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分析

数字经济作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为我国海洋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方向。构建数字经济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和障碍因子模型,探究中国11个沿海省区市数字经济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发展现状及其障碍因子。结果发现：(1)2011—2020年沿海地区数字经济和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综合发展水平及耦合协调度均呈现上升趋势,其中数字经济发展迅猛,海洋经济发展稳中向好,耦合系统从整体失调状态发展到整体良好耦合协调状态;(2)沿海各省区市耦合协调度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耦合协调状态空间差异逐渐减小,2020年9个省区市均发展到基本协调状态以上,其中广东处于高度耦合协调状态;(3)通过障碍度诊断发现,数字经济障碍度具有“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的特征,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层面具有“海洋科技创新>海洋社会效益>海洋经济效益>海洋资源环境”的特征。     

旅游发展—城市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与障碍因子分析——以沈阳市为例

构建了旅游发展、城市经济、生态环境三大子系统综合评价体系,测算了沈阳市2009—2018年旅游发展—城市经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并使用障碍度模型分析诊断耦合协调发展的障碍因素。结果表明：2009—2018年沈阳市三大子系统评价值呈现波动式上升的趋势,综合评价指数呈现出稳步上升的发展态势;2009—2018年沈阳市三大子系统耦合协调类型从濒临失调逐步转化为良好协调;4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数量、国际旅游收入、第三产业比重、人均供水量是影响沈阳市旅游发展—城市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的主要障碍因素。     

河南省资源型城市协调发展及影响因素

构建生态-经济系统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及面板数据回归模型,研究河南省资源型城市2008—2017年生态与经济耦合协调水平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各资源型城市的生态与经济子系统综合发展指数均呈波动上升趋势;耦合度于2017年均达到高耦合阶段;耦合协调度总体上不断增长。(2)资金投入、科技创新、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对河南省资源型城市耦合协调度起显著的促进作用,环保意识、城镇化水平对耦合协调度的影响不显著。     

山东邹平市自然生态与社会经济系统耦合协调研究

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是实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途径。以山东省邹平市为研究对象,选择耦合协调度模型和剪刀差方法,分别对邹平市2011—2020年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耦合协调状态和发展速度差异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研究期间,邹平市社会经济系统综合评价指数整体呈波动上升而后逐步下降的变化趋势,自然生态系统综合评价指数呈波动上升的变化趋势,前者发展速度总体上快于后者;耦合协调度指数由0.323 6增长至0.596 6,反映了该区域社会经济与自然生态的关系不断改善,较好地实现了二者的协调发展;剪刀差呈平缓波动上升趋势,说明二者发展趋势之间的差异逐渐增大。研究结果为当地制定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政策体系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和数据支撑。     

长三角地区高质量发展评价北大核心

高质量发展作为新发展阶段重点贯彻落实的发展主题,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新发展理念,采用熵值法和障碍度模型对长三角地区2009年、2014年和2019年的高质量发展状况及主要障碍因子进行测度与识别。结果表明:①长三角地区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持续增长,不同等级的城市渐趋向高值区城市转变,总体呈“东南高、西北低”的发展格局。②创新、协调、开放和共享发展水平与城市综合发展水平关联性较强,绿色发展水平的结果与此相异。③五大子系统障碍度排序为:创新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④未来的发展应尊重区域差异,缩小区域差距,加强人才和科技的培育及跨区域流通,建设服务型政府,以促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研究——基于中国19个城市群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为研判中国城市群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空间演化特征，深究其内在影响因素，通过构建城市群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以中国19个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基于各城市群2010—2019年空间面板数据，运用熵权-TOPSIS法、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等方法，深入研究城市群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各城市群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有较强相互支撑作用，但科技创新发展的滞后，制约了科技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支撑作用的进一步提高。(2)各城市群间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差异显著，时序上发展较为平稳。(3)政策扶持、经济延续力、技术进步、教育水平和政府科技投资为影响耦合协调度的主要因素。     

广东省土地利用效率和产业结构耦合协调特征及时空演变分析

土地利用和产业结构协调关系对探索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含有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和空间向量夹角法,结合耦合协调和空间自相关模型探究广东省2005—2020年土地利用效率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变特征及空间相关性。结果表明：(1)广东省土地利用效率大致呈“W”型趋势,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总体持续上升,两者增减趋势存在相似性;(2)土地利用效率和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度跨度较大,大部分城市处于良好协调状态,随时间推进有明显提升;(3)耦合协调度空间格局具有较强的稳定性,水平差异呈现为粤东>珠三角>粤西>粤北,地区间差异正在缩小,珠三角和粤西地区的内部差异逐渐扩大,粤东和粤北地区的内部差异缩小;(4)耦合协调度总体呈现“集聚——随机”趋势,空间聚集现象逐渐减弱,并且冷、热点区域影响力下降。     

