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铁路对城市空间影响研究述评

高铁作为一种交通运输方式正逐渐对城市空间产生深刻影响,其节点、线路及网络的属性作用于城市空间所对应的地域规模分别为高铁站区、所在城市、区域3个层次。按照以上思路总结评析国内外关于高铁对城市影响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在高铁站区层面,着重分析圈层用地布局与站区重建;在沿线城市层面,着眼于城镇化与轴线集聚的分析;在区域层面,分析通达性与区域一体化联动效应。在以上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构建高铁对城市空间影响的分析框架、指标体系等     

环渤海高铁沿线可达性及其空间格局演变研究

以环渤海高铁沿线城市为对象,研究高铁通车前后的可达性状况及其空间分异格局,预测未来沿线空间格局的演变态势,结果表明:(1)环渤海高铁的开通大大提升了沿线的可达性,时空收敛效应显著,呈以高铁轴带为核心、轴带外围为边缘的"核心-边缘"格局,高铁轴带内部呈现线路"中间高、首末低"的分异特征,可达性最优要素由京、津向环渤海高铁线路两侧扩散;(2)环渤海高铁沿线城市可达性的提升加速沿线地区空间格局的演变和重塑,表现在环渤海高铁"C"形轴带空间极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沿线的辽中南、京津冀、山东半岛三大城市群一体化进程显现,产生1+1+1＞3的组合效应;环渤海港口群对接铁路线,空间分化与组合日趋复杂;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强化与中蒙俄经济走廊战略通道的融合.     

基于偏离—份额分析法的区域制造业发展态势评估

基于改进的偏离-份额分析法(SSM),评估2001-2010十年间沪宁高铁沿线6市30个制造业部门空间结构特征及空间连续性,定量分析不同制造业部门空间转移的机理及不同城市之间的互动与联合,研究表明:上海市有23个制造业部门具有向邻近地区转移和延伸的潜力,与苏州、无锡之间形成了良性的分工与联动邻里关系;南京、镇江、常州等城市形成了孤点式的制造业优势,与周边城市之间的互动性较弱,还没有形成结构稳定的工业区,优势产业发展缺乏空间延展性和连续性;从时间序列上看,苏州、无锡市竞争力增长分量较大,对应的上海市和南京市该值较低,验证了经济发展中结构转换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联动关系;区域未来发展战略是加强沪宁高铁沿线西段产业一体,尤其是加大宁镇扬同城化步伐,构建沪宁高铁沿线多层次、立体化的制造业园区。     

高速铁路影响下的长三角城市群可达性空间格局演变

交通网络体系对城市群空间结构的优化有重要作用,随着“高铁时代”的到来,长三角城市群区域空间结构也将发生深远的变化。引入可达性的概念,以现状2010年与规划2020年的长三角综合交通设施网络为基础,选取长三角各城市之间加权平均最短旅行时间为度量指标,分析了高速铁路系统的发展对长三角区域空间格局未来演化的影响,揭示了高速铁路将全面提升长三角区域可达性水平,大大缩短城市之间的时空距离,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并通过都市圈、经济轴带的形成与发展,促进区域均衡化空间结构的形成。另一方面,虽然高速铁路将推动多中心空间结构的形成,但对城市可达性水平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城市在新的高铁格局下应探析符合自身特点的发展战略     

高速铁路对沿线地区可达性的影响研究——以皖北地区为例

区域交通可达性的改变是高速铁路对区域发展的最直接影响。在GIS技术的支持下,以皖北地区为实证研究对象,利用日常可达性、加权平均时间等指标分析了在有无高铁两种情景下皖北地区的可达性空间格局变化。结果表明:高铁开通后,皖北区域内部可达性和区域外部可达性均获得了较大提升,但区外可达性的改善要优于区内可达性;皖北整体可达性空间格局没有因高铁发生大的改变,可达性空间分布呈现的区域交通主干道指向性特征在高铁通车后更为明显;可达性改善的地区分布并不均匀,不同地区可达性受惠程度不一,皖北整体以及各城市内部的可达性均衡性程度都在降低,两极分化趋势在加剧。     

