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淮海平原农区宅基地扩展时空特征及整治潜力分析——以禹城市5个村庄为例

综合遥感解译、宗地调查和入户问卷调查方法,研究黄淮海平原农区禹城市5个村庄的宅基地时空演变特征和不同退出标准的宅基地整治潜力和整治效果。研究结果表明:(1)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宅基地经历了剧烈扩张,调研村庄的宅基地平均扩张了3.7倍。2015年户均宅基地高达1.6宗,30.8%的农户存在"一户多宅"现象,28.5%的房屋被闲置或废弃。(2)2000年以前,调研村庄的宅基地空间扩张模式以飞地式为主,2000年后被填充式和蔓延式所取代。分村庄来看,宅基地空间扩张受到主要交通干线布局、土地资源禀赋和村庄初始布局等因素的影响。(3)调研村庄宅基地整治具有较大的理论潜力,可节约56%的村庄居住用地。基于两套退出标准方案的宅基地整治可分别节约26%和36%的村庄居住用地,但均与理论潜力存在较大差距。(4)未来宅基地试点改革亟需在推进转移人口市民化、建立宅基地退出补偿价值体系、探索退出的宅基地转化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办法等宏观体制机制推进,并在微观层面依据农户就业结构和土地资源禀赋分类施策。     

基于成本收益理论的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有效阈值——以改革试点区宜城市为例

宅基地退出是有效缓解城乡建设用地之间的矛盾、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在梳理宅基地有偿退出路径的基础上构建宅基地价值补偿体系,按照政府能承受、农户能接受、工作可持续的原则,基于成本收益理论科学测定在不同模式下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的有效阈值。结果表明：（1）宅基地退出补偿阈值是农户能接受的最小值和政府能承受的最大值所组成的补偿范围。（2）农户退出宅基地损失的机会成本和退出总成本之和小于最小阈值时农户愿意有偿退出,最大阈值低于宅基地、地上附属设施权利价值和退出总成本之和。（3）“异地改造”模式下,政府处于主导地位,资金来源较少,实际补偿金额接近最小阈值。“一户多宅”模式下,政府和农户诉求相当,补偿金额偏向中位数。“整体搬迁”和“社区化”模式下,农户处于主导地位,政府补偿资金来源较多,实际补偿金额趋向最大阈值。     

城市化背景下宅基地利用的租值消散与农户行为研究——以北京市朝阳区下辛堡村为例

随着城市扩张和城乡空间的急剧演变,农村宅基地的区位和功能均发生了深刻变化。城市扩张带来的建设用地需求提升了宅基地的潜在价值。然而,集体土地制度对农村宅基地产权权能的限制,将使宅基地利用过程中部分土地租值被置入“公共领域”,形成“非专有收入”,进而在竞争下导致租值消散。论文基于产权管制和租值消散理论,分析宅基地功能和资源价值转变下,集体土地制度对宅基地的产权管制所造成的“公共领域”和“非专有收入”,并以北京市城中村为例解释农户降低租值消散的宅基地利用行为。在此基础上,以消除资源价值的“公共领域”为原则,提出宅基地使用制度改革的政策建议,为城市化背景下提高宅基地资源配置效率和调控农户土地利用行为提供科学依据。     

资源承载力监测——以西藏“一江两河”地区为例

对自然资源的无序开发和对生态系统的破坏制约了我国的可持续发展。资源承载力是描述地区发展受自然资源限制的重要工具,也是衡量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依据。基于西藏“一江两河”地区县级统计数据,定量计算水、土和生态等资源承载力,并根据定量评价结果构建资源承载力监测体系并应用于“一江两河”地区。研究结果表明:（1）“一江两河”地区人粮关系趋于紧张,部分地区人口—粮食—土地矛盾突出,76.5%的县土地资源承载力下降,83.3%的县土地资源承载指数增长;“一江两河”地区各县（市、区）水资源承载力远大于实际人口,承载指数均小于0.05,但77.8%的县水资源承载力下降,县域承载指数均增长;各县生态承载力增长,承载指数下降,部分县处于生态赤字状态。（2）“一江两河”地区资源承载力的主要制约因素由生态承载力转变为土地资源承载力。2000—2015年,在“一江两河”地区资源承载力处于临界超载或超载的县中,对资源承载状态影响最大的资源承载力由生态承载力逐步转变为土地资源承载力。（3）“一江两河”地区资源承载力等级逐渐提升,可能带来的危害或负面影响程度降低。2000—2015年,资源承载力为三级（中度负载）及以下等级的县由15个（83.3%）降至3个（16.7%）。资源承载力长效监测机制的建立有助于明晰资源开发利用现状,科学利用区域自然资源,促进地区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农村建设用地整治的空间生产机制及其效应——以广东省窑塘村为例

