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湖,钱塘江源头—临安市森林生态保护与建设问题

本文对太湖和钱墉江源头－临安市的森林生态保护与建设问题作了探讨。认为临安市生态保护和基地建设已取得一定成效，今后应加快实施林业分类经营、适当调整林种和产业结构。 同时建立健全公益林补偿金制和产业结构。同时建立健全公益林补偿金制度，确保农民的增收，使全社会特别是生态公益林的主要投资者一广大农民自觉地保护森林，从根本上促进江湖源头的森林生态的保护和发展。     

社会资本对生态补偿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以锡林郭勒盟草原生态补偿为例

通过对农户开展的问卷调查分析了锡林郭勒盟草原生态补偿绩效,结果表明生态补偿绩效不容乐观,农户感受到的生态环境状况仅有小幅度的改善,消除经济激励之后农户表现出较低的参与积极性.基于结构方程模型,以农户自我发展能力和生态保护能力为中介,构建社会资本对生态补偿绩效的影响机制模型.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对经济效应表现出显著负影响;对生态效应表现出显著正影响.社会网络、普遍信任、机构信任、互助倾向和惩罚程度对于经济效应影响系数分别为-0.05、-0.05、-0.01、-0.06和-0.03;对于社会效应影响系数分别为0.11、0.10、0.03、0.12和0.06;对于生态效应影响系数分别为0.36、0.33、0.09、0.38和0.19.在社会资本5项维度中互助倾向反映度最高,机构信任最低,因子载荷分别为0.77和0.19.农户自我发展能力和生态保护能力在社会资本对生态补偿绩效影响中表现出显著中介作用.     

东江源受偿意愿调查与跨省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文章分别调查了东江源区居民受偿意愿和两地政府对东江源生态补偿机制的诉求。调查表明:居民家庭收入低下,68%的被调查者认为为保护东江水质对家庭收入产生了影响;94%的被调查者认为有必要实施生态补偿,且其中90%的人表示如果接受补偿,将愿意放弃一些会对东江水质保护产生不利影响的经济发展机会;对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期望值在2 250元/(hm2.a)以上,在补偿形式上更青睐现金补偿。分析了中央、广东省和江西省政府之间的利益博弈,提出了建立东江源跨省生态补偿机制的政策建议。     

农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实施异质效应——基于DID模型的动态估计

论文以国内率先试点探索农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的创新实践地区——成都和苏州为典型实证,基于2012和2015年两期农户动态跟踪调研数据,运用DID模型测量农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实施异质效应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农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的持续实施显著增加实践地区农民的政策满意度,激励农民参与农地流转,但对提升农民参与农田保护性耕作措施的作用较小。2）农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实施成效具有显著异质性。2008年开始试点养老保障与农业补偿相结合的耕地保护基金政策的成都市,农户政策满意度的上升幅度相对较大。乡镇经济发达、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带重镇的苏州市,农户家庭生计多元,户均非农业收入占比达82.12%,较成都农户高2.66%,农地生计依赖较弱,补偿政策明显促进该区域农户参与农地流转,但农户农田保护积极性值却大幅下降。3）受访者的年龄、受教育水平、农田保护及功能认知、对农田保护政策关注程度、农业收入占比、家庭劳动力比例、调研村庄经济水平及受访村庄与最近城镇距离均会显著影响农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实施成效。     

三峡生态屏障区农户退耕受偿意愿的调查分析

运用参与式农户评估方法,对三峡生态屏障区内农户退耕还林的受偿意愿进行了调查.分析表明,退耕还林的生态效益受到普遍认可,但其可持续性令人担忧.1355份有效问卷中,愿意接受补偿的占74%,对未来生计的预期与土地相关性低的农户更愿意退耕.受偿意愿的形成具有明显的社会异质性和区域差异性.受访者性别、耕地面积、家庭年收入、帮扶形式、是否移民对受偿意愿值具有显著影响.屏障区平均补偿意愿为1014元/(亩×a).万州、秭归、渝北的受偿意愿值高于平均水平.建立基于区域的生态补偿标准和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方式,可以弥补目前均一型生态补偿标准和方式的不足,促进退耕还林工程和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政府主导的生态效益补偿研究

目前生态效益补偿的政府途径是国家实施生态效益补偿最直接的方式,也是当前影响范围最大、必不可少的补偿方式.生态效益补偿的政府途径偏重于对国家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的生态(环境)要素或服务类的纯公共物品的保护补偿,如生态公益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生态功能区的保护投入或者购买.     

