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视角下的我国西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完善与基本导向

当前,我国国土空间规划自上而下试图从宏观层面尽可能解决或缓解自改革开放以来所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资源约束、人地关系冲突、多头管理、规划权威性等关键问题。我国国土规划的体系、架构和技术条例等迄今已形成相对科学合理的“共性”规范,但在战略层面讨论面向未来国家安全背景下的地域“个性”问题仍较缺乏。面对国家需求和西部特殊情境,应考虑建立基于国家安全考量的跨省区、跨流域的西部国土空间规划。在战略层面,为保障国家安全,此规划应着重考虑：（1）理论上,基于国家安全视角应建立跨省区、跨流域的西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2）实践中,建议制定西部空间尺度的以生态区、自然保护区为核心的“西部国土空间规划—生态安全”专项规划,以边境线、支撑线为规划脉络的“西部国土空间规划—生存安全”专项规划（或在规划中明确“国防安全细则”）,依托主要交通线以城镇体系为组织脉络的“西部国土空间规划—生活安全”专项规划（或在规划中明确“西部和谐社会建设细则”）,遵循主体功能区且以区域性中心城市、城市群等为中心的“西部国土空间规划—生产安全”专项规划（或“西部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重构生态空间、生存空间、生活空间、生产空间;（3）特别建议强化边疆城镇/村寨建设,设立新时代“大三线建设”——西部“环青藏高原重点建设带”,以应对后疫情时期有限全球化和“双循环”现实的可能的国家安全需求。整体上,西部情境特殊,其国土空间规划与东中部应有差异,切忌一刀切。     

大别山革命老区旅游地“乡土—生态”系统韧性演化规律及影响机制

探讨旅游地“乡土—生态”系统演化,为理解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结构与功能演变提供了新思路。通过构建“乡土—生态”系统韧性评价体系,解析2005—2019年大别山革命老区旅游地“乡土—生态”系统韧性的演化阶段、过程、路径及机制。结果显示：（1）研究区旅游地“乡土—生态”系统经历了利用、保存、释放、重组适应性循环过程,分别对应旅游地迅速发展期（2005—2009年）、发展成熟期（2010—2012年）、发展过渡期（2013—2016年）和再发展初期（2017—2019年）。（2）在适应性循环过程中研究区县域的数量结构经历了以“较低水平韧性为主→高水平韧性为主”的转变,县域“乡土—生态”系统韧性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3）2005—2019年研究区旅游地“乡土—生态”系统韧性演化的驱动因子由经济层面转向社会文化层面。在内外源因素的作用下,旅游地“乡土—生态”系统韧性通过乡土资源禀赋（向心凝聚力）、经济发展基础（核心推动力）、社会保障功能（重要支撑力）和自然环境本底（基础约束力）的四维驱动,以人的行为为媒介在相互作用和掣肘中演进,当韧性指数超过阈值时其内核组织将打破原有边界、自我调适实现“路径突破”,进入下一阶段适应性循环,以此促进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     

基于市域尺度的中国化肥施用与粮食产量的时空耦合关系

化肥施用是一把双刃剑,在促进粮食产量增加、保障粮食安全的同时,导致了生态环境退化,当前亟需辨明化肥施用与粮食生产之间的时空耦合关系,以便为维护粮食安全与生态安全提供有效的对策。以中国336个地级行政区为研究单元,分析2005-2015年中国粮食产量与化肥施用量的时空格局变化特征、化肥施用量与粮食产量的时空耦合关系及其动态变化过程。研究发现：（1）2005-2015年中国化肥施用量与粮食产量均呈上升趋势,化肥施用量的区内差异呈“粮食主产区—产销平衡区—粮食主销区”递减态势;而粮食产量的区域差异总体趋于增大,且呈“粮食主产区—产销平衡区—粮食主销区”递增态势。（2）化肥施用量增幅大致呈“东—中—西”阶梯式递增的趋势,而粮食产量增幅呈明显的南北分异特征。（3）从空间分布来看,胡焕庸线以东地区以“双高区”为主,胡焕庸线以西地区以“双低区”为主,且“低效施肥区”收缩,“他因素影响区”扩张。（4）期间,粮肥耦合关系以“双增型”为主,其他类型为辅,粮肥耦合关系主要向“双增型”与“他因素影响型”转变。     

