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生态环境政策和法制宜增强针对性和灵活性

"十三五"时期,我国通过政策和法制改革有效地促进了污染防治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十四五"时期,须进一步加强政策和法制的针对性和灵活性,从充分性和均衡度两个方面提升我国区域、流域和行业生态环境国家治理的综合绩效。为此,需要发挥党内法规和国家立法的相互支持作用,促进国家立法的有效实施;中央与地方签订行政协议,调动地方深入开展生态环保工作的积极性;推进流域与区域的专门立法或者协同立法,通过体制制度和机制的集成创新促进实际问题的解决;按照流域与区域生态环保目标设立生态环境标准,体现生态环保工作的针对性和因地制宜性;实行"法定义务+企业承诺"履行制度,因企制宜地落实各生产经营单位的生态环保责任;国家需要总结和推广一些地方探索和有效实施的灵活性工作制度,并发挥市场机制对生态环境资源和生态环保产业发展的调节作用。     

白洋淀困局 呼唤环境产权改革

366平方公里的白洋淀是一个放大的“公共池塘”,它容纳和净化污染的能力是一种资源。多年来这个资源被过度使用,从而对我国流域水污染治理制度改革提出了强烈诉求。     

我国流域监管中府际关系协调模式研究

我国流域水资源管理实行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但目前我国的流域监管体制中中央部委之间的主管与协管的矛盾、中央部委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统管与分管的矛盾以及地方政府间区域利益的矛盾使得当前我国流域管理效率低下,水环境质量不容乐观。在我国目前的府际关系模式下,以上的府际关系矛盾短时间内难以消除,本文认为我国的流域监管体制改革中应着力构建以组织间网络为核心、以科层机制为保障、以市场机制为辅助的复合型协调模式,设立流域协调委员会,从而实现流域的一体化管理。     

滇池流域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方案初探

滇池是中国重点治理的"三湖"之一。自"九五"以来国家已投入大量资金治理滇池水环境,但收效缓慢。流域综合管理是现代流域管理体制改革和发展的方向。面对流域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的污染压力和治理效果的不理想,流域管理体制机制的改革成为加快滇池流域水环境治理的必然选择和迫切需求。本文通过部门调研、专家访谈、信息综合分析等方法,剖析了滇池流域管理体制的问题,并提出了滇池流域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方案。滇池流域的管理呈现出以部门为基础的横向管理和以行政单位为基础的纵向管理相交叉的条块分割局面,导致流域多头管理、多重目标。同时利益相关方参与广度和深度均不足。最后建议滇池流域的管理从管理机构、管理方式以及利益相关方参与等方面进行改革,分为近期、远期分步实施,最终实现一方主导、以流域为管理单元、利益相关方充分参与的流域综合管理体制机制。本文可为滇池流域管理体制改革提供有力参考,也可为其他流域管理体制的完善提供借鉴。     

基于“三生共赢”的小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对策研究

小流域是实现重点流域精准化治理的基本单元,"三生共赢"是指要把解决环境问题的目标定位于生活、生产与生态的协调发展,是实现小流域环境改善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路径。本研究立足于流域水环境质量改善,以"三生共赢"和可持续发展理念为指导,提出了基于"三生共赢"的小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理论架构,即立足于水环境质量改善和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强化流域水环境约束,以尽可能小的环境代价支撑流域经济结构优化、新型城镇化发展,以资源高效和循环利用为核心,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体系和循环社会体系,并通过创新流域治理体制机制构建成本共担利益共享格局,最终实现小流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本研究基于以上理论架构设计了生态环境、绿色经济、优质宜居三大类指标体系24项具体指标,并重点从优化流域空间开发格局、构建产业绿色发展体系、改善城乡居民生活环境、提升流域生态系统功能、健全流域治理体制机制等方面分析了小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对策。本研究可为各级政府创新流域治理模式、制定小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规划提供较为可行的理论支撑和技术体系。     

跨域治理理论在长江流域立法中的应用

跨域治理强调凭依多元治理主体,运用整体性治理思维,形成互济合作的治理网络,借此治理跨域公共议题。而流域环境问题有跨域性,因此,可将跨域治理理论应用于流域立法。长江流域具有跨域性,且含诸多治理主体及适用综合立法模式是长江流域立法的特点,这也决定了跨域治理有应用于长江流域立法的可能。通过研究进一步提出,长江流域立法应设立多元参与、互济合作的多元共治制度体系,构建综合规划与决策的法律制度体系。     

河长制需要建立什么样的协同机制?

