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旅游扶贫效率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采用Super-SBM模型、均方差分解法以及LS回归模型,探讨2006～2016年湖北省3大片区24个国家级贫困县旅游扶贫效率的时空异质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2006～2016年湖北省旅游扶贫效率呈稳步提升态势,但整体水平仍相对较低,大致呈现出"秦巴山片区武陵山片区大别山片区"的空间分异格局,高效率县域位于秦巴山片区与武陵山片区。(2)湖北省旅游扶贫效率总体差异与片区内差异呈敛缩态势,但片区间差异处于离散状态;大别山、武陵山、秦巴山3片区内部差异是造成湖北省旅游扶贫效率差异的主因。(3)从省域整体来看,结构化动力与经济动力对旅游扶贫效率的正向驱动作用表现最为明显;从片区层面来看,秦巴山片区主导因素为经济动力与交通动力,武陵山片区主要受经济动力和结构化动力驱动,而影响大别山片区旅游扶贫效率的主要因素为交通动力与信息化动力。因而不同片区应采取不同的旅游扶贫政策,以扩大旅游发展的益贫与减贫效应,提高旅游扶贫效率。     

长江中游地区贫困村空间分异研究

以长江中游地区的湖北省、湖南省以及江西省在十三五规划当中所涉及的贫困村为研究对象，采用核密度分析、最近邻指数以及空间自相关等空间统计法，对贫困村的数量、空间分布密度及模式、垂直梯度分异等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长江中游地区贫困村省际分布有所不同。数量上湖南省>湖北省>江西省，并且同时存在典型的“平原型”贫困村和“山区型”贫困村，且在省域、国贫县、省贫县、非贫县、城市圈等多级尺度下的数量特征不同；（2）在城市群或者城市圈内，贫困村分布呈现低值集聚，而省域交界处的山区多为贫困村分布的高值集聚区；在巫山、雪峰山和武陵山的贫困连片分布区，贫困村多呈均匀型分布；在江汉平原地区，出现显著的集聚型分布；（3）贫困村的垂直空间分异显著。贫困村主要分布在海拔<200 m的平原地区，随着海拔的升高，数量不断减少。研究有利于更好地认知和理解长江中游地区的贫困村空间格局，实施更为科学的“精准扶贫”战略。     

贵州省农村贫困化的时空分异与影响因素分析:2003～2015

研究农村贫困化的时空分异与影响因素对因地制宜制定脱贫战略具有重要意义。以贵州省县域为研究单元,选取贫困发生率为研究指标,采用变异系数、空间统计模型、空间变差函数、双变量LISA模型等定量方法对2003～2015农村贫困化的时空分异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得出以下结论:(1)贵州省农村贫困程度整体在加深,区域差异日益加剧,在空间上呈东部、南部、西部高,而中部和北部低的"U"形空间分布格局。(2)县域贫困化重心在107.047 2°E～107.174 4°E,26.668 5°N～26.713 2°N之间变动,总体上向东南方向移动,贫困化大体呈现"东北-西南"的空间分布格局。(3)农村贫困化空间格局演变同时受到随机性和结构性因素影响,其空间分异主要体现为南—北向,而西北—东南方向则较为均衡。(4)农村贫困化与影响因素的相关性存在较大差异,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粮食产量与农村贫困化的负相关关系最为明显,各因素与农村贫困化的双变量LISA聚类图的空间差异明显。最后,从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制定差异化扶贫措施和走产业扶贫的道路等方面提出了破解贵州省农村贫困的对策建议。     

中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农民收入的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是我国精准扶贫的重点攻坚对象,推动该区农民增收与稳步脱贫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意义重大。基于农民人均纯收入作为测度指标,综合运用空间分类与空间滞后、误差模型分析2000—2014年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667个县域农民收入的时空变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得到以下结论:(1)2000—2014年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农民收入不断增加,但各个片区间的差距明显,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更是差距显著。总结而言,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较,其绝对收入差距逐渐增加,而相对收入差距表现出逐渐缩小的变化趋势。(2)从其空间特征来看,2000—2014年农民收入的空间分异与其贫困县集中连片分布形态的相似度较高,总体呈现出以低收入与较低收入水平区连片集中分布,较高收入与高收入水平区呈零星分布的分布特征,且随时间变化很小。长江上游贫困片区与环首都周边的贫困县农民收入较低且集中,在当下推进长江经济带与京津冀协同发展两大战略稳步实施的形势下,促进这些区域经济的稳步发展会直接影响到两大战略的成效。(3)从参数估计的结果来看,耕地资源基础、粮食产出效益是影响片区内农民收入的主要因素;中心城市综合实力较弱与交通落后,导致其对贫困县的经济带动作用有限;提高城镇化水平,加快城镇化进程对农民收入产生重要的正向作用;加强高素质人才队伍的引进,发挥其经济创造价值对贫困县农民的增收有比较重要的促进作用;人口迁移因子对农民收入的作用也比较显著,推动部分环境恶劣的片区农民整体外迁是减贫的一条重要途径。     

