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条件估值法(CVM)的湿地周边农户受偿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江苏盐城珍禽自然保护区为例

生态补偿是应对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的有效环境政策。作为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农户,其参与意愿直接影响生态补偿项目实施的绩效与可持续性。在调查盐城潮滩湿地生态环境基础上,以支付卡方式设计调查问卷,采取面对面方式对保护区周边125个农户进行调查,基于条件估值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CVM)估算其生态补偿的受偿意愿,选择农户的性别、年龄、家庭年收入等基本社会经济特征,以农户对生态补偿了解程度和生态补偿态度为自变量,以农户受偿意愿为因变量,运用二项Logistic模型分析影响当地农户受偿意愿的相关因素。结果表明,保护区周边农户具有一定的湿地生态环境保护认知和意识;有88%的农户选择非零补偿意愿,平均受偿意愿为7 727. 7元·hm-2·a-1。Logistic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农户的年龄、拥有的耕地面积和对生态补偿了解程度是影响其受偿意愿的主要因素。农户年龄越大,其受偿意愿相对降低;农户拥有的耕地面积越小,受偿意愿就越大;对生态补偿了解程度越高,生态补偿意愿就越强。研究结果可为保护区生态补偿政策的有效落实提供科学支持,也可为其他保护区生态补偿的实施提供借鉴。     

基于农户受偿意愿的退耕还林生态补偿研究

生态补偿是激励农户参与退耕还林的有效措施,农户受偿意愿则是其参与退耕还林的真实心理预期反映。在两轮退耕还林交错期研究农户的退耕还林生态补偿意愿对于工程的有效开展和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基于2017年8月面对面访谈获得的398份有效农户问卷数据,运用双边界二分式条件价值评估法研究了宁夏泾源县农户参与退耕还林的受偿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87. 2%的受访农户愿参与退耕还林,且平均最小受偿意愿为3 180元·hm-2;补偿方式的选择上,68. 8%的受访农户选择现金补偿,且补偿方式的选择具有明显的年龄差异性,即年长农户倾向于现金补偿,而年轻农户更倾向于低息小额贷款、技术培训及工作机会;显著影响农户受偿意愿的因素是文化程度、家庭是否有长期疾病患者及对退耕补偿是否满意,前两者呈显著负相关,而后者呈正相关关系。激励农户参与退耕还林,应在加强政策宣传引导的同时适当调整退耕还林补偿标准和补偿方式。     

基于利益相关方意愿调查的东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探讨

流域生态补偿已经成为解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协调流域上下游利益冲突的重要手段之一。以东江流域为例,通过实地问卷调查和条件价值评估法评估流域上下游利益相关方生态补偿意愿,并探讨构建东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流域生态补偿意愿调查结果表明,流域内居民对东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有很高的积极性,对建立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有较高的认同度;下游地区城市居民平均支付意愿为332.7-364.5元/（年·户）,上游农民对于林地保护的平均受偿意愿为360.75元/（年·hm^2）;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受教育水平、收入、自来水水质对支付意愿影响显著,而受偿意愿受性别和受教育水平影响明显;充分考虑并协调好流域上下游利益相关方的诉求对东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耕地重金属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标准条件估值法研究——以广西大环江流域为例

运用条件估值法,于2015年8月对广西环江县大环江流域重金属污染地区农户受偿意愿进行调查研究。结果表明,研究区农户对当地耕地重金属污染治理项目的参与意愿与投标额度(设计补偿标准)、家庭耕地面积和耕地受污染程度呈正相关关系;农户平均受偿意愿下限为12 630.75元·hm~(-2)·a~(-1),该测算值可为当地耕地重金属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提供理论依据。认为广西环江县大环江流域耕地重金属污染治理及其配套生态补偿项目应首先选择耕地面积较大且污染较明显地区作为项目选址。建议在今后的生态补偿研究中注意补偿标准与客观条件之间的联系,并制定出一套具有普适性的生态补偿标准研究方法。     

