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庭湖区城市饮用水源地水环境健康风险评价

为了解洞庭湖区城市饮用水源地水环境健康风险,根据2014年30个县级以上城市饮用水源地水质监测数据,采用美国环境保护署(US EPA)推荐的水环境健康风险评价模型,对洞庭湖区城市饮用水源地水环境健康风险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由毒性物质所致总健康风险在8.77×10-10—7.42×10~(-5)a~(-1)之间,平均为1.07×10~(-5)a~(-1),低于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ICRP)推荐的最大可接受风险水平5×10~(-5)a~(-1),但高于部分机构推荐的最大可接受风险水平1×10-6a~(-1),总体属中等风险;总健康风险的大小顺序为地下水型河流型水库型,澧水松澧洪道资水湘江沅江汨罗江长江华容河,下游上游,常德市益阳市岳阳市望城区,中部东部西部;毒性物质总健康风险主要来自化学致癌物As,因此,As应作为水环境健康风险决策管理的重点;优先选取水库和河流作为城市饮用水源是降低洞庭湖区城市饮用水源地水环境健康风险的重要途径,加强上游城市污染治理和城市交界断面水质考核,对保障下游城市饮用水源地水质安全具有关键性作用.     

湘江流域衡阳水口山段水环境健康风险评估

湘江衡阳水口山段的水质状况对区域内、下游居民饮用水安全和湘江流域的污染治理具有重要意义,为了解治理后湘江衡阳水口山段的水环境状况,选取水口山段龙洲、陈家洲、康家溪入湘江口上游500 m及下游1000 m、3000 m沿江断面的水质监测数据,探讨了水体中污染物的分布特征,应用美国环保局(USEPA)推荐的暴露计算方法和健康风险评价模型,首次对水口山段水体中砷、镉、六价铬、镍、锌、铅、铜、氨氮、汞、氟化物等10种典型污染物的健康风险进行评价.结果表明,各断面水体中的Pb均值都超过Ⅲ类水标准,Hg均值都为0.0001 mg·L~(-1),均处于Ⅲ类水标准上限值,仅T3断面水体中的Cd均值超过Ⅲ类水标准,各断面水体中的其它污染物均值都低于Ⅲ类水标准;同一断面不同时期水体中各污染物含量存在差异,其中5月份监测的数据明显偏高;通过超标率发现As、Cd、Pb、Hg为5个断面水样中的主要污染物,水样中As、Cd、Pb、Hg超标的断面分别为1、2、5、5个; T1—T5断面水样中,化学致癌物Cd、As、Cr6+、Ni通过饮水途径引起的成人总致癌风险值分别为9.82×10~(-5)、9.33×10~(-5)、1.45×10~(-4)、1.90×10~(-4)、1.67×10~(-4),均超过了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ICRP)所推荐的最大可接受水平,且T3—T5断面水样化学致癌物健康风险明显偏大,T1—T5断面饮用水由非致癌物所产生的健康风险数量级为10~(-1)1—10-9,与重金属元素致癌风险相比,其所占个人总健康风险的比例不到10-3,研究区水环境健康风险主要由致癌重金属元素所产生.     

拉萨市垃圾填埋场地下水水质的居民健康风险评价

对拉萨市垃圾填埋场地区地下水6个监测井中的Cr~(6+)、As、Cd、Pb、NO~-_3-N、F~-、Cl~-指标采用美国环保局USEPA推荐的健康风险评价模型,按照不同人群进行健康风险评价.评价结果表明,通过暴露剂量计算,在饮水途径和皮肤接触途径下非致癌物暴露剂量一般高于致癌物暴露剂量;饮水途径暴露剂量高于皮肤接触途径下的暴露剂量.致癌污染物在饮水途径下风险值大于皮肤接触途径下的风险值,其中饮水途径下风险贡献为Cr~(6+)AsCd,Cr~(6+)风险值超过USEPA的最大可接受水平1×10~(-4);在皮肤接触途径下贡献为Cr~(6+)AsCd,Cr~(6+)的风险值超过瑞典环保局、荷兰建设环保局、英国皇家协会和IAEA最大可接受风险水平;非致癌风险的污染物贡献最大的是Cl~-,其通过饮水暴露途径在成人中风险值高于瑞典环保局(1×10~(-6))、荷兰建设环保局(1×10~(-6))、英国皇家协会(1×10~(-6))和IAEA(5×10~(-7))最大可接受水平.因此,致癌物中Cr~(6+)成为主要的致癌物,人们在饮水中要将其去除,起到预防癌症和减少患癌的几率.     