干旱内流区绿洲乡村聚落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分析——以塔里木河流域为例

把握干旱区绿洲群乡村聚落空间规律,揭示其驱动因素,以期为新疆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聚落规划和管理提供依据。基于GIS空间分析技术、景观韵律指数及计量统计方法,研究塔里木河流域绿洲乡村聚落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塔里木河流域绿洲乡村聚落规模差异悬殊、微小型聚落数量居多、整体呈小规模—低密度—多核破碎化分布;(2）流域上游至下游,乡村聚落密度、规模、形状、破碎化程度分异明显,空间上呈现逐次递减态势,且大小绿洲、兵地聚落差异明显;(3）聚落主要分布在海拔767~1 746 m、坡度0° ~ 4°、距河流2 km以内。交通、经济、政策、兵地体制等人文因素是推动聚落空间演变及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但在塔里木河流域复杂的地势地貌及河流典型的内陆性质影响下,聚落的格局发展演变受自然因素制约较强。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同性——基于不同时序脱贫县(市)的比较

本文构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选取江西省2011一2018年10个贫困县(市),运用熵权法和耦合协同模型,测算脱贫攻坚指数、乡村振兴指数以及两者的耦合协同度。研究结果显示:①各县(市)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指数均呈上升趋势,井冈山市和吉安县均保持领先水平,不同时序脱贫县(市)的脱贫攻坚指数时间演化趋势基本一致。②两者的耦合协同度呈稳定增长态势,从2011年的中度协同(0.454 7)走向2018年的极度协同(0.803 8),整体上呈现东北高、西北低的空间分异特征,其最高水平仍为井冈山市和吉安县。不同时序脱贫县(市)耦合协同度及其所处协同阶段差异非常显著,2017年脱贫县(市)经历高度协同、极度协同阶段; 2018年脱贫县(市)要滞后一个阶段,起始于中度协同,最终步入极度协同;而2019年脱贫县(市)和未脱贫县(市)只经历前三个协同阶段。③良好耦合协同度是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共促共进的结果,实现乡村振兴各个维度的均衡发展能促进贫困县早日脱贫,同时也是构建良好协同关系的重要基础,产业兴旺是影响贫困县(市)脱贫时序、乡村振兴水平及其耦合协同度差异化的重要驱动因素,而生活富裕成为不同时序脱贫(市)的乡村振兴的共同均衡点。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思考:对脱贫较晚的县(市),耦合协同度相对滞后,要加快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以乡村振兴带动脱贫攻坚以激发脱贫的内在动力,未来发展应该抓重点,坚持生态优先的理念,加快产业转型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对脱贫较早的县(市),其耦合协同度相对领先,要进一步巩固和提升脱贫攻坚的成果,要突出解决乡村振兴发展中的短板和不足,从而达到五个维度的协同推进,形成区域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良性的、可持续的发展局面。     

中国农村信息化、农业产业化与乡村生态化耦合协调发展

新时代,推动农村信息化、农业产业化与乡村生态化“三化”融合发展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也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该研究分析了中国农村信息化、农业产业化、乡村生态化三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在建立相关指标体系基础上,采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相关性分析及空间面板回归模型,探究2010—2019年中国省域“三化”综合评价水平和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分异特征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农村信息化、农业产业化与乡村生态化的综合评价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具有明显的地区发展不平衡和系统性差异。(2)“三化”耦合协调度不高,其均值保持勉强协调型,但整体呈增长态势,且存在明显的空间非均衡性分布特征,初级协调型省份数量从3个增加至11个。(3)“三化”耦合协调度存在显著的空间正向自相关关系和空间聚集特征,空间关联类型以H-H和L-L集聚为主;冷热点区则具有聚合式面状分布和迁跃性特征。(4)“三化”耦合协调程度主要受人均GDP、城镇化水平、农业财政支出和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的显著影响,并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各因素对东中西部地区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对此,提出坚持分类施策,逐步缩小“...     