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对生态产业发展的空间效应——以江西省80个县为例

发展生态产业是重点生态功能区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重要途经,而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是目前为止国家对重点生态功能区唯一的具有直接性、持续性和集中性的生态保护补偿政策。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探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对生态产业发展的影响。以江西省为研究对象,基于2008—2018年研究数据,以县域为研究单元对生态产业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对生态产业发展的空间效应。结果表明：生态产业发展在空间上存在显著的正向自相关性,且在江西省境内呈现出西北地区高—高集聚,东南地区低—低集聚的现象;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提高不仅会显著促进当地生态产业的发展,还会提高邻近地区的生态产业发展水平。     

生计多样性对农户参与农田生态补偿政策响应状态的影响——以上海闵行区、苏州张家港市发达地区为例

农田生态补偿政策是采用经济手段激励农户对农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进行保育和维护,解决因市场失灵造成生态效益外溢的一种有效方式,对于改善农田生态环境、提升农地开敞空间、增加农户收益具有积极作用。论文从发达地区农户生计多样性角度入手,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农户生计多样性对农户参与补偿政策的支持意愿、政策实施效果响应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农户基本特征、家庭特征、生计多样性特征、村庄发展特征在5%的水平下对农户在农田生态补偿政策上的支持意愿具有正向影响;②农户基本特征、家庭特征、生计多样性特征在5%的水平下对农户在补偿政策实施效果上的响应具有正向影响,农户村庄发展特征在5%的水平下对其具有负向影响;③农户生计多样性特征是影响农户补偿政策支持意愿最主要的因素,是影响补偿政策实施效果响应的次要因素。这表明补偿政策实施后,农户生计多样性特征对于提高农户对补偿政策支持意愿与政策实施效果响应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把握三者之间的关系有利于政府制定和完善现有农田生态补偿政策,为引导农户生计多样性发展提供参考。     

云南拉市海流域退耕还湿对农户的增收效应

基于云南拉市海流域2005～2016年的农户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DID)并借助PSM-DID、工具变量、安慰剂测试等多种稳健性检验工具,对退耕还湿的增收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退耕还湿对农户增收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使家庭总收入和人均收入分别提高了39.2％和43.5％,这一结论在进行多项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     

农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实施异质效应——基于DID模型的动态估计

论文以国内率先试点探索农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的创新实践地区——成都和苏州为典型实证,基于2012和2015年两期农户动态跟踪调研数据,运用DID模型测量农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实施异质效应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农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的持续实施显著增加实践地区农民的政策满意度,激励农民参与农地流转,但对提升农民参与农田保护性耕作措施的作用较小。2)农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实施成效具有显著异质性。2008年开始试点养老保障与农业补偿相结合的耕地保护基金政策的成都市,农户政策满意度的上升幅度相对较大。乡镇经济发达、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带重镇的苏州市,农户家庭生计多元,户均非农业收入占比达82.12%,较成都农户高2.66%,农地生计依赖较弱,补偿政策明显促进该区域农户参与农地流转,但农户农田保护积极性值却大幅下降。3)受访者的年龄、受教育水平、农田保护及功能认知、对农田保护政策关注程度、农业收入占比、家庭劳动力比例、调研村庄经济水平及受访村庄与最近城镇距离均会显著影响农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实施成效。     

农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的实施成效及影响因素分析-闵行区、张家港市和成都市的实证

以上海市闵行区、江苏省张家港市以及四川省成都市的6 个乡镇42 个村545 个农户为研究对象,分析典型地区试行农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的实施成效及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农田保护补偿政策的经济激励措施一定程度上调动农民种田积极性,对促进粮食增产和提高农民收入等有一定成效,但保护责任附带的规划管制措施却相对减弱农民在维护农田设施、农田生产等公共物品投入方面的积极性;②政策实施成效具有显著的空间差异性,已制定实施计划、但农户尚未领取到补偿款项的江苏省张家港市金港镇和乐余镇的农民参与农田保护补偿政策的积极性最弱,而在全国最早实施耕地保护基金政策的四川省成都市永安镇、金桥镇和江源镇农民对政策成效的评价则相对较好;③区域因素中村庄位置以及农户个体因素中村干部经历、政策关注度等对政策成效有显著影响。建议通过多样化补偿模式,优先满足中低收入农户的经济补偿需求,激励农民农田利用与保护的积极性,提升农田生态环境质量。     

