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村落旅游地乡愁的测度及其资源价值——以苏南传统村落为例

"记住乡愁"是乡村旅游和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基于居民和游客视角,以苏南传统村落为案例地,开发传统村落旅游地乡愁量表,探讨乡愁的资源价值。结果表明:传统村落旅游地乡愁是一个综合概念,是特定人地关系的体现,是在一定时空条件下,乡愁主体、乡愁触点、乡愁载体、乡愁情感、乡愁愿景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仅仅是离乡的愁绪,思乡的记忆,也体现了一定的文化概念,是情感、记忆和文化的集合体;经过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探讨并验证了传统村落旅游地乡愁的"文化—情感—记忆"三维度量表;主客乡愁之间存在一定差异:居民乡愁强度高于游客,居民情感维度均值最高,文化维度均值最低,游客文化维度均值最高,情感维度最低;乡愁有一定的资源价值,主要体现在情感联结价值、文化认同和传承价值、保护和开发价值三个方面。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策和建议。     

乡村文化记忆资源的“文—旅”协同评价模型与应用——以苏州金庭镇为例

乡村文化记忆资源是乡村“文—旅”协同的链接点。基于文化记忆理论从文化信息层、物质载体层与社会行为层解析其内涵和协同框架,构建“文—旅”空间协调度、文化记忆连续性和旅游市场认同度的协同评价模型,以苏州金庭镇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时间格局上,旅游景点与生活生产类空间关联性不断提升,与功能象征类空间依赖减弱,与社会表征类和精神意识类空间关系有所降低但维持高度耦合水平。（2）空间格局上,与生活生产类空间呈极核带状格局,与其余三类空间呈现一核多极格局。（3）旅游景点与生活生产类空间协同关系从“文—旅”空间协调度、文化记忆连续性转向旅游市场认同度为主导,其余空间以“文—旅”空间协调度为主导。（4）影响协同关系的机制包括记忆延续与文化交融、空间优化与旅游融合和社会支持与政策保障等。研究结论可为乡村旅游地的文化振兴和文旅融合提供理论指导和应用模式。     

大别山革命老区旅游地“乡土—生态”系统韧性演化规律及影响机制

探讨旅游地“乡土—生态”系统演化,为理解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结构与功能演变提供了新思路。通过构建“乡土—生态”系统韧性评价体系,解析2005—2019年大别山革命老区旅游地“乡土—生态”系统韧性的演化阶段、过程、路径及机制。结果显示：（1）研究区旅游地“乡土—生态”系统经历了利用、保存、释放、重组适应性循环过程,分别对应旅游地迅速发展期（2005—2009年）、发展成熟期（2010—2012年）、发展过渡期（2013—2016年）和再发展初期（2017—2019年）。（2）在适应性循环过程中研究区县域的数量结构经历了以“较低水平韧性为主→高水平韧性为主”的转变,县域“乡土—生态”系统韧性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3）2005—2019年研究区旅游地“乡土—生态”系统韧性演化的驱动因子由经济层面转向社会文化层面。在内外源因素的作用下,旅游地“乡土—生态”系统韧性通过乡土资源禀赋（向心凝聚力）、经济发展基础（核心推动力）、社会保障功能（重要支撑力）和自然环境本底（基础约束力）的四维驱动,以人的行为为媒介在相互作用和掣肘中演进,当韧性指数超过阈值时其内核组织将打破原有边界、自我调适实现“路径突破”,进入下一阶段适应性循环,以此促进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     

旅游对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作用的途径与模式——“旅游扶贫与乡村振兴”专家笔谈

如何借助旅游发展将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战略有机结合起来,是新时代背景下乡村地区发展的重要议题。针对旅游扶贫与乡村振兴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来自旅游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地理学的10位专家依据“理论辨析—作用途径—作用模式”逻辑进行了跨学科研讨与对话。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充分认识以往旅游扶贫中遗留的不均衡、不充分等发展问题,坚持乡村正位,确立城乡平等“互哺”的关系;厘清传统村落保护与乡村振兴的辩证关系,厘清乡村性、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多重逻辑关系;区分明确区域差异和发展阶段差异,并因时因地制宜;需要协同多元主体,尊重村民理性,提升乡村居民公民性;探索慢旅游、数字经济与乡村旅游融合等创新发展路径。     

