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强制实施背景下“一主多元”治理模式的主体策略演化分析

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和人民消费水平提升,垃圾分类治理问题日益严峻。实践经验表明,强制实施背景下政府主导与承包商、公众和环保组织为核心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一主多元”协作模式,对于我国垃圾分类治理具有较好适用性。但该模式也存在“一主”突出、“多元”不足及其他系统性冲突。为明确多元主体参与策略对“一主多元”治理模式稳定性的影响,首先,本文分析了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强制实施背景下该模式运行机制及主体动因。然后,构建以承包商、公众和环保组织为主体的三方演化博弈系统,对不同策略组合下系统的演化结果进行演绎。最后,借助数值仿真分析了参与成本、环境收益和政府补贴对主体策略选择及系统稳定性的影响。结果表明：环保组织参与垃圾分类治理的积极性最高,公众最低;对于系统运行风险,承包商属于风险偏好者,环保组织属于风险回避者,公众属于风险中立者;承包商对参与成本最敏感,对政府补贴最不敏感,公众则正好与之相反;环境收益的提升有助于提高多元主体的参与积极性。这些发现对于如何提升多元主体参与垃圾分类治理的积极性及“一主多元”治理模式的运行效能具有启示意义。     

基于共词分析的城市生活垃圾治理公共政策变迁量化分析

以1979—2020年我国中央政府颁发的411份城市生活垃圾治理政策文本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共词与聚类分析方法研究了我国不同时期城市生活垃圾治理公共政策焦点的演变规律。结果发现:纵观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治理公共政策焦点的演变轨迹,在"技术路线"、"垃圾属性"、"管理手段"、"治理结构"和"保障机制"方面发生了显著的政策主题变迁,呈现出垃圾治理朝更加绿色、更加经济方向发展的趋势。未来,应从监管体系、资源评估、财政补贴、空间布局4个方面保障生活垃圾零污染、高价值资源化治理。     

成都市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政策执行研究——基于史密斯的政策执行过程模型

以成都市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政策为研究对象,以史密斯的政策执行过程模型为理论基础,从政策制定、执行机构、目标群体和政策环境四大要素出发,对成都市相关政策执行情况进行逐一分析.并结合成都市实际情况,从完善政策内容,增强政策执行机构的执行力,调动目标群体积极性和优化政策执行环境4个方面提出相应的意见和建议,以期为推动成都市生活...     

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形势下的多源废荧光灯管回收管理机制建议

废荧光灯管的来源广泛,包括工业来源和社会来源,社会来源又包括居民来源,企业事业单位、公共场所等机构来源,具有多来源的特性。废荧光灯管中含有汞,若不经过妥善处理,会造成环境污染,对人的身体健康造成危害。随着国内生活垃圾分类的开展,废荧光灯管作为生活垃圾中有害垃圾的典型类别被强制分类,但仍存在很多问题。本文梳理了我国废荧光灯管的产生情况、LED灯替代情况,并对美国、欧盟、日本和我国国内典型城市的废荧光管理情况进行了总结。针对我国废荧光灯管的回收现状,从责任主体、责任划分、收集渠道、资金机制等角度提出了相关的管理建议,为推动我国废荧光灯管的管理提供借鉴。     

南京市栖霞区垃圾分类政策实施现状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称“垃圾分类工作就是新时尚”,政府在城市生活垃圾分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南京市栖霞区垃圾分类政策为研究对象,以多中心治理理论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理论基础,通过文献研究法和问卷调查法,分析南京市栖霞区垃圾分类政策试点的经验和教训,从校园宣传、效能管理、协同治理、奖惩机制四个方面提出相应的建议,以期垃圾分类政策的全域推广。     

垃圾分类收费推进我国城市垃圾分类收集的探讨

我国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逐渐增大,严重威胁人体健康及城市环境。分类收集是实现废弃物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有效手段。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状况不佳,大部分城市均为混合收集,给垃圾处理和城市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本文从国外发达国家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费促进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的成功经验出发,提出几点推动我国垃圾分类的对策。     

城市社区生活垃圾分类协同治理新模式探究

针对当前城市社区生活垃圾分类推行过程中面临的宣传引导统筹推进不到位、居民主体性地位彰显不足、居委会全面监管乏力、物业管理执行力度不够等困境,基于珠海市社区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实证研究,探讨社区生活垃圾分类协同治理实践模式中多元主体协同合作的运作机制,即以基层党组织为“主心骨”,以居委会为“指挥员”,以物业公司为“大管家”,以专业团队为“技术顾问”,以业委会为“润滑剂”的城市社区生活垃圾分类新模式,构建城市社区生活垃圾分类党建引领,多元主体相互影响、相互支持的“互构性关系”,形成社区生活垃圾分类长效机制。     

