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与生态效率的协同演化及影响因素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离不开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的协调发展和共同进步。基于城市群视域,采用熵权法、超效率SBM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以及Tobit模型等方法,从多维度视角探讨2010～2019年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85个城市科技创新与生态效率的耦合协调关系及其时空演变特征,并对二者耦合协调度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整体科技创新水平呈平稳上升趋势,生态效率水平呈降-升-降-升的“W”型变动趋势。科技创新与生态效率耦合协调度呈先升后降的倒“U”型波动上升趋势,且三大城市群空间差异性明显,呈现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的空间分布格局;(2)整体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特征,且多数城市表现为低低集聚,其中长三角城市群呈显著的“东高西低”型空间集聚特征,长江中游城市群与成渝城市群空间集聚特征不显著;(3)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集聚、对外开放程度以及产业结构对整体耦合协调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加大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力度、重视区域发展异质性、引进培育创新人才以及积极开展对外开放交流等政策建议。     

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及其空间关联

绿色发展是长江经济带战略的首要要求,而创新是驱动区域绿色发展的核心要素。通过构建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熵权Topsis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空间马尔科夫链方法,分析2006～2016年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水平、时空分布格局以及空间关联性演变。研究结果表明研究期内:(1)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和绿色发展指数总体上虽然均有一定的上升,但整体水平较低,2013年开始呈现同步增长的趋势;(2)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的耦合度及协调度指数整体上呈上升趋势,但带内空间分异明显,长三角地区协调度明显高于其他地区;(3)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的协调性呈现集群化现象,且具有"下游中游上游"的梯度化空间分异特征,低水平协调的城市单元可以划分为科技创新领先区、绿色发展领先区和平衡区3种类型;(4)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协调性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长江经济带内相邻城市协调度的变换具有趋同特征。最后,提供了相关政策建议。     

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格局与前景

城市协同发展是经济地理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实现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目标的重要途径之一。基于复合生态系统、区域创新系统、关系经济地理理论,构建了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并借助空间相关、Zipf规模位序等定量方法,对2021年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进行计算分析。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格局总体东高西低呈橄榄型分布,且城市等级差异明显;经济发展、科技创新、交流服务与生态支撑等4个分领域相辅相成,存在正相关关系;三大城市群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的战略引领和支撑能力作用明显。最后,提出应促进大中小城市协同发展、四链融合、提升区域创新体系综合效能、培育全方位开放新优势等对策建议。     

基于夜间灯光数据的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承载力关系分析

通过对DMSP/OLS和NPP/VIIRS两种夜间灯光影像数据进行提取校正,测度长时间序列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协调时空变化规律、区域差异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998～2019年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承载力之间的耦合协调程度稳步提升,由中度失调阶段升级到拮抗阶段。在区域差异上,耦合协调水平总体空间差异处于“趋同-分异-趋同”不断调整的过程中,总体空间差异主要源自于区域间差异,而区域间差异主要来自上下游之间差异;在空间格局上,耦合协调水平表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效应,各省市呈现出多极分化趋势。通过分析耦合协调水平的溢出效应发现,富裕程度、创新投入、外商投资、环境规制有利于提升本地耦合协调水平,产业结构、人口规模对本地耦合协调水平具有显著抑制作用;产业结构、外商投资和人口规模通过正向溢出效应对邻近地区耦合协调水平产生推动作用。     

长江经济带城市经济-社会-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的动态演化与分析

为探究区域发展的可持续性,在研究系统耦合协调评价体系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兼顾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生态环境建设,适宜大区域、多城市的综合评价体系,并从时空两个纬度对长江经济带沿线109个地级以上城市2000～2015年经济-社会-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状况进行评估。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经济-社会-环境总体耦合协调性较好,在15年间由初级协调向中级协调转变,但是其耦合发展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具体表现为东部优于西部,省会城市具有明显优势。同时还指出,在长江经济带耦合协调发展过程中,经济发展起最重要作用,而生态环境是发展的基石。由此,提出要提升人力资本、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区域间共同治理和保护生态环境等一系列政策建议。     