从空间生产视角介入,结合行动者网络理论和利益相关者分析方法,构建“空间生产过程—空间生产机制—空间生产效应”的研究框架,通过深度访谈收集一手数据,对广东省窑塘村建设用地整治进行深入剖析,阐释其空间生产过程、机制及效应。结果表明：（1）关键行动者镇政府和核心行动者党群理事会积极征召和动员,各行动者为满足自身利益诉求通过“闲置危旧集体拆,社区产业联合建”的强制通行点构建行动者网络,完成农村建设用地整治空间生产过程。（2）窑塘村建设用地整治空间生产以土地增值为内动力,释放土地发展权的交易价值、经营价值和生产价值,以利益相关者追求利益最大化为外动力,内外动力共同作用形成空间生产机制。（3）村集体合理配置土地发展权,积极推进村庄建设和产业发展,利用外力驱动乡村内生动力,引导城乡要素形成“二次流动”,为乡村物质空间生产带来正面效应;但在农村建设用地整治和新村建设中,小部分农民的居住权益被忽视,导致空间隔离现象产生,对乡村社会空间生产造成了负面效应。     

农户规模经营意愿与行为的影响机制及差异——基于山东省3县379份农户调查问卷的实证

基于社会认知理论与计划行为理论构建分析框架,采用山东省五莲、东平和垦利等三县（区）的379份农户调查问卷数据,综合运用主成分分析法、Heckman二阶段模型和比较分析法,探究农户规模经营意愿与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与差异,为推进农地适度规模经营提供决策参考。结果表明：（1）案例区被调查农户对土地政策的认知程度普遍较低,且认知水平与结构均存在地域差异。（2）个体特征、资源禀赋和区位因素对规模经营意愿产生显著影响,而政策认知和社会保障因素的影响却不显著;所选四类因素均表现出了对规模经营行为的影响,其中影响力度较大且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因素主要是“是否参加农业保险”和“新型经营主体认知程度”。（3）27.70%的受访农户存在规模经营意愿与行为不一致的情形,山区与平原农户规模经营的影响机制表现出一定差异,影响农户意愿与行为的因素也有较大不同。（4）建议深入了解农民的政策认知水平与结构、有针对性地加强宣传教育,因地制宜构建信息平台、降低农地流转交易成本,构建面向小农户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土地+服务”的二元规模化。     

城乡融合背景下淮海经济区乡村发展潜力——以苏北地区为例

乡村可持续发展与建设是乡村振兴的目标与愿景,也是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构建可持续城乡融合系统的落脚点,在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剧背景下,明确乡村发展阶段与状态、测度发展潜力对有效识别乡村未来发展方向和模式、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以地处淮海经济区核心区的苏北地区为研究对象,以7980个行政村为评价单元研究村域单元的乡村发展状态,通过县域尺度上对城乡发展阶段进行约束,以“差异化+一致性”的思路进行乡村发展潜力的综合测度。研究结果如下：（1）研究区乡村可分为“城镇主导”“城乡联动”和“乡村主导”三类发展阶段,数量占比分别为15.38%、46.15%和38.46%;（2）研究区乡村发展状态指数最大值和平均值分别为6.209和1.714,具有高值区、低值区集聚的特征;（3）研究区乡村发展潜力最大值和平均值分别为2.827和0.923,发展潜力为低、较低、中等、较高和高的评价单元占比分别为4.45%、15.20%、23.22%、35.39%和21.74%;（4）依据乡村发展潜力可将研究区分为“重点挖潜区”“权衡挖潜区”“适度挖潜区”及“重要维护区”四类,建议分别采用“激发隐性活力,缩小区内差距”“以优势要素带动,实现区域权衡发展”“明确发展劣势条件,适度填补潜力空间”及“保持发展模式,实现稳定发展”的发展思路。     