生态补偿对区域发展的影响——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

生态补偿给实施区带来许多影响,其有效性和持续性受到各种因素的挑战,全面评估生态补偿带来的影响是提高决策科学性的必要前提。基于多准则模糊分析模型,采用参与性农户评估方法对甘南牧民家庭进行调查,并根据分布区域将其分成纯牧区牧户、半牧区牧户和农区牧户,就实施生态补偿后对补给区内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变化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①生态补偿的实施对区域发展的总体影响指数为3.39,影响程度较高,其中生态补偿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的影响指数分别为3.11、3.58和3.71;②受生态补偿的影响,研究区经济发展缓慢,其中对农户收入结构的变化影响最高,纯牧区和半牧区农户的人均收入和农畜产品商品率出现一定的下降;③受生态补偿的影响,牧民在环保意识和自身技能提高方面在三组间没有很大差异,纯牧区牧民具有更好的就业方式和维权意识,半牧区和农区牧民则对监督意识、参与意识、生活质量的提升具有更深感受;④生态补偿对环境改善的影响程度最高,影响指数为3.71,纯牧区牧民感受最为强烈,其次是半牧区和农区。     

邻里效应能否促使稻农施用生物农药?——基于鄂、赣、浙三省农户调查数据的考察

在构建邻里效应对农户生物农药施用行为影响的理论模型基础上,利用鄂、赣、浙三省农户的调研数据,实证检验了邻里效应对农户生物农药施用行为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邻里效应促使稻农施用生物农药的条件与内在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第一,55.76%的样本农户施用过生物农药,且施用生物农药的农户有较强的邻里关系。第二,邻里效应对农户生物农药施用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强邻里效应的农户生物农药平均施用量要显著高于弱邻里效应农户。第三,邻里效应对稻农生物农药施用行为的影响存在条件限制,对高收入农户和规模户而言,邻里效应的影响不显著。第四,邻里效应对农户生物农药施用行为有显著直接作用,也通过降低信息搜寻成本和有效规避农业生产风险两条路径间接影响农户生物农药施用行为。     

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来自江汉平原水稻主产区的证据

利用江汉平原水稻种植农户调查数据,建立Ordered Probit模型,讨论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揭示服务规模经营促进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理论机制和现实逻辑。研究表明：（1）目前农户对修整农田水渠、施用农家肥、测土配方施肥、秸秆还田四类典型耕地质量保护措施的采纳比例分别为17.79%、17.31%、7.89%和90.69%;（2）控制其他条件不变,农业生产性服务能显著促进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经检验后该结论依然稳健;（3）排除秸秆还田这一强制性措施后,生活型农户偏向采纳资本投入型技术,生产型农户则更偏好劳动投入型技术;（4）较之于生产型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对生活型农户采纳耕地质量保护措施的促进作用更强。     

农户生态移民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新疆三工河流域的农户调查

基于农户访谈与问卷调查,对新疆三工河流域农户的生态移民意愿、移民效果与留居意愿进行调查,并采用Logistic模型对农户移民意愿与留居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①家庭人口数、人均纯收入、主要收入来源、非农收入比重和参与退耕还林情况是影响农户搬迁意愿的主要因素,家庭人口数量越少,非农收入比重越大,对生态环境保护重要性的认知越强,就越能接受生态移民政策;②移民工程对河谷内生态环境改善作用显著,促进了退耕还林进程,草场压力有所缓解,但移民农户没有得到妥善安置,影响了农户家庭收入,其对定居点生产条件与生活环境评价较低,42.35%的农户认为搬迁后生活质量变差;③移民农户的留居意愿普遍不强,71.92%的农户想搬回原居住地,生活质量变化、定居点灌溉条件与耕地质量是影响其留居意愿的主要因素。政府应着力改善定居点水土资源条件与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农业技术培训,鼓励外出务工,以增加农户经济收入,改善生产生活环境,加强农户移民与留居意愿,促进移民工程的顺利实施。     

