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级生态保护红线生态补偿框架初探——以济南市为例

生态补偿对于协调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不同层次的生态补偿都急需探索。其中市级生态补偿因为具有"利益相关者明确、涉及范围小、行政管理方便"等优点,更容易优先推进。文章以济南市为研究案例,探索分析了市级生态保护红线生态补偿的利益相关者和资金框架结构,确定了各区县间生态保护红线的生态补偿分配比例,为其他城市乃至省级生态保护红线的生态补偿提供借鉴。     

县域尺度下生态补偿机制构建初探——以桐庐县为例

为了保护水源区生态环境和推进区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制度。在评价桐庐县现有生态补偿现状的基础上,整合优化财政补助结构,提出了建立生态补偿专项资金,各乡镇的生态补偿资金分配与地区对县域生态环境贡献率、交界断面水质考核和资金使用绩效挂钩的生态补偿制度。     

基于农户意愿的脆弱生态区生态补偿模式研究——以鄱阳湖区为例

脆弱生态区生态补偿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需要充分考虑农户的受偿意愿和家庭生计。论文以鄱阳湖区为例,采用实地问卷调查方法获取农户受偿意愿数据,然后通过Logistic方法建立了农户受偿意愿与单位耕地产值之间的关系。根据目前生态补偿措施实施效果与存在问题,提出了基于农户意愿的分别以耕地、 劳动力转移和生产结构调整为主要补偿对象的三种典型生态补偿模式。利用回归分析和年龄移算法,对湖区未来20 a三种生态补偿模式下的退田还湖生态补偿总额变化过程进行详细模拟分析。结果表明,生产结构调整补偿模式较其他两种模式具有明显的优势,不仅为高效利用国家补偿资金提供了有效途径,还能充分发挥当地政府的积极性,为农业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     

水源地生态补偿制度研究——以青岛市崂山水库为例

水源地生态补偿机制,就是用立法、计划、市场等手段解决下游地区对上游地区、开发地区对保护地区、受益地区对受损地区的利益补偿。水源地生态补偿制度是解决生态问题的有效途径,在国内外已有许多成功的实践。而在中国,水源地生态补偿制度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分析生态补偿制度的立法现状,吸取国内外在实践中的经验和教训,通过明确生态补偿的权利义务主体、补偿方式和制度实施等内容,探讨水源地生态补偿制度在中国的构建,为解决水源地生态污染问题提供途径。     

社会资本对生态补偿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以锡林郭勒盟草原生态补偿为例

通过对农户开展的问卷调查分析了锡林郭勒盟草原生态补偿绩效,结果表明生态补偿绩效不容乐观,农户感受到的生态环境状况仅有小幅度的改善,消除经济激励之后农户表现出较低的参与积极性.基于结构方程模型,以农户自我发展能力和生态保护能力为中介,构建社会资本对生态补偿绩效的影响机制模型.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对经济效应表现出显著负影响;对生态效应表现出显著正影响.社会网络、普遍信任、机构信任、互助倾向和惩罚程度对于经济效应影响系数分别为-0.05、-0.05、-0.01、-0.06和-0.03;对于社会效应影响系数分别为0.11、0.10、0.03、0.12和0.06;对于生态效应影响系数分别为0.36、0.33、0.09、0.38和0.19.在社会资本5项维度中互助倾向反映度最高,机构信任最低,因子载荷分别为0.77和0.19.农户自我发展能力和生态保护能力在社会资本对生态补偿绩效影响中表现出显著中介作用.     

