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对企业财务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绿色创新的中介效应CSSCI

采用中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2011—2014年的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绿色创新和企业财务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负向抑制企业短期财务绩效,即环境规制在短期内会导致企业成本增加;(2)环境规制正向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表明增加的企业成本转移到创新投入方面,进而提升其绿色创新能力;(3)绿色创新在环境规制对企业长期财务绩效的影响中具有中介效应,证实了我国重污染行业存在"波特假说"。     

环境规制对企业财务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绿色创新的中介效应

采用中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2011—2014年的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绿色创新和企业财务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负向抑制企业短期财务绩效,即环境规制在短期内会导致企业成本增加;(2)环境规制正向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表明增加的企业成本转移到创新投入方面,进而提升其绿色创新能力;(3)绿色创新在环境规制对企业长期财务绩效的影响中具有中介效应,证实了我国重污染行业存在"波特假说"。     

媒体报道、政府监管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

在中国经济和媒体环境发生巨大变革的情况下,外部压力对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面临新的社会背景。基于传播学议程设置理论、关注理论与信号传递理论,本文以2016年沪深A股八大重污染行业的315家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了媒体报道与政府监管对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影响。其中,媒体类型既考虑了传统纸媒,也考虑了以新浪微博为代表的网络新媒体,政府监管方面采用2014年调整后的PITI指数对监管力度进行评价。研究发现,媒体报道数量越大,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内容越丰富,但并不能提高其信息披露质量;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主要受媒体报道倾向性的影响,而媒体报道的数量对其影响较弱;地方政府对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监管力度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并不显著。此外,随着地方政府监管力度的加大,媒体对企业的关注度下降,导致政府监管在媒体监督企业环境信息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削弱作用。研究表明,随着近年来生态环境保护法制化进程的大力推进,环境制度约束相对舆论监督,在企业信息披露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企业环境信息自愿披露法律问题研究

企业环境信息自愿公开是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企业环境信息自愿披露与强制披露有着明显的区别;通过法律责任的设置,保证企业自愿披露的环境信息的质量;运用各种激励措施鼓励企业自愿披露环境信息,建立企业环境信息自愿披露的健康机制。     

有色金属企业环保投资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研究——基于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与门槛效应分析

基于2014—2020年我国有色金属上市公司的数据,通过构建基准模型、调节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企业环保投资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结果表明:①环保投资对企业竞争力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引入环境规制变量后,发现其对环保投资与企业竞争力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正向调节作用。②相比于我国非国有企业和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对有色金属企业环保投资与企业竞争力之间的正向调节效应在国有企业和中、东部地区企业中更加明显。③以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进行深入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当环境规制大于或等于2.203这一门槛值时,环保投资对企业竞争力的促进作用才会显著。     

经济增长目标、融资约束与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经济增长目标作为中国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的一个重要手段,不仅会影响宏观经济绩效,还会显著影响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和绩效。本研究借助中国2004—2019年沪深A股上市污染企业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从绿色技术创新视角考察了经济增长目标对微观企业的影响效应,并检验了融资约束在经济增长目标与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活动之间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经济增长目标会加剧融资约束,进而抑制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同时,在“硬约束”情形、重污染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经济增长目标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抑制效应更显著,而环境目标会弱化这种负向作用。本文丰富了经济增长目标影响微观企业绩效的相关研究,并为地方政府科学设定经济增长目标、更好平衡经济增长目标与环境目标之间关系以及促进污染企业绿色转型升级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参考。     

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调查研究——基于公司高管的访谈

上市公司高管态度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会产生重要影响。为充分了解企业高管如何看待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过程中涉及的环境信息沟通、披露制度、能力建设等多方面问题，本文对涉及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的16家上市公司高管进行访谈调研。研究发现，多数高管视社会第三方机构对企业的环境信息需求为较大的潜在风险，非强制是上市公司环境信息选择性披露的主要原因，企业重视环保投资但信息公开能力建设不足，环境信息公开对企业价值影响较弱。本文提出编写环境信息公开指南及实施细则，提升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能力建设，拓展政府和社会组织对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奖励形式等建议。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企业绩效——基于石化行业VOCs排污收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文章以2015—2019年中国石化行业337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模型验证了当期环境规制对后一期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进一步的中介效应检验发现,环境规制主要通过技术创新促进企业绩效的提高,从而验证了中国石化行业“波特假说”的存在。此外文章还发现环境规制影响企业绩效的效果及作用机制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东、中部地区表现出显著正向影响,均支持“波特假说”,西部地区则影响不明显。基于上述研究,文章认为促进石化行业的绿色低碳发展,需进一步加大石化行业生态环境保护的政策实施力度、促进石化行业企业的科技投入并注重区域差异。     

