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中游地区贫困村空间分异研究

以长江中游地区的湖北省、湖南省以及江西省在十三五规划当中所涉及的贫困村为研究对象，采用核密度分析、最近邻指数以及空间自相关等空间统计法，对贫困村的数量、空间分布密度及模式、垂直梯度分异等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长江中游地区贫困村省际分布有所不同。数量上湖南省>湖北省>江西省，并且同时存在典型的“平原型”贫困村和“山区型”贫困村，且在省域、国贫县、省贫县、非贫县、城市圈等多级尺度下的数量特征不同；（2）在城市群或者城市圈内，贫困村分布呈现低值集聚，而省域交界处的山区多为贫困村分布的高值集聚区；在巫山、雪峰山和武陵山的贫困连片分布区，贫困村多呈均匀型分布；在江汉平原地区，出现显著的集聚型分布；（3）贫困村的垂直空间分异显著。贫困村主要分布在海拔<200 m的平原地区，随着海拔的升高，数量不断减少。研究有利于更好地认知和理解长江中游地区的贫困村空间格局，实施更为科学的“精准扶贫”战略。     

上海大都市区物流企业区位分布特征及其演化

物流企业的空间分布决定城市物流空间格局、影响城市资源和生产空间的合理配置。以上海大都市区1995年以来物流企业属性数据为基础,综合应用区位商、平均最近邻、核密度及协同区位商等测度方法,探究各类物流企业的区位及其演化特征。研究发现：（1）受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及发展定位不同的影响,上海大都市区物流业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时空异质性,区域各类物流企业的时空发展水平差异显著;（2）上海大都市区物流企业正由“中心布局”转变为多“核心-边缘”模式,在中心区集聚极化的同时,郊区外围也集聚分布了大量物流企业,城市物流空间不断向外围扩张;（3）货代类和综合物流类企业通过信息共享、服务零库存等因素,促进企业间的共位选择;其他类型物流企业由于地域分工、企业选址分散,则出现了区位互斥现象。研究揭示了上海大都市区物流空间区位特征,既补充了城市物流的理论研究,也为今后城市物流业和物流设施发展提供借鉴     

武汉市乡村旅游空间集聚演化格局及影响因素

乡村旅游空间集聚发展对提高旅游效率、增强区域旅游竞争力、振兴乡村产业发展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常态化疫情防控下,城市边缘区成为乡村旅游的热点地区。文章选取2005、2010、2015和2020年四个年份,以武汉市为例,运用网格维分析、Ripley’s K函数和核密度分析方法从集聚形态、集聚尺度、集聚模式分析城市边缘区乡村旅游地的空间集聚格局演化特征,基于2 km*2 km微观尺度单元运用地理探测器定量分析乡村旅游空间集聚因素的影响水平,探讨空间集聚水平与影响因素的空间耦合分布。结果显示,武汉市乡村旅游具有区域不等概率分布的基本分形特征,呈线状分布形态并向周边扩散;空间集聚的强度随集聚空间尺度的扩大呈正态分布,集聚强度峰值的空间尺度由8增至18 km;空间集聚呈多核心层级状的点-轴扩散模式演化,形成多个不同规模的核心和次核心集聚区。自然生态、社会经济、高等级景区和政策调控因素共同作用于空间集聚格局,影响因素按解释力水平由高到低分别为高等级景区、路网密度、环城距离、河流水系、人口密度、山地资源和用地类型。双因素交互作用的影响力均高于单因素的影响力,产生非线性增强与双因子增强两种效应。此外,政...     