高校亲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大学生垃圾分类意愿视角

大学生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兴力量,其垃圾分类等亲环境行为对提升整个社会的环境治理成效起到重要作用。本文基于计划行为理论与“知—信—行”模式,构建大学生垃圾分类意愿机理模型,对南京市在校大学生的垃圾分类意愿进行问卷调查,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究影响大学生垃圾分类意愿的关键因素,通过差异性检验探讨不同类型高校在关键因素上的差异,并通过多群组分析探讨性别、设施与服务体系在意愿影响上的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①环境认知会通过行为态度、知觉行为控制形成一个传导机制间接影响大学生垃圾分类意愿;②行为态度、知觉行为控制显著影响大学生垃圾分类意愿,而主观规范无显著影响;③调研高校学生的垃圾分类意愿水平存在异质性,表现为高职院校＞一般院校＞重点高校;④性别差异显著影响垃圾分类意愿,女生更容易受到主观规范的影响,而男生更容易受到知觉行为控制的影响;⑤设施与服务体系先进或落后,对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无显著差异。据此,本文提出提升大学生群体垃圾分类意愿的对策建议,以期为培育大学生群体的亲环境行为及推进高校生活垃圾的分类治理提供决策参考。     

基于KANO模型探讨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现况及推进策略——以温州市为例

当前国家正强烈地推展环保意识,并加快推进生活垃圾分类,以建设一个青山绿水美丽的中国.因此各地也陆续出台了有关垃圾分类的一些法律法规,但是对于我国很多城市来说,如何有效推进垃圾分类依然是一个巨大的难题.研究中运用KANO模型调研温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现况,了解目前试点小区居民垃圾分类回收模式下的感受,以作为后续《城市生活垃圾...     

米东区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及处理调查分析

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城市生活垃圾对环境的危害越来越大,已经成为影响城市居住环境的重要污染源,如何进行城市生活垃圾的收集与处理显得至关重要。米东区作为乌鲁木齐市新型工业城区的代表,其经济虽然取得了飞速发展,但其城市居住环境却未得到足够地重视。鉴于此,围绕乌鲁木齐市新型工业城区的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和处理现状展开了社会调查,选取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作为靶区,随机选取70户人家进行了入户问卷调查,对调查结果进行了统计分析,得出了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家庭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及处理的特点,进而指出了新型工业城区垃圾分类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根据影响城市家庭生活垃圾产生量的因素,针对如何更好的实现垃圾的分类收集工作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浅析成都市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收运处理的试点经验

为实现成都市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收运处理,本文通过对成都市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收运处理试点区域的实地调研,分析了农村生活垃圾的组分,详细介绍了试点区域垃圾分类方式、收运流程、分类成效和保障措施等,提出一些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收运处理的重要的实践经验。     

协同治理视角下城市社区多元主体参与垃圾分类研究——以南京市Y社区为例

随着环保事业的不断发展,垃圾分类成为环境保护的重要内容,积极推动垃圾分类对改善环境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以南京市Y社区垃圾分类为例,发现居民分类意识弱、政府服务不充分、自治组织缺位、物业公司推脱义务等主体原因造成社区垃圾分类效果差。提出在协同共治视角下通过主体定位协同、意愿协同、机制协同、工具协同来促进社区多元主体进行垃圾分类协同共治,提高社区垃圾分类效果。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的环境经济政策分析

如何处理城市生活垃圾是我国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对我国面临的城市生活垃圾问题及原因、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技术、与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相关的环境经济政策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     

全国范围的居民生活垃圾分类参与意愿分析

分类是生活垃圾全过程管理的前提和基础,居民参与意愿是决定生活垃圾分类推行效果的重要因素。基于涵盖全国内地的1665份有效问卷,研究居民垃圾分类参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多数受访者愿意参与生活垃圾分类(70.7%),不同省(区、市)间居民参与意愿差异较大,垃圾分类推广措施需根据各地实际情况适当调整。个体因素和外部因素对居民意愿影响较大。设施不完善、宣传力度低、便捷程度低、缺乏分类氛围是阻碍居民实施垃圾分类的主要因素。建议采取多样化的组合策略下,东部地区相对侧重提高垃圾分类便利性,中部地区相对侧重改善社会分类氛围和政策宣传效果,西部地区相对侧重改善垃圾分类设施和政策宣传效果。针对性地开展居民意愿研究,有助于制定更有效的政策措施,提高居民生活垃圾源头分类参与度,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