保定市区生活饮用水中重金属污染物健康风险初步评价

以保定市3个市区的居民生活饮用水为研究对象,对其中Mn、Cu、Zn、As、Cd、Hg、Pb等重金属离子的含量进行了调查研究,并采用我国《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和目前美国环保署(EPA)推荐的健康风险评价模型对各市区饮用水中重金属所引起的健康风险进行了初步评价.结果表明,保定市各市区饮用水中重金属平均浓度范围分别为Mn:5.31—13.7μg·L-1,Cu:3.24—7.46μg·L-1,Zn:96.3—107μg·L-1,As:0.72—0.78μg·L-1,Cd:0.03—0.05μg·L-1,Hg:1.69—1.79μg·L-1,Pb:0.26—1.16μg·L-1,均未超出《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通过饮水途径所致健康风险中,As在北市区所引起的致癌风险最大(5.3×10-6a-1),Cd在新市区的致癌风险最大(1.4×10-7a-1),但均低于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ICRP)推荐的通过饮水途径最大可接受风险水平(5.0×10-5a-1);在保定市通过饮水途径引起的非致癌健康风险中,Zn的风险最大,Hg次之,但两者风险水平均在10-6—10-8之间,也低于ICRP推荐的最大可接受水平.此外,研究还表明大部分给水管材及其使用年限对水中重金属浓度影响不大.     

珠三角河网表层水及水产品中多环芳烃的分布特征

为了解珠江三角洲河网水环境中多环芳烃的富集特征及健康风险,为该地居民的水产品日食用量提出建议,应用固相萃取富集法和气相色谱质谱联用(GC-MS)分析方法对珠三角河网15个表层水体样品及3种主要水产品中15种美国环保局(USEPA)优控多环芳烃的(PAHs)质量分数进行了测定,分析了其在水产品中的富集特征,并进一步采用USEPA推荐的终生致癌风险增量模型(ILCR)估算通过饮水及食用不同水产品造成的健康风险。研究结果表明,珠三角河网水体中15种优控PAHs总质量浓度(∑_(15)PAHs)范围为15.0~19.4 ng?L~(-1);水产品中∑_(15)PAHs的湿重质量分数范围为13.3~32.5 ng?g~(-1)。PAHs单体的辛醇/水分配系数(logK_(ow))与其生物浓缩系数(logBCF)间存在抛物线关系;而与其生物-沉积物累积因子(log BSAF)间存在线性负相关关系。健康风险评估结果表明,珠三角河网居民通过饮水造成的PAHs致癌风险为1.95×10~(-7)~5.34×10~(-7);通过水产品食用造成的致癌风险为4.88×10~(-6)~1.84×10-5,高于USEPA推荐的可接受风险(10~(-6)),存在一定的潜在致癌风险;水产品食用是珠三角河网居民PAHs暴露的主要途径之一。对于成人来说,西江广东鲂(Megalobrama hoffmanni)肌肉中PAHs产生致癌风险允许的最大日食用量(CR_(lim))范围为96.0~228.5 g?d~(-1),鲮(Cirrhina molitorella)的CR_(lim)范围为136.7~359.0 g?d~(-1),花鰶(Clupanodon thrissa)的CR_(lim)范围为111.5~120.0 g?d~(-1)。     

