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的资源集约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运用DEA分析方法,构建了测算城市发展过程中资源利用集约效率的计算模型,并对我国35个大中城市2001-2006年间的劳动力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和电力资源这四种资源的集约效率进行了测算.发现,我国城市资源集约效率较低,效率值平均在70左右,并呈现出东部城市的资源集约效率高于中西部地区城市的不均衡分布状况.同时,运用随机效应面板模型分析了影响资源集约效率的因素.在影响集约效率的因素中,政府作用力、经济开放程度对水资源和土地资源的集约效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对电力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却有着抑制作用.产业结构和经济腹地变量对资源集约效率的提高有着正向的促进作用,而金融发展环境变量对资源集约效率的提高有着负向的抑制作用.     

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创新产出的空间集聚及其溢出效应

基于2005～2014年空间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对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创新产出的空间集聚及空间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创新产出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空间集聚特征明显,总体上形成了以上海为核心,以南京、杭州、宁波、合肥等城市为重要创新节点,由沿海向内陆发散的空间集聚格局。（2）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创新产出在地理空间上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邻近城市创新产出的提高,将促进本城市创新能力的增强。（3）空间效应对城市群城市创新产出的作用显著,忽视空间要素对城市群创新产出的影响,将使估计结果产生偏差。（4）各创新要素对城市群城市创新产出的影响存在差异,人力资本、资金投入水平和创新平台不仅能提高本城市和邻近城市的创新水平,而且对城市群的创新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交流学习能力对本城市创新产出的正向作用显著,对邻近城市具有明显的负向溢出效应,而对城市群创新产出的作用并不显著;政府支持力度对本城市创新产出具有促进作用,对邻近城市创新产出作用不显著,对城市群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较弱。最后提出了提升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创新发展水平的政策建议和未来的研究方向。     

创新型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测算、外部性与提升路径

绿色发展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方面，创新是驱动绿色发展的重要支撑。该研究基于2006—2019年共277座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EBM-GLM模型计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将其分解为绿色技术进步和绿色技术效率，运用多时期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创新型试点城市政策能够促进绿色发展。进一步从城市网络外部性视角，运用空间双重差分（SDID）模型分析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发展的溢出效应，并探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减排降污、促进绿色发展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创新型城市试点建设能够显著提高城市绿色发展水平，降低污染排放量。(2)进一步地，创新型城市建设能显著促进城市绿色技术进步，而对城市绿色技术效率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3)由于城市网络外部性的存在，创新型试点城市建设会对邻近城市的绿色发展水平产生负向的溢出效应。更进一步地，在城市网络外部性的影响下，这种负向溢出效应主要作用于邻近城市的绿色技术进步上，对邻近城市绿色技术效率的溢出效应不显著。(4)创新型试点城市建设通过提高科技水平、提升财政支持力度以及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显著提升城市绿色发展水平。推动创新型城市绿色发展，应重视城市网络外部性的作用，...     

数字经济对旅游业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及门槛效应

旅游业是信息密集型行业，与数字经济具有天然适配性。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要求下，提升旅游业碳排放效率问题日益紧迫，而数字经济的发展为旅游业碳排放效率提升提供了新契机。科学评价数字经济对区域旅游业碳排放效率的影响效应，有助于依托数字经济赋能旅游业节能减排，为旅游业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支撑。该研究基于2011—2019年中国30个省份数据，利用地理加权回归和双重门槛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对旅游业碳排放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1)全国旅游业碳排放效率整体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分布格局。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在研究期内呈现出显著上升趋势，且在空间上呈现出“东南高，西北低，中部均衡”的格局。(2)数字经济发展对旅游业碳排放效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GWR模型结论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旅游业实现低碳绿色转型。(3)数字经济对旅游业碳排放效率的提升存在双重门槛，且表现出倒“U”型非线性关系。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小于第一门槛值时，旅游发展显著正向促进旅游业碳排放效率；当该值处于第一和第二门槛值之间时，这种正向促进影响变小；当该值大于第二门槛值时，则为负向影响。因此，该研究建议：应加大数字经济...     

