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转移与协同布局研究——基于产业转移电力粘性系数分析

以2018—2020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范围内44个市（区）产业为研究对象,从产业发展趋势及客观规律出发,基于经济与电量数据的高相关性,探索性地建立产业转移电力粘性系数,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城市各产业集聚程度、成长性、规模及转移粘性进行测算分析。结果表明：(1)成渝地区四川区域工业、金融业与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三大行业集中度更高、产业规模更大、吸附能力更强,产业聚集效应显著;重庆区域住宿和餐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房地产行业集中度更高、发展更成熟、吸附能力更强,行业发展更具优势。(2)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发展呈现明显的双核城市极化效应,成都、重庆两大核心城市中心城区各产业转移电力粘性系数均高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其余城市。(3)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各产业在城市间的发展呈现明显的集聚过度、适度、离散的梯度特征,为产业有序转移和承接提供了方向指引。     

城市韧性与科技创新耦合协调发展研究——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例

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空间载体,运用熵值法、重心模型和修正耦合协调度模型等方法,分析了2005—2019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城市韧性与科技创新的发展水平、重心变动特征及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结果表明:①城市韧性和科技创新的发展水平均呈稳步提升态势,但整体发展水平较低。②城市韧性与科技创新的重心经历了复杂的迁移过程,且二者重心的空间叠置性显著上升,迁移方向基本趋于一致,空间耦合趋势明显。③城市韧性与科技创新的耦合协调水平稳步提升,但整体仍处于失调阶段,总体呈“成都、重庆双核高,周边低”的空间分布格局,且科技创新滞后现象日益突出。     

三大增长极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经济溢出影响研究

通过构建四大经济圈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对三大增长极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经济外溢性影响进行静态与比较静态分析。结果表明：(1)珠三角经济圈的区域内产业联系强度最低,长三角经济圈的经济外溢性影响最高,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经济被带动能力最强。2012—2017年,四大经济圈的区域内产业联系强度呈不同程度下降,区域间产业联系强度涨跌不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对三大增长极的经济带动作用大幅上升,而三大增长极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经济带动作用大幅下降。(2)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区域间溢出效应进行来源分解,发现来自三大增长极的外溢性影响对双城经济圈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但这种影响在5年内出现整体下降。因此,应不断强化地区间政策协同,推动成渝地区市场一体化建设,扩大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区域内乘数效应产生的经济规模,并提高双城经济圈与三大增长极之间的产业联系强度,进一步推动双城经济圈发展。     

产业集聚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及其空间驱动机制——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例

基于集聚“规模—能力—效益”与环境“压力—状态—响应”的研究框架,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考察了2008—2019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集聚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时空格局,继而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了二者协调发展的空间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集聚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呈稳步上升态势。(2)各城市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明显,且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以及“H—H”集聚和“L—L”集聚的空间俱乐部分布特征。(3)经济发展、外商直接投资、科技创新、工业要素禀赋结构、产业结构对本地产业集聚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存在直接积极影响,而政府干预的直接推动作用有限;外商直接投资、工业要素禀赋结构、政府干预具有明显的正向溢出效应,产业结构则存在较强的空间负外部性。     

重庆市县域经济差异时空格局演化研究CSSCI

通过空间数据探索分析和传统统计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以县域为研究单元,探索分析了2004—2013年重庆市县域经济差异的时空格局演化。结果表明:1重庆市县域经济差异总体呈"抛物线"型变化,其中"1小时经济圈"的县域间经济差异和三大区域间的经济差异较大,渝东北翼、渝东南翼县域间经济差异较小;2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极化趋势明显,经济水平相似县域在空间上集聚,"1小时经济圈"的主城县域始终是经济发展高值聚类和热点区的核心地域,经济发展低值聚类和冷点区的县域在渝东北翼及渝东南翼集聚;3县域经济增长呈明显的空间极化现象,经济增长高值聚类和热点区县域在重庆主城区集聚,三大区域间经济增长不均衡。针对重庆市县域经济差异时空格局演化的结论及重庆城乡统筹区域一体化发展的要求提出了发展建议。     

