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安全的影响因素与评估指标

影响资源安全的因素主要有5个方面:资源因素是影响资源安全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因素;政治因素主要通过资源供需双方的政治关系以及资源供应国国内政治局势对资源安全产生影响;经济因素主要影响资源进口国资源进口能力;运输因素主要是运输距离的长短以及运输受干扰、控制的程度;而军事因素则体现在对资源供应地和资源运输通道的控制能力上。论文在分析影响资源安全5个主要因素的基础上,选择了14项指标,初步组成了资源安全的评估指标体系,并运用该指标体系对中国石油和粮食安全状况进行了初步评估,其结果是:从对外依存度来看,石油大于粮食;进口集中度粮食(小麦)高于石油;无论是短期或是长期能力系数,粮食都要好于石油;从资源储备率来看,粮食也远大于石油。     

全球农产品贸易网络及其演化分析

论文基于复杂网络视角,选择谷物、油料、纤维、糖料、果蔬、肉类6大类57种农产品,用1986—2013年间的贸易数据,构建全球农产品贸易网络,定量分析了这个复杂网络的特征和演化趋势。结果表明：1）1986—2013年,全球农产品贸易总量增加了2.26倍,其中油料作物增加幅度最大,增加了4.97倍。参与到全球农产品贸易网络中的国家（地区）逐年增多。2）拟合节点累积度分布的幂函数曲线,表明全球农产品贸易节点度分布具有不均匀性,节点度小的节点数量多,节点度大的节点数量少,满足幂律分布。“枢纽”节点不断成长。3）全球农产品贸易网络密度上升、平均路径长度下降、多元化趋势加强、网络结构复杂化等特征日益突出。4）我国农产品进口来源国（地区）集中程度较高,农产品进口潜在风险较大。一方面要进一步扩大开放,拓展进口来源国（地区）的数量,更好地利用国际资源;另一方面强化农业基础,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防范风险,保障粮食安全。     

国家石油安全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

石油是一种特殊的具有战略意义的"政治"商品,极易受到政治、经济、军事等因素的影响。根据石油安全的内涵和特征,遵循指标体系构建原则,本文把影响石油安全的主要因素归纳为资源因素、政治因素、经济因素、运输因素、军事因素等5个方面,并从中选择16个指标,构建了评估国家石油安全的指标体系,并给出了每个指标的表达式。在对指标分级和量化的基础上,利用层次分析法,结合熵技术对指标权重进行修正。通过研究,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①石油安全定量评估是一个较复杂的问题,指标的选取、指标值的计算和权重系数的确定都需要研究者自身的判断,因此,研究者对研究领域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和掌握,才能构建较为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②研究中有一些重要的指标难以完全量化,为了研究工作的需要,我们将这类指标转化为半定量化指标;③采用熵技术对权重系数进行修正,其结果令人满意。     

中国优势金属供应全球需求的风险评估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转型的发展,全球金属资源供需格局发生重大调整,美国、欧盟、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不断倒逼中国敞开优势金属供应。为保障国家金属资源安全,论文从可依赖性、可持续性、可承受性3个维度建立了一套金属资源供应风险评估体系,对中国优势金属供应全球需求的风险进行评估,结果表明：1）中国优势金属整体供应风险较高,铟、铋等两种金属风险值都在80以上,处于高风险水平;锑、锗、钡、镁、钨、稀土等6种金属风险值都是60~80之间,处于中高风险水平;镓、锶等两种金属处于中风险水平。2）在10种中国优势金属中,钡的可依赖性风险最高,达到81.88,稀土的风险最低,只有42.42。铟的可持续性风险最高,达到81.80;锑的最低,风险值为69.46。铟的可承受性风险也最高,高达100;铋的次之,风险值为89.23;钡的最低,只有33.96。3）随着未来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中国优势金属的供应风险将更加严峻。     