区域开发强度与资源环境承载力耦合协调分析——以中国沿海城市群为例

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障碍度模型,探讨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沿海城市群开发强度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耦合协调关系及其障碍因素。结果表明:(1)开发强度加速上升,呈现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山东半岛辽中南,深圳和上海处于最高一级,承德最低;资源环境承载力稳步上升,呈现珠三角辽中南山东半岛京津冀长三角,深圳最高,肇庆最低。(2)开发强度与资源环境承载力处于拮抗耦合阶段,非同步特征明显,以轻度失调类型为主,长三角协调度最高,辽中南协调度最低。(3)不同指标对开发强度和资源环境承载力协调发展的障碍度差异较为明显,前五位障碍指标是人口密度、人均耕地面积、经济密度、城市建设用地占比和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中国沿海省区海洋经济与信息化协调响应关系研究

基于海洋经济与信息化内涵,运用主客观综合赋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分别对2001—2015年我国沿海省区海洋经济与信息化的发展水平及两者间的协调度和响应关系进行了测度。结果表明:(1)我国沿海省区海洋经济与信息化的发展水平及两者间的协调度均呈波动性上升趋势;(2)我国沿海省区海洋经济与信息化协调度由低中值区逐渐上升到中高值区;(3)我国沿海各省区海洋经济与信息化之间的响应关系存在平稳型和波动型响应两种类型。在海洋经济对信息化的响应中,河北和浙江为平稳型响应,其他省区为波动型响应;在信息化对海洋经济的响应中,天津、辽宁、广东、广西和海南为平稳型响应,其他省区为波动型响应。     

区域旅游—经济—环境耦合协调度研究——以辽宁沿海经济带为例

构建区域旅游—经济—环境耦合协调度指标体系,对辽宁沿海经济带2005-2011年三者耦合协调度演变进行定量分析.在此基础上,应用GM(1,1)模型预测短期内研究区三者协调发展趋势.结果显示,7年内辽宁沿海经济带整体耦合协调度呈波动上升态势,但是大连市和锦州市耦合协调度却不断下降;预测结果表明,未来三年内,除锦州市和大连市外,其他城市耦合协调度都明显好转,逐渐摆脱不协调态势,向协调发展过渡.     

珠三角城市群人居环境高质量发展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

综合运用熵权法、协调度研究了2010—2019年珠三角城市群人居环境高质量发展时空演化特征,并采用障碍度分析了该城市群影响人居环境高质量发展的障碍因子。结果表明:①珠三角城市群人居环境高质量水平呈上升的态势,空间分布呈“屋脊”式格局,区域差异明显。②在人居环境高质量五大准则层中,除生态环境外,其他四大准则层均表现为波动上升态势,协调度呈现高质量低协调和低质量高协调两种差异。③公共基础服务、社会经济和居住环境对珠三角城市群人居环境高质量发展障碍度较大。     

数字经济、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演变及影响因素

数字经济是推动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兼顾的高质量发展模式的新动能。基于中国31个省区市2005—2021年的面板数据,构建DEQ(数字经济、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运用熵值法测度三系统的综合得分,采用耦合协调发展模型观察其时空分异特征,并运用面板Tobit模型分析影响耦合协调度的因素。结果表明:(1)发展水平方面,三系统均呈现持续攀升的变化特征,其中数字经济子系统的提升幅度最大;(2)结构性差异来源方面,全国层面差异的主要来源由经济高质量发展转变为数字经济,七大经济区的差异来源和时序变化各不相同;(3)全国的DEQ协调度等级有所提高,由中度失调进入濒临失调阶段,七大经济区的协调度在时间上呈现逐年好转的变化特征,在空间上呈现华东>华南>华北>华中>东北>西南>西北地区的空间分布格局;(4)不同影响因素对全国及七大区域三系统协调度的影响具有异质性。     

成渝双城经济圈“三水”共治系统耦合协调度演进及影响因素研究

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复杂系统,厘清“三水”共治系统耦合协调演进机理有利于区域水生态和经济高质量发展。首先,构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三水”共治系统协调评价指标体系与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2010—2020年“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系统进行综合评价和耦合协调度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16个城市“三水”协同系统的综合指数及子系统的状态指数总体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但城市间差距较大;“三水”系统耦合度整体上处于良好耦合阶段;“三水”系统耦合协调度小于耦合度,其耦合协调水平偏低,耦合协调度呈现出不充分发展态势和分化状态。耦合协调度的演变趋势是逐年向优质阶段提升。其次,用Tobit对“三水”系统耦合协调度回归,得出环境保护水平、能源消耗水平、产业发展水平3个因素对“三水”共治系统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影响。结合本文研究结论,提出共建长江上游绿色生态廊道,建立多环境要素系统联动机制,以及跨界河流水污染联合防治及水环境保护政策与督察协调联动机制。     