<正>一是步调统一的协调机制,二是全域治理的责任机制,三是多方参与的监控机制,四是从严从实的督导机制,五是协同联动的执法机制,六是奖惩分明的考评机制。"河长制",即由各级党政主要负责人担任"河长",负责辖区内河流的污染治理。河湖管理保护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不同流域、行政区域和行业。河长制涉及的部门多、层级多,需要建立什么样的协调机制才不会"打架"?     

淮河流域水环境治理路径的整体性研究

无论是从流域水环境治理的语义变迁还是治理模式的路径变迁来看,其变迁的本质都是为了解决水环境治理过程中产生的低效化和碎片化问题。在如今公共管理转型和水环境治理严峻形势的双重压力下,文章基于整体性治理的理论溯源及适用性分析,结合治淮二十载的实践探索,提出了实现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和整体运作的创新路径。可行的方案是:通过结构的创新和制度的规约,最大限度激发出市场与社会组织的治理效能,通过重新评价水环境治理过程以夯实整体性治理的制度基础,以整体精神和技术支撑塑造出整体政府。     

农业非点源控制的美国经验借鉴

我国的农业非点源污染治理正处于攻坚期,但部分政策一定程度上缺少具体执行标准和规范,难以执行到位,法律法规碎片化、分散且难以评估执行效果。本文从美国治理非点源的国际经验出发,梳理了联邦层面的法律法规、农业环境管理机构的运作形式以及州层面流域管理规划和非点源控制计划。最后,根据国际经验提出了如下建议:一是建议要求各省在农业规划中加入推进农业流域治理清单;二是建议制定流域地表水质达标规划,实现点源与非点源联合管理;三是建议形成最佳管理实践规范技术指南,并对执行者进行相应补贴,形成监管机制;四是建议建立农业绿色补贴制度,鼓励地方形成可持续的农业发展机制。     

环境质量管理新模式:启程与挑战

污染物总量控制是我国近10年环境保护中一个重要的治理模式。但在环境容量"硬约束"、公众对良好环境质量"硬需求"的大背景下,我国的环境管理应逐步从总量控制转向以环境质量改善为核心,改善环境质量已经成为环保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2015年,随着新《环境保护法》的实施和"三大战役"的先后打响,法律保障、行动计划、政府问责、质量监测等逐步就绪,环境质量管理的基础手段不断夯实。2016年,环境质量管理新模式将全面启动,建议从强化公众环境健康、实行区域流域总量控制、改革生态环保管理体制、强化市场机制、推行排污许可证制度、加强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等方面着手,全面推进环境质量管理转型与创新。     

农村生活固体垃圾的排放特征、处理现状与管理

系统分析了农村生活固体垃圾的排放特征、处理状况与影响因素及采取的相应管理措施,并提出了一些政策措施与建议。结果表明,我国农村生活固体垃圾的排放量不断增长,主要构成成分也逐渐从有机物质向无机物质转变,从而使得农村固体生活垃圾的治理难度不断加大。从管理来看,尽管部分地区探索了一些新的管理模式,但大部分垃圾仍然处于无序管理状态。为了改进我国农村地区生活固体垃圾的治理水平,我们提出首先要设立乡镇级环境管理机构,完善法规制度,加大政府投资力度;另外,要建立健全村级保洁制度,发动群众参与,并引入市场运作机制;最后,还需要实行源头分类收集。     

论系统论视域下的流域生态环境行政治理

流域及其生态环境问题的特殊性引发行政治理体系的变革,系统论为流域生态环境行政治理体系的建构指明了方向,流域生态环境行政治理体系的建构是系统化的工程。在系统论指引下,结合相关规范性文件,流域生态环境行政治理系统的建构需从建立协调机制、规范职权行使与推进治理协同三方面切入,并分别明确三者在流域生态环境行政治理系统中的作用,通过建立议事协调机构发挥协调机制的统筹协调功能、通过整合与上收行政机关职权明确规范职权行使的实施功能、通过建立治理协同机制发挥推进治理协同的支持与保障功能。     

以新模式管理河流,深化落实“河长制”

<正>河流存在流域、河段、栖息地等空间嵌套尺度,各空间尺度对应了河流保护与治理的不同层面。以创新模式管理河流,有利于推进"河长制"深化和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16年12月联合印发了《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并指出"河长制"是解决我国复杂水问题、维护河湖健康生命的有效举措,是完善水治理体系、保障国家水安全的制度创新。"河长制"是指由各级党政主要负责人承担"河长",负责辖区内     