土地用途管制下基本农田发展权受限的区域差异及经济补偿——以湖北省武汉、荆门、黄冈等地区为实证

以湖北省武汉、荆门、黄冈等地区为实证,分析重点开发区、农产品主产区及生态功能区农民收入及土地利用行为受土地用途管制的影响,测算基本农田发展受限下农民的福利损失及空间异质性。结果表明:① 农民收入及土地利用行为具有显著的空间差异,农产品主产区农业收入较重点开发区农业收入高30 929.29 元/(户·a),生态功能区农民倾向于种植经济作物,江汉平原农产品主产区农民更愿意种植粮食作物,农地经营意愿也最强烈,而重点开发区及生态功能区农民转入农地、扩大农业经营规模的意愿较弱;② 土地用途管制对农业收入较高、农地投入较大、农地经营意愿较低、单纯种植粮食作物和兼营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农民的影响较大;③ 土地用途管制强度及其给农民福利带来的损失具有显著空间差异,重点开发区的管制程度最强,生态功能区的管制程度最弱,其中重点开发区农民的福利损失最大[23 839.34 元/(hm²·a)],其次为生态功能区[22 266.71 元/(hm²·a)],农产品主产区最低[14 445.58 元/(hm²·a)]。     

山江湖地区农民参与政府主导生态建设工程的“生态-经济”效应感知

农民对参与政府主导生态建设工程后的“生态-经济”效应感知是决定其未来是否继续参与的根本或调整参与行为与心态的指针。使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方法对山江湖区农民对参与生态建设后的“生态-经济”效应感知予以访谈,借助生态时限法和EXCEL软件分析访谈所取得的农民对“生态-经济”效应感知的认识,结果表明：①农民参与的经济效应感知强调自行山场投入、创造与分享,参与收益后农户常具有造血功能,对政府的依赖性有一定程度的松动;②农民参与的生态效应感知主要体现为水土流失减少、山泉水增多等第一生态效应反应,是否危害他们的生产、生活安全;③农民参与收益的衍生效应主要体现为生产稳定性、生活舒适度等,更多地强调生态与经济效应的衍生,具有不经意性;④主动改善是山江湖区农民“生态-经济”效应感知的主要方式,未来合适的适应性政策制定仅需在收益分配上考虑农民的参与即可激发农民参与积极性,为山江湖农民参与政府主导生态建设工程的调控提供合适路径。     

农牧民响应政府主导生态建设工程的外部不经济性——以江西山江湖和青海三江源为例

选择两大典型的生态建设工程,使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方法,从农牧民认知的角度,旨在查明可能诱发的外部不经济性,结果表明:①山江湖区农户参与行为的直接外部不经济性易于调整,而三江源区的则很难受控调节;②山江湖区农户参与行为的潜在外部性主要受外出转产参与或就地寻找新生计来源渠道所驱动,而三江源区虽然牧民畜群结构、成年母畜比例等也受草地退化的胁迫,但它们与草地退化间的关系内生性较强;③山江湖区农户对管理行为介入所诱发的大概率外部不经济性有更为清醒的认识且能科学定性评价,而三江源区牧民转产所导致的大概率外部不经济性则很可能促使移民选择返牧;④山江湖区农户参与行为调整带来的小概率外部不经济性体现为气候变化的驱动,具有不可抗拒性,而三江源区牧民行为调整所诱发的小概率外部不经济性则受外部经济或产业引进的影响,有一定的可调控性。研究有助于弄清两大生态建设工程中农牧民参与行为所诱发外部不经济性的可比性及适应性行为调整的可借鉴性。     

农户分化、技术约束与耕地保护技术选择差异——基于不同约束条件下的农户技术采纳理论分析框架

在不完全要素市场和农户分化背景下,探索不同类型农户、耕地保护技术约束与技术选择之间内在行为逻辑,以期为保障我国耕地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利用Probit和Logit方法,通过微观数据剖析不同类型农户技术选择意愿、行为逻辑及不同约束条件下的技术选择差异。研究表明:纯农户、I类兼业户和II类兼业户在耕地保护意愿方面具有统一性,但随着非农收入的增加农户耕地保护意愿逐渐降低;在行为逻辑方面,异质性农户耕地保护技术选择上差异显著,不同类型农户的禀赋特征与不同耕地保护技术间存在非对称性和偏差,主要受不同技术属性和风险偏好的约束。因此在耕地保护技术实施与推广应用时,应当更多地考虑不同农户禀赋优势与农户风险偏好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