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污染影响因素:基于EKC曲线的面板数据分析

在分析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变化、技术进步等区域污染影响因素作用机理的基础上,构造带有三次项的环境-收入简约模型,利用1998-2007年间我国30个地区包括水污染、大气污染与固体废弃物污染在内的5类区域污染指标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的省际面板数据,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设进行实证检验,探讨导致我国区域污染恶化的主要区域污染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和贸易开放水平对区域污染排放的影响有正有负;人口规模和政府环保管制对区域污染排放影响不显著;科技水平的提高能有效降低区域污染排放;产业结构不合理、能源利用率低会加剧区域污染排放。指出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加大环保科研投入、转变贸易增长方式、加强对FDI的环保规制、优化产业结构、提高能源利用率是促进我国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保障。     

南京市经济增长与工业“三废”污染水平计量模型研究

根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原理，选取南京市1985～2004年的经济与环境数据，运用SPSS和EXCEL软件，分析了经济因子与环境因子的相关关系，并建立了模拟经济因子与环境因子之间动态回归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南京市工业废水排放量和人均GDP具有一般相关性，并不呈现库兹涅茨曲线倒“U”模型，而是呈三次曲线的“N”型，两个拐点分别在9 000元和29 000元，这可能与产业结构转变较快有关。工业废气排放量和固体废物产量与人均GDP存在显著相关性， 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倒“U”模型，拐点分别在30 000元和38 000元,均提前实现拐点。此外环境政策与科技对工业废水排放量影响也较大。经济结构是影响工业废气排放量和固体废物产量的主要因素，同时，南京市有利的环保科技政策使这两个环境指标提前实现拐点。     

上海市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研究

该研究以上海市为实例，验证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设。分析了影响EKC路径的驱动因子。旨在为其它地区设计适当的发展战略提供参考。以便尽早跨越EKC拐点。研究采用上海市1981-2005年期间的序列数据。对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解析了全市烟尘排放量、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COD排放量和全市SO2排放量等4项环境污染排放量指标的演变轨迹和阶段特征。结果表明：这4项环境指标同人均GDP的拟合曲线呈现典型EKC特征，即倒U形。上海市在人均GDP5700元跨越了工业废水排放量和工业COD排放量这2项指标的拐点。在人均GDP11300元跨越了S02排放量的拐点（人均GDP值均为1990年不变价），烟尘排放量的拐点更低。研究还利用压力-状态-响应（PSR）政策分析框架。通过分析产业结构、环保投资和环境管理的变化趋势。探讨了上海市EKC演变的驱动因子。结论建议：各地应因地制宜，积极寻求本地区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决策和环境决策，争取尽早跨越EKC拐点，实现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解耦。     

环渤海地区的经济增长与工业废气污染问题研究

本文利用1981-2005年环渤海三省二市工业废气排放量、人均实际GDP以及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外商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等两个污染控制变量的年度数据,建立panal data模型,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否存在以及什么因素影响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形状.实证结果表明,环渤海地区工业废气排放量与人均GDP之间呈现整体向上倾斜的倒"N"形的曲线特征,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经济规模的扩大和重化工业化进程的推进,环渤海地区的工业废气排放污染呈现出持续恶化的趋势:恶化速度可能存在一个先相对减缓、后加速、然后相对减缓的过程,这不同于传统的环境库兹涅茨饲"U"假说;就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来说,环渤海地区尚未达到环境压力得到改善的转折点:产业结构的转换对工业废气污染产生显著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没有显著地加剧环渤海地区的工业废气污染,FDI导致的污染产业国际转移现象没有在这一地区发生;不同省市的个体影响具有一定的差异;工业废气排放量与人均GDP及其二次项、三次项之间存在面板协整关系,实证结果是稳健可信的.     