东南沿海某水源地水质健康风险评价

以东南沿海某典型水库型饮用水水源地(水库A和水库B)为研究区域,根据2007—2016年期间的水质监测数据,采用美国环保署的健康风险评价模型(US EPA health-based risk assessment model)进行水质健康风险评价.结果表明,水库A和水库B对于成人的健康总风险分别为3.21×10~(-5)和3.26×10~(-5) a~(-1)(风险等级Ⅱ级,属低-中等水平),对于儿童则分别为1.05×10~(-4)和1.07×10~(-4) a~(-1)(风险等级Ⅳ级,属中-高等水平).健康总风险包括致癌风险和非致癌风险,而在该水源地前者高于后者3—4个数量级.该水源地的主要致癌污染物是As、Cd和Cr~(6+),其中Cr~(6+)和As是关键致癌污染物,在致癌风险中的比重高达98%.在2007—2016年期间,水库B对于成人和儿童的水质健康总风险具有显著上升趋势.     

贵阳市西郊水厂所供管网末梢水重金属污染物季节性特征及潜在健康风险评价

以贵阳市西郊水厂2014年3月和7月所供管网末梢水中10种重金属污染物检测数据为基础,进行了季节性特征分析,并采用美国环保局(USEPA)推荐的健康风险评价模型进行了潜在健康风险评价。结果表明,贵阳市西郊水厂所供管网末梢水中10种重金属的浓度均符合国家饮用水卫生标准;重金属污染物的浓度随季节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汞、锌、硒、钼和钡5种重金属的平均浓度呈现枯水期高于丰水期的特征,而铅、铜、锰和镍4种重金属正好相反,砷浓度的季节性特征不显著;成年人的年平均致癌风险显著大于儿童,但两者年平均非致癌风险接近;儿童和成年人2类人群经口暴露途径的健康风险值均大于皮肤暴露,其中致癌风险分别在2.49×10-6~9.16×10-6和3.26×10-8~9.59×10-8之间,非致癌风险在2.29×10-8~3.20×10-8和1.85×10-10~4.14×10-10之间,且致癌风险均大于非致癌风险。贵阳市西郊水厂所供管网末梢水中10种重金属污染物致癌风险和非致癌风险均未超过最大可接受水平,未对该供水区居民的健康造成威胁。     

长沙综合枢纽蓄水后望城饮用水源地水质变化及其评价

为了解长沙综合枢纽蓄水后对望城饮用水水源地水环境的影响,于2014年1月—2017年12月测定了望城饮用水水源地监测断面水体中化学需氧量等23个指标,运用综合指数法、污染物分担率、营养状态综合指数法分析了长沙综合枢纽蓄水后望城饮用水水源地水环境中6类水环境参数的变化.结果表明,长沙综合枢纽蓄水后望城饮用水水源地水环境质量整体呈下降趋势,水环境污染水平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主要受NH_3-N、TP、生化需氧量、As、Pb和粪大肠菌群影响;无机污染物中TN、TP、COD_(Mn)营养物质的综合营养状态指数在2015—2017年呈上升趋势,与污染物超标状态、综合污染指数和污染物分担率变化趋势一致.健康风险评价发现,望城饮用水水源地2014—2017年水体总健康风险分别为7.93×10~(-5)、4.89×10~(-5)、3.80×10~(-5)、3.63×10~(-5),呈逐年下降趋势,仅2014年高于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ICRP)的最大可接受风险水平.总体上讲,降低饮用水源地水环境中致癌物质Cr~(6+)与As以及非致癌物质中NH_3-N与氟化物能有效地控制饮水途径的总健康风险.研究结果对促进长沙综合枢纽库区水环境安全进一步提升提供了科学指导.     