能源禀赋与技术进步对中国碳排放强度的空间效应

基于1997-2012年中国30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相关统计数据以及IPCC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指南估算碳排放量,结合GDP数据得出各地区的碳排放强度,并利用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就能源禀赋和技术进步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及趋势展开实证研究。结果显示:1样本区间内,我国碳排放强度的全域Moran’s I指数均为正值,且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我国省域的碳排放强度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碳排放强度较高的省区和较低的省区均趋于相邻。另外,碳排放强度全域Moran’s I指数呈现出波动上升趋势,表明碳排放强度的集聚程度趋于强烈。2能源禀赋对地区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能源丰裕地区,倾向于利用比较优势,发展能源开发、加工等能源依赖性强、附加值低的初级产品,最终形成了高碳排放的发展路径。能源禀赋对碳排放强度还具有显著的空间外溢效应,能源丰裕的地区在推高当地的碳排放强度的同时,还会辐射到周边地区,并进一步影响全国的数据。受能源开采限制以及国家政策等的影响,能源禀赋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程度有弱化的趋势。3技术进步各变量对我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有所差异,其中外商投资和科技经费投资对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而人力资本和专利授权量的溢出效应不明显。从时间趋势来看,技术进步各变量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均有所减弱,甚至出现由负向转为正向效应的情况。这说明,我国目前的技术无法适应低碳要求,需要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结构,加大对教育及科技的投入,特别是要加强节能技术的扶持,以发挥技术溢出效应,实现节能减排目标。     

基于物质平衡原则的中国工业碳排放绩效分析

基于物质平衡原则,应用数据包络分析法构建了Malmquist碳生产率指数,用以考察碳排放绩效的动态变化。通过该指数的分解,碳排放绩效的变化被分解为技术效率效应、技术变化效应和配置效率效应,从而揭示了提升碳排放绩效的三个重要途径,即技术效率改进、技术进步和配置效率改善。应用上述分析框架,论文分析了1997-2012年期间中国工业碳排放绩效的动态变化及主要来源。结果显示,在全国平均水平上,研究期间中国工业部门的碳排放绩效总体上增长较快,碳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5.8%;碳排放绩效增长的主要来源为配置效率的提高,其次为技术进步,而技术效率的下降起到了抑制作用。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碳排放绩效增长较快,而中西部地区碳排放绩效增长相对较缓。而且这种地区差异还有扩大趋势,其主要原因在于:中西部地区的技术进步速度明显慢于东部地区,而技术效率下降的速度快于东部地区。论文还实证检验了碳排放绩效的影响因素。为了控制变量的空间交互作用,采用了空间计量模型。实证结果表明:国有化程度、能源自给率对碳排放绩效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研发投入、外贸开放度、外商直接投资、能源价格对碳排放绩效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而人力资本的影响不显著。此外,国有化程度、人力资本对碳排放绩效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研发投入、外商直接投资和能源价格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正,而外贸开放度、能源自给率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最后,根据实证结果,论文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能源禀赋与技术进步对中国碳排放强度的空间效应北大核心CSCDCSSCI

基于1997-2012年中国30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相关统计数据以及IPCC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指南估算碳排放量,结合GDP数据得出各地区的碳排放强度,并利用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就能源禀赋和技术进步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及趋势展开实证研究。结果显示:1样本区间内,我国碳排放强度的全域Moran’s I指数均为正值,且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我国省域的碳排放强度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碳排放强度较高的省区和较低的省区均趋于相邻。另外,碳排放强度全域Moran’s I指数呈现出波动上升趋势,表明碳排放强度的集聚程度趋于强烈。2能源禀赋对地区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能源丰裕地区,倾向于利用比较优势,发展能源开发、加工等能源依赖性强、附加值低的初级产品,最终形成了高碳排放的发展路径。能源禀赋对碳排放强度还具有显著的空间外溢效应,能源丰裕的地区在推高当地的碳排放强度的同时,还会辐射到周边地区,并进一步影响全国的数据。受能源开采限制以及国家政策等的影响,能源禀赋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程度有弱化的趋势。3技术进步各变量对我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有所差异,其中外商投资和科技经费投资对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而人力资本和专利授权量的溢出效应不明显。从时间趋势来看,技术进步各变量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均有所减弱,甚至出现由负向转为正向效应的情况。这说明,我国目前的技术无法适应低碳要求,需要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结构,加大对教育及科技的投入,特别是要加强节能技术的扶持,以发挥技术溢出效应,实现节能减排目标。     