中国农业数字化与绿色化时空耦合协调关系及驱动力分析

农业绿色化发展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要求,数字乡村发展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探究二者协同互动关系是当前新时代乡村振兴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根据二者内涵及耦合机理构建综合评价体系,基于耦合协调相对发展度模型,定量测算2010～2019年中国农业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水平,并对其耦合协调的时空格局演变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2010～2019年间,中国农业数字化水平呈稳步提升态势,总体呈现出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分布格局,且东西部数字化差距正逐渐缩小。中国农业绿色化水平呈现快速上升趋势,区域间农业绿色化水平差异正逐步缩小。(2)中国农业数字化与绿色化耦合协调度呈增长趋势,耦合协调度高值区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以东地区。数字化是胡焕庸线以西地区未来优化的重点方向,绿色化是胡焕庸线以东地区未来应重点发展方向。(3)中国农业数字化与绿色化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异是由多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创新水平和经济水平是核心影响因素。基于此,政府应加快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业资源利用效率,因地制宜出台具有针对性的农业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发展区域政策,推动数字化赋能农业现代化发展。     

江苏省乡村性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城乡一体化思想,在分析乡村性内涵基础上,采用人口密度等指标构建乡村性评价体系,以全国第五、六次人口普查等数据为基础,借助SPSS、ArcGIS、Geoda软件,探讨了江苏省县域单元乡村性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00～2010年,江苏全省县域单元乡村性逐渐减弱,并呈现出阶梯状的空间分布态势;(2)各县域乡村性指数并不表现为完全随机状态,而是存在显著的正空间相关性。热点区域分布在沭阳县与泗阳县交界处为核心的圈层结构,冷点区域集中在乡镇工业发达的苏锡常地区;（3）社会环境、交通、资本、工业化和城市化、政策等因素是乡村性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4）未发现乡村性加强的现象;在数据可获得情况下,以乡镇为单元研究乡村性将具有更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基于不同尺度的湘鄂赣地区传统村落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

分析区域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可为传统村落的整体保护与分区保护提供理论支撑,也可为制定保护政策提供科学依据。以湘鄂赣地区550个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运用空间分析方法和数理统计方法,从市域、县域两个尺度探讨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湘鄂赣地区传统村落具有分布广泛、局部集中的特征,分布形态呈集聚型,且县域尺度的集聚特征比市域尺度更明显;江汉-洞庭湖平原为低低集聚区域,传统村落分布稀疏。在两个尺度上,传统村落数量均与平均海拔、年均降雨量呈正相关,与河流密度、年均气温、公路密度、城镇化率、人均GDP、人口密度呈负相关。平均海拔、公路密度在市域尺度对传统村落的分布影响显著,年均气温、年均降雨量、人均GDP在县域尺度对传统村落的分布影响显著。自然地理因素是湘鄂赣地区传统村落形成的环境基础,并通过影响社会经济活动进而影响传统村落的保存。     

空间贫困分异特征、陷阱形成与致贫因素分析

消除贫困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要历史使命。目前,中国脱贫攻坚进入关键的决战决胜阶段,精准脱贫成为实现乡村振兴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问题。本文以贫困突出的江西革命老区为例,采用ESDA空间探索性分析和空间计量模型,探究其空间贫困分异特征、陷阱形成机制及影响因素,发现:①从时间维度看,2000—2016年,受国家贫困标准线大幅调整影响,江西革命老区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呈现三个断点下降时期,总体脱贫进程加快。②从空间维度看,江西革命老区各县(市、区)的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明显减少,贫困分异特征表现为高贫困地区集聚于南部的集中连片区或国家级贫困县,低贫困地区主要集聚于北部的非贫困区。③进一步通过空间检验发现,江西革命老区贫困以"高-高"集聚模式为主,并形成"空间贫困陷阱",均属于集中连片特困区或国家级贫困县;少数地区的贫困还存在"低-低"集聚模式,形成"脱贫溢出效应",均属于非贫困区。④实证结果表明,城乡收入之比和中学教师负担学生数显著加剧了江西革命老区贫困水平;而农民人均纯收入、卫生技术人员比例和农业机械化水平对减贫具有显著正向作用;贫困空间滞后项的显著为正也再次验证了江西革命老区"空间贫困陷阱"及"脱贫溢出效应"的存在性;相邻地区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卫生技术人员比例的减贫效果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为此,本文提出实现江西革命老区精准脱贫建议。     