“实心”与“空心”：旅游地乡村聚落土地利用空间“极化”研究——以河北野三坡旅游区两个村庄为例

从土地利用视角关注乡村发展转型是近年来国内外乡村发展研究的重要切入点之一。论文采用参与性农村评估（PRA）、GIS空间分析和Google Earth高清遥感影像相结合的方法,以野三坡旅游区内两个临近乡村聚落为例,研究了过去30 a旅游地乡村聚落空间演化过程。研究发现：以1986年旅游业导入为分界点,两个原本发展背景相同的传统乡村聚落,呈现相背离的“极化”发展态势。苟各庄村逐步演化成为新型旅游城镇,日趋繁荣和“实心化”;交界口村则相反,逐步走向衰败和“空心化”。研究认为,旅游地聚落“实心”与“空心”的“极化”过程,本质上是我国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在旅游地乡村发展转型过程中的具象空间投射。在苟各庄村主要表现为旅游业导入引起的“内生式”非农化进程,在交界口村则主要表现为外部城镇化和工业化加速引起的“外拉式”非农化进程。对于旅游地而言,这种产业的持续发展和极化影响的空间外溢,也为区域内发展相对滞后的“空心村”的再生提供了现实可能。     

基于“乡土—生态”系统韧性的红色旅游资源利用空间格局优化研究——以大别山革命老区为例

红色旅游资源利用与开发将对旅游地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产生强烈扰动,基于“乡土—生态”系统韧性水平厘定红色旅游资源利用空间格局,有利于推动红色旅游资源开发与区域可持续发展共促共赢。以大别山革命老区为例,从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四方面构建红色旅游地“乡土—生态”系统韧性水平评价体系,并对红色旅游资源的空间特征与类型进行识别。研究结果为：（1）各县域“乡土—生态”系统韧性以中低水平为主,呈“中部高、四周低”的空间分布特征。（2）区域内各子系统韧性处于勉强协调状态,县级行政单元的协调度呈现中等水平多、较高与较低水平少的“橄榄型”等级结构。（3）红色旅游资源的冷、热点区分别位于大别山南北两侧及中心地带,呈现出“大集聚、小分散”的特征,根据其规模、影响力划为五种聚类分区。（4）依据“乡土—生态”系统韧性在红色旅游资源高富集区可通过内部要素重构向更高水平发展、在中低密度区因吸纳和适应外界扰动力较弱而与红色旅游资源开发相互抑制这一特征,初步厘定“三区、两带、三核心”的红色旅游资源利用空间格局,并针对不同区域从“乡土—生态”系统韧性视角下提出差异化建议,以期排除红色旅游资源开发对“乡土—生态”系统产生的干扰。     

生活空间重构旅游者的乡村游憩影响因素与路径——一个模糊集的定性比较分析

旅游者是乡村旅游发展中的核心要素,但当前研究缺乏从城乡空间转换中的人地关系变迁角度对旅游者进行的思考。以经历城乡生活空间重构的旅游者为研究对象,运用分析多变量交互作用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索旅游者乡村游憩影响因素的复杂路径。研究发现:地方情感、怀旧情感、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态度、愿望（欲望）、旅游目的地知名度形成的128种组合中,其中有8个充分性条件构型特定组合路径能够影响乡村旅游者游憩行为;单项中地方情感、怀旧情感、知觉行为控制的一致性相对较高,但都不能构成旅游者乡村游憩影响因素的必要条件;8条旅游者乡村游憩行为影响因素路径条件组合的总体覆盖率约为0.918919,总体一致性约为1,均达到了0.9的阈值标准。其中,地方情感和怀旧情感特性是最关键的影响因素;旅游者具有地方情感、怀旧情感特征时,其他影响因素都可能在“特定情境”下发挥作用。据此提出了生活空间重构旅游者的乡村游憩影响路径模型,揭示了“乡村情感—游憩意向路径”“计划行为—游憩意向路径”“游憩愿望路径”和“情感行为综合路径”四类影响路径的作用机制。旅游从业者可以据此寻找与旅游者游憩最匹配的产品开发解决方案。     