能源供应安全视角下中印生物质能源利用的比较

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印两国作为世界上两个能源消费大国,如何满足众多人口和经济快速增长对能源的需求,以及提供安全的能源供应是中国和印度都在考虑并试图解决的紧迫问题,分析印度的生物能源利用政策对我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我国在1993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1994年我国进口的原油仅为290×104t,进口依赖度为1.9%。到2009年我国石油净进口量为21 888.5×104t,进口原油的依赖度上升到了52.5%。我国日益增加的对国际石油市场的依赖对我国能源安全供应构成了极大的风险和挑战。我国在"十一五"期间,在生物质能源的利用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问题是原料来源和成本不稳定、缺乏统筹规划、发电上网制度不完善、相关政策配套措施和实施细则不完善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生物质能产业的发展。印度政府积极支持的生物质利用技术,包括利用清洁发展机制大量开发的生物质能CDM项目,这类项目大约占印度全部注册CDM项目的三分之一左右。印度从能源多元化供应的角度和扶持乡村可持续发展的角度上开发利用生物质能项目的实践是值得我国借鉴的。     

国家天然气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应用

围绕如何测度并改善天然气安全这一核心议题,引入并修正了APERC能源安全“4A”分析框架,运用层次分析法与德尔斐法,构建了天然气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对主要天然气净进口国和净出口国的天然气安全状况进行了量化评估。评估发现：（1）天然气安全四维度（资源可利用性、经济可承受性、贸易可获得性与环境可接受性）的不可或缺性意味着综合表现优异的国家安全水平更高;（2）8个二级指标中,可采储量、个体可承受性等指标的权重更大;（3）天然气净出口国在资源可利用性、经济可承受性和贸易可获得性方面有优势,整体表现优于进口国。就中国而言,可从加快资源开发、完善市场机制、扩大进口渠道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四个方面提高天然气安全水平。     

军队油料运输安全内涵和风险分析研究

运输环节是军队油料安全供应过程中的薄弱环节,且影响运输安全的原因复杂多变。通过对军队油料运输安全概念内涵的分析,找出了影响军队油料运输安全的主要因素,并结合风险评价矩阵的分析方法,对不安全因素影响程度进行了排序,指出了军队油料运输面临的主要风险,从而提出了应对其风险的主要对策与建议。     

基于改进CRITIC法与云模型相结合的高速公路路堑高边坡工程施工安全总体风险评估模型研究

针对高速公路路堑高边坡工程施工安全风险评估过程中存在模糊性与随机性的特点,基于处理不确定信息的云模型理论,提出一种基于改进CRITIC法与云模型相结合的高速公路路堑高边坡工程施工安全总体风险评估模型。该模型依据边坡工程施工安全总体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及风险分级标准,计算各评估指标隶属于不同风险等级的云模型特征参数;考虑评估指标的信息量和指标之间的相关性,采用改进CRITIC法确定各评估指标的权重,代入边坡工程各评估指标的评分分值,得到待评边坡工程隶属于各风险等级的综合确定度,并依据最大确定度原则判定边坡工程的风险等级;最后将模型应用于《指南》中3个边坡工程案例的施工安全总体风险评估中,并将模型评估结果与《指南》中方法评估结果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该模型运用于边坡工程施工安全总体风险评估是有效、可行的,且模型评估结果更贴近边坡工程实际的风险状况,为边坡工程施工安全总体风险评估提供了一条新途径。     

石油运输对我国海洋污染的分析与对策

随着现代石油化工业的快速发展,我国进口原油不断增加,船舶石油运输污染事故的频繁发生给我国沿海水域生态环境及国家、人民财产和人身健康带来了巨大的威胁。分析影响中国海上石油运输污染防治管理的主要因素,提出了石油运输防污染管理建议和对策。     

基于袭击者为风险源的社会安全风险量化评估及应用

对现行的社会安全风险评估方法进行了分析,认为以事件类型为风险源进行的风险评估无法对风险有更深入的认识。通过将袭击者作为风险源的方式探讨新的社会安全风险评估方法,把人的因素作为评估社会安全风险最重要的因素,有利于更全面、准确地了解风险,从而提供更有针对性的风险防范指导。同时,探讨了新的评估方式下的指标量化分解模式。     