长江经济带城市空间“三生”功能耦合协调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

探讨城市空间“三生”功能之间的互动关系,是新型城镇化推进中城市空间优化、高质量发展亟待解决的关键。以“三生”理论为基础,运用空间分析法、耦合协调模型和地理探测模型方法,研究2009～2019年长江经济带城市空间“三生”功能耦合协调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得出：(1)长江经济带城市空间“三生”功能耦合协调水平呈现倒“U”型逐步趋于波动平稳发展的态势;(2)城市空间“三生”功能耦合协调水平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呈“东高西低”的格局,高值主要集中在长三角、长江中游和成渝城市群,并且以省会城市为中心向周围梯度递减;(3)影响城市空间“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发展的主导因素为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和环境治理水平,且存在空间差异。研究认为：应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极化作用”优势及其空间溢出效应,促进城市空间“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发展。研究结果可以为城市空间优化、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提供依据。     

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研究

协同发展是目前长江经济带建设的重点,但是,目前对协同发展水平进行定量测度的研究较少。依据增长极和复合生态系统等理论,遵循新时期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思想,构建了由科技创新、经济发展、交流服务、生态保护4大领域18个核心指标组成的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自然断裂点分析、空间自相关分析和规模-位序分析等方法,对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协同发展能力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发现：上海、南京、武汉在协同发展能力上表现卓越。从空间分布看,长江经济地城市协同发展能力呈现东高西低的格局,上海的龙头带动作用突出,长江下游地区在总协同指数、经济发展、科技创新、交流服务领域处于领先水平,但在生态保护领域表现一般;长江中游地区除武汉、长沙和南昌等省会城市协同发展能力较高外,在总指数以及4个分领域处于中等水平;长江上游地区在总协同指数以及4个分领域协同能力非常低,仅重庆、成都、昆明、贵阳等城市协同发展能力突出。经济发展水平、交通运输条件和科技创新水平对生态绿色发展的协同能力影响不大,说明长江经济带目前尚未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黄金水道建设的共赢。因此,未来长江经济带应以“绿色、创新、稳健”为核心思想,推进长江经济带协同发展的顶层设计,加快构建以重要节点城市为核心的分层协同发展机制,推动长江经济带绿色产业的创新协调发展,强化长江经济带生态安全风险的联合防控,提升经济带的协同发展水平。     

长江经济带城市创新能力差异的时空格局演变

以长江经济带130个城市作为空间观测单元,以专利申请量作为衡量各城市创新能力的指标,对长江经济带各城市2000~2014年创新能力的空间分布及演化进行分析。研究表明:(1)从时空总体演变来看,长江经济带城市创新能力表现出非常显著的区域差异,且呈现出由渐进式集聚向缓慢扩散的发展趋势。(2)从空间聚类分布来看,长江经济带创新能力较高的城市主要分布在东部的长三角地区和中西部的省会城市地区。(3)从空间分布演变来看,长江经济带城市创新能力表现出显著的空间自相关,空间分布集聚态势增强,但在地理空间的差异上呈现出缩小的趋势,且不同集聚区在不同空间范围上都表现出一定的扩展与收缩态势。(4)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创新主体、创新投入及创新基础设施的差异性,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创新能力呈现出不均衡的空间分布产生重要影响。     

长江经济带区域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空间耦合特征及高质量发展路径

高质量发展是解决区域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矛盾问题的战略举措和基本路径。重构区域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指标体系,借助耦合协调发展类型分析框架,运用CRITIC—熵权法组合赋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马尔科夫链等方法,分析了2010～2018年长江经济带区域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时空格局、同步发展情况、耦合协调特征及发展类型。结果表明：(1)区域发展和资源环境承载力分别以共享性、资源环境治理能力为主要驱动力;两者的空间匹配度较高,下游“双同步”和“资源环境承载力滞后”类型居多,中上游分别以“区域发展滞后”和“双滞后”类型为主。(2)耦合协调度呈低水平上升态势,空间上下游和中上游分别为空间扩散、集中特征;等级演进表现出稳定性特征,较难实现跨越式转移,下中游城市等级转变活跃,上游城市存在“俱乐部趋同”现象。(3)基于分析框架,从动力因素、相对和绝对发展水平将长江经济带城市划分为20种耦合协调发展类型。建议未来以有效性、创新性、资源环境利用效率为重要抓手,因地制宜地采取调控手段和政策助推高质量发展。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效应测度与交互胁迫关系验证