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市场化程度与企业价值--基于能源行业上市公司经验数据

以2010—2019年我国能源行业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利用内容分析法探讨了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能源企业价值的影响。结果发现:①能源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价值呈正相关关系。②非货币性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价值的正向影响更加显著。③市场化程度对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价值的正相关关系具有增强作用。④市场化程度对非货币性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价值之间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更强。⑤环境信息披露质量能够降低权益资本成本,提高预期现金流量,形成影响企业价值的传导机制。     

国内资讯

上市公司环境信息评价报告发布《中国上市公司环境责任信息披露评价报告(2013年)》近日发布。报告显示,我国上市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总体水平偏低。报告认为,与2012年相比,201 3年我国上市企业发布相关环境信息报告的数量增加7.8%,但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总体处于起步阶段。行业间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水平差距较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实践与理论——基于政策和文献综述的分析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是指把公司各种活动对环境产生影响的信息向外部社会公开.本文主要围绕"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这一主题, 简要介绍了中外各国在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上的政策实践和法律规定,同时,本文梳理了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环境信息内容的界定;第二,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决定因素分析;第三,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效应分析.本文的介绍将帮助我们初步了解中外各国在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上的政策差异,以及通过理论文献上的整理厘清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主要问题,找到未来中国在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理论和政策实践上的方向.     

中央环保督察促进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了吗？——来自上市企业绿色专利数据的证据

作为中国环境治理领域的重大制度革新,中央环保督察能否促进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对未来中国深化环境治理体系和推动工业绿色转型具有重要参考意义。本文基于2007—2018年中国A股上市工业企业的绿色专利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DID）考察中央环保督察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央环保督察显著提升了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且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研究表明,中央环保督察通过提高地方环境执法力度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只在非国有企业样本和高环境规制水平地区样本中显著。相较于数量,绿色创新质量的提升对于绿色转型更为关键。在高环境规制水平地区,中央环保督察还带来了当地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质量的显著提升。本文为中央环保督察的绿色创新效应评估提供了基于企业层面的经验证据,并据此提出政策建议。     

环境信息公开有助于我国的污染防治攻坚战吗？

环境信息公开作为信息化时代环境治理的新型武器,对我国这样一个具有特殊财政体制和政治激励模式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其在污染防治攻坚战中的效果有待深入探究。本文基于城市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PITI),以2008—2016年120个城市数据为样本,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和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环境信息公开的污染减排效应,并重点分析了不同城市区位和城市规模下存在的异质性效应。结果表明:环境信息公开有助于污染防治,改善环境质量,还能有效缓解财政分权引致的环境污染问题。环境信息公开对污染排放的抑制作用呈现“马太效应”,对东、中、西部地区和大、中、小城市的影响均依次递减。对东、中部地区和大、中型城市,其治污效应较显著,而在西部地区和小城市尚不见效。积极推动全面环境信息公开,构建环境多元共治的长效机制,是决胜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关键所在。     

推动环境信息披露能改善投资效率吗？

落实企业环境责任,推动环境信息披露,有利于推动结构调整和高质量发展。本文根据《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对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进行刻画,基于Richardson投资期望模型对投资效率进行测度,分析环境信息披露对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信息披露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投资不足,但对过度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而且环境信息披露对投资不足的缓解作用在国有企业、两权分离度高等代理成本较高的企业中表现更为显著。本文因此提出推动环境信息披露的建议,一方面发挥政府作用,加大监管压力,确保企业环境责任的落实,健全环境治理企业责任体系;另一方面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强化诱致企业披露环境信息的动力,让市场形成对环境信息披露的强需求,促使企业提升环境信息披露水平。     