内蒙古某地区饮用水砷含量与人体暴露及致癌风险分析

砷的季节变化对暴露评估及健康风险评价的准确性具有重要影响。选择内蒙古某饮水型砷中毒病区为研究区,评估不同季节砷的直接摄入量、间接摄入量和皮肤接触吸收量,并评价砷的致癌健康风险。结果表明:(1)研究区男性和女性居民砷的摄入量分别为1.80和1.89μg·kg~(-1)·d~(-1),明显高于对照区的0.08和0.08μg·kg~(-1)·d~(-1);研究区男性和女性居民砷的皮肤接触吸收量分别为8.89×10~(-4)和1.10×10~(-3)μg·kg~(-1)·d~(-1),明显高于对照区的4.18×10~(-5)和4.93×10~(-5)μg·kg~(-1)·d~(-1)。(2)研究区居民的砷摄入量占摄入及皮肤接触途径暴露量之和的99.93%以上,夏季及冬季砷暴露量占全年砷暴露量的89.04%以上。(3)研究区男性和女性居民砷的致癌健康风险分别为3.75×10~(-5)和3.67×10~(-5)a~(-1)。由研究结果可知,摄入是饮水型砷暴露的主要途径;夏季砷的暴露量最高,冬季次之;研究区居民摄入及皮肤接触途径的砷致癌健康风险均超过可接受风险水平(10~(-6)a~(-1))。     

天津市农村饮用水水质健康风险初评

于2014年2—4季度分别采集天津市农村地区10个区县的207个行政村的地下水出厂水水样,检测其砷、镉、铬(六价)、铅、汞、硒、锰、铜、锌、氟化物、硝酸盐等11项指标.按照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US EPA)推荐的方案建立水环境污染健康风险评价模型,对饮用水中的11种元素通过饮水途径所引起的健康风险作出初步评价.结果表明,天津市农村地区饮用水中氟化物合格率最低,为73.8%,不合格的指标有氟化物、硝酸盐、锰、砷、锌和铁;砷、镉、铬等3种污染物所引起的个人年致癌风险水平由高至低依次为铬(6.90×10-5·a-1)砷(3.02×10-5·a-1)镉(0.13×10-5·a-1),总风险值为10.05×10-5·a-1.非致癌风险中8种污染物的个人年健康危害风险由高到低依次为氟化物(67.63×10-10·a-1)铜(38.30×10-10·a-1)铅(4.56×10-10·a-1)硝酸盐(2.79×10-10·a-1)汞(2.59×10-10·a-1)锌(1.05×10-10·a-1)锰(0.95×10-10·a-1)硒(0.69×10-10·a-1),总风险值为118.553×10-10·a-1.天津市农村饮用水中11种污染物对人体健康产生的潜在危害的个人年总风险水平高于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ICRP)的最大可接受风险水平(5.0×10-5·a-1),主要健康风险来自于铬.     

浑河水环境健康风险特征研究

随着经济发展,水环境污染不断加剧,已经严重危害到人们的正常身体健康。水环境评价可以得到准确的水质状况及其污染程度,但却无法直观反映对人体健康危害的风险程度,因此需要对水环境健康风险进行评价。应用美国环保局(USEPA)推荐的暴露计算方法和健康风险评价模型,以2009年和2010年11项水环境监测指标的数据为基础,首次对浑河河流中11项污染物的健康风险进行评价,对监测指标和健康风险的时空变化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监测的指标中,重金属和氰化物等未超标,挥发酚和氨氮超标,其中氨氮超标严重。对人体健康风险中,化学致癌物中Cr(VI)最大,非致癌物中氨氮的健康风险最大;与化学致癌物对人体健康危害的个人年风险相比,非致癌物由饮用途径所导致的健康危害较小。浑河干流总健康风险在丰水期最小,平水期最大。浑河干流从上游到下游各断面总健康风险总体上呈降低趋势,均高于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ICRP)的最大可接受风险水平。结果证明水体中Cr(VI)为主要风险因子,应对含Cr(VI)废水进行控制和治理,加强农业面源和工业废水的治理。     

贵州百花湖水体中有机氯农药的残留及健康风险评价

为了研究贵州百花湖水体中有机氯农药(OCPs)对人体的潜在健康风险,在百花湖及其周边布设8个采样点分别采集水样,采用液液萃取-毛细管气相色谱法对OCPs的残留状况进行测定.结果显示,水样中11种有机氯的总含量范围为15.5～43.8ng·L-1,其中,BHCs和DDTs含量范围分别为3.2～14.6和1.2～7.8 ng·L-1.采用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EPA)推荐的健康风险评价方法的评价结果表明,百花湖水体中OCPs的致癌风险和非致癌风险均低于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ICRP)推荐的最大可接受风险水平,表明百花湖水体中11种OCPs对人体健康风险处于较低水平.     