基于长江经济带9省2市2000～2017年数据,建立长江经济带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协调发展评价体系,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和交互胁迫模型,探究二者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在时间序列上,2000～2017年,长江经济带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协调性呈现稳步上升态势,整体处于良好耦合协调阶段。研究期初,生态环境综合指数高于城镇化综合指数;研究期末,城镇化综合指数高于生态环境综合指数。在空间格局上,二者的协调发展态势存在由东部区域沿中西部区域下降的空间差异特征。长江经济带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交互胁迫关系,演变状态符合双指数函数特征。长江经济带区域内各省市存在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动态耦合关系的空间分布不均衡,经济较发达地区城镇化水平较高,经济欠发达地区生态环境受恶化风险较大。     

长江经济带土地生态安全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

为了实现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发展目标,系统分析该地带土地生态安全问题是关键。通过构建土地生态安全DPSIR模型,对2006~2016年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市的土地生态安全水平进行评价,在此基础上,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与地理探测器方法探究土地生态安全的时空演化特征及主要影响因素。研究得出：(1)时间上,2006~2016年长江经济带土地生态安全水平呈现明显的增长趋势,土地生态安全状况逐渐改善;空间上,土地生态安全水平从东向西逐渐递减,但其空间差异正逐步缩小;区域间,长江三角洲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为土地生态安全水平的增长热点区,并向城市群外围逐步扩散。(2)长江经济带土地生态安全存在着显著的正空间自相关,呈现集聚分布特征：土地生态安全高值（H-H）集聚区主要分布于长三角地区,低值（L-L）集聚区主要分布于湖南、贵州二省的部分地区。(3)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环境保护力度、土地利用效率、城市化水平为长江经济带土地生态安全的主导影响因素,但不同区域的主导驱动因素存在显著差异,这为改善土地生态安全,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提供了理论依据。     

基于专利授权数的长江经济带创新差异的多尺度分析

实施长江经济带战略对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而长江经济带创新能力的提升成为其发展的关键。基于标准差指数、变差系数、区位基尼系数和集中度指数的定量研究方法,研究长江经济带在城市群级、省级和市级多尺度上的区域创新差异及原因。研究表明:各尺度区域创新差异均呈现出持续增长趋势,并且区域创新差异随着区域尺度的增加而增加。影响长江经济带创新差异的各个区域尺度的主要原因各不相同,影响城市群创新差异的主要原因是社会环境因素,影响省域创新差异的主要原因是经济环境因素,影响城市创新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对外开放因素。创新集聚随着区域尺度的增大而减小。长江中游和成渝城市群正处于创新活动向中心城市集聚阶段,而长江三角洲城市群进入创新活动的扩散阶段,并且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将形成巨大的创新集聚系统。     

长江经济带旅游生态效率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旅游生态效率是一种以"最小资源投入和环境破坏,最大经济社会产出"为核心目标,衡量旅游永续发展的重要指标。综合运用基于非期望产出的Super-SBM模型、地理空间分析方法和面板Tobit回归模型探索长江经济带2007～2016年旅游生态效率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高效率省区主要分布于东部地区,较低效率省区分布广泛,其数量先减少后增加;而低效率省区数量较少,其分布范围总体从长江经济带东部向西部迁移。(2)长江经济带旅游生态效率区域差异性和集聚性均不断缩小,东部、中部和西部3地区内部差异是长江经济带区域差异的主要贡献者。(3)旅游经济规模、旅游产业结构、科技发展水平、城镇化发展水平和政府规制力度对各省区旅游生态效率影响的空间异质性较强。     

长江经济带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时空格局及问题区域识别

长江经济带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矛盾最为尖锐的地区之一,实现区域经济与环境系统间的动态协调,是该区域未来可持续发展过程中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分别构建经济“规模-结构-效率”以及环境“压力-状态-响应”的分析框架,采用熵值法、GIS、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等方法系统考察2007~2016年长江经济带经济与环境动态协调发展的时空格局,并对协调发展的问题区域进行分类和识别。结果表明：(1)2007~2016年长江经济带经济水平几乎实现了翻倍增长,验证了将其作为中国经济发展主支撑带的合理性。同时,经济水平“东高西低”的格局稳固且路径依赖特性明显。(2)2007~2016年长江经济带环境水平及其提升速率仍相对较低,验证了长江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同时,环境水平在空间分布上未呈现明显的规律而是具有“随机”性特征。(3)2007~2016年长江经济带经济与环境间的协调发展程度呈稳步上升态势,协调发展指数由0.446 8上升至0.602 3,由濒临失调阶段进入初级协调阶段,并在空间上呈现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整体格局。(4）基于经济、环境、耦合协调度3类数据间的组合情况,将协调发展问题区域划分为6种基本类型并进行识别,发现各研究年份均有超过30个问题区域,并且与经济滞后相关的问题区域数量占据绝对比重。     