重庆市生态保护红线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时空演变特征及其驱动

生态保护红线是保障区域生态安全的底线,生态保护意义重大。以重庆市生态保护红线区为研究对象,采用影响生态系统服务状况的生态参数修订"中国生态系统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当量表",综合分析了该区域2000～2015年间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时空演变特征及其驱动因素。结果显示:(1)重庆市生态保护红线区生态系统类型主要以森林为主,占比达到了75%以上;时段内森林、湿地和人工表面面积呈增加趋势,农田和裸土持续减少;(2)15年间,研究区ESV增加了87.09亿元,增幅为6.63%,但增速呈逐渐减弱趋势;各类ESV中森林贡献率最大,其次为湿地和草地;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类型主要是气候调节和水文调节服务,且水文调节服务ESV在时段内增加趋势最为显著;(3)ESV价值密度最高的区域主要分布在大巴山、方斗山、川河盖、四面山、金佛山等中低山区;时段内主城区"四山"、金佛山、黑山,以及中部川东平行岭谷的精华山、黄草山、雪宝山区ESV呈明显增加趋势,城口县和巫溪县交界地区、巫山县北部、奉节县中部、彭水县北部、黔江区南部、以及江津区、綦江区南部ESV呈轻微减少趋势,全市有36个区县ESV呈增加趋势,3个区县ESV有所减少;(4)湿地面积虽小,但其ESV总量仅次于森林,且单位面积ESV较其他类型更高,应更加注重对湿地的有效保护;(5)城镇化率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是研究区ESV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说明生态保护红线区生态系统服务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基本耦合。     

基于村级尺度的湖南农村水贫困比较研究

为综合评价湖南农村水贫困现状,找出有效应对措施,以国外最新的水贫困理论为依据,构建湖南农村水贫困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实地调查和访谈获取并整理出湖南3种地貌类型区6个行政村的水贫困评价数据;采用非均衡法测算水贫困状况并分析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湖南农村水贫困具有明显的地域分异现象,即湘西山区最为严重,RWPI值均小于20;湘北洞庭湖平原区最弱,其值在55~56之间;而湘中丘陵区介于其间。不同地区水贫困各系统的综合得分不同,只有提高且均衡各系统的综合得分才能有效减轻地区水贫困程度。供水设施欠佳、利用能力偏低是地区间水贫困状况不同的主要驱动因素,而水资源状况是其次要驱动因素;农村环境问题和低效用水是省内各村水贫困评价的短板,因此地区水贫困是区域水资源自然禀赋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结果。针对评价结果,提出了发展农村经济、提高综合实力、做好环保工作和提高用水效率等措施应对农村水贫困问题,可为新农村建设中的水资源管理提供新思路     

基于3D理论与SEM的县域交通可达性与空间贫困的耦合机制

为获取连片特困地区县域交通可达性与空间贫困程度之间的耦合关系,运用路网-栅格集成法的加权时间成本距离模型对县域综合交通可达性进行测算,构建了基于“3D”理论的空间贫困评价指标体系,基于结构方程模型获取了二者的空间耦合机制,并以滇西边境山区为例进行分析验证。结果表明：滇西边境山区各贫困县（区）可达性水平的空间分异特征显著,且邻近效应突出,骨干路网的完善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贫困县域的县外可达性水平;滇西边境山区的贫困发生率呈现中心发散、集聚分布的空间特征,贫困程度的改善与地均GDP、市场距离、产业距离、交通分割、贫困分割呈正向相关,与地均人口密度呈负相关;区域空间贫困程度与交通可达性的耦合强度为023,呈显著负向影响。通过提升可达性水平和县域间通达程度,可为扶贫攻坚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贵州省经济弱县的确定及其特征分析

应用层次分析法,测算出贵州每个年度全部县域的经济社会发展综合实力排序值及其排序位次。由此得出排在前列的一部分县域,列为该年度经济强县,排在末尾的另一部分县域,列为经济弱县。贵州经济弱县一般特征是:人均GDP较低;农村贫困面较大;边际地理区位;属于民族自治的经济弱县较多;山地面积较广。当前分布格局为:东部经济弱县较多,西部较少。相对集中的经济弱县,形成4个片区。从每个片区的自然条件出发,论述维护生态环境与发展经济的有利和不利因素,揭示片区差异,提出必须解决的问题。     