基于CVM方法分析牧民对禁牧政策的受偿意愿——以锡林郭勒草原为例

确定居民对生态措施实施的受偿意愿,对目前迫切需要的生态补偿政策制定以及生态恢复和保护的有效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选用锡林郭勒草原为案例区域,通过入户调查及在那达慕大会集中调查相结合的方式,调查锡林郭勒草原地区牧民对禁牧措施的态度和受偿意愿。分析结果显示:53%的牧民愿意参加禁牧,而不愿意参加禁牧主要是由于补偿标准不合理引起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分析表明,牧民对禁牧的支持态度与牧民的收入和草地面积呈正相关,与养羊数量呈负相关。牧民的受偿意愿由牧民养羊数量、受教育年限、草地现状以及对禁牧政策的支持程度决定。根据意愿调查法初步估算锡林郭勒草原地区禁牧措施实施后牧民的补偿意愿,牧民家庭对禁牧政策的平均受偿意愿为每年每户2.7717万元,人均受偿意愿为8399元,平均每1hm2草地受偿意愿为85.95元。     

湿地生态效益补偿机制研究:以鄱阳湖区为例

湿地生态效益补偿机制的建立与完善对保护湿地生态环境及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生态补偿一般理论框架,对鄱阳湖湿地生态效益补偿的补偿者、受偿者、补偿标准及差别化、补偿方式和补偿条件性等核心问题进行了综合分析.结果 表明,测算得到湿地生态效益补偿标准为2 503.39元·hm-2·a-1;补偿标准需要差别化,考虑因...     

自然保护区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运用哈巴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六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农户调查数据,采用对比分析和二元逻辑回归分析方法,研究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哈巴湖自然保护区和六盘山自然保护区分别有57.7%和67.6%的受访农户对现有生态补偿政策持满意态度,愿意继续退耕或退牧的农户分别占63.3%和57.8%。这表明对现有生态补偿政策持满意态度和愿意继续参与的农户占多数,但仍有不少农户持否定态度。农户生计类型是影响农户参与生态补偿意愿的重要因素,但区域差异明显。哈巴湖自然保护区农户以农牧业为主,农业收入占比和牧业收入占比越高的农户,继续参与生态补偿的意愿越显著;六盘山自然保护区农户以外出务工为主要生计,外出务工人数越多和农业收入占比越小的农户继续参与生态补偿的意愿越显著。建议制定和实施生态补偿政策时应加强对农户生计水平和类型的考虑,将生态补偿政策与目前的精准扶贫政策相结合,为农户提供多样化的补偿方式,从而实现转变生计和保护生态的双赢。     

湿地生态补偿研究进展

湿地被誉为"地球之肾",是人类最重要生存环境之一。在梳理湿地生态补偿概念的基础上,系统整理了国内外湿地生态补偿政策与实践,针对补偿载体、方式、融资、标准、模式和绩效评估等进行总结分析,提出当前湿地生态补偿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系统制度设计存在欠缺,补偿资金渠道相对单一,补偿标准差异大以及严重缺乏相应监管、成效评估机制等。最后展望了湿地生态补偿的优先研究方向:(1)加强湿地生态补偿理论研究;(2)加快湿地生态补偿制度研究;(3)扩大湿地保护试点实践研究;(4)增强湿地生态补偿监管及补偿成效评估研究。同时吸收总结国内外科学有效的补偿模式,助推现阶段我国市场化、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为湿地生态补偿和修复提供科学依据与决策参考。     

生态补偿对农户绿肥种植行为惯性产生的激励机制：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估计

促进农户绿肥种植行为惯性产生,是在不增加政府财政负担的情况下保障以绿肥应用为基础的农业环境目标实现的前提。利用湖南、江西、广西、安徽、河南5省(区)1 217户农户调查数据,基于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分析生态补偿政策实施对农户绿肥种植行为惯性产生的影响逻辑和影响程度。研究显示,生态补偿政策能够显著促进农户绿肥种植行为惯性的产生。与未接受过政府生态补偿的农户相比,接受过生态补偿的农户绿肥种植行为惯性产生的可能性增加21.8%。生态补偿可以通过两条路径实现惯性激励:一是生态补偿→收入效应→行为惯性,二是生态补偿→环境知识→行为惯性。此外,年轻、受教育程度高、规模经营和耕地自然条件良好的主体更可能产生绿肥种植行为惯性。据此,提出以评估、重塑生态补偿标准和补偿方式为核心,通过设计科学的生态补偿制度,并综合考虑农户禀赋异质性的影响,构建绿肥种植行为惯性产生机制,可以改善农户绿肥种植的可持续性。     