红色旅游地资源的网络空间多维生产模式研究——基于沙家浜的数字田野实证

研究以苏州沙家浜红色旅游风景区为案例地,以数字田野调查为基础,剖析了红色旅游地资源的网络空间生产中“人—地”关系转变为“人—网—地”关系的过程,探索了红色旅游地资源的网络空间的多维生产模式特征。结论指出：（1）红色旅游资源网络空间打破了传统时空界限,单向的红色价值观传递转变为主客价值共创,体现了红色精神民主化生产过程;（2）红色网络流动性空间需面对红色教育、娱乐和审美等价值的多元性,空间多维主体以“遥在场”的方式产生了新的主客网络地缘争夺,即网络话语权的争夺;（3）传统游客转变为红色资源网络空间的消费者、参与者与生产者,去中心化特征明显,红色网络空间通过超文本表征和非计划互动得以建构,要求红色目的地官方在网络供给侧掌握更高水平的治理能力;（4）红色旅游官方主体尝试使用流行元素融入网络实践,但也展示出泛娱乐化的趋向,需在红色网络空间的多维精神建构中合理整合多元价值,促进集体情感的深度内化。     

基于“情境—结构—行为—结果”分析的上海市低效工业用地减量化治理

探索低效工业用地减量化治理对优化土地资源利用格局、促进产业升级和城市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分析低效工业用地治理复杂系统特征的基础上,建构“情境—结构—行为—结果”分析框架,以超大城市上海市为例,采用扎根分析方法,揭示减量化过程和运行机理。结果显示：（1）低效工业用地减量化具有规划限制性、公共利益性和乡村嵌入性特征,由外部环境、用地效益、主体角色和减量化治理共同构成“外缘—内核”式的复杂适应系统。（2）建设用地“天花板”刚性约束下的宏观资源—环境—发展压力与微观用地效益是减量化的外部情境;内源性主体治理能力不足与外源性主体基于公共利益主动介入共同构成基于价值共享的治理结构;刚性政策、激励政策和支持政策形成了“三元互补”系统推动了集体行动;结果则呈现出城市高质量发展与资源再配置的协调,而平衡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解决减量化短期压力将成为持续开展减量化的重点与难点。研究结果可为长三角其他城市开展低效工业用地治理提供经验和案例的借鉴。     

聚落“双修”视角下乡村振兴路径——以祁东县沙井村为例

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乡村凋敝对城乡协调和区域可持续发展构成严峻挑战。寻求乡村发展路径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也是迫在眉睫的核心任务。在厘清乡村聚落物质要素修补与非物质要素修复的聚落“双修”内涵基础上,针对乡村发展面临的系列难题,通过“生态”和“历史文化”资源整合、“人口”“土地”“产业”和“配套设施”的转移及建设,来探究根治“乡村病”的科学模式与振兴路径：对标双修、绿色发展以振兴乡村生态;六位一体、文化繁荣以振兴乡村文化;高效输出、对口回流以振兴乡村人才;横向联合、纵向推进以振兴乡村产业;三治融合、多元共建以振兴乡村组织。以祁东县沙井村规划实践为例,从人、生、文、地、产、设等六方面提出修复修补策略与措施,以达到修复乡村生态、培育乡村文化、恢复乡村社会朝气、振兴乡村产业经济、提升乡村人居环境的目的。     