长江经济带旅游资源开发强度与生态能力耦合协调关系研究

在国家生态文明战略的大背景下,探究旅游资源开发强度与生态能力的关系对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以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为例,根据2009～2018年统计数据,利用熵值、超效率DEA、耦合模型等研究方法深入探究旅游资源开发强度与生态能力二者关系及匹配程度,并利用GIS地理软件分析旅游资源开发强度与生态能力二者的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性.研究发现:(1)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旅游资源开发强度演化轨迹大体呈现"上升-下降-上升"的趋势,但在研究期间各省市旅游资源开发强度整体呈现增长态势.(2)长江经济带生态能力逐渐得到加强,其值从2009的0.692增长至2018年的1.169.(3)样本期间,旅游资源开发强度与生态能力属于极度耦合,两者存在强稳定强联系,且东部长三角板块协调度显著优于西部云贵板块协调度.长江经济带旅游资源开发强度与生态能力存在耦合协调关系,且旅游资源开发强度与生态能力二者交互发展处于高度匹配阶段,有利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     

长江经济带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地区差异及形成机理

认识和探讨长江经济带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地区差异及其形成机理,对于引导城市土地高效利用、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利用超效率DEA模型、重心模型、泰尔指数和地理探测器模型,系统研究了2004~2014年长江经济带105个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时空演化格局、地区差异及其形成机理。研究表明：2004~2014年长江经济带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呈明显上升态势,其地理重心总体由西向东、由南向北迁移;在空间上,长江经济带东、中、西部地区均出现“中心-外围”空间分异格局;长江经济带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泰尔指数表明地区差异显著,且东、中、西部地区出现“组内趋同而组间趋异”特点的俱乐部趋同现象;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受控于多种复杂因素,从长江经济带整体来看,社会经济因素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空间分布的决定力最高;不同区域的主导因素存在显著差异,从东部、中部到西部,主导因素呈现出由区域自身条件及内在动力向外部要素转变的特征。 关键词： 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地区差异;形成机理;长江经济带     

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的时空分异及驱动机理研究

基于"空间—要素"的理论框架,综合运用ESDA空间统计、变异系数、基尼系数等方法研究长江经济带1994～2017年经济发展差异时空演变及经济发展阶段判读,运用全局回归(OLS)与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分析经济发展差异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和驱动机理。研究表明:(1)长江经济带的经济发展差异从强集聚向弱集聚转变,经历了"萌芽—兴起—繁荣—转型"4个经济发展阶段,并呈现自我建设发展、区域大开发、趋同竞争、产业转型的阶段特征,区域经济呈现"均衡—不均衡—逐步均衡"态势。(2)长三角城市群为核心热点区,成渝城市群和滇中城市群为核心和次核心冷点区。经济发展经历集聚效应和涓滴效应交替,区域经济差异先扩大后减小而趋于均衡,符合"不平衡增长理论"规律。(3)地理加权结果表明,人口集聚、产业结构、外商投资、政府调控、交通发展、科技教育、金融状况是区域经济发展时空演化的正向内在动力,发展成本和地形条件是制约因素。产业结构是核心驱动力,科技教育是重要推动力,地形条件是发展基础。制定区域发展政策时,要考虑不同行政区和不同驱动要素的异质性和特殊性。     

长江经济带城市人居环境空间格局研究

以长江经济带110个城市为例,从居住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生态环境4个方面构建综合人居环境评价模型,运用层次分析法对各城市人居环境进行测度评价,并借助GIS可视化和空间自相关方法揭示和探讨长江经济带城市人居环境空间格局与集聚特征。结果发现:(1)综合人居环境存在显著空间差异,长三角地区整体人居环境质量最高,中部地区次之,云贵川地区最低;中心城市明显高于普通城市。(2)各系统层中,居住环境、经济环境质量长三角地区和省会城市优于普通城市;社会环境优质区域具有中心地指向性;生态环境则是以赣皖城市最优,中东部城市优于西部城市。(3)综合人居环境及各环境系统层均呈现明显的空间正相关集聚特征,即高人居环境区域在空间上毗邻,反之亦然;从莫兰指数散点图和LISA图中看出,高-高集聚区以长三角为中心布局,低-低集聚区则位于云贵川、皖北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