合福高铁沿线旅游地合作网络与模式

高铁开通带来显著的“时空压缩”效应,对沿线旅游地之间的合作关系与模式产生重要影响。以合福高铁为例,运用社会网络、空间分析、描述统计等研究方法及Ucinet、GIS、SPSS、Excel等软件,研究合福高铁沿线旅游地之间的合作网络与模式。结果表明：（1）合福高铁开通后,旅游者对沿线旅游地的认知程度、同游意愿、重游意愿提升,不同旅游地之间的合作关系增强,合作网络中形成显著的核心—边缘结构,沿线旅游地之间的合作网络密集,并通过与其他旅游地相互联结形成合作关系较强、影响力较大的高铁沿线旅游区“组团”。（2）高铁沿线城市间的旅游流流量较大,具备稳定的二方关系和三方关系,形成了“旅游核心+旅游核心”“旅游核心+交通核心”“旅游核心+换乘中心”三种典型合作模式,三种合作模式呈现“强强联合”的特征,并带来显著的“马太效应”“过滤效应”和“溢出效应”。（3）高铁开通为沿线旅游地建立合作关系提供了重要契机,合作发展成为未来的重要趋势,针对当前的合作模式应制定多种发展策略,建立旅游地之间更加广泛、深入的合作关系,实现沿线旅游地的联动发展。研究成果对于丰富中国高铁旅游的研究内容,揭示高铁沿线旅游地的合作网络及典型模式,探讨社会网络、空间分析等研究方法在旅游地合作关系研究中的应用,制定高铁沿线区域旅游发展策略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红色旅游地资源的网络空间多维生产模式研究——基于沙家浜的数字田野实证

研究以苏州沙家浜红色旅游风景区为案例地,以数字田野调查为基础,剖析了红色旅游地资源的网络空间生产中“人—地”关系转变为“人—网—地”关系的过程,探索了红色旅游地资源的网络空间的多维生产模式特征。结论指出：（1）红色旅游资源网络空间打破了传统时空界限,单向的红色价值观传递转变为主客价值共创,体现了红色精神民主化生产过程;（2）红色网络流动性空间需面对红色教育、娱乐和审美等价值的多元性,空间多维主体以“遥在场”的方式产生了新的主客网络地缘争夺,即网络话语权的争夺;（3）传统游客转变为红色资源网络空间的消费者、参与者与生产者,去中心化特征明显,红色网络空间通过超文本表征和非计划互动得以建构,要求红色目的地官方在网络供给侧掌握更高水平的治理能力;（4）红色旅游官方主体尝试使用流行元素融入网络实践,但也展示出泛娱乐化的趋向,需在红色网络空间的多维精神建构中合理整合多元价值,促进集体情感的深度内化。     

中国与周边国家边境保护地跨境合作潜力分析

基于《全球跨界自然保护区名录》中涉及中国的16组名录中的10个国家87个保护地,分析其空间分布规律,应用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选取生态完整性、治理结构匹配、制度文化差异和空间距离交通4个层面的9个指标,建立中国与周边国家边境地区保护地跨境合作潜力指标体系,并进行验证。结果表明：黑龙江省与俄罗斯毗邻边境地区保护地分布最集中,喀喇昆仑山—喜马拉雅山脉地区生态系统完整性较好。通过评价结果遴选出中国（兴凯湖）—俄罗斯、中国（西双版纳）—老挝、中国（塔什库尔干）—巴基斯坦、中国（珠穆朗玛峰）—尼泊尔与印度、中国（长白山）—朝鲜与俄罗斯5组未来跨境合作潜力较高的地区,并针对跨境合作存在的难点提出建议措施。研究可为中国边境保护地跨境合作提供方法参考和借鉴依据。     