基于共同前沿生产理论的中国建筑业碳排放驱动因素分解：2000—2020年

建筑业是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大户”,识别中国建筑业碳排放的变化趋势与驱动因素,有助于厘清近年来中国建筑业低碳发展过程中政策的适用性。文章基于2000—2020年中国建筑业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共同前沿生产理论分解分析方法,并将空间异质性和规模报酬变化纳入分析框架,揭示多维技术和效率因素对中国建筑业碳排放的实际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研究期间内建筑业碳排放表现出显著的增长趋势。其中,节能技术和产出技术的进步是抑制建筑业碳排放增长的重要因素。区域间节能技术和产出技术差距均有所缩小、建筑业管理效率小幅度提高,对碳减排起到了促进作用。建筑业总产值的增长、建筑业规模效率的降低又是其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2)分地区来看,中西部地区在技术层面与东部地区形成追赶效应,这种追赶效应成为中西部地区的主要减排因素。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建筑业规模效率不断下降,成为碳排放呈现总体增长趋势的主要原因。西部地区能源导向型规模效率得到提升,而产出导向型规模效率又有所下降,对该区域建筑业碳排放形成对冲效应。整体来看,不同区域间建筑业碳排放的变化及其驱动因素效应表现出明显差异,未来应根据不同区域的具体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的建筑业碳...     

空间溢出视角下的城市水环境影响因素研究——以太湖流域城市为例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类对城市水环境系统的结构与功能改造能力强劲,除自然因素外,水环境状态为人类污染行为与治理行为共同作用下的集中体现。为分析城市水环境效应,以太湖流域为例,基于PSR模型对流域各市2010～2018年的水环境状态进行测度,并检验其空间相关性,采用杜宾模型重点分析了社会经济发展等因素对城市水环境状态的影响以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2010～2018年间太湖流域各市的水环境状态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相比而言,位于流域下游区域的嘉兴和上海的水环境状态较差;城市间的水环境状态存在着正向的空间溢出关系,具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现象;人口集聚对所在城市的水环境状态有负向效应,经济发展与外商投资为显著的正向效应;对周边区域的影响作用来看,人口集聚、科技创新和耕地面积的负向溢出显著,建设用地面积和产业集聚为正向溢出;太湖流域城市产业集聚发展趋于成熟,能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然而来自农业的面源污染是不可忽视的制约水环境改善的影响因素。最后,根据研究结果为城市水环境改善提出加强跨区域协同治理、引导城市土地集约式发展、加强农村水环境治理等政策建议。     

土地要素对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

在经济快速发展与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的背景下,将土地要素纳入经济增长模型,研究城市建设用地对二三产业增长的贡献,探索城市土地要素的产出弹性是否具有空间相关性及空间溢出效应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鉴于已有研究大多利用省级面板数据,本文基于C-D生产函数,构建中国285个地级市2003-2012年的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城市建设用地投入对全国以及东、中、西三大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表明:1土地要素投入与城市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显著的Moran指数说明二者在空间上呈现集聚状态,空间计量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土地要素不仅对本地区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而且不同程度地影响周边城市的经济发展,即存在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2土地要素对我国城市的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贡献程度小于劳动力与资本,贡献率分别为3.46%、58.07%和11.39%,说明我国城市的经济增长较多依赖劳动力和资本投资,土地要素虽具有不可取代之处但贡献程度相对较小;3由于我国不同区域处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土地要素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也不同,表现在中部地区最高(10.79%),西部次之(4.28%),东部最低(2.17%)。此外,土地要素贡献的溢出效应随着区域不同而相异,全国范围以及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表现为正向溢出,中部地区表示为负向溢出。鉴于土地要素对不同区域的贡献程度及溢出效应不同,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使城市建设用地对我国不同类型城市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最佳效果。     