共建共治共享视角下京津冀城市生态补偿研究

共建共治共享是提升区域治理水平的重要抓手,生态环保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点领域之一,跨地区生态补偿是促进生态共建共治共享的有效措施。京津冀有效推进了生态共建共治共享,在水源涵养、风沙源防治等层面实施了横向生态补偿,但横向生态补偿范围偏窄,补偿依据、补偿标准不够明确和统一,尚未全面形成生态受益者付费、保护者得到合理补偿的政策环境。文章在共建共治共享视角下,立足于中国生态补偿要求与计划,以"为什么补"、"谁补谁"、"补多少"核心议题为主线,以生态系统服务的区域外溢、生态保护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为主要依据,构建生态保护城市与受益城市界定模型、城市生态补偿综合模型,以地市为基本单元进行测算,提出京津冀城市生态补偿政策建议。结果显示:(1)2017年京津冀的生态保护城市有承德、张家口、秦皇岛、保定、横水、廊坊市,生态受益城市主要有北京、天津、石家庄、邯郸、唐山和沧州,邢台为生态中位城市;(2)生态受益城市每年支付补偿金额1—100亿元不等,北京市支付补偿最多,北京市、天津市、石家庄市补偿金额占当地财政预算收入的比例在1%—3%之间,符合国际惯例;(3)生态保护城市受偿金额0.7—51亿元不等,张家口受偿最多,占当地财政预算收入的比例在0.6%—52.1%不等,张家口和承德两市所占比例最大,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有较好的支持作用。建议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中,积极构建城市生态补偿长效机制,统一补偿依据与标准,设立城市生态保护补偿专项资金,采取市场化、多元化补偿方式,促进城市之间生态共建共治共享。     

湿地保护对农户生计结果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基于自然保护区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

准确评估生态环境保护对居民生计结果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对解决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可持续生计模型,构建湿地保护背景下农户生计结果的分析框架,利用云南省大山包黑颈鹤自然保护区农户问卷调查数据,采用偏微分最小二乘法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农户参与湿地保护对生计结果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农户参与湿地保护对家庭收入的直接效应为负,并通过“湿地保护-生计资本-生计策略-家庭收入”链条产生正向间接影响,但间接影响效应低于直接影响效应,因此农户参与湿地保护对家庭收入的总效应显著为负。农户参与湿地保护对家庭减贫和主观福祉的直接效应均为正,并通过“湿地保护-生计资本-生计策略-家庭减贫/主观福祉”链条产生正向间接影响,因此农户参与湿地保护对家庭减贫和主观福祉的总效应显著为正。相较部分退耕农户样本,湿地保护对生计结果的影响效应和显著性在全部退耕农户样本中表现更明显。基于此,针对农户生计选择和区域可持续发展提出相关建议：增强湿地保护政策与当地居民生计发展的结合力度,有效促进农户生计资本积累;积极推广经济林木种植和生态养殖业,推动集约化发展,促进农业转型;合理规划和发展生态旅游,鼓励外出务工,引入生态产...     