红色旅游资源地游客国家认同的影响因素与多元路径研究——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红色旅游资源及其开发具有个体和群体意义,是国家认同实现的重要途径。采用多变量交互作用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以游客国家认同为结果变量,构建社会记忆（人物记忆、环境记忆、时间记忆、空间记忆）、景区形象（吸引物形象、设施环境形象、文创宣传形象）、旅游体验、感知价值为前因变量,探索影响国家认同的前因条件组合与多元路径。研究结果表明：（1）对于单项因素来说,虽然人物记忆的一致性相对较高,但所有单因素都无法构成国家认同的充要条件。（2）9个变量共产生512种条件组合,满足条件的路径组合共11条,总体覆盖率为0.8916,构成了空间环境模式、形象价值模式、历史体验模式和时间综合模式四大类路径模式。（3）人物记忆出现在所有路径组合中,且所有组合同时包含至少一个社会记忆下的其他的二级维度,例如环境、时间或空间记忆。当社会记忆的四个二级维度全部出现时,产生了原始覆盖率最高的路径组合。（4）在原始覆盖率大于20%的6条路径中,都同时包含社会记忆和景区形象中的二级要素;在原始覆盖率小于20%的5条路径中,皆“一定不包含”设施环境形象。本文为红色旅游目的地在新格局下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参照。     

成都市休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休闲旅游是旅游消费的发展趋势,休闲旅游资源是休闲旅游产业发展的载体与基础。以成都市休闲旅游资源POI数据为基础,运用最近邻层次聚类分析、Ripley's K函数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研究成都市休闲旅游资源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成都市休闲旅游资源整体呈现中心集聚与外围分散的分布模式,康娱类、文化类、专项类以及自然类休闲旅游资源分别表现出以传统商圈、文化中心、绿地公园以及自然景点为依托的布局特征。（2）不同类型休闲旅游资源的特征空间尺度存在差异,康娱类特征空间尺度最大,专项类和文化类特征空间尺度次之,自然类特征空间尺度最小。（3）距市中心距离、游客密度、街道活力、居民密度、资源禀赋、道路密度等是影响成都市休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4）在影响因素中,距市中心距离、游客与当地居民密度是主导因素;资源禀赋、街道活力是驱动因素;道路密度、距主干道距离与区域经济是诱发因素;政府行为、重大事件是调节因素,四个维度共同作用,形成成都市休闲旅游资源的空间格局。     

煤矿社区居民的资源开发态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居民对资源开发的态度是资源开发管理的重要社会与公众基础。基于对煤矿社区居民的调研数据,实证分析了居民资源开发态度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差异。结果显示：煤矿社区居民对资源开发总体呈现比较反对的态度。居民社会人口属性方面,受教育水平越高其对资源开发态度的支持程度越高;女性比男性更支持煤矿开采。在社会文化层面,就业机会和社会个人利益正向、显著影响居民资源开发态度;煤矿开采对居民生活和健康的不利影响负向、显著影响居民资源开发态度。在经济交通层面,资源开发的配套设施建设正向、显著影响居民资源开发态度;土地破坏和粮食减产负向、显著影响居民资源开发态度。在生态环境层面,自然灾害和地质灾害发生情况以及水质和水量的下降情况负向、显著影响居民资源开发态度。建议未来应制定针对性政策,改善居民资源开发态度,并着眼于资源开发沟通机制的完善、居民参与资源开发规划的制定和外部管理制度建设能力的提升。     

延安城市居民红色记忆的建构路径与代际差异

作为贯通于中国现当代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典型文化现象,红色记忆宏观层面的书写、建构、传承等话题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与探讨,但个体层面的红色记忆研究相对空缺并亟待推进。为此,本文以红色资源富集的延安城市核心区为案例地,借助世代研究法,通过对36位当地居民的深度访谈,明晰了红色记忆“宏观—微观”的建构路径与结果,并诠释了延安老中青三代城市居民的红色记忆代际差异。研究发现,宏观层面的记忆要素挖掘、叙事表达与资源活化构筑了居民红色记忆的编码、选择与巩固过程,促使当地居民生成富有时代特色的红色记忆内容,并最终构建了老中青三代权威性、功能性及反思性的差异性红色记忆体系。研究结果折射出记忆建构的社会力量与时代变迁对个体记忆塑造的重要意义,并为规范开展红色记忆实践,推进红色记忆薪火相传提供了理论参照。     