跨境水资源分配典型模式特征评述及中国主张思考

跨境河流治理的核心是跨境水资源分配问题。结合案例分析,从流域国利益关系视角概括出四种跨境水资源分配典型模式——“强权”模式、“传承”模式、“绅士”模式和“共享”模式,并从适用条件、磋商履约、运行效率和潜在问题等方面进行特征评述。对跨境河流水资源分配的中国主张提出如下建议：拒绝“强权”模式,依托“一带一路”走出“水霸权”话语困境;主张“共享”模式,倡导构建跨境水资源“命运共同体”;对水资源相对丰沛的跨境流域,主张创新特殊水情下的跨境水资源调控机制;对水资源相对稀缺的跨境流域,通过实施虚拟水贸易战略促进“共享”;排除外界干扰,主张建立独立、权威的跨境水资源协调机构。     

井冈山红色旅游流时空分布及网络结构特征

旅游流是红色旅游目的地产业运行的重要监测指标,对旅游地规划和经营管理具有显著的指针意义。基于网络游记数据,利用ArcGIS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井冈山旅游流的时空分布及网络结构特征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1）井冈山旅游流形成了以“茨坪—黄洋界”为中心的双核多点空间格局,而时间分布上则呈现出周期性循环的季节差异。（2）井冈山旅游流网络呈现出“核心—边缘”的层级结构,形成了西北—东南走向的“龙市—杜鹃山”密集流动区,其中黄洋界、龙潭、茨坪三个景区占据旅游集散枢纽的核心地位。（3）井冈山旅游流网络中的11个节点（景区）可划分为扩散型、平衡型和集聚型三类,其中“茨坪→黄洋界”“黄洋界→龙潭”构成了核心路径。     

省级“双评价”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方案——以浙江省为例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与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双评价”）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是空间决策科学性和空间治理有效性的基本保障。从省级国土空间规划的定位出发,剖析省级国土空间规划对“双评价”科学支撑和简单适用的基本要求,总结当前省级“双评价”面临理论与实践的挑战。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套“三维内涵—一对关系—两种尺度—四个层面”的省级“双评价”方案,深入挖掘资源环境承载的能力、压力、潜力三维内涵,立足于承载力与适宜性之间的逻辑联系,以浙江省为案例,从县级行政区和栅格单元两种尺度开展了“双评价”实践,并从优势短板识别、要素空间统筹、开发时序安排及空间格局优化四个层面支撑省级国土空间规划的编制。旨在为省级“双评价”提供一种可行、科学、实用的评价框架,为国土空间规划中布局优化、结构调整、指标分解等实践提供支撑。     

全球跨境水资源合作时空演变及生成机制

跨境水资源合作对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国家水权益保障意义重大。以166个国家为研究样本,选择1948—2008年全球跨境水资源合作事件为基础数据,提取合作关系并构建全球跨境水资源合作网络。基于社会网络分析、层次分析等方法,探讨了跨境水合作事件及其网络的时空复杂性,阐述了跨境水合作生成机制与合作类型。研究发现：水合作事件数量与频次呈波动增长,阶段特征显著;水合作网络结构的去中心化、多极化和区域化趋势明显,东西方阵营在冷战时代主导了全球水合作,后冷战时代的热点合作广泛产生在非洲、东欧地区和亚洲水塔周边地区;水合作对地理距离表现为高敏感性,同一流域内国家互动频繁,域外大国在不同时期介入热点流域水合作事务;国家行为体、区域合作关系和国际合作体系三个层次综合影响水合作关系的生成,各层次内部有着复杂的多因素互动,强制型、功利型、规范型和意识形态型水合作是四种主要跨境水合作类型。     