南水北调东线治污对山东段的环境与经济影响——基于EKC曲线理论的实证分析

南水北调东线治污属于跨流域与跨区域复杂系统污染治理问题,涉及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多个领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治污效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成败。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及相关理论,选取2003—2017年南水北调山东段沿线枣庄、济宁、泰安、莱芜、临沂、菏泽6市的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COD排放量、工业氨氮排放量与人均GDP数据进行拟合研究,通过对比东线区域内外的EKC曲线,实证分析了东线治污对南水北调山东段环境改善与经济发展的影响,提出了东线治污模式。结果表明:①沿线区域内6市的工业废水与人均GDP的EKC曲线均呈"倒N"型曲线;枣庄市和莱芜市的工业COD与人均GDP的EKC曲线分别呈"倒U"和"U"型,其他市均呈"倒N"型曲线;临沂市的工业氨氮与人均GDP呈现"N"型,其他市均呈"倒N"型。②区域内的工业废水、COD及氨氮排放量与经济EKC曲线均呈"倒N"型,而区域外均呈现"N"型,"倒N"型反映目前区域内的工业排放随着经济进一步的发展已经开始减少,而"N型"说明随着经济的发展,区域外的污染排放仍在不断增大,污染治理的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这表明区域内的工业排放控制时间早,效果好。③区域内的污染物排放量同期均明显低于区域外,而区域内人均GDP的平均增长率(13.5%)却高于区域外(12.4%),反映出南水北调东线治污加快提升了区域内水环境质量,实现了环保治污与经济发展的双赢。山东省在治污实践中形成的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鼓励公众参与的利益相关者多元共治先进模式,使区域内环境与经济发展更加协调,引领东线治污更早跨越了经济发展水平的壁垒,进入区域可持续发展轨道。     

山东省工业结构演变的大气环境效应研究

本文以LMDI分解方法研究山东省1991-2011年工业经济增长的环境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的变化特征,测度污染密集型产业结构变动带来的大气环境效应。研究发现:①山东省SO2、烟尘、粉尘等大气污染物排放状况总体趋势改善,但污染物排放的产业集聚性特征明显,其中污染密集型产业增加值占工业总增加值的25-45%,而其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占总排放量的90%以上;②规模效应是造成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增加的主要原因,技术效应是控制大气污染物排放量的主要因素,结构效应对大气污染物减排效果并不明显,因此调整工业结构特别是减少污染密集型产业比重是污染物减排的重要途径;③1991-2011年山东省污染密集型产业比重上升或下降1个百分点,工业废气、SO2、烟尘和粉尘排放量将分别增加或减少19.13百亿标m3、5.68万t、2.25万t、3.70万t。依据上述研究结论,需要从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区域大气环境管理、环境管理政策、科技支撑体系等方面优化产业结构,推动区域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应对当前的大气环境问题。     

辽宁省环渤海地区经济增长与水环境污染水平计量模型研究

根据辽宁省环渤海地区1999年-2010年经济和环境数据,运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原理和模型,建立人均GDP污染排放量模型,对辽宁省环渤海地区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辽宁省环渤海地区水环境污染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但其EKC曲线不完全符合典型的库兹涅茨曲线特征,主要呈显著的三次曲线特点,即工业COD曲线为"倒N"型、工业氨氮曲线为"U"型、生活COD曲线为"U"型、生活氨氮曲线为"N型";此外,生活污水排放量与人均GDP关系呈线性关系。由此可见,环境质量的改善并非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自动发生。最后,根据上述结论提出相应建议。     