城市韧性与科技创新耦合协调发展研究——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例

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空间载体,运用熵值法、重心模型和修正耦合协调度模型等方法,分析了2005—2019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城市韧性与科技创新的发展水平、重心变动特征及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结果表明:①城市韧性和科技创新的发展水平均呈稳步提升态势,但整体发展水平较低。②城市韧性与科技创新的重心经历了复杂的迁移过程,且二者重心的空间叠置性显著上升,迁移方向基本趋于一致,空间耦合趋势明显。③城市韧性与科技创新的耦合协调水平稳步提升,但整体仍处于失调阶段,总体呈“成都、重庆双核高,周边低”的空间分布格局,且科技创新滞后现象日益突出。     

“一带一路”沿线省区科技创新与旅游经济协调发展及影响因素研究

以我国“一带一路”沿线18个省区为考察区域,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分析和面板数据模型,构建科技创新与旅游经济协调发展评价体系,对两大子系统发展、综合协调发展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我国“一带一路”沿线省区科技创新与旅游经济子系统呈相对稳定或显著上升发展特征,长三角和珠三角等沿海地区发展等级较高,而西北内陆省区较低。②2006—2018年,多数省区科技创新与旅游经济综合评价水平呈稳定上升态势,且优势型省区均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③科技创新与旅游经济系统间联系不断增强并向良性协调方向发展,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是多数省区实现两系统协调发展的重点。④旅游人力资本、创新支撑环境和科技创新产出是两大系统协调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武汉城市圈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研究

基于武汉城市圈9市2008—2016年面板数据,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研究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演变规律,运用障碍因素模型探究其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武汉城市圈9市城镇化指数呈整体上升趋势,生态环境质量呈"两端高、中间低"的空间格局;耦合协调度稳步提升,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性,可将其划分为优质协调生态环境滞后、优质协调城镇化滞后、中级协调生态环境滞后和良好协调生态环境滞后4种类型,主要影响因素为第二、三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人均建成区面积、建成区绿地率、人均耕地面积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区域金融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关系量化分析

基于金融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互动特征,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对1995—2014年甘肃省金融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度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从耦合度的时序来看,1995年以来甘肃省金融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度基本处于颉颃阶段;从耦合协调程度的时序看,甘肃金融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程度不断改善,发展良好。说明甘肃省金融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之间已逐渐形成良性互动关系,金融生态环境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得以发挥,应不断推动两者向耦合协调方向发展。     

数字经济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及互动效应研究——以西部民族地区为例

数字经济与旅游业的深度融合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关键力量,也是西部民族地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坚实基础。从数字经济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协调互动视角出发,基于2010—2019年西部民族地区各省区面板数据,运用综合评价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障碍度模型、面板Tobit模型等方法,考察西部民族地区各省区数字经济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动态演进、互动效应以及影响因子。结果表明：(1)西部民族地区数字经济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综合发展水平呈上升态势,两者的耦合协调度逐年得到优化,相对发展类型趋势由数字经济滞后型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滞后型转变;(2)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单向格兰杰原因,数字经济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正向影响较弱;(3)数字经济企业法人单位数、电信业务总量、旅游直接就业人数率是较为显著的障碍因子;经济发展水平、地区人口规模、产业结构、政府支持与交通发展水平是主要的外部影响因子。     

甘肃农村水贫困与农村经济贫困协调性研究

运用系统耦合协调度理论,在剖析水贫困和经济贫困含义的基础上,构建农村水贫困和经济贫困双系统耦合协调测度模型(WPI-EPI模型),同时以水资源较为匮乏和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甘肃省为例,对该区2000—2013年农村水贫困和农村经济贫困评价得分、两者耦合协调度及空间分异进行了测度和研究。研究发现:从时序角度看,甘肃省农村水贫乏和农村经济贫困耦合协调度整体呈上升状态,受政策调整等因素的影响呈现三个不同阶段;从空间分异角度看,甘肃省农村水贫困和农村经济贫困耦合协调度由东南向西北递增,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不均衡,需因地制宜制定减贫政策。     

公共文化服务承载力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性研究——以郑州都市圈为例

为了探索公共文化服务承载力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影响机制,选取郑州都市圈2010—2020年9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使用PSR模型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揭示了两个子系统之间的协调程度及其时空演变特征,并运用灰色关联模型探究其内在驱动机理。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郑州都市圈公共文化服务承载力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呈逐年上升态势,二者高值集中于中部地区,空间呈现中心—边缘溢出效应。(2)研究期末,绝大部分城市耦合协调度过渡至初级协调状态,但中心城市与边缘城市仍存在区域差距性。(3)居民文化消费支出、公共文化场馆、设施数量为主要驱动影响因素,对系统耦合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政策调控力的推动作用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