天津典型湿地芦苇种群生产力和氮磷营养结构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天津芦苇(Phragmites australis)湿地是东亚—澳大利亚候鸟迁徙必经之地,具有重要的生态功能。近几十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和人口的增加,天津地区水体咸化、氮污染等问题严重。调查了天津典型湿地七里海、北大港和大黄堡湿地芦苇种群地上部生物量、形态特征及氮、磷营养状况,探讨其与环境氮、磷营养和含盐量的关系,结果表明:(1)天津典型湿地芦苇种群地上部最大生物量变化范围为978~1 263 g·m-2,并未随样地间含盐量和氮含量等环境因子的变化而显著改变;(2)在最大生物量时期(8月),北大港湿地芦苇地上部氮含量和氮储量明显低于七里海和大黄堡;8月北大港湿地芦苇叶片氮磷比为12.48,氮限制植物生长;七里海和大黄堡湿地芦苇叶片氮磷比分别为14.89和15.72,氮、磷共同限制植物生长;(3)当前环境压力显著影响了芦苇地上部氮、磷营养状况。底泥含盐量增加可降低芦苇叶片氮、磷含量;随着底泥氮营养的增加,芦苇茎氮含量呈线性增加;而随着底泥磷营养的增加,芦苇叶和茎磷含量并未增加。虽然天津地表水体氮污染严重,但是氮而非磷成为芦苇生长的主要限制因子,天津芦苇湿地仍然具有吸纳环境氮污染物的潜力。     

海南省滨海自然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

以海南主岛的滨海自然湿地为研究对象,采用最新的海南省第二次(2009─2013年)湿地资源调查以及海南省统计年鉴(2013年)和相关调查统计资料,构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体系,结合国内外通用的湿地评价方法,对海南省滨海自然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进行了较全面的评估。结果表明,海南省滨海自然湿地生态系统生态服务功能总价值为5 848 665.00万元,其中水文调节价值2 846 803.55万元,固碳价值2 351 567.77万元,动物产品价值1 469 500.00万元,防风消浪价值1 175 287.62万元,生物多样性维持价值985 544.48万元,分别占总价值的31.72%、26.20%、16.37%、13.10%和10.98%,是主要的生态服务功能。文章对海南省滨海自然湿地生态系统所进行的定量评估,不仅可提高人类对滨海自然湿地生态系统的正确认识,还可为湿地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以及当地政府湿地保护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水库流域生态补偿标准测算体系研究——以大伙房水库流域为例

生态补偿标准的测算是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核心问题,也是难点所在。研究在对现有生态补偿标准计算方法进行总结分析的基础上,分别从供给方和需求方的角度探索建立了水库流域生态补偿标准测算体系。该体系对基于水库上游水源涵养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生态保护建设总成本和基于下游用水城市意愿支付价格的补偿标准进行了比较分析,最终选择一个既能使水消费者承受得起,又能使生态保护者体会到有所回报的补偿金数额作为上下游协商确定补偿标准的依据。此体系较为全面地对补偿标准进行了测算,使得补偿标准更为公平、合理,进一步完善了水库流域生态补偿标准测算方法。并以大伙房水库流域为例,对其补偿标准进行测算,得出基于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补偿标准为64661.3万元,基于研究区生态保护建设总成本的补偿标准为9221.4万元,基于下游用水城市意愿支付价格的补偿标准分别为8637.6万元、12956.4万元,最终认为10000万元是令补偿双方都比较容易接受的一个价格,可作为确定补偿标准的依据。     

七里海湿地的生态修复

七里海——地处天津市宁河县西南部，属典型的沼泽湿地，国家级古海岸与湿地自然保护区。近年来，它的面积不断缩小，水源枯竭，区域分割，植物群落衰颓，动物种类减少。针对上述问题分别提出了相应的生态修复对策与建议。     

七里海湿地土地利用变化及其景观格局演替分析

通过遥感手段,利用大量的ETM、TM、MSS遥感影像,从土地覆盖变化、景观格局指数等角度,分析了近30年七里海湿地的土地利用变化特点及景观演替趋势特征。详细分析了七里海内水域、芦苇等用地类型的转化趋势与成因,并通过多年来景观指数对比的方法揭示了该区域景观连通性和破碎化程度的变化趋势。研究结果表明：由于入境水量减少,1976到2009年期间七里海湿地水域面积减少了80％,之后由于保护区的建立,水域面积持续增长。期间以保护区建立为节点,主要的土地利用类型变化趋势是水域-芦苇-水域。1976到2009年期问七里海总体聚集度指数从95．75下降到87．54、水面的破碎化指数从6．42上升到10．74,反映出区域景观连通性变差,破碎化程度在加剧,人类活动对环境影响越来越深刻。     