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京冀区际环境污染转移的测度研究

由于区域产生污染的数量与其产业形态存在密切联系,伴随着京冀区际产业转移,京冀也存在明显的区域内环境污染源的转移。本文使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测度北京市和河北省的污染转移状况,以SO_2排放为研究对象,将污染分为自生性污染和转移性污染,通过使用2000—2018年的面板数据拟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进行测度,并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分析北京市和河北省转移性SO_2排放量的相关性,结果表明:①北京市实际人均SO_2排放量与拟合值的差值基本为负值,河北省的实际人均SO_2排放量与拟合值的差值基本为正值。说明北京市人均SO_2的排放量低于与人均GDP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污染物排放,存在转出性污染;河北省人均SO_2的排放量超过了与人均GDP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污染物排放,存在转入性污染。②北京市SO_2转移性排放总量呈稳步下降状态,而河北省的SO_2转移性排放量呈先上升后下降状态,说明北京市和河北省的环境状况都在改善。③北京市转移性SO_2排放量的下降与河北省转移性SO_2排放量的上升是具有相关性的,说明北京市和河北省之间存在转移性污染。本文为量化区域内转移性污染提供了一种可行性研究方法,并为改善区域整体环境状况提供了参考依据。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在中国的经验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年均98%的经济持续增长举世瞩目,然而对经济增长所付出的环境代价却存在着诸多争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说是对环境 收入关系研究的经典表述,可以直观地展现环境与收入变化的关系。在前人研究EKC时运用单一或多个单一指标测量污染程度存在缺陷的基础上,基于 1982～2006年中国6类环境污染物,用改进的熵值法计算出代表我国整体环境污染状况的环境污染指数,利用协整检验来研究中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性及其“本土化”特征,发现与一般发达国家和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倒U”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不同,中国综合环境污染模型呈“正U”型,以21世纪初为分界点,之前环境污染水平不断下降,之后环境污染又开始有所恶化;利用脉冲响应函数来考察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发现经济增长在追溯期内对环境污染均为正向影响,而环境污染仅在短期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这一研究旨在为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环境、经济政策,实现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开放经济、环保财政支出与污染治理——来自中国省级与行业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首先按照各省环保财政支出占GDP比重与按主成分分析法计算的地方环境污染物排放综合指数的排名情况把中国30个省份分成两个区域,区域1环保财政支出污染治理效应较强,区域2环保财政支出污染治理效应较弱。区域1包括北京、海南等14个省市,区域2包括天津、上海等16个省市。其次基于2007—2014年中国省级和行业面板数据,分析开放经济、环保财政支出对污染治理的影响。最后借鉴门限回归模型检验开放经济是否存在环保财政支出与污染治理的门槛效应。结果显示:(1)环境污染物排放存在区域差异和行业差异,区域1呈现出开放程度和污染物排放双低的特征,而区域2则表现为双高特征。制造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污染物排放较高,采掘业污染物排放年均增长速度最快。(2)样本期内省级和行业面板数据均表明开放经济与环境污染物排放显著负相关,对外开放不是助推环境污染的原因。(3)中国环保财政支出与环境污染物排放显著负相关,环保财政支出具有显著的污染治理效应。(4)开放经济对环保财政支出的污染治理效应具有门槛效应,当进口和出口贸易总额高于门槛值-1.221、-1.016时环保财政支出的污染治理效应很难发挥。(5)以进、出口贸易总额为门槛变量时,有107个观测值低于门槛值,占总观测值的44.58%,其中有59个位于区域1,占55.14%。鉴于此应继续加大环境保护财政支出,进一步提升环保财政专项支出在GDP中所占比重,保持适度的对外开放,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全面改善环境质量,提升开放经济下环保财政支出的污染治理效应。     

山东省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的计量分析

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常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来描述。典型的EKC一般量倒U形。本文选取1988-2002年的山东省环境与经济数据．建立单位GDP污染排放量横型和人均GDP污染排放量模型,对山东省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计量与分析。通过单位GDP污染负荷模型分析发现。单位GDP的污染负荷量下降态势。这说明山东省产业结构调整已产生明显成效。通过人均GDP污染排放量模型发现．山东省的EKC不完全符合典型的库兹涅茨曲线特征。呈显着的三次曲线特点。其中,工业废水曲线为“U＋倒U”形．两个转折点的理论计算值分别为3416元和9975元。废气与固废曲线近似于倒U形EKC的左半部分．尚来到达转折点。由此可见．环境质量的改善并非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自动发生。除了收入因素。影响山东省EKC的因素还有国家或地区的环境政策、工业化进程等。     