南京市2000~2014年城市建设用地变化及驱动因子研究

基于土地利用模型测度2000~2014年南京市城市建设用地的动态变化,再运用典型相关分析、主成分分析及逐步回归分析组合的偏最小二乘回归法对南京市城市建设用地的驱动因子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2000~2014年南京市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年均增长率为11.73%;（2）南京市用地结构信息熵呈波动下降趋势,城市建设用地系统结构性增强,但是用地扩展的综合效益趋降;（3）人口增长、道路扩展、投资水平提高及文化产业发展等能够较好的解释南京市城市建设用地的增长,这4类因子对城市建设用地变化具有正向作用;（4）逐步线性回归结果表明,园林绿地面积的增加相对其他因子对南京市建设用地规模增长的作用最大,其次是道路长度和公路里程。     

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本文选择有代表性的33个资源型城市2006-2011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以生态效率反映可持续发展状况,在借助因子分析等方法测算资源效率、环境效率进而计算生态效率的基础上,建立面板数据模型,通过实证检验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科技进步、出口依存度、环境改善投入力度、环境资源区位竞争力、城市规模、城市类型等因素对资源型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以及这些因素对决定生态效率的两个重要方面——资源效率、环境效率的影响,实证分析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影响因素。实证结果显示,除科技进步外,上述因素对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都有显著影响,其中:经济发展水平在99%的置信度下有正向影响,出口依存度在95%的置信度下有负向影响,城市规模在99%的置信度下有正向影响,城市类型在95%的置信度下有显著影响,与预期一致;第三产业比重在90%的置信度下有负向影响,环境改善投入力度在95%的置信度下有负向影响,与预期存在较大差异;科技进步的影响统计上不显著,但表现为负相关,与预期不相符。文中进一步分析了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对策建议。     

中国城市的空间集聚效应与工业能源效率

本文以马歇尔集聚理论为基础构建空间外部性指标和计量模型,运用2003-2011年城市面板数据检验了经济活动空间集聚对能源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城市能源效率受到空间中城市专业化劳动力、中间投入和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其中,中间投入空间可得性和空间技术外溢对能源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邻区专业化劳动力却不利于当地能源效率的提高。从分地区的估计结果来看,空间集聚外部性对各地区能源效率的综合效应均为正,但各地区不同集聚外部性对能源效率的作用渠道和影响效果各异。进一步通过考察空间集聚外部性对能源效率不同分位点的边际效应及其变化趋势发现,专业化劳动力可得性、中间投入可得性和区际沟通的技术溢出对能源效率的边际贡献随分位数增加呈现先增后降的倒U型变化趋势,而区际研发的技术溢出则呈现U型变化趋势。     

武汉城市圈土地利用碳排放效应分析及因素分解研究

土地低碳利用对减少土地利用碳排放,发展低碳经济,建设“两型社会”具有重要作用。以武汉城市圈为研究对象,估算了武汉城市圈1996～2010年土地利用碳排放量,分析了城市圈1996～2010年土地利用碳排放效应,利用LMDI模型对影响城市圈土地利用碳排放的因素进行了分解。研究表明：（1）1996～2010年武汉城市圈土地利用碳排放量由1996年的95282万t上升到2010年的4 55035万t,年均增长1182%,且上升幅度越来越大;（2）武汉城市圈居民点及工矿用地碳排放强度最大,耕地最小,不同土地利用方式碳排放强度及变化幅度存在一定差异;（3）城市圈各城市土地利用碳排放存在时空差异,时间上表现为碳排放增长速度和幅度的差异,空间上表现为各城市单元碳排放量的差异;（4）土地利用变化、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人口规模增加对城市圈土地利用碳排放存在正效应,能源效率提高和能源结构优化存在负效应     

