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城市群旅游生态效率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长三角一体化是我国当前重要的国家战略之一,旅游业发展在助推长三角产业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综合运用SBM-undesirable模型、核密度估计、空间分析等方法探索长三角城市群26个核心城市2007—2017年旅游生态效率时空演化特征,并运用面板Tobit回归模型探讨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长三角城市群内旅游生态效率存在着显著不均衡性,研究期内旅游生态高效率城市有所减少,较高效率城市数量增加,低旅游生态效率城市增多且呈现向城市群西部敛缩的态势。(2)长三角城市群内旅游生态效率两级分化程度和地区之间的非均衡性在逐步减小。(3)长三角城市群旅游生态效率东部大于西部,北部大于南部,东西方向上非均衡性比南北方向更加显著。(4)长三角城市群旅游生态效率表现为以空间负相关为主的分布特征,空间异质性大于空间集聚性。(5)旅游经济规模、旅游产业结构、科技创新水平、城镇化发展、经济发展水平、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和对外开放水平对城市群整体和不同省市旅游生态效率影响的空间异质性较强。     

产业集聚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及其空间驱动机制——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例

基于集聚“规模—能力—效益”与环境“压力—状态—响应”的研究框架,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考察了2008—2019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集聚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时空格局,继而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了二者协调发展的空间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集聚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呈稳步上升态势。(2)各城市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明显,且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以及“H—H”集聚和“L—L”集聚的空间俱乐部分布特征。(3)经济发展、外商直接投资、科技创新、工业要素禀赋结构、产业结构对本地产业集聚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存在直接积极影响,而政府干预的直接推动作用有限;外商直接投资、工业要素禀赋结构、政府干预具有明显的正向溢出效应,产业结构则存在较强的空间负外部性。     

西部地区旅游经济发展与农村民生改善耦合协调研究

促进旅游经济发展与农村民生改善耦合互馈是推进西部地区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基于2011—2019年省际面板数据，综合运用修正后熵值法、耦合协调模型和Tobit模型探索西部地区旅游经济发展与农村民生改善的耦合协调时空演化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西部地区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村民生改善程度均呈现稳步提升态势，但两者均表现出显著的空间非均衡性。(2)旅游经济发展与农村民生改善的平均耦合协调度处于稳步增长状态，空间上大致呈现“西南高、西北低”的分布特征；研究期末，绝大部分省份已超越勉强协调等级，但亚类别仍以农村民生改善优于旅游经济发展为主。(3)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投资力度、产业结构优化和政策支持对旅游经济发展与农村民生改善的耦合协调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城镇化水平和碳排放强度呈现显著的负向影响，而投资力度的负向影响不显著。     

中原城市群旅游产业绿色发展水平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

旅游产业绿色发展是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手段。从旅游绿色增长、绿色财富、绿色福利3个维度,综合构建兼顾质量、效率与协调的旅游产业绿色发展理论框架,并运用熵权法、空间相关性分析、耦合协调度及地理探测器对中原城市群2015—2020年旅游产业绿色发展水平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中原城市群旅游产业绿色发展水平稳步上升,且内部表现出一定的协同演进态势;(2)区域上呈现“西部>中部>东部”的空间分布,形成了西部高值集聚和东部低值集聚的两极分化格局;(3)旅游产业绿色发展内部耦合协调发展水平与其综合发展水平基本吻合;(4)中原城市群旅游产业绿色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布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旅游绿色生产、产业结构升级、旅游经济绩效、游客体验性福利对其产生显著影响,且作用程度依次递减。     

社会—生态耦合视角下城市旅游系统韧性时空演化及其影响因素

遵循SES与AC理论,基于社会—生态耦合视角从生态子系统、社会子系统及两者耦合协调度三维度构建城市旅游系统韧性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多种空间分析方法与回归模型,对中国277个地级城市2002—2019年旅游系统韧性的时空动态演化规律及影响因素进行探究。结果表明：(1)城市旅游系统韧性不断改善,但年度均值偏低(低于0.15),空间等级结构呈“金字塔型”,少数高值区呈点状分布在京津冀、长三角及成渝地区,多数低值区零散分布于中部、东北和西北地区。(2)社会与生态子系统耦合协调度在城市旅游系统韧性改善中起支撑作用,生态韧性起制约作用。(3)城市旅游系统韧性存在转移惰性和路径锁定特征,级别跃迁较困难且跃迁易受邻域溢出作用影响。(4)城市旅游系统韧性时空演化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社会与生态环境因子间交互作用影响力最强,生态因素影响力最弱。     