开发白洋淀旅游资源的制约因素与对策

作者在实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制约白洋淀旅游业发展的因素主要有水位不稳、水质受到污染、旅游项目内容贫乏、参与性差、景区文化氛围不和谐，以及管理不到位。作者提出，应努力保持其水位稳定，加强流域内污染治理，理顺管理体制，建立白洋淀湿地保护区，加大旅游资源开发和宣传力度，丰富旅游的文化内涵等来保证白洋淀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农村生活污水与小流域水环境协同治理的规则型构——基于临沂“兰山模式”的实践样本

如何对农村地区的流域水环境进行高效而低成本的治理,是当前农村资源环境治理面临的挑战之一。本文以山东临沂市兰山区柳青河水环境污染治理作为典型案例,从规则型构视角剖析行动规则对"兰山模式"的作用机制。其中,边界规则打破了农村生活污水与小流域水环境资源治理的边界,企业等新行动主体的资金、技术的溢出效应提高了治理效率;身份规则改变了行动主体的参与动机,加强了多方主体间的交互作用;选择规则减少了多方治理主体的责任冲突;聚合规则弥补了农户在环境治理中的缺位。在四项行动规则的共同作用下,"兰山模式"实现了农村生活污水与小流域水环境的协同治理,是农村水环境治理的实践样本。     

环保总局、监察部联合对八起典型环境违法案件挂牌督办

国家环保总局7月3日宣布,将对长江、黄河、淮河、海河四大流域水污染严重、环境违法问题突出的6市、2县、5个工业园区实行"流域限批",对流域内32家重污染企业及6家污水处理厂实行"挂牌督办"。这是针对我国当前严峻的水污染形势,把     

一泓清流润江淮——安徽省大别山区水环境生态补偿机制运行情况调查

正从2014年起,大别山区水环境生态补偿机制启动,据安徽省财政厅、省环境保护厅印发的《安徽省大别山区水环境生态补偿办法》规定,按照"谁受益、谁补偿,谁破坏、谁承担"的原则,在合肥市、六安市和岳西县启动实施大别山区水环境生态补偿机制,旨在加快推进大别山流域水污染防治,保护饮用水源地环境安全。办法明确,大别山区水环境生态补偿以保护水质为目的,以水质监测结果为依据,通过设立补偿资金,对流域上下游地区经济利益关     

我国工业污染防治指导思想的三个转变

1993年10月第二次全国工业污染防治工作会议提出,我国在工业污染防治的指导思想上要实行三个转变。 第一,在污染防治基本战略上,要从侧重于污染的末端治理逐步转变为工业生产全过程控制。把工业污染防治的立足点放到全过程控制上来,通过节能、降耗、减少污染,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二,在污染物排放控制上,要由重浓度控制转变为浓度与总量双轨控制。通过实施排污许可证制度,实行浓度与总量的双轨控制,使污染物总量逐步削减,从而使区域和流域的环境质量得到改善。 第三,在工业污染治理上,要由重分散的点源治理转变为集中控制与分散治理相结合。实行集中控制与分散治理相结合,有利于采用新的技术设备,实行社会化组织,企业化管理,充分发挥环境污染治理资金的规模效益。     

京津冀一体化视域下流域水污染共治问题研究

随着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战略的纵深推进,三地在局部流域水污染治理中取得初步成效。但三地仍存在水资源短缺、水生态环境恶化与京津冀一体化发展不协调的矛盾,在流域水污染治理中陷入"碎片化"治理困境。通过深入剖析困境生成之机理——立法不协同、分割式自我治理体制、治理不同步、水资源利用补偿机制不健全,提出协同立法治理跨界水污染、搭建权威跨界水污染治理机构、编制实施水生态空间管控规划等"本土化"治理路径。     

珠三角城市流域水环境治理思路与勘察设计关键技术探讨

针对珠三角城市流域水环境治理,以珠海市前山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为研究实例,分析探讨了流域治理思路和水环境治理勘察设计的部分关键技术.珠三角城市流域治理以流域本底情况为根本依据,综合治理措施以“控源、截污、清淤、补水、修复”为主;流域治理以污水收集处理完善为核心,提升管网摸查与成图设计效率,精准设计管道关键接驳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