基于地理探测器的A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变动及影响因素——以山东省为例

基于ArcGIS空间分析和计算功能,采用最邻近指数、核密度分析、重心转移分析方法,从空间分布类型、空间分布密度、空间集聚方向等方面对山东省2003—2018年间A级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及变动特征进行研究,运用地理探测器从自然环境因素、社会政治因素和经济产业因素三方面选取了海拔高度、河流水系、平均气温、国家政策、政府支持、通车里程、常住人口、国民生产总值、第三产业占比和旅游投资10个指标对A级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影响因素进行探究,在此基础上对山东省A级旅游景区的空间结构优化提出对策,结果显示:(1)山东省A级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呈集聚状态,研究时段内A级旅游景区的分布重心向西迁移,并且逐渐接近山东省的几何中心;(2)山东省A级旅游景区的高密度区逐渐增加并呈现由"少而分散向组团结构和带状结构"逐渐演变的趋势;(3)研究时段内自然环境因素变化较小,属于静态影响因素,社会政治因素和经济产业因素变化较大,属于动态影响因素,旅游投资、国民生产总值、政府支持、国家政策和海拔高度是导致A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异的主要因素,任意两种因素交互后对A级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的影响均强于单个因素的作用,总体来看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能力逐渐下降,社会政治因素的影响能力呈波动变化,经济产业因素的影响能力稳步上升。在此基础上提出山东省A级旅游景区的空间布局优化对策:以高密度分布区为核心,以高密度分布带为重点,推进空间集群建设,加大政策集成,推动社会政治和经济产业等重要影响因素的发展,促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级旅游景区的建设。     

“三生”视角下的城市空间功能变化及调控路径——以长沙市为例

认知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城市空间生产、生活和生态功能的变化规律既是人文-经济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城市国土空间开发及其格局优化的内在依据。以长沙都市区为实证区，以遥感影像、城市土地利用调查数据等为主要数据源，选取2000、2009、2016年为研究时间节点，基于土地主体功能的差异构建“三生”功能评价体系，采用空间自相关、冷热点分析和样带分析等方法，探究长沙市“三生”功能的变化特征并提出调控路径。结果表明：（1）长沙都市区整体的生产、生活功能持续强化，但生态功能有所减弱；（2）长沙都市区内部“三生”功能强弱亦发生变化，不同功能空间重组，“三生” 功能的均衡性提高；（3）长沙都市区“三生”综合功能水平持续提升，高水平区域逐渐向城市中心集聚，呈现单核集聚→单核集聚-多核分散→网络均衡化的城市功能空间结构发展模式，但“三生”功能空间单元变化模式各异；（4）应从“三生”功能用地结构的“质”与“量”两方面对长沙都市区空间格局进行综合调控。     

湖南武陵山片区乡村转型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乡村转型是激发乡村发展活力，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深入开展连片特困地区乡村转型发展研究对推动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构建乡村转型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均方差决策法、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2006～2016年湖南武陵山片区乡村转型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表明：（1）湖南武陵山片区乡村转型度整体呈现出明显上升态势，乡村转型度较高的县域数量不断增加，乡村转型度较低的县域数量不断减少。（2）乡村转型度高值区主要分布在武陵源区、鹤城区、吉首市、冷水江市等县（市、区），低值区主要分布在片区的东南部和西北部，总体呈现出“中部高、西北-东南低”的空间格局特征。（3）湖南武陵山片区乡村转型空间分异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人均GDP、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是主导因素，其次是人均地方财政收入、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人均储蓄存款；各影响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对乡村转型空间分异作用力更强。不同区域应合理有序推动乡村转型发展，从而实现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接。     

浙江省景区村庄空间分布特征与可达性研究

以浙江省首批3A级景区村庄为研究对象,利用数学模型和ArcGIS软件综合分析不同类型景区村庄的空间分布形态和可达性,为景区村庄的布点选址和建设开发提供科学依据。结果表明:浙江的3A级景区村庄整体上呈空间均匀分布状态,不同类型景区村庄的分布特征明显,总体上核密度聚集区趋向接近中心城市,表现为大核—次核—小核的三大核心格局;整体上可达性较好,平均可达时间为31.6 min,平均可达性的区域间差异明显,受自然环境和交通网络的影响较大;不同类型景区村庄县域可达性呈显著集聚格局,可达性热点区主要是围绕以湖州、嘉兴市为主的浙北和以绍兴、宁波市为主的浙东地区,冷点区主要是以丽水市为主的浙西南地区和舟山群岛。景区村庄空间分布形态和可达性主要与基础肌理和经济政策两个关联条件相关。     