广东省土地利用效率和产业结构耦合协调特征及时空演变分析

土地利用和产业结构协调关系对探索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含有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和空间向量夹角法,结合耦合协调和空间自相关模型探究广东省2005—2020年土地利用效率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变特征及空间相关性。结果表明：(1)广东省土地利用效率大致呈“W”型趋势,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总体持续上升,两者增减趋势存在相似性;(2)土地利用效率和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度跨度较大,大部分城市处于良好协调状态,随时间推进有明显提升;(3)耦合协调度空间格局具有较强的稳定性,水平差异呈现为粤东>珠三角>粤西>粤北,地区间差异正在缩小,珠三角和粤西地区的内部差异逐渐扩大,粤东和粤北地区的内部差异缩小;(4)耦合协调度总体呈现“集聚——随机”趋势,空间聚集现象逐渐减弱,并且冷、热点区域影响力下降。     

安徽省城镇化效率与生态环境质量耦合协调时空演化

研究城镇化效率与生态环境质量耦合协调关系,有助于探寻两者之间本质联系,可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科学依据。本研究通过构建综合评价体系,测度安徽省各地级市的城镇化效率和生态环境质量水平,并借助耦合协调度和空间自相关模型,分析安徽省城镇化效率和生态环境质量耦合协调水平以及空间格局特征。结果表明:① 2005-2020年安徽省城镇化效率均值由 0.937上升至 1.055,有效决策单元数量占比77.3 %,空间上呈现以合肥、铜陵为中心向西北-东南方向辐射的特征;②安徽省生态环境质量指数总体呈波动上升的发展趋势,指数均值从0.217上升至0.413,且具有“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布格局;③安徽省城镇化效率与生态环境质量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均呈现上升趋势,耦合度处于耦合阶段,协调度以中度协调类型为主,但城市间差异明显,制约了区域整体的协调发展;④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表现出较强的正相关性,高-高和低-高集聚区集中在安徽省南部地区,低-低集聚区则分布在北部地区。为促进区域城镇化效率与生态环境质量两系统协调发展,政府未来应因地制宜制定发展策略,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积极推动产业转型,通过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区域良性发展。     

中国西部地区体旅融合发展的时空差异及其数字化影响研究

为探寻中国西部地区体育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时空差异及其数字化影响,采用2012—2021年中国西部地区12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模型、ESDA方法、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体育与旅游产业综合发展水平显著提升,旅游产业综合发展水平整体上高于体育产业,二者有较高同步性;(2)西南地区的综合发展水平明显高于西北地区,四川、陕西和云南位于发展前列;(3)体旅产业的耦合协调程度整体较低,多数处于起步阶段,但融合度在不断提高。另外,不同省份间存在区域异质性,呈现“西南高、西北低”的空间分布格局;(4)体旅产业耦合协调度存在正向空间聚集特征,且聚集程度表现出增强趋势;(5)数字化发展对体旅融合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据此,从空间交互、数字赋能、因地制宜、政市结合4个方面提出优化体旅融合发展的建议。     

西南喀斯特地区生态旅游与生态文明建设耦合协调特征及驱动因子

生态旅游与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有利于西南喀斯特地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基于西南喀斯特地区2005—2019年面板数据,采用熵权-TOPSIS模型测度生态旅游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综合发展水平,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研究两者耦合协调关系,并借助地理探测器探测两者耦合协调发展的驱动因子。结果表明：(1)西南喀斯特地区生态旅游与生态文明建设综合发展水平类型演化存在差异,空间上存在省域发展不均衡性。(2)研究期内,生态旅游与生态文明建设耦合协调度实现从濒临失调衰退到基本协调融合再到初级协调发展的跨越,但整体上提升不明显,空间上呈现出“四周略高,中部较低”的格局特征。(3)影响生态旅游与生态文明建设耦合协调发展的驱动因子存在差异,其中科技驱动力和教育驱动力的影响最大。     

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协调发展时空演变及驱动因子——以四川省为例

运用熵权法、耦合协调模型和地理探测器分析了2008—2019年四川省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发展水平与耦合协调度的演变特征及驱动因子,总结了各市(州)的发展类型,并提出差异化发展策略。结果表明:①四川省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攀枝花乡村振兴发展缓慢,成都、阿坝州、宜宾是乡村旅游发展的重心。②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呈耦合协调发展趋势,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以濒临失调和勉强协调为主,呈东南低、北部高的空间格局。③星级农家乐和乡村酒店数量、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旅游总收入占GDP比重等是影响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协调发展的主要因子。     