红色旅游对游客国家认同的影响

红色旅游作为传承红色基因、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增强国家认同的有效载体,具有鲜明的政治功能。以认知评价情绪评价理论和积极情绪拓展—建构理论为基础,构建红色旅游国家认同影响模型并提出相应假设,运用偏最小二乘法结构方程模型（PLS-SEM）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构建的红色旅游国家认同影响模型具有良好的解释力和预测力,模型具有交叉效度,整体模型的GOF值高于良好适配度的标准值;红色旅游通过红色旅游情感对游客国家认同有正向促进作用;历史认同对国家认同的影响不明显,其他假设均成立。该研究为相关模型构建提供了思路,成果可为强化红色旅游的国家认同研究、拓展红色旅游理论内涵与教育功能、促进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新时代的旅游资源研究：保护利用与创新发展——旅游地理青年学者笔谈

当前,我国已经全面进入大众旅游时代,旅游业持续领跑宏观经济,并成为带动区域发展的支柱产业。旅游资源是传统旅游业的发展基础,我国是旅游资源大国,处理好旅游资源保护与利用的关系、实现创新发展是旅游资源研究的关键。来自旅游地理研究领域的16位青年学者,以笔谈方式探讨了新时期、新阶段下旅游资源保护与利用的基本思路,从旅游发展的新特征、资源价值的新认知、开发与保护的新方式以及针对专项资源的保护开发的新对策等方面重新定义新时代旅游资源研究的重点,核心观点整理如下：（1）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大众旅游方式变化推动旅游产业革新,旅游资源的内涵也相应不断丰富。新时代旅游资源的重构、泛化和组合的变化需要重新对旅游资源进行识别、划分和评价,未来资源仍是旅游产业发展的基础,需要合理认知旅游资源的新特征和新价值。（2）新时代,传统资源开发的条件趋严,坚守生态底线是发展的基础。从供给端看,资源转化为产品的过程中,要尊重市场规律,面向游客新需求,以深入挖掘文化内涵为重点,借助科技新手段,创新资源开发新模式,推出受游客欢迎的旅游产品,从而激发旅游资源的市场价值属性,推动区域旅游产业升级,实现资源、资本、资产的可持续发展。（3）从需求端看,捕捉客群变化特征,构建社会规范和文明旅游新方式,从多方面引导游客主动保护旅游资源的行为,从而形成推动旅游资源保护和开发协调的新思路。（4）旅游资源的类型丰富,决定了旅游资源保护与开发方式的多样化：针对乡村旅游资源,要在资源评估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其新价值,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引领下,因地制宜,以产业集聚为突破,重视乡村社区利益,推动乡村旅游资源的创新利用和可持续发展;针对农业文化遗产资源,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活态利用,构建多方参与的新机制;针对人文旅游资源,需要挖掘人文旅游资源本真性,融入传统文化,促进文化传承与旅游产业的互动发展;针对山地民族旅游资源,在时代价值重新认知的基础上要重视其地域系统的独特性,基于人地关系整体化保护与开发;针对民宿旅游,重视其转化农村闲置资源的重要功能,强化生态保护,构建民宿旅游集聚区。     

线型旅游体验空间：风景道的体验性逻理嬗变

在体验视角下,风景道不仅只是旅游系统中的旅游过境地或旅游通道,旅游者逐渐将体验特色风景道作为出游动机,同时也折射出旅游产业要素在沿线空间范围上的流向扩散。在将“在路上”这一旅游体验作为旅游者出游的主要动机,使传统意义上仅以交通功能承载旅游流的风景道转向为旅游者体验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并将其整体视为一种特殊类型的旅游目的地衍生形态,不仅可以串联各自区隔的旅游空间,还是我国建立国家公园体系的有效支撑,同时也符合全域旅游发展的内在需求。通过对风景道作为新型线性体验空间的合理性进行分析,阐述这种旅游目的地衍生形态的理论解析,并结合国内外相关案例对其特点特征进行总结。以安徽南部京台高速铜黄段为例,探讨打造该区域的必然性与重要性,提出线型旅游体验空间构建内容,并总结发展内涵上的差异性。线型旅游体验空间的提出,在理论上深化拓展了现有关于风景道的旅游研究,为现实中旅游目的地发展提供一个新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