长三角人工智能产业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

基于从天眼查筛选的长三角人工智能企业数据,采用核密度法、空间自相关分析、地理探测器等方法,研究2015～2020年长三角41个城市的人工智能产业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城市群层面,长三角人工智能产业呈多中心集聚发展态势,上海、杭州、苏州、南京、合肥五大集聚中心带动产业整体向沪宁合杭甬发展带集聚;从产业基础层、技术层到应用层,随着产业链环节技术门槛的降低,集聚水平提高,集聚中心数量增多,集聚规模扩大。(2)城市层面,上海和苏州呈现出“多中心”集聚特征,而杭州、南京、合肥为“单中心”的集聚模式;应用层集聚程度高于技术层和基础层,并向人口最密集和数据生产最多的中心城区集聚,基础层和技术层则相对更多布局在产业园区。(3)城市人工智能技术关联产业的基础(计算机、软件等)、科技人员数量、创新能力是影响长三角人工智能产业空间格局的核心因素,但基础层、技术层和应用层的影响因素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湖南省红色村落空间分布格局及公路可达性研究

基于“红色村落”概念内涵界定,以湖南省262个乡村红色旅游景区(点)为数据样本,综合运用数理建模和GIS空间分析方法,定量刻画了全省红色村落空间分布格局及可达性特征。结果表明：(1)全省红色村落呈集聚型分布状态,不同空间板块或行政单元红色村落分布非均衡性特征突出,集聚强度具有随尺度距离增加而不断弱化的“空间衰减”规律;(2)红色村落整体呈“大分散、小集聚”分布格局,全省存在三大高密度集聚区以及多个红色村落跨界连绵集群组团,长征沿线、湘鄂赣及湘粤赣边区等形成多个“中低密度”集聚片区;(3)红色村落通行时间平均值为221.58 min,标准差为42.75,可达性整体状况不理想,且内部差异显著,可达性水平稳健性欠佳,不同可达时段内红色村落数理分布近似于呈“金字塔”状结构;(4)红色村落可达性空间分布呈现“中心-外围”结构特征,省际边缘区形成多个交通可达性低谷,与其核密度格局存在“空间错位性”,且具有沿交通干线分布的指向特征。最后,提出了优化红色村落可达性格局、驱动交通区位重构和推进红色旅游开发的对策建议。     

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是推进产业融合的重要载体，具有凝聚与整合功能。选取316个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为研究单元，运用空间分析法、地理探测器模型探讨其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多位于华东地区，在空间上呈凝聚分布；整体上呈现“小集聚、大分散”的密度分布特征和“网格维度差异显著、空间结构复杂”的分形特征；(2)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产加销一体化合作社个数、农产品加工业主营业务收入等7个因子对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个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3)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产加销一体化合作社个数等7个因子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分布的影响具有空间差异且存在双因子增强型交互作用，其中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个数对其他因素的增强作用最为明显。     

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的时空分异及驱动机理研究

基于"空间—要素"的理论框架,综合运用ESDA空间统计、变异系数、基尼系数等方法研究长江经济带1994～2017年经济发展差异时空演变及经济发展阶段判读,运用全局回归(OLS)与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分析经济发展差异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和驱动机理。研究表明:(1)长江经济带的经济发展差异从强集聚向弱集聚转变,经历了"萌芽—兴起—繁荣—转型"4个经济发展阶段,并呈现自我建设发展、区域大开发、趋同竞争、产业转型的阶段特征,区域经济呈现"均衡—不均衡—逐步均衡"态势。(2)长三角城市群为核心热点区,成渝城市群和滇中城市群为核心和次核心冷点区。经济发展经历集聚效应和涓滴效应交替,区域经济差异先扩大后减小而趋于均衡,符合"不平衡增长理论"规律。(3)地理加权结果表明,人口集聚、产业结构、外商投资、政府调控、交通发展、科技教育、金融状况是区域经济发展时空演化的正向内在动力,发展成本和地形条件是制约因素。产业结构是核心驱动力,科技教育是重要推动力,地形条件是发展基础。制定区域发展政策时,要考虑不同行政区和不同驱动要素的异质性和特殊性。     

中国城市住宅售租比时空分异格局及影响机制

以2009～2017年中国336个地级以上城市为基本研究单元,利用空间趋势面和探索性空间回归技术(ESDA)对中国城市住宅售租比的空间分布进行模拟和估计,并利用地理探测器模型从城市的经济因素、人口因素、社会因素和预期因素4大方面探析售租比时空分异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中国城市住宅售租比整体呈波动式上升的态势,空间分布呈现出"东高西低"、"东热西冷"的阶梯状格局,且住宅价格、住宅租金和售租比均存在明显的空间正相关性和较强的区域集聚性。收入水平和工资水平是影响售租比最大的因素,住宅预期、人口吸引力、租赁户比重、家庭规模、经济预期等也是影响售租比的重要因素,经济因素、人口因素、预期因素和社会因素的解释力依次减弱,4大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中国售租比的时空分异格局。     