重庆市县域经济差异时空格局演化研究

通过空间数据探索分析和传统统计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以县域为研究单元,探索分析了2004—2013年重庆市县域经济差异的时空格局演化。结果表明:1重庆市县域经济差异总体呈"抛物线"型变化,其中"1小时经济圈"的县域间经济差异和三大区域间的经济差异较大,渝东北翼、渝东南翼县域间经济差异较小;2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极化趋势明显,经济水平相似县域在空间上集聚,"1小时经济圈"的主城县域始终是经济发展高值聚类和热点区的核心地域,经济发展低值聚类和冷点区的县域在渝东北翼及渝东南翼集聚;3县域经济增长呈明显的空间极化现象,经济增长高值聚类和热点区县域在重庆主城区集聚,三大区域间经济增长不均衡。针对重庆市县域经济差异时空格局演化的结论及重庆城乡统筹区域一体化发展的要求提出了发展建议。     

山东省县域人口—经济空间分异与动态变化研究

运用集中度指数、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重心分析法、不一致指数等方法,探究了2001—2016年山东省137个县域单元人口和经济空间分异与动态变化状况。结果表明:(1)山东省人口集中度指数整体呈现西南高、东北低的分布格局,并出现集聚趋势,经济集中度指数分布格局呈现"双核"模式,高水平经济区具有强大的辐射效应,出现极化现象;(2)山东省人口集聚趋势大于经济的集聚趋势,但经济空间分布的不均衡性仍大于人口,人口和经济集中度在空间上相邻县域间存在着较高的正相关性;(3)山东省人口重心和经济重心都偏离几何重心向西南方向移动,人口重心的移动距离大于经济重心;(4)山东省人口与经济空间匹配类型中协调发展型县域数量下降,经济滞后型县域数量上升。根据研究结果提出山东省人口和经济发展空间优化建议,对统筹区域协调和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借鉴。     

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动态关系研究--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例

通过构建耦合协调模型,定量测度了成渝地区2005—2018年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水平,并基于ArcGIS10.3软件进行了时空格局分析。结果表明:①2005—2018年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指数均保持上升趋势,"双峰"格局显著。②耦合及耦合协调水平整体较低,阶段性特征明显,政策引导作用显著。③耦合协调重心始终以成、渝两地为中心迁移变化,"双轮驱动"发展模式初见成效,两大核心城市带动作用日益增强。未来,应进一步发挥成、渝两大核心城市的带动作用,强化区域一体化意识,因地制宜制定差异化发展策略,以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     

成渝双城经济圈“三水”共治系统耦合协调度演进及影响因素研究

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复杂系统,厘清“三水”共治系统耦合协调演进机理有利于区域水生态和经济高质量发展。首先,构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三水”共治系统协调评价指标体系与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2010—2020年“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系统进行综合评价和耦合协调度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16个城市“三水”协同系统的综合指数及子系统的状态指数总体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但城市间差距较大;“三水”系统耦合度整体上处于良好耦合阶段;“三水”系统耦合协调度小于耦合度,其耦合协调水平偏低,耦合协调度呈现出不充分发展态势和分化状态。耦合协调度的演变趋势是逐年向优质阶段提升。其次,用Tobit对“三水”系统耦合协调度回归,得出环境保护水平、能源消耗水平、产业发展水平3个因素对“三水”共治系统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影响。结合本文研究结论,提出共建长江上游绿色生态廊道,建立多环境要素系统联动机制,以及跨界河流水污染联合防治及水环境保护政策与督察协调联动机制。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旅游酒店空间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研究——以凤凰古城为例