跨国界流域内上下游国家权利与义务分析

跨国界水资源利用和保护在经历了100多年的发展,从早期的处理边界、航运及渔业问题,到近期更多地关注跨界水资源的水量分配、污染控制、洪水控制等,相关国际条约也不断在其规定的权利和义务上取得完善和发展.我国涉及的跨界水资源利用主要分布在东北、西北和西南流域.目前我国与哈萨克斯坦开展跨界水合作已成为重点议题.本文主要从国际条法、国际经验、中俄跨界水保护合作三方面分析了跨国界流域内上下游国家的权利和义务.主要研究结论和建议如下:第一,上游国家主要强调国家主权,下游国家则强调国际义务;第二,已有国际条约规定的跨国界流域内各国的权利和义务较多,但具体落实这些义务并不容易;第三,国际实践表明,跨国界流域上下游国家之间的具体合作模式要根据国家实力对比及利益博弈关系确定,并以国家整体利益最大化为原则;第四,我国没有签署有关跨界河流的多边条约,故不受其约束,但这些条约对于跨界水双边合作协定的制定有重要影响.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水资源禀赋及开发利用分析

水资源是基础性的战略资源,开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水资源研究对于促进“一带一路”的科学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世界银行与联合国粮农组织水资源数据库,从水资源开发利用角度入手,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水资源自然禀赋、利用状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水资源开发潜力。结果表明：（1）从水资源禀赋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表水、地下水和水资源总量均以俄罗斯、中国、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相对较高,中亚、西亚等地区相对较低;人均水资源量则以中东欧、俄罗斯和东南亚地区较高,西亚、南亚地区较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来水依赖率整体表现为跨境河流下游高,上游及海岛国家低。（2）就水资源利用而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用水量整体呈现“东多西少”的格局,人均用水量表现为“中亚最高,周边较低”的特点;用水结构亚洲国家多以农业用水为主,中东欧国家则多以工业用水为主。（3）水资源开发潜力分析发现,阿拉伯半岛地区各国水资源开发潜力很低,中东欧及东南亚地区水资源开发潜力很高。     

废旧电器电子产品越境转移国际管理制度比较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非法越境转移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要环境问题之一,与之相伴而生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与旧电器电子产品的鉴别问题也成为国际环境公约的热点议题.在此背景下,针对废旧电器电子产品越境转移的管理制度和鉴别标准,对相关国际公约以及美国、日本和欧盟等典型出口方与泰国、马来西亚和中国等典型进口方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关于废旧电器电子产品越境转移的政策存在对立性,尽管《巴塞尔公约》在努力减少这种对立性,以保护发展中国家环境利益,但电子废物非法越境转移的风险仍然存在.结合中国废旧电器电子产品进口管理现状,提出了完善中国现有管理体系的政策建议.     

全球变化对跨境淡水资源利用和管理的影响

跨境淡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协调管理,已成为当今国际区域经济发展、跨境资源和市场共享、世界生态维护的合作主题,成为下世纪制约区域可持续发展和避免地区冲突的一个关键因素,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从边界变化、国际区域合作和经济一体化、气候变化、人口增长、可持续发展等全球趋势对此主题的影响进行了探讨。     

复杂网络视角下世界石油流动的竞合态势演变及对中国石油合作的启示

世界石油流动的规模和复杂性日益增加,从复杂网络分析视角考察石油流动中主要贸易国及其所处地缘区之间的相对地位及变动,并分析中国在其中的竞合关系,有利于从与出口地缘区合作和与进口地缘区合作两个方面,全面审视中国石油合作的总体格局、重点合作国家和可能的模式创新。研究结果表明:(1)世界石油流动仍由主要出口地缘区主导,逐步演变为俄罗斯—中亚、美国—加拿大和中东三足鼎立的出口竞争格局,但出口地缘区的多元化和地位相对变动也为进口国调整合作关系提供了机遇;(2)亚太地区逐步成为世界石油流动的竞合焦点,但由于区内大国缺乏互济交流,降低了地区的整体核心地位和对石油流动的调控力,中国也深陷进口分散化、出口大国博弈和进口大国制衡三大困境中;(3)中国应与核心出口地缘区重点合作,与其他出口地缘区稳定合作并创新合作模式,与亚太其他进口国基于进口份额协调机制、来源错位竞争机制和国际贸易中心分工协作机制,开展区内互济交流合作,以改善中国在世界石油流动格局中的竞合环境,保障石油供需平衡、降低供给风险。     