江西省乡村休闲旅游地类型划分与空间格局研究

乡村休闲旅游地的多样化协调发展有助于优化乡村休闲旅游的空间格局。以江西省为案例地,选取312个乡村休闲旅游地为研究对象,借助Arc-GIS10.2空间分析工具,运用地理集中指数、变异系数和核密度分析、栅格分析、缓冲分析等研究方法探索了乡村休闲旅游地类型与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江西省乡村休闲旅游地类型多样,主要可划分为生态观光类、休闲度假类、农事体验类、农业科技类、乡土文化类和特色村镇类6大类型;(2)江西乡村休闲旅游地整体上呈现出"人"字型结构的集聚分布特征及"傍水"、"亲景"、"沿路"、"环城"的整体分布特征;(3)6大类型乡村休闲旅游地均为集聚分布,但集聚状况具有明显差异,其中乡土文化类集聚程度最高,农业科技类最弱;(4)发达的河流湖泊水系、高星级景区的建设、交通路网的可达性、城市客源和乡村休闲旅游政策的支持对江西乡村休闲旅游地的空间分布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基于研究结论,为优化江西乡村休闲旅游地空间布局及未来乡村休闲旅游发展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中原城市群交通网络通达性演化及优化研究

城市群交通网络的合理发展对于促进区域资源整合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采用空间句法模型,分析1995～2015年中原城市群交通网络通达性演化特征,并提出相应交通网络优化改进建议。结果表明:(1)1995～2015年期间,中原城市群交通路网由初期的"发散"状,逐渐演化成为"树轮"状;通达性中心也由初期的郑州市扩大到洛阳市、许昌市、周口市、商丘市、开封市等周边城市,通达性较高的轴线已经从区域性线状分布发展为中心地区面状分布。(2)1995～2015年期间,中原城市群各城市通达度均有提高,京广线辐射区内城市通达度提升幅度明显大于陇海线辐射区域;郑州市、邯郸市等核心城市的通达度增长率在减缓,而亳州市、淮北市等边缘城市通达度增长率在上升。中原城市群交通路网建设总体呈空间收敛趋势,但城市间的通达度水平仍在逐渐拉大。(3)基于以上分析,研究提出将中原城市群交通系统整体培育成以郑州市为中心,以陇海线和京广线为"十"字发展轴的"多核多向状"网络结构。改进后的路网可以提升中原城市群各城市的通达性,能够充分体现城市群中心带动边缘、城市联动发展的基本功能。     

城市群城市用地扩张时空特征及驱动机制研究——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探讨城市用地扩张时空特征及驱动机制,对制定有效的城市群高质量发展规划和国土空间规划至关重要。以城市群为研究对象,运用扩张强度指数、景观扩张指数以及SAR Probit模型对长株潭城市群城市用地时空特征及驱动机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城市群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其城市用地扩张表现出不同的特征,研究期内城市群的城市用地扩张强度呈先加强后减弱的趋势,并表现出"中心-边缘"扩张空间格局。(2)城市群城市用地空间扩张类型整体上呈现扩散向集聚转变态势,符合"扩散-集聚"的城市增长理论。1995～2010年以飞地式扩张类型为主,2010～2018年边缘式扩张类型替代飞地式成为主导类型。(3)社会经济、地理、可达性以及溢出效应等因素综合作用,对城市用地扩张产生了正向和负向影响,判定出社会经济和溢出效应因素为影响城市用地扩张的主控因素,并提出了城市群城市用地扩张的"四力"驱动机制框架。以上研究发现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城市群的城市用地扩张过程,能够为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和高质量建设提供科学依据。     