利用演化经济地理思维构建旅游酒店空间演化的理论框架,综合运用空间分析方法研究2001—2019年凤凰古城旅游酒店空间演化的总体特征及影响因素,揭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旅游酒店空间格局演化规律。结果表明：(1)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旅游酒店空间演化具有路径依赖特征,受历史、社会和经济变化“三轮驱动”,旅游酒店空间辐射作用由一级集聚中心向邻近次级集聚中心靠近,对城市边缘区的扩散力尚弱。(2)凤凰古城旅游酒店空间格局呈现显著集聚特征,热点区域所在街道单元为沱江沿岸的历史街区,呈现由沱江中游向上下游扩散的趋势,形成“首尾疏、中间密”的格局;旅游酒店空间演化过程经历了萌芽阶段（2001—2007年）、发展阶段（2008—2012年）以及涌现阶段（2013—2019年）。(3)在历史选择基础、城镇用地限制、经济发展以及城镇化建设等因素的共同约束下,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结合旧城改造与新城建设,实现生态空间景观化、生活空间商用化和生产空间旅游化,改变旅游酒店空间格局。     

黄河流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时空特征与影响因素

数字经济是中国未来长效发展的重点,研究黄河流域数字经济能够为其高质量发展提供新机遇。基于数字经济内涵,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以黄河流域为案例研究区域,采用Kernel核密度估计、Moran′s I、GTWR模型定量测度2011—2019年黄河流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时空分异格局与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黄河流域三大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发展差异持续扩大,上中下游地区之间存在显著阶梯递增效应;(2)黄河上游数字经济发展存在“中心—外围”现象,中游地区呈现层级分化特征,下游地区地级市间发展差距有减小趋势;(3)黄河流域数字经济发展空间相关性显著,局部呈现HH集聚和LL集聚两极分化格局;(4)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产业结构、信息化水平、政府干预程度及人力资本水平均对黄河流域的数字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且各影响因素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     

徐州都市圈碳排放效率与产业结构的空间特征及耦合协调关系

整合数据包络分析和耦合协调模型,以县域为研究单元,研究了2000—2015年徐州都市圈碳排放效率与产业结构转型的空间特征及耦合协调关系特征。研究发现:徐州都市圈碳排放高效率县域集中分布于京沪铁路沿线和陇海铁路沿线地区,呈现"十"字型空间格局特征,低效率的县域主要分布在都市圈的西南部,且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无关;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的空间格局特征相似,且碳排放效率与两者的耦合协调度明显强于集中度,产业调整应以合理化与高级化为目标。由于徐州都市圈碳排放效率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耦合协调空间分布情况存在差异,所以应区别对待低碳经济的发展策略。     

区域视角下后发城市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以大同市为例

以大同市为例,采用"格局分析—关系阐释—方向选择—实施策略"的研究思路,从区域视角研究了后发城市经济发展战略。通过主成分分析法(PCA)研究了大同与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运用多元统计分析中的欧式距离法对大同周边地区与大同市的地缘型经济关系状态进行了测度,认为大同市应深度融入首都经济圈,同朔一体化,发展成为有一定影响力的区域性现代化城市,提出了大同市融入首都经济圈的建议。     

泛珠江三角洲经济圈城市发展测度研究

以泛珠江三角洲经济圈117个城市数据为基础,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经济重心分析法结合城市流强度分析法,对经济圈城市发展水平、经济重心演变路径及城市发展联系进行测度。结果表明,泛珠三角经济圈各城市间的发展水平差距极大,呈明显的空间分异;区域经济重心整体向西北方向偏移,经济圈各区域间的城市发展差距逐渐缩小;经济圈整体对外联系能力增强,但城市间的对外联系能力差异明显,泛珠三角经济圈未来发展格局应基于现实发展特征进行调控。     

滇中城市群县域经济结构时空演化研究

以县域为研究基础,以人均GDP、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纯收入作为评价指标,以滇中城市群42个县域为研究对象,借助Geoda和Arc GIS等分析技术及空间统计分析法研究了云南省滇中城市群2002—2011年的经济时空差异格局。空间自相关方法对经济空间结构的全局演变和局部演变的研究表明:2002年以来滇中城市群经济发展迅速,经济结构呈现以昆明为中心,以昆明—曲靖、昆明—玉溪、昆明—楚雄为轴线,呈放射状发展模式,带动滇中城市经济迅速发展。     