长江旅游带旅游资源空间格局研究

旅游资源的空间格局是旅游产业规划、布局的重要基础。本文选择长江旅游带9省2市世界遗产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5A旅游景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等12类共计4 729处旅游资源单体的空间分布数据,借助Arc GIS软件,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和核密度估计法对旅游资源空间格局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长江旅游带总体旅游资源、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在空间上均具有明显的聚类特征。总体旅游资源沿北纬30°线、G318国道以及沪昆、沪汉蓉高铁等交通主干线分布趋势明显;高级别旅游资源主要集中在长江三角洲地区;自然旅游资源主要集中在沪汉蓉及沪昆高铁沿线及其中间地带;人文旅游资源主要集聚在长江以南的长江三角洲、古徽州地区、滇西北地区以及黔东南少数民族地区。依据得出的旅游资源空间格局特征和分布规律,建议依托长江水道、G318国道和沿线高铁,打造东西向快速旅游通道和精品旅游线路;依托政策优势,联合多方组织机构形成跨区域旅游合作共同体。     

高速铁路对沿线地区可达性的影响研究——以皖北地区为例

区域交通可达性的改变是高速铁路对区域发展的最直接影响。在GIS技术的支持下,以皖北地区为实证研究对象,利用日常可达性、加权平均时间等指标分析了在有无高铁两种情景下皖北地区的可达性空间格局变化。结果表明：高铁开通后,皖北区域内部可达性和区域外部可达性均获得了较大提升,但区外可达性的改善要优于区内可达性;皖北整体可达性空间格局没有因高铁发生大的改变,可达性空间分布呈现的区域交通主干道指向性特征在高铁通车后更为明显;可达性改善的地区分布并不均匀,不同地区可达性受惠程度不一,皖北整体以及各城市内部的可达性均衡性程度都在降低,两极分化趋势在加剧     

中国高铁建设投资对国民经济和环境的短期效应综合评估

近年来,传统铁路发展远不能满足各行业对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需求,中国政府正加大对高铁行业的规划与投资。现有高铁网络与其他铁路共同构成的快速客运网,推动了产业的空间布局,加速了产业结构调整,提高了就业率,提升了区域间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等配置效率,促进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在中国政府大力建设高铁网络的当下,综合评估中国高铁建设投资给国民经济和环境带来的影响具有必要性和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中国2012年投入产出表,利用投入产出技术和计量经济学模型,通过重新刻画投入产出模型中农村居民、城镇居民部门"收入-消费"内生关系,区分高铁与传统铁路在生产结构和投资结构的差异,构建基于居民消费局部内生化的高铁投资投入产出局部闭模型,评估中国高铁建设投资对经济、就业和能源环境的短期效应。结果表明:12012年中国高铁投资每亿元拉动总产出增加3.72亿元,GDP增长1.21亿元,投资总量给国民经济共带来总产出增长19 373.44亿元、GDP增长6 296.04亿元;2在拉动经济增长同时,高铁建设投资对就业拉动显著,每亿元高铁投资创造1 084个就业岗位,2012年因高铁投资新增就业岗位高达565.23万人。这意味着,在短期内,中国高铁建设投资会在发展社会经济、促进居民就业等方面注入强大的动力;3在环境层面,2012年高铁前期基础建设共带来83.42 Mt CO2排放,略大于传统铁路投资,但考虑到建成运营后,高铁具有清洁、稳定、高速等特点,高铁建设投资在环境层面优势会慢慢显现。     

武汉城市圈公路沿线土地利用变化规律分析

区域交通土地一体化规划需要明晰公路沿线的土地利用变化过程。基于随机概率的土地转移矩阵模型及相关结构指数,分析了武汉城市圈公路沿线的土地变化规律。结果显示,从变化量而言,武汉城市圈各类型公路沿线耕地转为建设用地的比例最大,且以国道最为明显;从系统的变化方向而言,各公路类型沿线建设用地占用耕地现象显著,此外,高速沿线建设用地占用水域,国道沿线耕地占用林地,以及各类型公路沿线耕地、林地闲置现象也需及时监测和预警。     

高铁对长三角区域旅游一体化影响计量研究

高铁正成为影响我国区域旅游一体化的关键性因素,已有高铁旅游影响研究普遍存在供需分离的系统化视角缺位问题。立足多目的地-多客源地交互的旅游供需空间系统视角,利用GIS集成方法和旅游系统引力模型研究了有无高铁网络两种情境下的长三角区域旅游竞争力和出游力格局,分析了高铁对区域旅游一体化影响的具体方向、程度和意义。结果发现:(1)高铁对长三角区域旅游一体化影响增强,扩大了旅游竞争力、出游力等级差异,带来逆向均衡一体化效应;(2)高铁强化了长三角区域旅游格局的核心-边缘结构,边缘地区非高铁城市的旅游竞争力和出游力进一步被削弱,而核心高铁城市上海的中心性仍在增强;(3)高铁开通后,边缘地区新增开高铁城市的旅游格局变化最大,但固有劣势使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区域旅游整体的非均衡发展态势;(4)高铁时空压缩在削弱空间距离因素影响的同时,促进了区域旅游竞合关系的本位回归,规避旅游供给的同质化竞争、强调差异化发展是发挥高铁旅游一体化联动效应的根本路径模式。最后,指出高铁开通可以为边缘地区城市提供相对公平的交通发展平台,是防止边缘地区城市进一步被边缘化的必要条件,进而提出了促进区域旅游一体化发展的具体政策建议。     