中国城乡一体化水平的时空特征与门槛效应

基于中国省域2007～2016年面板数据,重构了城乡一体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中国城乡一体化水平进行了测度,并通过趋势面分析、空间自相关、门槛模型研究了中国各个省市城乡一体化水平的时空格局演变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城乡一体化水平在"城乡空间、城乡经济、城乡社会、城乡文化、城乡生态"5个维度中稳步上升,区域差异呈现出"两升一降"的"N"型变化趋势;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即在东西方向上存在较为稳定的"东高西低"的空间趋势,在南北方向上存在"两端低中间高"的空间趋势;城乡一体化水平全局上表现出空间集聚特征,局部上城乡一体化水平热点区和次热点区主要集中在中国的东部地区和东南沿海的省市,冷点区主要集中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和政府行为均对城乡一体化水平具有显著的双门槛效应。     

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城镇化与生态环境时空耦合特征

城市群作为多要素集聚空间,以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关系为代表的"人-地"耦合特征与规律有待深入探讨。立足于"人-地耦合"视角并构建指标体系,综合测度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并进行协调类型划分与主控因素的分析。研究发现:(1)城市群整体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达到0.38,空间依赖性较强,且高低聚类程度较高;(2)三大城市群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存在阶段性差异,空间不均衡性较为显著;(3)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的"协调型"特征具有多种类型,城镇化滞后型协调现象较为普遍,同时存在"弱势型"协调问题;(4)城市群整体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主控因素在十年间由经济城镇化转为人口城镇化;长三角、长江中游和成渝三大城市群分别受到人口集聚、建设投资与工业污染的主导影响。     

中国环境质量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污染和吸收两个视角

提升环境质量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涵和必然要求。基于环境污染和环境吸收两个视角,在综合大气、土壤、水体三大环境要素测算环境污染指数和吸收指数的基础上,结合环境质量影响因素的地域差异性,采用SDM模型分析全国及各地区环境质量的影响因素和空间效应。研究表明：（1）环境质量的空间集聚特征明显,地域不平衡问题突出,环境恶化的趋势没有得到根本性扭转;（2）重工业比重偏高是造成环境质量低的最主要原因;（3）东部地区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逐渐趋于协调,但人口集聚给环境带来较大负面影响。中、西部地区“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率”的发展模式成为提升环境质量的掣肘。最后,针对不同地区发展特点提出“硬治理”与“软治理”融合的差异化环境治理路径。     

基于相对碳赤字的中国省际碳补偿时空格局研究

为研究揭示中国省际碳补偿时空格局变化特征,文章对基于绝对量碳赤字的碳补偿测算模型进行了改进,构建了相对量碳赤字的碳补偿测算模型。研究结果表明：（1）2007~2017年我国碳补偿总额呈现下降趋势,且呈现出显著的阶段性,主要是受到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全国各地的GDP增速不断放缓的影响。（2）从我国各省（市）来看：碳补偿额度平均值排在前列的省(市）主要有上海、辽宁、江苏、天津、山东,浙江、山西、北京,而排名较后的省份主要有内蒙古、新疆、广东、黑龙江。（3）我国碳补偿额度热点区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区域的江苏、浙江、上海;冷点区主要分布在西北区域的甘肃、青海、新疆以及东北区域的黑龙江、吉林。碳补偿额度整体呈现以东部沿海,京津,北部沿海区域为中心向外围递减的空间格局,表现为经济较发达地区向经济欠发达地区进行补偿,且2007~2017年我国碳补偿空间格局变化较小,即碳补偿空间格局具有“惯性”特点。     

长江经济带土地生态安全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

为了实现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发展目标,系统分析该地带土地生态安全问题是关键。通过构建土地生态安全DPSIR模型,对2006~2016年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市的土地生态安全水平进行评价,在此基础上,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与地理探测器方法探究土地生态安全的时空演化特征及主要影响因素。研究得出：(1)时间上,2006~2016年长江经济带土地生态安全水平呈现明显的增长趋势,土地生态安全状况逐渐改善;空间上,土地生态安全水平从东向西逐渐递减,但其空间差异正逐步缩小;区域间,长江三角洲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为土地生态安全水平的增长热点区,并向城市群外围逐步扩散。(2)长江经济带土地生态安全存在着显著的正空间自相关,呈现集聚分布特征：土地生态安全高值（H-H）集聚区主要分布于长三角地区,低值（L-L）集聚区主要分布于湖南、贵州二省的部分地区。(3)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环境保护力度、土地利用效率、城市化水平为长江经济带土地生态安全的主导影响因素,但不同区域的主导驱动因素存在显著差异,这为改善土地生态安全,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提供了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