主体功能区建设与财政生态补偿研究——以安徽省为例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主体功能区划是中国国土空间区划与规划理论中的一个重大突破,实行主体功能区生态补偿政策,对于实现不同类型主体功能区的健康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从传统的生态补偿理论来探讨主体功能区建设的生态补偿模式,要充分发挥市场补偿机制的功能,同步落实主体功能区财政、产业、土地、人口管理、绩效评价和政绩考核政策,从法律上明确生态补偿责任和各生态主体的义务,为生态补偿机制的规范化运作提供法律依据。     

关于生态补偿机制的若干思考——以富阳市为例

为了保护水源区生态环境和推进区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制度。生态环境功能区规划的提出赋予了实施生态补偿全新的内涵,本文在评价富阳市现有生态补偿现状的基础上,依据富阳市生态环境功能区规划的新要求,提出了以公共补偿为主,互助补偿、市场补偿为辅的生态补偿机制架构,并探讨了生态补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制定。     

小流域视角下生态—经济价值评估及补偿机制——以辽宁庄河市为例

为响应生态文明建设对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综合增长的需求,丰富国土空间研究的自然生态视角,以辽宁省庄河市为例,研究小流域地区生态价值核算及经济补偿问题。在坚持生态完整和划清事权原则下,通过叠加小流域区和行政区边界,构建“县域—小流域—次小流域—微流域+村域”分层级分单元的空间体系。在生态完整的小流域及次小流域单元尺度上,通过生态—经济相对优先模型计算单元间的生态补偿关系;在“微流域+村域”的基础单元尺度上,以国土空间保护与开发评价为基础,通过分单元分类管控的方式,确保生态补偿的实施和落地。通过构建生态—经济价值评估体系,探索适用于山地丘陵地区的国土空间保护与开发平衡发展的方式。     

水源地生态补偿机制研究——以西安黑河为例

城市水源地对于城市人民的生存、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黑河水库是西安市重要的饮水水源,黑河水库在过去几年里为西安市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本文以西安市黑河水源地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建立黑河水源地生态补偿机制的必要性,从补偿主客体、补偿标准、补偿方式三方面构建了黑河水资源地生态补偿机制的框架,最后提出完善黑河水源地生态补偿机制的具体对策建议。     

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以渭干河流域为例

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是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构建的关键问题之一。文章构建了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的测算内容与流程,并以渭干河流域为例,计算了流域上下游生态损益、 居民支付意愿和综合成本,分别作为补偿的最高、 最低和参考标准。结果表明:2007年上游应获得的最高补偿标准为24.83×10⁸元,最低标准为2 443.46×10⁴元,参考标准为6.7×10⁸元。下游各县作为受益者,应支付的补偿额为:库车为818.51×10⁴~28 096.3×10⁴元,补偿参考标准19 927.61×10⁴元;沙雅466.7×10⁴~64 179.1×10⁴元,补偿参考标准17 204.17×10⁴元;新和341.17×10⁴~155 988.7×10⁴元,补偿参考标准为29 998.71×10⁴元。不同补偿标准对流域农牧民福祉产生较大影响,按照参考标准的8.67%进行补偿,就可使上游居民尤其是水源涵养区的农牧民收入水平可有较大程度的提高,达到流域的平均收入水平。在讨论部分对流域生态补偿标准测算中面临的难题进行了分析。     

秦岭生态补偿理论研究与实践进展

生态补偿是通过经济手段促进生态保护与受益地区利益共享的制度设计,是促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秦岭是我国重点生态功能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生态补偿作为协调秦岭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制度安排,有助于推动该区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对实现秦岭地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系统梳理了秦岭生态补偿相关理论研究与实践,主要包括秦岭在区域调水、森林生态效益、生物多样性保护、矿产资源开发等方面的生态补偿研究,以及秦岭生态补偿相关政策法规制定、南水北调、退耕还林（草）以及生态移民搬迁等具体生态保护工程补偿实践,并从补偿对象、补偿标准、公众参与、补偿方式几个角度探讨了秦岭生态补偿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秦岭生态补偿研究的建议与对策。     