长三角高铁网络时空演化格局及区域经济影响测度研究

高速铁路快速发展大大改善了交通通达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空间资源再配置过程,进而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以长三角被纳入铁路网的40个设区城市为研究对象,在对比分析高铁开通前后(2009和2018年)铁路网络客流点强度和城际联系强度变化基础上,尝试构造改进生产函数模型,刻画了近10年间长三角地区高铁网络的时空演化格局及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1)高铁快速发展使得长三角各城市平均最短时间可达性年均提高0.257 h,10年来网络连通性提高近一倍,区域间城际联系更为密切;(2)近10年间高铁发展对长三角各城市点强度提升及城际联系强度的影响有明显区域差异,且城市可达性和连通性的变化模式截然不同,位于长三角边缘地区的城市可达性提升最大,而发展水平高的城市连通性改善最大,中心城市的枢纽地位持续强化,呈现明显的"马太效应";(3)2018年基于铁路客流的城市点强度分布格局比2009年更加不均衡,这主要是由于强度大的极端节点(中心城市)较多造成的;(4)高铁网络演化影响着区域经济发展,且对第三产业的影响更为显著,使区域经济和第三产业发展分布更为极化。本研究可为区域发展与一体化政策制定、高铁建设与客运服务管理规划编制等提供参考。     

可达性视角下中国高铁线路空间效率与供需关系研究

透过可达性视角解析我国高铁线路空间效率和供需关系。首先,以我国2008～2017年高铁线路为对象,根据日常可达性(DA)增量描述高铁线路可达性空间演变特征。其次,通过人口加权可达性(PWA)增量刻画我国高铁线路空间效率和高铁线路供给水平的空间特征。第三,以高铁客运班次数表示高铁需求程度,通过因子叠加法与多元回归方程探讨高铁可达性的供需关系。结果显示:(1)在PWA增量及其效率中,干线高,延伸线低,东中部地区线路高,全国高铁网络外围和末端线路低,PWA增量及其效率自东向西整体递减,高铁线路PWA空间效率呈现出"树状结构"、"核心-外围结构"和区域梯度差异,2012年以后高铁PWA增量及其效率出现逐年递减趋势。(2)高需求线路主要是东中部地区高铁干线,低需求线路主要为中西部地区高铁干线和延伸线。(3)高铁线路供需匹配程度高。"双高型"线路为少数高铁主干线,"双低型"线路数量比重高,包括西部地区高铁线路、高铁延伸线以及网络末梢线路。(4)城市PWA增量是高铁客运量高低的关键因素,能够用来预测规划高铁城市客运规模。     

基于客流结构的高铁经济辐射效应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立足对高铁经济辐射理论模式的认识,运用行为地理学的微观分析方法,以实地调查问卷为主要数据来源,以武汉市为案例,通过客流结构的系统解析透视高铁经济的辐射效应。研究表明:高铁经济的辐射效应与城市经济结构高度相关。在空间上,呈现出中心城区较强、外围城区较弱的总体态势,倾向于强化武昌、江汉和东湖高新区等核心地区的空间增长;在产业上,呈现以促进第三产业发展为主,有利于推动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等主导部门的优化发展。研究结论能够为类似城市的高铁经济发展和武汉市的经济结构调整提供借鉴和启示。     