内在感知、外部环境对农户绿色施肥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研究

作为化肥施用的决策主体,农户绿色施肥技术采纳决策和采纳程度受内在感知和外部环境的双重影响。系统分析农户绿色施肥技术采纳行为对推动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山东省苹果种植户680份实地调研微观数据,运用Heckman模型实证分析了内在感知和外部环境对农户绿色施肥技术采纳决策和采纳程度的影响及差异。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对绿色施肥技术的采纳决策存在“高意愿、低行动”现象,且平均采纳程度不高;(2)技术感知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绿色施肥技术采纳行为,经济价值对农户绿色施肥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明显大于社会价值和生态价值;(3)表征外部环境的指令性规范和示范性规范均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绿色施肥技术采纳决策,生态补偿对其采纳程度具有显著影响。因此,为激励农户绿色施肥技术采纳行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应加大绿色施肥技术的宣传教育,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高农户采纳绿色施肥技术的内在动力。     

南四湖湿地景观格局变化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响应

利用1987-2010年5期卫星遥感影像监测南四湖湿地景观格局变化,并且采用市场比较法、影子工程法、工业制氧成本法、碳税法和价值替代法等多种评估方法对南四湖湿地景观格局变化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响应进行深入探讨.结果表明,南四湖湿地中大量芦苇、荷田等自然湿地景观转化为养殖水域、水稻田等人工湿地,景观格局趋于破碎化;湖泊湿地景观格局变化对于湿地的供给功能、调节功能、文化功能和支持功能均有影响,其中对供给功能和调节功能影响最大.以2010年不变价计算,南四湖湿地景观格局变化导致2010年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比1987年减少3.06亿元,其中大气成分调节功能价值损失11.7亿元,净化功能价值损失3.77亿元,涵养水源功能损失0.65亿元,物质生产功能价值增加13.06亿元,其他功能价值对湿地景观格局变化的响应不明显.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的东江流域生态补偿研究

生态补偿有利于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通过现场调研和数据分析,构建适用于东江流域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因子表,对东江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评估,确定其生态补偿标准。引入生态补偿优先级(ECPS)指标对东江流域19县市生态补偿的迫切程度进行量化。结果表明:(1)东江流域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为1 711.41亿元,其中,森林生态系统价值占总价值的86.17%;一类生态服务中调节服务价值最显著;二类生态服务中水文调节功能价值最显著。(2)东江流域理论生态补偿总额度为1 047.26亿元,其中,森林生态系统补偿价值为880.21亿元,占总补偿额度的84.05%,是区域生态补偿的核心。(3)东江流域19县市生态补偿实际额度为68.73亿元,其中,东源县补偿额度最高,为16.76亿元。(4)东江流域19县市生态补偿优先级顺序为东源、安远、寻乌、紫金、新丰、连平、龙川、和平、定南、龙门、兴宁、惠东、博罗、惠阳、河源市区、惠州市区、增城市、东莞和深圳。     

湿地服务价值评估的复杂性及研究进展

湿地服务价值评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由于湿地具有类型多样、分布广泛和过程复杂等特点,湿地服务价值评估极具复杂性。主要表现为:湿地科学是一门年轻的科学,其过程与功能研究有待深入;对生态系统服务及其价值认识上还存在分歧;湿地服务价值研究具有多学科交叉的特点等。近年来,国内外湿地服务价值评估发展很快,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与不足,如对湿地研究成果的利用不够充分;评估理论和方法有待完善;评估标准和评估结果差异较大等。因此,今后湿地服务价值评估研究应该将重点放在理论探索和方法完善方面,对应用研究加强引导和规范。从湿地生态系统过程与功能的机理入手,认真研究和改进湿地服务价值评估的手段、方法和技术,使湿地服务价值评估结果更具说服力、可比性和实用性,为湿地的科学管理,生态补偿机制的制定以及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