基于生态足迹的三峡库区重庆段后续发展生态补偿标准量化研究

生态足迹思想被引入我国后,受到了许多学者的关注,结合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相关理论,可以量化生态补偿标准.本文以重庆三峡库区为研究对象,通过基于"省公顷"的模型改进方法修正模型,计算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得到其空间分异特征,引入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构建基于生态足迹的三峡库区后续发展生态补偿标准模型,并计算各个区县的生态补偿标准,与其他大型库区的生态补偿结果进行对比.研究结果表明:在2010—2016年,重庆三峡库区的平均生态足迹为34586160.120 hm~2,平均生态承载力为6664208.176 hm~2,通过对重庆段的所有区县进行生态安全判断,发现全部都是处于不安全状态,需要进行生态补偿.整体上,生态补偿需补偿约54.92亿元.而人均补偿额度小于100元的有大渡口区、奉节县、石柱县、巫山县、巫溪县、云阳县和忠县7个区县,在100～200元有长寿区、丰都县、开州区和武隆区4个区县,在200～300元的有巴南区和北碚区2个区县,在300～400元的有万州区、江北区、江津区、涪陵区和南岸区5个区县,大于400元的有沙坪坝区、渝中区、渝北区和九龙坡区4个区县.随着经济发展,必定会带来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的改变,生态补偿额度也会相应的增加.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阿勒泰地区生态补偿区域空间选择与策略

生态补偿可有效缓解区域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基于2010—2020年阿勒泰地区土地利用数据,运用当量因子法计算研究区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SV）并进行时空变化分析,引用修正后生态补偿优先级指数对阿勒泰地区6县1市进行生态补偿区域空间选择,并计算生态补偿额度。结果表明：2010—2020年阿勒泰地区草地、耕地、水域、建设用地面积增加,林地与未利用地面积减少。2010—2020年总ESV呈现降增交替的波动变化,整体减少0.85%,林地ESV降幅最大,单项功能价值量占比最高的为调节服务。阿勒泰地区生态补偿理论总额度为60.05 亿元,修正后生态补偿（补偿额占总额比例）优先顺序依次为青河县（21.60%）>布尔津县（18.33%）>吉木乃县（10.46%）>哈巴河县（11.43%）>阿勒泰市（10.99%）>富蕴县（14.12%）>福海县（13.07%）。基于研究结果,从发挥政府作用、健全法律体系、拓宽资金渠道、创新补偿方式及规范补偿方与受偿方等方面提出完善阿勒泰地区生态补偿的策略。

     

中国生态环境补偿费的理论与实践

在分析、总结国内外有关环境价值理论研究和生态补偿费征收工作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和生态环境补偿费政策的基本框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结果表明,自然要素所固有的生态环境价值是生态环境补偿的理论依据,征收生态环境补偿费是对环境破坏导致的生态环境价值损失的一种补偿。但是,在我国,生态环境补偿费的征收标准应当建立在我国国情所容许的基础之上,既要为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积累一定的的资金,又不能对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造成大的影响。同时,在资金的征收和管理上,应当与国家现有的生态环境管理体制相适应,与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统一监督管理机制有机地结合起来。     

新安江流域横向生态补偿的经济效应

以新安江流域横向生态补偿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2001～2017年中国安徽和浙江省内县域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方法(DID)定量研究了试点政策对流域上下游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可能机制.结果显示:试点政策对上游地区的经济发展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抑制影响,表现为相关地区的人均GDP或地区GDP出现了下降,而对流域下游地区经济...     

京津冀地区雾霾污染生态补偿标准研究

以京津冀地区雾霾污染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京津冀地区2006—2015年雾霾污染的空间面板数据,引入大气污染物减排成本模型,比较了京津冀各地区雾霾污染治理成本高低;继而基于机会成本法,核算了京津冀地区雾霾污染生态补偿标准.结果表明:河北省雾霾治理成本显著低于北京市和天津市,由河北省承担更多的雾霾污染治理任务,能使京津冀地区雾霾污染治理成本达到最小化;在京津冀地区联合治理雾霾污染过程中,河北省因限制工业增长对其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因此,北京市和天津市应给予河北省相应的生态补偿.最后依据研究结论提出完善区域联防联控机制的政策建议,如成立跨区域联合治理机构,健全雾霾污染生态补偿立法,设立雾霾污染生态补偿专项基金等,以此来促进京津冀地区雾霾污染生态补偿方案顺利实施.     