平原农区村民居住空间特征与迁居意愿——以江苏省淮安市为例

选择地处苏北平原农区的淮安市所有15510个自然村和872414户农户全样本入户调查数据为分析对象,采用占比统计法和GIS空间分析,对村民居住空间特征与迁居意愿进行研究。主要结论如下：（1）在村落层面,平均规模小,单村独户多且村落分散,多数自然村远离镇区,近一半自然村位居“九靠近一滞洪”区域内。该格局是自然地理条件和人文因素综合影响形成的。（2）在住房层面,农村老旧住房比例高,全市40%农户在城乡同时拥有住房,但在城镇拥有住房率与到城区距离呈负相关,而农村住房空关率则呈现相反的空间格局。（3）在迁居意愿方面,54.1%的农户愿意集中居住且多意向实物安置,较低补偿标准和不便务农是不愿迁居的主要原因;移居城镇是货币安置农户的主要去向,留村和入镇集中居住是实物安置农户的主要去向。在迁居意向农户中,近90%选择政府统建方式,近80%愿意有偿退出宅基地和流转承包地。（4）村民居住空间特征和迁居意愿都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两者之间存有内在联系且均受多种因素影响。     

县域国土空间主体功能区土地资源空间配置效率及管制策略——以江苏赣榆为例

从县域出发,深化主体功能区概念应用,探究土地资源空间配置效率及其管制策略对深化我国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梳理主体功能区与土地资源空间配置理论关系,借助C-D生产函数考察江苏赣榆主体功能区土地资源空间配置效率,并差别化提出管制策略。研究表明,主体功能区建设实质是“以地为本”,功能区划理念下土地资源空间配置应遵循边际净收益相等的转化度,具有增进用地效率、减少自发优势竞争效率损失的可能。对赣榆区研究发现,不同主体功能区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数量存在过量配置,具有帕累托改进空间,其根源在于现行土地计划管理缺乏弹性机制调节指标,造成实际落地中的空间错配。因此,赣榆区应从全区统筹主体功能定位,协调国土空间发展格局,其中优化开发区“革新土地空间结构,转变经济与产业发展方式”、重点开发区“助力城镇工业化进程,确保土地资源利用效益”、限制开发区“着力粮经产品安全,创新农业生产用地经营模式”、禁止开发区“划定生态空间红线,探索农旅生态用地结构布局”。     

农牧交错区农户生计分化及其对耕地利用的影响——以宁夏盐池县为例

农户生计与耕地利用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理解人地关系的重要切入点。论文以宁夏盐池县为例,在可持续生计框架下,从农户生计资本和生产要素配置两个角度,探讨农户生计分化及其对耕地利用的影响。结果表明：1）盐池县兼业户与非农就业户合计占调查农户的58%,农户非农化现象普遍;2）劳动力越多、人均耕地越少的农户,其家庭非农收入占比越高,生计资本是农户生计分化的“推力”;3）务农机会成本越高的农户其生计分化程度越高,务农机会成本是农户生计分化的“拉力”;4）随着生计分化程度的增加,耕地利用的生产要素投入强度呈递减态势,但是兼业户的耕地利用效率高于纯农户和非农就业户。农牧交错区同时面临着生态保护、农牧业生产、脱贫攻坚等挑战,政策制定需充分考虑当地农户的生计特征与人地关系的演变规律,加强非农就业引导,鼓励农户土地流转,促进农户生计多样化,实现生态、经济、社会效益“共赢”发展。     

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测算方法研究进展与展望

在快速工业化、城镇化背景下,我国农村空心化日益加剧,以空心村整治为重点的农村居民点整治势在必行。科学评估和测算整治潜力,是农村居民点整治的首要任务。论文通过梳理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测算方法的相关研究成果,旨在为推进我国空心村整治实践提供技术参考。首先,文章简要回顾了人均建设用地标准法、户均建设用地标准法、闲置土地抽样调查法等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测算的基本方法及其优缺点;其次,详细介绍了多因素综合潜力测算法、遥感判读法等潜力测算的新方法。论文认为,未来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测算研究需重点关注以下三个方面：1）加强遥感技术的应用;2）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应体现综合性和地域差异性的统一;3）以乡村空间重构和村镇建设格局为导向,加强整治潜力评价指标的动态预测。     