中国农产品贸易格局变化及海外农业资源利用对策

2017年中国大宗农产品虚拟耕地净进口量达到6784万hm²,对外依存度为33.4%,其中巴西和美国是主要的进口来源国。以大豆为重点的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的大量进口,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中国粮食供给,但要从根本上保障中国粮食安全也应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尽管近年中国海外农业投资逐年增加,但由于缺乏长远的投资战略指导,海外农产品资源的控制能力差,生产风险高。为此,为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应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高全球农产品供给能力的战略高度,选择最佳海外投资区域,优先开发中国进口量大、对外依存度高的国际大豆和棕榈油等油脂油料资源;扶持多类型企业主体参与海外农业资源开发;在农业投资目的国通过“订单+农户”模式进行深度合作,并融入全球农产品贸易体系。     

复杂网络视角下世界石油流动的竞合态势演变及对中国石油合作的启示

世界石油流动的规模和复杂性日益增加,从复杂网络分析视角考察石油流动中主要贸易国及其所处地缘区之间的相对地位及变动,并分析中国在其中的竞合关系,有利于从与出口地缘区合作和与进口地缘区合作两个方面,全面审视中国石油合作的总体格局、重点合作国家和可能的模式创新。研究结果表明：（1）世界石油流动仍由主要出口地缘区主导,逐步演变为俄罗斯—中亚、美国—加拿大和中东三足鼎立的出口竞争格局,但出口地缘区的多元化和地位相对变动也为进口国调整合作关系提供了机遇;（2）亚太地区逐步成为世界石油流动的竞合焦点,但由于区内大国缺乏互济交流,降低了地区的整体核心地位和对石油流动的调控力,中国也深陷进口分散化、出口大国博弈和进口大国制衡三大困境中;（3）中国应与核心出口地缘区重点合作,与其他出口地缘区稳定合作并创新合作模式,与亚太其他进口国基于进口份额协调机制、来源错位竞争机制和国际贸易中心分工协作机制,开展区内互济交流合作,以改善中国在世界石油流动格局中的竞合环境,保障石油供需平衡、降低供给风险。     

石油安全指标体系与综合评价

为科学评价我国石油安全的程度,从国内资源禀赋、国内生产能力、国际市场可得性和国家应急保障能力等4个方面,设计了石油安全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德尔菲法、主成分分析法,选取储采比、储量替代率、石油消费对外依存度、石油进口集中度、国际原油价格和国内石油储备水平等6个个指标,构成一个新的综合指标:石油安全度,用其对我国石油安全形势进行定量评价。将石油安全度的安全警戒划分为五级:I级1～0.8,基本安全;II级0.8～0.6,弱安全;III级0.6～0.4,不安全;Ⅳ级0.4～0.2,很不安全;V级0.2以下,严重不安全。1993-2004年,我国石油安全度为0.54～0.75,处于弱安全到不安全之间。     

2050年中国能源消费结构的系统动力学模拟——基于重点行业的转型情景

面向2050年世界能源发展形势与中国发展实际,推进能源转型与保障油气供给是关乎国家发展和能源安全的重大前瞻性问题。考虑能源转型这一关键前提,基于重点行业部门的政策情景模拟了中国能源消费的总量与结构变化情况,并分析了中国油气消费需求及其对外依存情况。结果显示：（1）若实行积极的部门能源转型政策,中国的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将在较大幅度上低于参照情景,并有望在2040年达到峰值,其峰值在5755~7000 mtce之间。具体来看,煤炭消费可在2030年前达峰,石油消费在两种转型情景下均将在2040年达到峰值,而天然气仅在加速转型情景下可于2035年实现消费达峰。（2）从推进能源结构转型角度看,在转型情景下中国2050年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例为21%,在加速转型情景下到2050年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例将不足10%;无论是在转型情景下还是加速转型情景下,到2050年油气消费占中国能源消费总量的30%;若推行更加积极的转型政策,在加速转型情景下中国到 205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将超越化石能源。（3）高需求低产出将导致中国油气对外依存度在中长期内处于较高水平,因而,在2050年前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仍不可忽视油气供给稳定性。研究可为中国能源安全战略与能源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中美能源权力的空间领域与均势区演化