贸易、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

选取1990—2002年中国30个省市贸易、外商直接投资(FDI)、经济和环境相关数据，从定性和定量描述的角度探讨贸易、FDI对我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CK)的影响。研究表明：贸易对中国的ECK没有直接影响。但考虑到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它在引进先进污染防治技术和环境管理思想方法方面的积极作用，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将有助于改善我国经济增长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另一方面。FDI与污染物排放之间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中国接受经济全球化影响的过程中，由于部分地区急于吸引外资，加之环境管理体系的不完善，外商直接投资在某些方面对我国环境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经济增长是否能自动解决环境问题——倒U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内生机制结果还是外部控制结果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认为随着经济的增长,环境污染情况呈现先加剧后减轻的趋势。传统的观点认为经济增长能够内生性地自动解决环境问题,把倒U型EKC出现逆转趋势的原因归结为经济增长本身,认为经济增长达到一定程度后环境问题能够得到自动解决。本文使用2001-2010年的数据构造了综合污染指数CPI对环境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先使用实际污染物排放量和处理后污染物排放量作为对比,发现在不考虑污染物处理因素的情况下,使用实际排放量得出的结果全部是线性增加的,使用处理后排放量的计量结果显示CPI与人均GDP的关系呈倒U型。然后引入产业结构、居民素质、技术进步、政府行为、外商投资、产业集中度、人口密度七个变量对传统的EKC进行补充解释,找出了哪些是主要影响因素,哪些是次要影响因素,并对东部、中部、西部的区域差异进行实证和解释。结果表明,环境和经济增长的"倒U"型关系不是经济增长内生机制所致,而是诸多外部控制措施作用的结果,环境污染很难随着经济增长而自动减轻,改善环境质量要从经济和社会的方方面面入手,综合调整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才是根本途径。     

The Impact on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by Trade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data of trad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in China's 30 provinces between 1990–2002, this paper deals with the impact on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EKC) of trade and FDI in China. The results show no direct impact on EKC of trade, on the one hand. However, trade contributes significantly to economic growth, and has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introducing advanced pollution prevention technology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methodology to China. Therefore, a proactive trade policy will help solve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problem brought by economic growth.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i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FDI and pollutant emission, which proves that FDI does have some negative influence on environment in China due to hasty introduction of foreign capital and inadequat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 in China.     

长株潭地区经济增长与工业污染变迁的实证研究

根据长株潭地区1990~2006年经济与工业污染数据,分析了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相互关系,建立了二者之间的计量模型。研究表明：作为一个重化工业城市群,长株潭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情况下,其环境恶化程度逐步得到局部控制。其中,长沙市部分环境指标与人均GDP演替轨迹呈现显著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特征;而株洲市和湘潭市工业污染排放量与人均GDP呈“U”形特征,即随着经济的增长,环境污染先是有一定程度的缓解,但随即有较大幅度的反弹。为了进一步促进长株潭地区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三地政府一方面应采取措施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工业布局,另一方面,还应尝试实施"排污权交易"和"受益者支付"原则等积极的环保管理手段和政策。     

北京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设的验证

城市在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其高速的经济增长带来了巨大的资源消耗与环境压力。2005年北京人均GDP突破5000美元,处于工业化中期和重化工阶段。在这一特定发展阶段和北京举办奥运会的背景下,如何通过综合决策。推动北京的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同经济增长尽快达到解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利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mmental Kunznets Curve。EKC）假设,以北京为例验证EKC假设及其条件。本文采用北京市1990—2004年闾的序列数据建立计量模型。解析十类环境指标的EKC演变轨迹和阶段特征。验证表明：除工业废气排放量和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呈N形外。其它环境指标虽下降或倒U形。即已跨越了EKC顶点正逐步实现解耦。本文引入了“强度EKC曲线簇”,通过确定不同城市在该坐标系中的相对位置来比较城市间的耦合状态。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PSR（Press-State-Response）政策分析框架。从环境政策、产业结构和技术进步探讨了北京EKC演变的驱动因子。     