高铁背景下城市铁路可达性与空间相互作用格局——以江西省为例

基于改进的可达性测度和引力模型，选取江西省11个设区市作为研究对象，在2010年、2013年和2016年3个时间断面下，测度了江西省城市铁路可达性和空间相互作用强度，并借助GIS工具进行时空格局演变分析。研究发现：(1)从高铁“洼地”到高铁“高地”的江西省，城市可达性呈现以省会南昌为核心、赣北铁路枢纽城市为次中心，向周边蔓延的“中心-外围”模式；城间作用度呈现以主干铁路通道为轴、枢纽城市为节点的“点-轴”模式，向周边辐散并呈现南北梯度差异;(2)高铁开通和区域一体化是提升城市可达性的重要驱动器和加速器，其巨大的时空压缩效应不仅弱化了空间距离对城间作用度的影响，而且促进了其质的飞跃；城市可达性和城间作用度呈现出明显的地带性和“通道效应”，城间列车开行密度是其重要影响因素;(3)高铁的影响范围有限，赣北高铁网络效应强于赣中南，通道内城市可达性趋于均衡，但也拉大了与通道外偏远城市的差距，尚未深度融入省内高铁网络的城市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4)全省作用度格局呈现地域分化特征，形成中、北、南3个子系统，城间作用度差异呈现扩大趋势，处于追求“效率”阶段。基于此，江西应加速推进全省铁路和高铁网的建设完善，合理规划铁路站点规模，精准分配城间列车频次；城市应积极主动融入全省高铁网络，加强与周边城市一体化和本地接驳交通建设，提升综合交通可达性和空间作用度；全省应统筹南北梯度发展，稳步推进区域一体化，进一步打破地域隔绝与分化，推动城间均衡融合发展。     

铁路高速化对长三角城市群区域空间联系格局的影响

为探讨高速铁路线网格局及运营组织对城市空间重构的影响,以长三角城市群为实证,采用2008及2018年长三角城市群铁路时刻数据,对比分析普速铁路与高速铁路对区域可达性及城市联系紧密度的影响。结果表明:高速铁路的运营一方面改善了城市间铁路旅行时间,另一方面产生"时空收敛"的不均衡效应,铁路可达性水平以沪宁通道为中心向外围递减;沪、宁、杭、合、甬等中心城市以高速铁路网络为依托重塑一日交流圈,其范围沿高速铁路延伸且重叠范围不断扩大;高速铁路影响城市空间联系并推动区域空间重构,区域联系强度呈现出多核心、多层次的结构特征,并呈现向网络化结构发展的趋势;核心区域由以上海为核心的"一体两翼"结构拓展为沪宁杭多向联系的"黄金三角"结构,其他不同等级节点城市依托高速铁路连接,在此基础上形成"中心—网络"的组织模式。     

基于铁路客运的中国城市可达性及类型研究

为探究铁路网络时空压缩效应对城市可达性的影响,基于2009年和2014年铁路列车时刻表数据,结合传统数理统计方法及空间分析方法,对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可达性及其格局演变进行深入分析。结果表明:(1)铁路客运的数量和类型上均有较大变化,特别是始发列车及动车组的大幅增加及高铁的开通运行,中国城市可达性得到一定程度提升,但城市可达性改善地域差异性显著。(2)北上广三大核心城市在城市可达性等级体系中第一层级地位稳固,交通区位条件的差异使得城市可达性等级体系产生一定变化。(3)中国城市可达性绝对及相对差距均呈现出不断扩大趋势,列车停靠数量的极化效应显著、新增加的高速客运更多地向高等级中心城市集聚,铁路基础设施的建设正在重塑中国生产力格局。(4)从城市功能属性及规模属性视角,以始发列车和停靠列车中位数为临界值,将中国城市划分为高规模高功能、高规模低功能、低规模高功能、低规模低功能等4种类型,并依次分析城市分布特征及成因,为铁路客运的合理配置及交通网络优化布局提供参考。     

Assessing the economy-wide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options of land transport systems in Austria

Due to climate change, transport systems are expected to become increasingly stressed by extreme weather and gradual climatic changes, resulting in direct costs within the affected sectors as well as indirect costs from sectoral interlinkages. To reduce these costs, sector-specific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measures are needed, raising the question of the net benefits of adaptation at a macroeconomic level. However, despite their importance such assessments of impacts and adaptation at the macrolevel are scarce and coarse in their implementation. This paper contributes to fill this research gap by analyzing specific adaptation measures for the road and rail sectors in Austria using a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irst, direct impact costs more than double due to macroeconomic linkages. Hence, the indirect costs are found to be larger than the direct costs. Second, when analyzing adaptation measures for the road and rail sectors, without capturing any indirect effects, benefit–cost ratios imply a clear benefit only for the rail sector. However, when indirect effects via sectoral interlinkages are also captured, adaptation measures in both sectors, road and rail, clearly pay off. Climate change-induced GDP and welfare losses are reduced by 55 and 34% and lead to positive employment effects. Third, even at rather low damage reduction potentials, adaptation leads to a net benefit at the macroeconomic lev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