湘西花垣县主要地表河流水重金属污染特征及健康风险评价

为探明湘西花垣主要地表河流水重金属污染的程度,评估河流地表水的健康风险,于2016年8月、12月分别采取花垣县主要河流花垣河与兄弟河11个点位地表水水样,对水样中重金属铅(Pb)、锌(Zn)、铬(Cr)、铜(Cu)、铁(Fe)、镍(Ni)进行监测,并采用美国环境保护局(USEPA)推荐的健康风险评价模型,对花垣县主要地表河流水中的重金属进行健康风险评价.结果显示,研究区地表河流水中Pb、Zn、Cr、Cu、Fe与Ni的含量分别为2.57×10~(-3)、4.66×10-4、1.65×10~(-3)、6.27×10~(-4)、0.19、8.50×10~(-4) mg/L.地表河流水中重金属产生的健康风险较高,化学致癌物(Cr)的健康风险值高于化学非致癌物质(Pb、Zn、Cu、Ni)5-6个数量级,化学非致癌物质产生的健康风险均值大小为PbCuZnNi.地表河流水相关性及主成分分析表明,花垣县主要地表河流水中6种重金属元素由3个主成分组成,第一主成分Fe与Ni的贡献率为33.28%,主要来源于内源;第二主成分Cu与Cr的贡献率为26.98%,主要来源于重金属采选与冶炼企业产生的工业外排废水或雨水淋溶矿物废渣;第三主成分Zn的贡献率为17.10%,来源于地球化学行为.本研究表明湘西花垣县主要地表河流水由重金属引起的健康风险值较高,优先控制顺序为CrPbCuZnNi.     

拉萨河水体砷和镉的分布特征与健康风险评价

为了解拉萨河流域水体中化学致癌物As和Cd的空间分布特征和健康风险水平,对拉萨河中下游和堆龙曲支流16个采样点进行水样采集,测量As和Cd浓度,并采用健康风险评价模型对As和Cd经饮水途径引起的致癌风险进行评价。结果表明,拉萨河水体As和Cd平均质量浓度分别为(2.280±0.969)和(0.092±0.017)μg·L^-1,未超过GB 5749—2022《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规定限值,达到GB 3838—2002《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中I类和Ⅱ类水质标准。拉萨河中下游和堆龙曲支流水体As浓度均呈沿程增长趋势;而Cd浓度在中下游水体呈沿程下降,在堆龙曲支流呈沿程增长趋势。在地理分布上,As浓度随纬度增加而下降,随经度增加而上升;Cd浓度随纬度增加而上升,随经度增加而下降。健康风险评价结果表明,与Cd相比,As为拉萨河流域水体起主导作用的化学致癌物,贡献了超过98%的致癌风险。拉萨河流域水体As和Cd经饮水途径导致的致癌风险总体处于可接受的安全水平。相比于少年和成年,幼儿为更敏感的健康风险受体,受到As和Cd的危害相对更大,需要在幼儿饮水安全方面给予更多关注。     

清水河污染物对儿童所致健康风险评估

为研究黄河宁夏段一级支流(清水河)汛期水环境污染物对儿童健康影响,2012—2016年5月在清水河7个典型断面进行了水样采集和水质检测,综合考虑各种饮水、皮肤接触途径,对流域上游周边儿童的饮水、饮食及涉水行为进行抽样问卷调查和实际测量,研究获得当地儿童夏季饮水、皮肤暴露参数,并对清水河水环境污染物通过各种饮水、皮肤接触途径对儿童所致健康风险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儿童饮水、皮肤暴露参数受区域、性别、城乡、饮食、生活习惯等影响而使不同儿童群体所面临的水环境健康风险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在同样的污染背景下,女童面临的健康风险高于男童面临的健康风险,城市女童、农村男童所面临的健康风险分别高于农村女童和城市男童面临的健康风险,皮肤暴露风险高于饮水暴露风险,头部、脸及手是儿童健康风险较高的身体部位;清水河水环境化学污染物对儿童所致健康总风险的数量级在10-5—10~(-4)a~(-1)之间,且总体上从源头到黄河入河口在逐渐增大,其中在韩府湾、王团及泉眼山超过1×10~(-4)a~(-1),为重点污染控制断面,整个流域2012—2016年水环境质量总体不太稳定.     