中国省际碳排放转移的福利溢出效应北大核心CSCDCSSCI

为测算中国省际贸易下的碳排放转移,从排放责任的角度讨论排放结构、转移流向及福利溢出效应,该研究基于2015和2017年多区域投入产出表,构建碳排放转移核算模型,引入地区发展与民生指数作为社会福利的代理变量,并利用最小二乘回归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考察碳排放转移对社会福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2015—2017年,中国直接碳排放在总量上略有增长,整体表现出“西低东高”空间分布特征,但碳排放强度得到显著改善。②各省份生产侧和消费侧碳排放在排放总量和排放结构上均存在较大差异。内需排放、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调入、调出是构成省域碳排放的主要部分,其他国家对中国的“碳泄漏”有所降低。③北部沿海和黄河中游地区是碳排放的主要流入地区,东部沿海、京津地区、长江中游地区以及广东是碳排放的主要流出地区,省际碳排放转移呈现自东向西、由沿海向内陆的转移趋势。④碳排放转入对社会福利具有负向溢出效应,碳排放转出、外资规模和产业结构对社会福利具有正向溢出效应。碳排放转入的负向福利溢出效应表现为“西高东低”的特征,且随时间变化不明显;碳排放转出的正向溢出效应从自南向北逐渐递减的趋势转变为自东、西向中部逐渐增强的趋势。上述结论对地区碳减排政策制定及碳排放权配额分配具有启示意义,应充分把握碳排放转移特征,从差异化制定地区减排政策、因地制宜推进区域节能降碳、考虑“责任共担”原则以及充分发挥碳交易市场作用等方面采取措施,为推动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研究思路和理论依据。     

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经济绩效的溢出效应及其分解

生态文明视域下提升绿色经济绩效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根本要求和必然选择。本文基于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2003—2013年数据,使用非期望产出-超效率SBM模型对绿色经济绩效进行了测度,并进行了分区域比较;依据经济空间权重构建多种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长江经济带绿色经济绩效的空间溢出效应;运用空间回归模型偏微分方法对绿色经济绩效的影响因素及其溢出效应进行了检验与分解。研究结论表明:长江经济带绿色经济绩效的空间分布并不均衡,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和空间集聚特征。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绿色经济绩效越高,经济发展水平越低的地区绿色经济绩效越低,而且具有高者愈高、低者愈低的演变趋势。长江经济带绿色经济绩效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区域内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U"型关系,即"环境库兹涅茨假说"并不存在。资源禀赋对区域内绿色经济绩效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产业结构升级的经济示范效应有助于增强绿色经济绩效的区域间正向溢出。技术进步对区域内绿色经济绩效提升没有起到应有的促进作用,但对区域间绿色经济绩效提升却起到了显著的抑制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内、区域间绿色经济绩效提升都具有显著的负向溢出效应,即区域内、区域间均存在"污染天堂假说"。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充分发挥地区间、城市间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努力提升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外商直接投资等因素对绿色经济绩效的正向影响作用,有助于促进长江经济带绿色经济绩效的协同提升。     

江西省县域农业碳排放的时空动态及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构建江西省农业碳排放测算体系,采用碳转化系数法对江西省县域农业碳排放进行了估算,并分析了2000~2010年江西省农业碳排放的时空动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江西省农业碳排放总量从2000年的23085万t增长到2010年的29051万t,不同年份农业碳排放均主要源于化肥施用与农业机械使用;（2）全省农业碳排放量的空间分布呈现较为明显的集聚特征,主要年份高碳排放区均集中于鄱阳湖周边地区;碳排放强度多为Ⅱ级水平,空间分布上与碳排放量相比更为均衡;（3）江西省县域间农业碳排放的相对差异与绝对差异整体上均呈明显扩大的趋势;（4）生产效率、结构、劳动力等因素对农业碳排放有抑制作用,农业经济发展则促进碳排放量增加,农业碳排放还受社会、政策等影响     