106国道沿线样带区农村空心化土地整治潜力研究

基于典型调查资料和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在构建农村空心化评价指标体系并定量评判106国道沿线样带区县域农村空心化程度的基础上,结合自然条件和土地资源特点、农村居民点用地的有关法律规定,采用专家集成法选取与现实潜力转化有关的自然、社会、经济等10个指标建立综合指标体系,对空心村整治的自然适宜性、社会接受性、经济可行性进行了综合评价;将计算得到的农村空心化指数与现实转化潜力系数作为综合修正系数,对理论潜力进行修正,结合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测算公式,测算出106国道沿线样带区不同农村空心化演进类型的现状潜力和远景潜力。研究表明:106国道沿线样带区县域农村空心化指数为0.18~0.82,现实转化潜力系数为0.07~0.32; 2009、2020年农村居民点整治的现实潜力分别为93 219.4、145 430.0 hm²,村庄整治增地率分别为6.8%、11.4%。研究将为空心村整治和新农村建设规划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湖北省随县农村居民点整治现实潜力测算及整治策略——基于农户意愿的调查分析

农村居民点整治是土地整治规划的核心问题。研究采用实地调查法和多因素综合评价法,在统筹国家政策、农户意愿和建立自然-经济-社会-生态-规划综合修正指标体系的基础上,科学测算了随县各乡镇农村居民点整治现实潜力,并提出适宜整治策略。研究结果:①随县18个乡镇综合修正系数介于5.15%~9.84%之间,表明理论潜力转变为现实潜力的可能性具有较大地域差异;②2011-2020年随县农村居民点整治现实潜力为2 035.23 hm²,占理论潜力的17.80%,占现状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的10.01%;③可优先在潜力大的乡镇建立整治示范区,创新土地整治模式,有序推进农村居民点整治。该研究测算方法及整治策略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可为新一轮农村居民点整治提供更为有效的依据和参考。     

经济发达区农村居民点整理驱动力与模式——以浙江省嵊州市为例

农村居民点整理是优化用地布局、集约利用土地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措施。以经济发达区的浙江省嵊州市为例,研究农村居民点整理的驱动力和模式。研究表明:1996-2005年嵊州市农村居民点用地呈先增加后减少的变化趋势,农村居民点整理的政策驱动力包括耕地占补平衡政策和土地整理折抵建设用地指标异地调剂政策,经济社会驱动力包括市(县)域经济发展、城市化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三方共建"模式的特点是政府相关部门、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三方共同出资共同实施。模式构成的关键因素反映出上述驱动力的影响作用。典型案例效益明显,如新增耕地率66.67%,资金平衡度228%,土地集约利用度提高176%等,耕作半径变化小,对人口城镇化和传统村落文化无显著影响。     

基于分形理论的农村居民点空间特征研究——以北京市平谷区为例

空间结构与空间形态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构成农村居民点空间特征,对二者的综合分析可更好地考察农村居民点用地布局特点。基于分形理论,在总体与部分两个层次上对2004-2012年北京市平谷区农村居民点空间结构与形态特征及其动态变化进行综合分析,并提出空间结构合理优化及空间形态稳定性提高相关对策。研究表明,平谷区农村居民点空间结构和形态分形特征显著。全区尺度上,聚集维数、关联维数随时间变化而减小,形态维数值持续增大,农村居民点空间结构呈聚集发展态势,空间结构自组织不断优化,但形状特征日趋复杂,稳定性降低;分乡镇尺度上,部分乡镇存在空间结构松散、关联性较弱等问题。未来需加强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居民点体系内各要素关联度,促进空间结构优化;并科学编制乡村土地利用规划,降低土地利用空间发展的随意性。研究可为优化农村居民点布局,科学指导农村居民点用地调整提供参考。     

基于土地利用视角的乡村居业协同多尺度分析——以徐州市为例

“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城乡发展不协调、乡村发展不充分问题的重要抓手。居业协同作为乡村人居融合发展的高级形态,其程度能够反映乡村振兴的质量与成效。采用土地利用数据从结构和利用两个维度探索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徐州三个尺度下的居业协同格局,结果表明：（1）徐州市土地在供给方面表现出居业失衡,宅基地供给相对于经营性建设用地优势明显;但由于使用中宅基地的空废,二者利用状态表现得更协同。（2）不同空间尺度下,居业协同状态有所差异,其中乡镇尺度居业空间关系较为稳定,基本维持相对平衡,本文认为乡镇是土地资源配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最佳尺度。（3）后续研究中,居业用地适宜的比例及农用地对居业协同的影响都需要进一步探索。     