A test of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EKC) for carbon emission and potential of renewable energy to reduce green house gases (GHG) in Malaysia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presence of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EKC) for green house gases (GHG) measured by CO₂ emission in Malaysia for the period 1970 to 2011. The study also examines the potential of the renewable source of energy to contain GHG. The long-run significant positive coefficient of GDP indicates that the GHG are increasing with economic growth while the insignificant coefficient on GDP square rejects the EKC transition. These results indicate a high GDP level for the EKC turning point for Malaysia. Therefore, it can be stated that only economic growth cannot reverse the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in Malaysia. The government should have to come up with some policy measures to achieve CO₂ emission reduction targets that Malaysia has pledged to achieve in Paris Submit (2015). The renewable energy production is found to have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on CO₂ emission. So government should focus on the renewable source of energy production and should frame a special policy for renewable energy production.     

中国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我国1981-2007年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数据,利用时间序列研究方法对我国EKC进行实证研究,说明建立EKC模型可能存在的问题。为弥补EKC模型中环境不影响经济的假设与变量难以量化的不足,运用VAR模型研究二者的动态关系。EKC研究结果表明:EKC是一种客观现象,而不是一般规律;与人们生产生活关系密切的污染物更有可能出现EKC特征。VAR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的动态分析结果与二者相互作用机理相符:一方面我国经济增长通过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等因素影响环境;一方面随着人们环境质量需求弹性的增加,政府对环境质量的重视,环境对企业生产行为的约束机制正逐步形成,但可能由于人们通过自身消费影响产出的作用有限和环境政策实施存在滞后性等原因,这种机制的形成存在一定滞后。     

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的经济增长效应及其传导机制——基于创新补偿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双重视角

对于中国多数资源型城市来说,改善生态环境与促进经济增长是当前面临的重要任务。一些研究认为治理环境污染可能加重"遵循成本",进而不利于经济增长;也有研究认为环境规制会通过"创新补偿"效应,增进当地产品竞争力,弥补企业成本负担并促进经济增长;此外,还有研究认为环境标准提高有助于区域产业结构升级,进而带动经济增长。为验证中国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本文基于2004—2014年资源型城市数据,以样本城市GDP为被解释变量,以工业污染治理设备运行费用为解释变量,进行了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并观察了科技行业人员比重和第三产业比重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1)资源型城市工业污染物治理对GDP总量和人均GDP的影响均显著为正;(2)在环境规制与GDP(或人均GDP)的正向关系中,科技行业人员比重的提升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即存在显著的创新补偿效应;(3)除了传统观点看到的创新补偿效应,污染治理对产业结构的积极影响也在二者正向关系中有重要的中介作用,而且比创新补偿效应的作用更显著。本文的结论是,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未对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主要是由于经济资源从效益不佳的工业企业流向了第三产业,同时工业部门自身的创新潜力也已逐步凸显。因此,面对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压力,资源型城市要取得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双赢,应当强化污染治理成本对企业技术进步的倒逼机制,进一步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同时要构建多元产业体系,促进资源型行业与现代服务业的有效对接和深度融合。     

南京市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关系的实证研究

根据南京市1991～2003年经济与环境数据,分析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相互关系,建立了南京市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水平的计量模型,进而评价了南京市的环境保护政策。研究表明：作为一个重化工业城市,南京市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情况下,其环境恶化程度逐步得到遏制,部分环境指标与人均GDP演替轨迹呈现显著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特征。这主要归功于南京市政府近年来有效的环境政策和巨额的环境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