江苏省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时空耦合分析

根据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涵义,构建出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发展质量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等相关数理模型对2000—2014年江苏省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发展进行时空耦合分析。研究发现:新世纪以来,江苏省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具有高度相关性,两者相互促进、相互依赖,且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发展质量均呈现南高北低、地级市区高于县域的空间分布特征。江苏省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其中,2000—2007年间江苏省人口城镇化滞后于经济发展,2008—2014年江苏省人口城镇化则快于经济发展;在2014年江苏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发展两者的耦合协调度在空间格局上呈现明显的区域差异,大致呈现南高北低、地级市区高于县域的地域分异特征。     

基于县域尺度的绿色化空间格局探究——以山东省为例

从经济、社会、生态三方面构建绿色化评价指标体系,利用Moran's I空间分析方法,对2015年山东省108个县域的绿色化空间格局进行探究分析。结果表明:山东省县域绿色化水平的空间分布差异较大,大致呈现由东部沿海向西部内陆递减的格局;绿色化水平为低、较低水平型的县域,经济绿色化水平与社会绿色化水平有待提高;绿色化水平为高、较高水平型的县域,生态绿色化水平有待提高;山东省县域绿色化水平空间分布呈现较强的正相关。     

安徽省森林村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森林村庄是中国未来乡村发展建设的重要载体，“双碳”政策的提出为我国乡村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与林业转型发展提供了重要政策导向。基于ArcGIS10.8空间分析工具及数理统计方法，对2021年安徽省639个森林村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发现：(1)总体分布上，安徽省森林村庄呈现“大分散、小集聚”的分布格局，具有西多东少、北多南少的显著特征；(2)安徽省森林村庄在不同空间尺度呈现差异化的分布特征。区域尺度上，皖中地区数量最多，皖北地区次之，皖南地区数量最少，仅占总数的22.69%;市域尺度上，高密度集聚区呈现近似倾斜的“V”字型结构，南北对称的空间格局显著；县域尺度上呈分散分布；(3)整体密度上，安徽省森林村庄的空间格局形成两条近似平行的高密度集聚带，5个显著的核心区和5个次级密度核心；(4)空间关联上，安徽省森林村庄空间分布具有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县域尺度上空间关联以正相关类型为主；(5)影响因素上，地形、水源是安徽省森林村庄形成发展的自然环境基础，人口、交通和经济等社会发展状况是森林村庄保护发展的重要条件。     

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推动县域旅游经济发展了吗？——来自山西省的实证检验

县域作为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的主要阵地,对于全域旅游发展十分重要,探索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对县域旅游经济发展的实际效果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山西省30个县2013—2019年的面板数据,采用PSM—DID方法评估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的旅游经济效应,并采用多重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其影响机制。结果发现：(1)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区的县比未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区的县具有更高的旅游经济发展水平;(2)山西省晋北地区的县以及经济规模一般的县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的旅游经济效应更显著;(3)旅游经济效应的正向影响主要是通过扩大涉旅投资规模、优化三次产业结构、提升旅游资源价值以及完善公路交通路网等途径来实现。据此,提出山西省县域应继续坚持走全域旅游发展的道路,因地制宜探索全域旅游发展模式,在投资水平、产业结构、资源禀赋、旅游交通等方面持续投入。     

中国省际循环经济发展差异的空间计量分析

基于空间计量分析原理,以中国30个省区为研究对象(不含台湾地区),对中国省际循环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及其原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循环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从东往西依次呈现"循环经济发达地区—循环经济较发达地区—循环经济欠发达地区—循环经济不发达地区"的梯形带状走向;循环经济发展存在空间相关性,且空间集聚特征明显;省际间的循环经济发展水平在我国三大经济地带的分布具有明显差异性。最后找到影响循环经济发展差异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