经济集聚对雾霾污染影响的空间计量研究——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

雾霾污染是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民生与环境问题。基于改进产出密度模型,运用地统计和空间计量模型分析长三角城市2015~2017年雾霾污染空间格局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雾霾污染存在季节性变化特征并且各城市雾霾污染状况逐渐好转。（2）雾霾污染具有显著的局域集聚特征和空间异质性,杭州、宁波和台州呈现低－低集聚特征,而滁州、扬州、镇江和泰州为高－高集聚型,污染区域集中于省界处,污染程度自西北向东南逐渐降低。雾霾污染存在显著的城际空间正相关和空间溢出效应,周边城市雾霾污染对本地区会产生负影响。（3）长三角城市人口集聚、研发投入、产业结构、工业烟粉尘排放及城市建设均对雾霾污染产生正向影响,对外开放、能源消耗以及降水等因素对雾霾污染产生负向影响;雾霾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库兹涅茨曲线关系。经济集聚通过优化生产要素的空间分布与组合、共享治污基础设施等,形成雾霾污染抑制作用。     

经济集聚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及传导机制

中国城市群的兴起催生经济集聚,化石能源消耗增多引发碳排放形势愈加严峻,探索经济集聚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及传导机制至关重要。本文以2004-2016年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城市群的61个城市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探索经济集聚与碳排放强度的关系及影响机制,创新性地使用抗日战争时期各城市是否有铁路通过、2003年各城市是否有机场、各城市历年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数量作为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分别检验环境规制和城镇化水平对经济集聚影响碳排放强度的传导机制,并分析经济密度异质性下经济集聚对碳排放强度的不同作用路径。结果表明:①经济集聚与碳排放强度之间呈显著的负向关系,现阶段城市经济集聚水平的提高有利于降低碳排放强度;②相对于低经济密度城市,高经济密度城市经济集聚的降碳效果更为明显;③经济集聚不仅直接对碳排放强度产生影响,还通过环境规制与城镇化水平两条路径间接对碳排放强度产生作用,中介效应显著;④低经济密度城市经济集聚对碳排放强度的间接影响主要是通过城镇化水平来传导,而高经济密度城市经济集聚对碳排放强度的间接影响可以靠环境规制和城镇化水平两条路径来实现。据此本文认为,政府应推动城市群经济以促进区域融合发展,实现企业联动合作以提高经济集聚水平。针对经济密度不同的城市治理手段应有所侧重,高经济密度城市应以增强环境规制力度为主要碳减排手段,而低经济密度城市则应通过提高经济集聚水平,改善城市建设水平并最终达到碳减排的目标。     

长江中游城市群创新效率时空变化及溢出效应

选取2008～2019年长江中游城市群2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创新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三阶段DEA模型测算城市创新效率并揭示其时空变化特征。在此基础上,构建多种空间权重矩阵,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影响城市创新效率的主要因素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长江中游城市群创新效率整体呈波动变化趋势,各城市创新效率差异明显,其中南昌、武汉、宜昌、荆州和长沙等城市创新效率相对较高,景德镇、鹰潭、新余、孝感、岳阳和常德等城市相对较低。(2)城市创新效率空间格局总体呈现以武汉为核心、南昌和长沙为重要创新节点,向周围城市逐渐递减的特征,其中高效率地区由西向东演化的趋势日益明显,较高效率地区由分散布局转向相对集中分布,中效率地区集中成片分布,而低效率地区散落式分布且有减少趋势。(3)城市创新效率存在显著为正的空间溢出效应,并对关联城市的科技创新发展形成“涓滴效应”。(4)地区经济发展、教育支持和交通水平对城市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外开放有负效应,市场结构、金融发展和人力资本能促进本城市创新效率提升,但对关联城市有负向溢出效应;固定资产投资对本城市创新效率有阻碍作用,但能促进关联城市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