澜湄水资源合作机制

水资源合作是澜湄合作的五大优先方向,是各国重点打造的旗舰领域。本文分析了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现有水资源合作机制的现状,梳理了澜湄水资源合作机制的框架和合作进展,并在此基础上归纳总结了澜湄水资源合作机制合作层次高、领域广、全流域参与等优势。结合澜湄水资源合作机制现阶段合作情况,提出加强水资源工作组与其他工作组沟通协调,设立专项水资源行动计划专项基金和加强澜湄水资源合作智库建设,完善和加强澜湄合作机制,发挥新型平台作用的几点建议。     

中韩合作助力东北亚蓝天

中韩两国乃至整个东北亚都面临空气质量改善的紧迫需求和挑战,大气污染防治领域的交流合作成为国际社会环境合作的热点议题. 为共同应对雾霾挑战,2019年以来,中韩两国通过密切交流合作,探索形成了一套以合作机制创新、共同平台建设、旗舰项目打造、互助联合研究等为主体的务实高效的合作范式,打破了双方在组织、地域、学科、信息、技术等方面的“五大壁垒”,实现了政策、技术、数据、信息、成果等共享,助力了两国空气质量改善,也推动了东北亚区域空气质量整体改善,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区域层面的实践提供了生态环境领域的宝贵经验. 本文在分析阐释2015—2019年中韩两国空气质量改善的紧迫需求和挑战的基础上,全面总结2019—2021年中韩大气领域合作进展和成果,以及合作过程中形成的具有全局性、前瞻性和可复制性的合作范式,阐明双方在提升两国大气污染治理能力、助力空气质量改善、切实回应社会关注问题实现增信释疑、支撑多边环境外交等方面的合作成效,并基于东北亚大气环境治理需求和面临的新形势,提出加强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展望和建议,建议未来两国应持续打造和推广中韩大气领域双边合作范式,积极推动建立“中韩+”环境合作新格局,为东北亚乃至全球大气环境治理贡献中韩智慧和方案.      

Developments in water quality monitoring and management in large river catchments using the Danube River as an example

Effective management of water quality in large rivers requires information on the influence of activities within the catchment (urban and rural) throughout the whole river basin. However, traditional water quality monitoring programmes undertaken by individual agencies normally relate to specific objectives, such as meeting quality criteria for wastewater discharges, and fail to provide information on basin-scale impacts, especially in transboundary river basins. Ideally, monitoring in large international river basins should be harmonised to provide a basin-scale assessment of sources and impacts of human activities,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management actions. This paper examines current water quality issues in the Danube River Basin and evaluates the approach to water quality monitoring in the context of providing information for a basin-wide management plan. Lessons learned from the monitoring programme in the Danube are used to suggest alternative approaches that could result in more efficient generation of water quality data and provide new insights into causes and impacts of variations in water quality in other large international river basins.     

Setting national emission ceilings for air pollutants: policy lessons from an ex-post evaluation of the Gothenburg Protocol

The Gothenburg Protocol set national emission ceilings for transboundary air pollutants in 2010. These ceilings were formulated in 1999 using the Regional Air Pollution Information and Simulation (RAINS) model and national forecast data. The 2010 ceiling deadline is approaching as is a revision process which may lead to the setting of emission ceilings for 2020. This paper considers the original 1999 projections of six countries that were used within the RAINS model to inform the setting of their respective Gothenburg Protocol 2010 emission ceilings. These data are then contrast against recent inventory data and contemporary short-term forecasts out to 2010. These recent forecasts indicate that major downward shifts in the trends of pollutant emissions have been achieved, and whilst compliance challenges remain, there is a clear indication of the potential of such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and their associated legislative and policy driven mechanisms. However, in a process governed by a maxim of achieving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objectives at ‘least-cost’, the recent experience offers some valuable lessons. Specifically, in relation to the accuracy of energy projections and assumptions of other relevant variables in the modelling process. This paper considers these lessons and opens a discussion on the role of more adaptable mechanisms for the ongoing management of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with long-term compliance horiz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