基于三生空间生态服务供给和需求的国土空间规划效益评价研究

国土空间规划是统筹区域资源空间配置、开发管理和布局优化的总体方案,在引领区域协调发展上具有重要意义。国土空间规划必然导致土地利用类型及布局的改变,从而引起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等方面的供给与需求变化。本研究从三生空间耦合协调的角度,通过生态系统服务和人类福祉需求的供需关系,揭示三生空间的供需连接与耦合关系。本研究借助 InVEST模型和生态服务价值当量法对生态系统服务供给与需求进行定量分析,同时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与相对发展度模型,通过对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变化进行耦合协调类型分析,探究国土空间用地结构调整所产生的供需间的协调关系,并用耦合协调状况对国土空间规划效益进行评价。研究发现,在规划期内宜宾市翠屏区生态系统服务供需总体耦合协调度呈现减小态势。2020-2035年耦合协调度从 0.60降低到 0.59,相对发展度由 1.05减小至 1.01。生态系统服务总体供给盈余明显,但由于供需分布空间差异,城镇地区为主要的供给赤字区域。影响生态系统服务需求的主要因素为环境净化需求,城市化指标对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相对发展度具有较为普遍的负面影响。     

云南省旅游产业与生态文明建设耦合协调度时空差异研究

以云南省16个市州为研究单元,综合运用熵值赋权法、功效评价法、耦合协调度模型等定量研究方法,结合ArcGIS10.2软件,对云南省各市州旅游产业与生态文明两大系统协调发展情况与时空差异进行分析。研究表明:(1)2006—2015年云南省旅游产业发展的区域极化效应显著,综合发展水平差异较大,旅游产业发展滞后型市州数量较多;(2)生态文明建设空间格局由"单极"向"面状"转变,分布不均衡;(3)旅游产业与生态文明耦合协调度总体呈勉强协调型,发展协同效应较弱,耦合协调度在空间集聚方面的"趋同俱乐部"现象明显;(4)旅游产业与生态文明耦合协调度与经济发展之间呈明显正相关关系,耦合协调度越高的区域对经济、科技、资金、人才等要素"流"的集聚效应越强。     

长三角科技创新效率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关系

以2010—2018年长三角27个区域中心城市为研究对象,构建科技创新效率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利用DEA—BCC模型、熵权TOPSIS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和障碍度模型分析两者的时空耦合关系及其障碍因素。结果发现：(1)长三角科技创新效率呈波动上升的趋势,纯技术效率得分较低,规模效率得分较高;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缓慢波动上升的态势,子系统大小依次为绿色发展>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2)时序上,长三角科技创新效率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处于初级协调向中级协调的转换阶段;空间上,两者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较大呈现”核心—边缘”的结构分布特征。(3)影响科技创新效率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的主要障碍因素：从准则层看,共享发展为首要障碍因素;从指标层看,前5位依次是发明专利授权量>地区生产总值>人均拥有图书馆藏书量>普通高校在校学生数>高新技术产业产值。     

中国农村基础教育资源配置水平测度与障碍因素诊断

从经费投入、人力投入和物力投入3个方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与多目标加权求和法对我国省级行政单元的农村基础教育资源配置水平进行测度,运用空间探索性数据分析法分析农村基础教育资源配置的空间格局特征,在此基础上采用障碍度模型对农村基础教育资源配置的障碍因素进行诊断。结果表明:①我国农村基础教育资源配置水平总体偏低,具有明显的"首位分布"特点,省际间存在显著差异;农村基础教育资源配置全局趋势上呈现出四周高、中部低的格局特征,中部地区形成低水平的"塌陷区"。②农村基础教育资源配置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高—高集聚主要分布在东北、华北和长三角,低—低集聚连片分布在华东、西南、华中等地区,高—低集聚与低—高集聚类型散布于高—高集聚与低—低集聚的过渡地带。③生均教育事业费(X2)、专任教师比(Y2)、师生比(Y1)和生均图书数(Z2)是影响各省区农村教育资源配置水平提升的主要障碍因素。     