基于乡镇地域主导功能定位的农村居民点整理策略研究

县域范围内乡镇发展的“特质化”导致乡镇地域主导功能的差异化,并对农村居民点整理产生不同需求。论文以山西省泽州县为例,在定位乡镇地域主导功能的基础上,结合农村居民点建设适宜性评价结果,分析不同地域主导功能乡镇的农村居民点整理需求及其相应的整理模式。研究结果表明：1）泽州县乡镇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承担的主导功能有农业生产功能、农业生态功能、商服业功能和现代制造业功能,相应地,各功能乡镇的农村居民点面积分别为1 720.89、620.41、3 415.58、4 534.13 hm²;2）不同主导功能乡镇的农村居民点整理需求不同;3）泽州县农村居民点整理应根据“保障耕地安全与生态安全相结合,保障农民利益与促进区域发展相结合,因地制宜开展居民点整理”的思路,采取差异化整理模式与调控措施。该研究结果可为泽州县农村居民点整理和美丽乡村建设实践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大城市郊区农村居民点整理效果分析——基于典型案例的比较研究

大城市郊区作为农村居民点整理的典型区域之一,如何评价其整理效果具有重要意义。分析大城市郊区农村居民点整理影响机理,构建整理效果评价指标体系,使用规划资料、调查资料和统计资料,对比研究天津市津南区、成都市双流县和上海市金山区典型项目的整理效果。结果表明:①综合评价结果由高到低依次为金山项目、津南项目和双流项目;②整理后农民居住条件均明显改善,生活成本普遍提高,社会保障有所增加,对收入和就业影响不明显;③整理可有效改善土地资源利用状况,农村建设用地节余58%～82%,人均建设用地下降31%～84%,新增耕地超过30%;④3个项目政府的投资风险均较高,项目可持续性有待商榷;农户的拆迁补偿标准和重置新房成本存在较大差异,并导致金山项目的农户搬迁能力高于津南项目和双流项目。研究结论:大城市郊区总体适宜开展农村居民点整理。整理效果呈现差异受政府财政能力与农民收入水平相对大小的影响。     

自然经济限制性下天津市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估算

农村居民点整理增加耕地潜力的测算既要考虑其自然适宜性,也要考虑其经济可行性。论文探讨了天津市农村居民点整理在自然、经济条件限制性下增加耕地的潜力。首先,选取了7个自然指标建立了农村居民点整理的自然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评价后的宜耕地比例作为自然限制性修正系数,将自然限制性修正系数与农村居民点整理理论潜力的乘积,作为自然限制性下农村居民点整理增加耕地的潜力。然后,选取了9个经济指标建立了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经济可行性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其评价结果作为经济限制性修正系数,将经济限制性修正系数与自然限制性下增加耕地潜力的乘积作为自然、经济限制性下农村居民点整理增加耕地的潜力。测算结果表明,天津市各区县的自然限制性修正系数为0.393～0.954,经济限制性修正系数为0.242～0.813;在自然、经济限制性下,天津市各区县农村居民点整理增加耕地系数2010年为3.597%～14.812%,2020年为6.158%～15.902%;分别可净增加耕地面积64.893～2206.523hm₂、68.289～2274.096hm₂。     

乡村地域生态服务功能演化测度——以南京市为例

乡村在社会发展中有重要的腹地价值,乡村地域空间结构的演化对生态服务功能有重要的影响。以南京市为例,在乡村实体地域范围基础上进行乡村地域生态服务功能演化测度研究,利用遥感定量测量和CASA模型测算分析南京市1985—2016年乡村地域生态服务功能演化。研究表明：（1）1985—2000年,乡村各种生态服务功能价值都存在降低的趋势; 2000—2016年,除水源涵养功能外,其他各种类型生态服务功能价值仍存在降低的趋势。（2）第一阶段乡村生态服务功能损失较大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南部、南偏西和南偏东方向;第二阶段,生态服务功能价值在北部和北偏西方向有了提升,其他方向均有不同程度减少。（3）乡镇工业化阶段,生态服务功能受乡村内部土地利用变化影响较大;在城市化水平快速提升阶段,城市扩展对乡村生态服务功能的影响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