立了京津冀13个城市的PM_(2.5)传输矩阵.结果表明,在年均尺度上京津冀区域PM_(2.5)以本地污染源贡献为主(21.49%~68.74%),传输贡献为辅,其中区域内传输贡献约为13.31%~54.62%,区外贡献约为13.32%~45.02%.PM_(2.5)传输特征呈现显著的时空差异性,区域中部城市唐山、北京、天津、保定和石家庄PM_(2.5)受本地贡献主导,在冬季尤其明显,而受传输影响较大的城市多分布在区域边界且在南部集中.区内作为汇的城市有廊坊、衡水、承德、秦皇岛和邢台,作为源的城市有天津、沧州、唐山、北京、石家庄和邯郸,张家口和保定对区内城市输出和受区内输入基本持平.典型城市分析证明城市间PM_(2.5)污染交互影响,北京与廊坊、保定、承德、天津和沧州等城市之间,天津与廊坊、唐山、北京、沧州和保定等城市之间,石家庄与邢台、衡水、保定、邯郸和廊坊之间均存在显著的PM_(2.5)相互输送.     

京津冀中部夏季大气颗粒物空间分布特征

为研究京津冀地区雾霾成因,以Y-12（运-12）飞机为大气颗粒物观测平台,对2016年夏季京津冀中部大气颗粒物污染特征进行了观测研究.结果表明,天津市颗粒物数浓度垂直分布特征为1 500 m（以下均为标准气压高度）以下呈单峰分布,1 500 m以上呈单调下降,峰值均出现在0.35~0.40 μm之间,峰值的最大值出现在900 m左右;颗粒物体积浓度谱呈三峰分布,分别在0.30~0.40、0.50~0.60和1.00~2.00 μm之间,峰值的最大值出现在450 m左右.天津市、保定市和衡水市600与2 400 m数浓度谱分布特征为单调下降和单峰分布并存;600 m表面积浓度谱呈三峰分布,分别在0.30~0.40、0.50~0.60和0.90~1.00 μm之间;2 400 m表面积浓度谱呈双峰分布,分别在0.30~0.40和0.50~0.60 μm之间;600与2 400 m体积浓度谱均呈三峰分布,分别在0.30~0.40、0.50~0.60和1.00~3.00 μm之间.天津市大气颗粒物数浓度谱峰值的最大值出现在900 m左右,说明逆温层对气溶胶累积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城市间数浓度谱峰值高低受地面颗粒物质量浓度大小影响.京津冀中部大气颗粒物表面积浓度谱在600 m呈三峰分布,在2 400 m呈双峰分布,可能是因为2 400 m空中以细粒子为主.京津冀中部大气颗粒物体积浓度谱在600与2 400 m空中均为三峰分布,而国外为双峰分布,发现粗粒子峰值粒径范围差别较大,这是由于国内PM_2.5在PM₁₀中占比较大.研究显示,京津冀中部600和1 200 m大气颗粒物多来源于山东、河南,经近地面输送;2 400 m大气颗粒物多来源于内蒙古地区,经高空和近地面两种途径输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