“一带一路”沿线省区科技创新与旅游经济协调发展及影响因素研究

以我国“一带一路”沿线18个省区为考察区域,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分析和面板数据模型,构建科技创新与旅游经济协调发展评价体系,对两大子系统发展、综合协调发展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我国“一带一路”沿线省区科技创新与旅游经济子系统呈相对稳定或显著上升发展特征,长三角和珠三角等沿海地区发展等级较高,而西北内陆省区较低。②2006—2018年,多数省区科技创新与旅游经济综合评价水平呈稳定上升态势,且优势型省区均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③科技创新与旅游经济系统间联系不断增强并向良性协调方向发展,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是多数省区实现两系统协调发展的重点。④旅游人力资本、创新支撑环境和科技创新产出是两大系统协调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旅游经济—交通运输—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研究——以江西省为例

在阐述旅游经济、交通运输与生态环境相互协调发展作用机理的基础上,建立了区域旅游经济—交通运输—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指标体系,引入耦合协调度数学模型,对江西省2005—2014年旅游经济—交通运输—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江西省旅游经济—交通运输—生态环境的综合发展水平处于稳步提升趋势,但生态环境的综合评价指数波动较大,呈现出“先降后升再降”的态势;近年来三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处于颉颃状态,耦合协调类别经历了由极度失调衰退—中度失调衰退—轻度失调衰退—濒临失调衰退—勉强耦合协调—初级耦合协调的转化历程,虽然耦合协调度所有改善,但协调等级处于较低水平。针对研究结果,提出了相应的结论与建议。     

城市韧性与科技创新耦合协调发展研究——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例

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空间载体,运用熵值法、重心模型和修正耦合协调度模型等方法,分析了2005—2019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城市韧性与科技创新的发展水平、重心变动特征及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结果表明:①城市韧性和科技创新的发展水平均呈稳步提升态势,但整体发展水平较低。②城市韧性与科技创新的重心经历了复杂的迁移过程,且二者重心的空间叠置性显著上升,迁移方向基本趋于一致,空间耦合趋势明显。③城市韧性与科技创新的耦合协调水平稳步提升,但整体仍处于失调阶段,总体呈“成都、重庆双核高,周边低”的空间分布格局,且科技创新滞后现象日益突出。     

重庆市乡村旅游发展水平与人居环境耦合协调研究

乡村旅游与乡村人居环境的耦合协调研究,有利于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和乡村人居环境的改善,助推乡村振兴。以重庆市37个区县为研究单元,构建了乡村旅游发展水平系统和乡村人居环境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11—2017年乡村旅游发展水平与乡村人居环境的耦合度、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变化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①重庆市乡村旅游发展水平与乡村人居环境的耦合度呈现出由低水平耦合阶段向磨合阶段发展的趋势,处于磨合阶段的区县空间分布特征呈现出由点状集聚到带状集聚再到面状分散分布的特征。②耦合协调度整体水平较低,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整体分异但局部趋同的趋势,高值区域的分布特征与耦合度相似,但略有滞后。     

长江经济带“两山”实践成效测度及其时空演替

基于“两山”理论,从内生式发展的视角,结合压力—状态—响应（PSR）模型框架,构建了“两山”实践成效评价指标体系,测度了长江经济带11省市2006—2019年“绿水青山”“金山银山”和“两山”协同发展系数,并进一步运用耦合协调模型计算了“两山”指数。同时引入空间自相关方法,对长江经济带“两山”指数的空间差异特征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绿水青山”指数和“金山银山”指数均呈逐年上升趋势,“绿水青山”指数高的省市,其“金山银山”指数较低;(2)各省市“两山”指数在时间上整体呈上升趋势,可以分为两个阶段：2006—2012年为基本协调阶段,2013—2019年为中度协调阶段;(3)各省市“两山”指数在空间分布上呈显著的空间正相关,且大多数省市趋向于“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4)基于“两山”协同发展系数分布情况,将长江经济带11省市的“两山”实践现状划分为“两山”同步发展型、“金山银山”领先型和“绿水青山”领先型3种类型。     

沿海城市经济与环境协调关系的时空演变分析

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和空间相关性模型研究了2006—2016年53个沿海城市的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关系的时空演变趋势、重心迁移、空间相关性。结果表明:我国沿海城市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状况总体呈向好态势,但总体协调度不高,仍处于协调发展的初级阶段;协调度发展存在严重的空间不均衡性,且呈逐步扩大态势,高值区域主要分布在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而其他大部分城市仍处于失调状态;2006—2016年协调度重心均位于浙江省金华市,并逐步向西南方向迁移;全局Moran’s I指数和局部Moran散点图显示协调度在空间上呈现明显的正相关,空间集聚性较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