雾霾污染、经营绩效与企业环境社会责任

本文采用我国沪深两市2010—2016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与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经济数据和应用中心发布的PM2.5浓度数据,基于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了雾霾污染对企业环境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各地市的雾霾污染对企业环境社会责任具有正向影响,即本地雾霾污染越严重,企业承担环境社会责任就越多。进一步的分析发现:雾霾污染会削弱经营绩效对企业环境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正向影响,即雾霾污染越严重,经营绩效对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的正向影响越弱。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揭示了雾霾对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的正向影响,也揭示了雾霾污染对经营绩效和企业环境责任之间关系的调节影响。该结论对于加强雾霾治理和推动企业良好履行环境社会责任具有积极的作用。     

异质性企业环境责任与碳绩效的关系研究：媒体关注和环境规制的联合调节效应

“双碳”愿景下微观企业层面的环境责任受到更多关注。本文运用Python获取2014—2019年中国A股上市工业企业数据,分析了异质性企业环境责任对碳绩效的影响,探讨了媒体关注和环境规制在其中的联合调节效应。研究表明：履行前瞻型环境责任和反应型环境责任均对企业碳绩效有显著的增进作用;媒体关注可以正向调节前瞻型企业环境责任和碳绩效的关系,但在反应型企业环境责任与碳绩效间的调节作用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与媒体关注在反应型企业环境责任和碳绩效间产生正向联合调节作用,而在前瞻型环境责任与碳绩效间的联合调节作用不显著。研究结果支持了政府和媒体对企业环境责任的正式和非正式治理效果,进而提高了企业碳绩效的作用逻辑,拓展了对企业碳绩效影响因素以及异质性企业环境责任的理论研究,将环境治理他治和自治相结合,为多元环境治理主体协同联动推进“双碳”目标顺利实现提供新思路和参考证据。     

企业环境行为管理研究——以H省为例

有效防治工业污染、改善环境是工业企业的基本责任。以能够反映企业环境行为的信息为基础,通过建立科学的百分制量化评价体系,对H省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重点排污工业企业的环境守法行为、企业污染控制行为、环境信息公开行为等环境行为进行评价。分析结果表明,该省企业环境行为有较大提升空间,重污染行业形势令人担忧,由此明确企业改善环境行为的关键因素和影响机制,并从企业、政府、社会三个角度提出措施改善企业环境行为的建议。     

我国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存在的障碍及对策

针对我国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现状，分析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在环境信息计量、成本分配、环境会计准则等方面存在的主要障碍；并借鉴国外环境信息披露的成功经验，提出了从健全环境会计法规、形成合理的环境价格体系、加强环境会计的社会和政府监督等方面消除企业环境信息披露障碍的措施。     

铅酸电池行业环保专项行动的环境与经济影响研究

"十五"以来,我国涉重行业高速发展,造成了严重的重金属污染和多起群体性污染事故。从2009年起,环保部等九部委连续四年对重金属排放企业违法排污行为进行环保专项行动。本文以2011年铅蓄电池行业环保专项行动为例,分析重金属污染治理的环境影响、经济影响和社会影响。专项行动对行业短期赢利能力和中小企业就业有一定负面影响,但是显著改善了行业产能利用率,提升了行业整体技术水平,提高了产业集中度,促进了空间布局向工业园区、向东部地区集中。总体来看,铅蓄电池行业环保专项行动达到了预期的环境和经济目标,行业发展从高增长、高代价的"非常态"模式进入相对可持续的中高速、低代价的"新常态"。"十三五"期间,要实现经济中高速增长和环境质量总体改善的双重目标,必须加强对高污染行业的环境管理。将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紧密衔接,通过提高企业违法成本从源头遏制违法排污行为;根据污染企业的空间布局建设相应的环保机构,加强农村地区的环保能力;在欠发达地区要保持经济规划、城镇规划和环境规划的一致性,在区域协调发展过程中实现绿色发展。     

重点污染行业实施环境管理体系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应用

本文针对重点污染行业特点,从能资源消耗、综合利用、环境污染和社会反响四个方面构建了重点污染行业实施环境管理体系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以化工行业为研究对象,评估了14家企业体系实施前与实施后的绩效。结果表明,实施环境管理体系,有利于提高企业环境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