湖南境内武陵山片区旅游产出规模分异、质量与空间结构初探

旅游产出规模与旅游产业的辐射带动作用息息相关,综合运用位序-规模理论模型、基尼系数（G）、离散系数（CV）、赫芬达尔指数（Hn）、首位度（S）定量分析了湖南境内武陵山片区的县市2010～2015年旅游产出规模分布与规模差异变化;通过旅游规模的质量指数来评价具体县市的旅游产出规模质量,并根据规模高、低和质量的优、良、普、差划分为8个等级类型,在此基础上,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片区旅游产出规模的网络节点、空间结构再分析,通过Pajek和GIS进行可视化展现。研究发现：⑴湖南境内武陵山片区的旅游产出规模的集聚程度较高,旅游收入规模与旅游人次规模在分布演进的趋势上存在非同步性,当前阶段旅游产出规模的绝对差异程度表现在旅游收入与旅游人次上较高,但是相对差异程度在逐渐减弱;⑵旅游产出规模质量等级Ⅰ型占比仅1/4,Ⅱ型、Ⅲ型、Ⅳ型空缺,总数占3/4的低规模的4种类型的县市旅游产出规模质量亟待改善;⑶中心度、结构洞等指标的变化反映了随着片区内旅游流的流动与扩散效果的加强,传统旅游县市在整个网络结构中的重要程度在降低,而新兴旅游县市的影响力在逐渐提高,因此缩小了县市间旅游经济发展的差距;⑷大片区旅游发展规划有利于武陵山片区旅游产出规模的均衡化,更大程度的释放旅游扶贫的效用     

恩施地区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评价

以恩施地区2010年统计数据为依据,对其2010年的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生态盈余进行计算和分析,并将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生态盈余和万元GDP生态足迹分别与恩施地区贫困村分布密度进行空间耦合。研究表明：（1）恩施地区人均生态盈余为0467 hm2,人均生态承载力为0947 1 hm2,人均生态足迹为048 hm2;（2）贫困村分布密度最高的来凤县、建始县人均生态盈余很少,而贫困村分布密度最低的利川市、咸丰县、宣恩县、鹤峰县,人均生态足迹最高和最低的县分别是咸丰县、宣恩县,鹤峰县的生态承载力最高,人均生态盈余最高的是宣恩县、鹤峰县,万元GDP生态足迹最高和最低的分别是利川市,巴东县;（3）通过生态足迹的研究,提出了恩施贫困地区需放大生态比较优势,〖JP2〗因地制宜,努力将生态盈余转化为直接的经济增长,使之能够有效的帮助贫困地区脱贫致富     

农村人口转移趋势及空间指向研究

农村人口转移及城市集群发展加速城镇化进程,把握农村人口转移趋势,导引农村人口有序转移是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键。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基于此,本文选择湖南省和长株潭城市群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农村人口转移趋势及其空间指向。本文选择人口发展方程和回归分析两种常见的人口总量预测方法测算湖南省2016—2030年人口总量,比较测算结果发现人口发展方程虽然在年增长率的预设上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但在长期人口预测中表现出更好的适用性。在城镇化率预测上,Logistic增长模型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因此本文选择人口发展方程和Logistic增长模型,预测湖南省和长株潭城市群2016—2030年的人口总量和城镇化率,在此基础上计算出人口城乡分布的大致状况,进而估算农村人口转移趋势。预测结果显示2016—2030年间,湖南省和长株潭城市群分别有大约980万和567万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长株潭城市群城镇化率和农村人口转移进程均领先于湖南省平均水平,尤其是城市群中心城市。据此,可得出结论:城镇化进程中的城市群发展在推动农村人口转移中的作用突显,农村人口转移空间指向城市群集聚,即城市群是引领城镇化进程的空间经济主体形态,是农村人口转移的"牵引力",是农村人口转移空间指向的"内聚力"。同时,农村人口加快向城市群聚集的趋势也呼吁城市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的创新,智慧城市或是这一变革的最优方案。     

可持续农业和农村发展试验区的实践──以湖南省娄底地区为例

湖南省娄底地区是我国可持续农业和农村发展（SARD）试验示范区之一，六年来的研究与实践缓解了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使该地区初步走上了农业与农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