常州市浅层地下水重金属污染对城区、城郊居民健康风险评价

采用美国EPA推荐的风险评价模型,同时考虑研究区人群基本情况和生活习惯等,进行推荐模型的参数优化,建立适合研究区人群的风险评价方法,并对城区、城郊不同暴露途径下地下水污染进行健康风险评价.结果表明,常州城区饮水暴露途径与皮肤暴露途径致癌风险男性分别为2.79×10-3和2.81×10-5,女性分别为1.87×10-3和2.45×10-5;非致癌风险男性分别为3.48×10-6和3.79×10-5,女性分别为2.27×10-6和3.01×10-5.城郊饮水暴露途径与皮肤暴露途径致癌风险男性分别为1.26×10-3和1.32×10-5,女性分别为9.77×10-4和1.18×10-5;非致癌风险男性分别为4.07×10-6和3.43×10-5,女性分别为2.14×10-6和9.71×10-6,风险水平均处于可接受范围内.敏感性分析表明饮水暴露途径下各因子的敏感性在-19.8%—20.1%之间,皮肤暴露途径下各因子的敏感性在-14.8%—16.1%之间,对研究区人群暴露参数进行调查实测,降低了评价结果的不确定性.研究浅层地下水的健康风险评价,对合理开发该区域地下水资源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环境中有机磷农药污染状况、来源及风险评价

环境中农药的污染残留问题备受社会关注,尤其是食品安全这一方面.作为世界上有机磷农药(OPPs)生产和使用的大国,国内环境中OPPs的残留赋存问题尤其受到重视.残留在环境中水体、土壤、生物体的OPPs可能经口、皮肤接触、呼吸等暴露途径进入人体对人体健康造成风险.了解OPPs在国内主要江河湖泊、土壤、生物体中的残留赋存情况并进行风险评价至关重要.本文对比总结了中国环境中水体、土壤、生物体中主要OPPs的含量范围、检出率及其分布特征,并利用美国RBCA健康风险评价模型对其进行健康风险评价和RQ商值法进行水生生态风险评价.结果显示,中国地表水体含量最高的5种OPPs分别是敌敌畏、乐果、对硫磷、马拉硫磷、甲基对硫磷,浓度变化范围ND—30180 ng·L~(-1),北方水体的OPPs污染状况水平要高于南方水体.OPPs风险评价结果显示,地表水、土壤、蔬菜中OPPs的非致癌风险系数(HQ)分别为7.25×10~(-5)—6.93×10~(-1)、9.56×10~(-7)—5.30×10~(-2)、1.08×10~(-2)—7.01×10~(-1),都还未超过1的安全标准,对人体健康不会产生明显的不良影响.地表水中敌敌畏的致癌风险系数(R)范围为2.86×10~(-8)—6.25×10~(-6)在10~(-5)—10~(-6)安全范围内.对比地表水、土壤、蔬菜的HQ值,蔬菜中残留的单体OPPs对人体的健康风险大于地表水和土壤,水生生态风险评价结果中OPPs对糠虾和水蚤RQ值1,处于高风险.     