长江流域禁捕生态补偿政策绩效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以湖北和贵州为例

渔民作为我国长江流域禁捕生态补偿政策的对象,渔民的满意程度是衡量禁捕生态补偿政策的重要指标。选取的研究地区是首批推行并完成禁捕生态补偿政策的贵州省赤水河流域和湖北省洪湖市,基于退捕渔民调研结果,先使用TOPSIS法的数学模型求出最优解,再进行障碍度计算,并对禁捕政策实施效果和相关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关于禁捕生态补偿政策渔民评价的最优解,贵州省赤水河流域为0.45,绩效一般,湖北省洪湖市为0.27,对应的绩效水平为较差;（2）影响两个地区绩效评价的前三位主要因素是实施禁捕后,政府部门工作跟踪力度满意度（B₄）、生活水平满意度（D₂）、社会活动与社会地位满意度（E₂）。研究结论为评价禁捕生态补偿政策绩效提供一个可选分析框架,为其他地区提高禁捕生态补偿政策绩效提供参考依据。     

基于能值分析的大坝生态效应评价——以尼尔基大坝为例

能值分析可提供客观真实的统一量化平台,在自然、经济系统整合分析方面具有显著优越性.将能值分析方法引入大坝生态效应评价,提出基于能值分析的大坝生态效应评价概念框架,绘制库区生态系统能值流图,构建包括生态系统运行效率、生态系统组织结构、生态系统功能维持和生态系统环境安全4方面共9个指标的能值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尼尔基大坝建设前后库区生态系统变化进行对比性评价,结果表明,生态系统的运行效率、功能维持能力有较大提升,组织结构出现不平衡,环境负荷较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受损,需减少因流域水土流失与塌岸导致的库区泥沙淤积,以控制不可更新资源能值输入.     

基于恢复能力与影响周期的围海养殖工程生态损害特征及补偿标准——以象山县水湖涂名优水产养殖区为例

以宁波市象山县水湖涂名优水产围海养殖工程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生态服务价值损害评估指标体系,分析了围海养殖区的生态损害特征,并基于海域自我恢复能力,研究了围海养殖工程的生态补偿标准和资源恢复周期。结果显示：（1）名优水产围海养殖工程造成的生态损害总价值为318.90万元/a,单位面积损害价值为3.20万元/hm²·a。生态损害主要以生态服务型为主,占总量比例为53.54%。（2）生物资源型损害类别中,潮间带生物损害价值最大,为59.71万元,其次为紫菜养殖和鱼卵、仔鱼,二者损害价值量相当,占总量比例均为13.55%,底栖生物和游泳生物价值损失则均较小。（3）生态服务型损害类别中,一级类别主要以调节服务价值为主,占总量比例为32.56%。二级损害类别中,废弃物处理损害价值最大,为71.77万元,休闲娱乐损害价值也较大,占总量比例为12.80%,其他类型则价值损失较小。（4）名优水产围海养殖工程基于海域自我恢复能力的生态补偿标准为280.90万元/a,单位面积补偿价值为2.82万元/hm²·a,对比生态损害价值确定的补偿标准,总量减少11.92%。项目施工结束后,近岸滩涂恢复速度为4.6320 hm²/a,约13年后新围大堤附近滩涂将恢复到围海前的基线水平。     

中国森林生态安全空间关联的网络特征及其驱动机制

提高森林生态安全的整体水平,是生态文明建设和林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对2009—2018年中国省际森林生态安全进行定量测度的基础上,利用修正的引力模型计算省际间的空间关联关系,并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探究其网络特征及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中国森林生态安全的空间关联网络整体具有较好的通达性和显著的等级性,但关联强度和稳定性较低。（2）中国森林生态安全空间关联网络呈现出明显的“中心—外围”格局,山东、河南、湖北、湖南等省份处于网络中心位置,发挥重要的中介作用。（3）中国森林生态安全的空间关联网络可划分为经纪人、净溢出、净受益、双向溢出四个板块,并呈现板块内集聚为主、板块间关联为辅的空间关联特征。（4）经济发展差异、林业产业结构差异、城镇化水平差异、林业生态建设投入差异、森林资源禀赋差异对中国森林生态安全空间关联网络的形成具有弱负向的驱动作用,地理邻接关系对其具有强正向的驱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