随着美国“页岩气革命”取得重大突破,当前世界能源贸易版图和政治经济格局加速重塑,美国成为新的传统能源权力领导者,中国和平崛起下的能源安全问题愈发严峻。基于相互依赖理论和均势理论,构建了能源权力空间理论框架和能源权力静态模型,刻画出 2003—2018年间中美能源权力的空间范围及均势区变化：（1）随着国际能源权力体系和能源贸易网络的发展演变,中国和美国的能源权力空间发生巨大变化。（2）中美煤权力和天然气权力空间基本形成较为稳定的区域组团,中国原油权力空间保持强劲的全球扩展趋势,而美国原油权力空间面临转型重构。（3）中美能源权力的空间均势区不断碎片化成点状镶嵌,相对集中于欧洲大部、非洲南部和东亚,形成资源禀赋型、资源消费型、地缘通道型、政经倾向分离型、“第三国”控制型等五种类型。（4）中国对五种类型国家的能源合作政策宜因地制宜,有所侧重。通过政治和经济双重利益吸引资源禀赋型国家,与资源市场型国家加强能源技术合作,确保地缘通道型国家安全畅通,对政经倾向分离型国家加强经济合作以影响外交政治,合理安排与“第三国”主导型国家的能源合作。结论可为中国应对全球能源转型和能源格局重塑的复杂性变局,加强对外能源贸易合作与要素资源投放,确保国家能源安全提供理论和政策借鉴。     

Adapting importation policy to global commodity markets: implications of rice import allocation in Singapore

Structural changes in the global commodity markets have particularly serious implications to the food security of import-dependent countries. Adapting importation policy to that global change is essential given that many commodities are imported to fulfill domestic demand. Using Singapore as a case study, this paper examines rice (Oryza) import allocation for seeking adaptive measures, which have broad implications to import-dependent countries. Its quarterly trade data (between 1999 and 2008) have been analyzed using an almost ideal demand system (AIDS) model. Our findings in respect to expenditure elasticity reveal that Singapore will continue its importation from its current range of suppliers, and add new import sources, fulfilling its national diversification strategy. New sources that located in different regions will also strengthen Singapore’s regional diversification strategy. Both national and regional diversification strategies enable any country to tap into associative import sources when unfavorable events deplete supply from a normally preferred supplier. In addition, the results in respect to own-price elasticity suggest that Thailand is Singapore’s primary preferred source while other exporters are secondary suppliers. Supported by the outputs of cross-price elasticity, secondary sources are substitutable. Within a diversified import portfolio, their competitive relationship gives an import-dependent country a strategic position to hedge against price manipulation and escalation, and to substitute expensive suppliers with cheaper alternatives. For these reasons, an import diversification policy is recommended both as an adaptive measure in response to the global change in commodity markets and, at the same time, as a mean for sustaining food security in import-dependent countries.     

环渤海地区港口煤炭运输格局演变和动力机制

煤炭供销与调拨一直是我国经济社会系统运行的关键问题,其中,港口是煤炭运输中最为重要的中转节点,尤其是作为 "北煤南运" 和煤炭出口的主要下水地区,环渤海港口在煤炭运输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论文以环渤海港口作为研究对象,以20 世纪70 年代以来的40 a 为时间尺度,分析了该地区港口煤炭运输的格局演变,归纳总结了主要特征和演变规律,并探讨了格局演变的动力机制。首先,将环渤海港口作为一个整体,分析总体区域的演变特征;然后,着眼于各个港口,分析煤炭进出港格局和进出口格局的演变特征;最后,从煤炭基地分布与消费市场空间错位、铁海联运的组织模式、进出口政策和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分析了环渤海港口煤炭运输格局演变的动力机制。以此为环渤海地区的港口建设及煤炭运输规划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