南方某水库水体中抗生素生态与健康风险研究

环境中大量残留的抗生素将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潜在危害。本研究采用风险商值法(RQ)评价了林肯霉素、红霉素(脱水)、罗红霉素、磺胺甲噁唑、磺胺二甲嘧啶、头孢呋辛、头孢氨苄、甲硝唑、阿莫西林和氯霉素10种抗生素对南方某水库水体产生的生态风险,并对10种抗生素进行了化学非致癌物风险评价。结果表明,7个采样点中共检出8种抗生素,残留量在1.2~130.0 ng·L~(-1)之间。红霉素(脱水)、林肯霉素、磺胺甲噁唑这3种抗生素在丰水期、枯水期的所有采样点均有检出,磺胺二甲嘧啶和头孢呋辛在枯水期的检出率也为100%,而氯霉素和阿莫西林在7个样点均未检出。风险评价结果表明,除个别样点外,该水库抗生素残留的整体风险不高。丰水期和枯水期A河水体中磺胺甲噁唑的生态风险商大于1,A河(丰水期和枯水期)、B河(丰水期)和库中3号样点(枯水期)的联合毒性风险商大于1,表明这3个样点的抗生素残留对生态环境存在较严重的威胁,其余采样点抗生素的联合毒性风险商处于0.1到1之间,需长期观测其抗生素的环境动态,以避免高风险危害的发生。该水库10种抗生素残留引起的非致癌物风险数量级在10~(-1)5到10~(-1)2之间,说明该水库中10种抗生素通过饮水途径引起的非致癌风险很低,远低于可接受风险水平,甚至远低于可忽略风险水平。     

广西龙江突发性镉污染对鱼类影响及健康风险评估

突发性镉污染事件能造成水体剧烈"瞬态污染"。鱼类对水体和底泥中镉的摄入吸收导致镉在鱼类组织器官中富集,周边当地居民食用受镉污染的鱼类可能存在人体健康风险。以龙江突发性镉污染事件为例,以不同类型鱼类为研究对象,于2012年2月-2013年12月期间对广西龙江进行6次采样调查,分析了不同食性和生活水层鱼类肌肉的镉含量以及基于污染指数法和健康风险评价模型研究其污染水平和健康风险。调查结果表明,从不同时段看,突发事件初期鱼类肌肉中镉含量均较高,污染较严重,其中杂食性鱼类污染指数在4.73-5.65之间,底层鱼类污染指数在5.13-6.75之间,在采取应急处置措施后以及流水冲刷稀释下鱼类肌肉对镉的累积量逐步降低;根据食性排序,不同食性鱼类肌肉的污染水平为:杂食性肉食性草食性;不同生活水层鱼类肌肉其排序为:底层中下层中上层;在健康风险方面,受镉污染的杂食性鱼类和底层鱼类均分别相比于其他食性和水层的鱼类呈现出更大的健康风险值,但除突发事件初期事件发生点附近的S5(风险值为9.03×10~(-5)?a~(-1))外,其他各监测断面鱼类肌肉中镉的平均健康风险均未超过国际防辐射委员会(ICRP)推荐的污染物所致健康危害的个人年风险最大可接受值(5.0×10~(-5)?a~(-1)),因而当地居民摄食本次镉污染事件的鱼类的潜在健康风险很小,但在突发事件初期应重视人们食用含镉杂食性鱼类和底层鱼类的健康风险。     

辽河流域高氟地区氟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研究了辽河流域高氟地区土壤、作物、饮用水中氟含量,并应用目前美国环保局推荐的健康风险评价模型对辽河流域高氟地区饮用水中氟所引起的健康风险进行初步评价。研究表明：研究区饮用水中氟质量浓度为0．70—4．51mg·L^-1;白菜根土中氟质量分数为182—484mg·kg^-1,萝卜根土质量分数为182～352mg·kg^-1,玉米根土中氟质量分数为209～1254mg·kg^-1;白菜可食部分氟质量分数为0．51～2．96mg·kg^-1,萝卜可食部分氟质量分数为0．34～0．50mg·kg^-1,玉米果实部分氟质量分数为0．88～1．04mg·kg^-1。通过饮用水、食物途径所致健康风险中,食人途径、饮用水途径非致癌物年健康风险分别为1．920×10^-9·a^-1,1．960×10^-8·a^-1,均低于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ICRP）推荐的通过饮水途径最大可接受风险水平（5×10^-5·a^-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