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源环境监管体系建设现状及对策研究

我国环境治理体系正在不断趋于完善,而有效的污染源环境监管体系是国家环境治理体系的基础和核心。本文从污染源环境监管体制、政策制度、实施运行机制以及监管能力保障等方面,系统梳理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污染源环境监管体系建设主要改革举措和总体进展,分析了深化改革仍然存在的主要问题、原因和挑战。立足于进一步加强相关政策措施系统性、集成性,切实提高污染源环境监管的权威性、有效性和透明性,本文初步提出了污染源环境监管与服务体系建设的思路框架,并针对当前污染源环境监管存在的问题,从运行机制模式、监管保障体系、守法引导服务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我国环境信用评级制度的反思与完善

环境信用评级是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信息共享与"守信激励、失信惩戒"实现社会共治,不但是治理模式的重大革新,而且有利于发挥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的作用,其积极意义不可小觑。但同时,环境信用评级的实施与信用生成的市场机理、行政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要求等之间出现的张力应当通过相应制度的完善予以缓和,从而在实现行政协作治理、引导公众参与环境监督、促进企业的自我规制等功能上,既发挥信用评价的声誉机制,又避免对受评企业的合法权益造成不当侵害。     

大数据时代政府环境治理路径创新

本文针对政府环境治理面临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和社会低效三个困境,提出运用大数据方法创新治理路径。政府应用大数据提高环境治理过程中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管效能,创新监管模式提升环境治理能力,改善政府失灵困境;依托大数据完善市场化调节机制,激励企业环境行为市场化,构建企业环境信用评价体系,改变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模式,弥补市场失灵;利用大数据增进公众环境意识,建设公开、透明、平权化的环境信息交互体系,重视环境信息的舆情引导,促进环保价值理念传播,改变公众参与低效现状。进而提出完善大数据治理平台、技术和体系,构建政府、企业、公众共同参与的立体化环境治理模式,提高环境治理的精准化、精细化和智能化水平。     

推进中国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PACE 2019学术年会会议综述

环球中国环境专家协会（PACE）于2019年6月27~29日在中国人民大学组织召开第四届中国环境治理学术年会，主题为推进国家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内外环境公共治理领域顶级专家以及国家和地方相关政府官员出席了会议，并分理论方法、实践应用、行政执法、社会治理、经济政策以及全球环境治理等专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会议认为，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环境治理体系，在生态文明建设框架下，已取得长足进步，特别是以目标为导向的治理战略，已形成鲜明国际特色。中国环境治理模式正从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政府行政管理转向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参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并由自下而上机制相补充的多元共治现代公共治理模式，治理能力近年来显著加强，但在环境社会治理以及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等方面仍存在显著薄弱环节，在政府执法机制以及经济政策使用等方面仍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河南联通助力环境监察执法能力提升

河南省环境监察移动执法系统以河南省环境自动监控系统为核心,将环保内部专网与联通WCDMA3G网络有机结合,为执法部门提供全面、快速、准确的信息支持。随着经济高速增长,我国污染物排放量逐年攀升,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突出问题。另一方面,环境行政执法能力普遍不足,环境管理手段相对滞后。如何运用现代化管理手段,加强对排污企业的行政执法与监管管理,提高环境行政执     

环境行政执法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近年来,我国虽然不断加大环境执法的力度,但由于在立法、体制、机制与执法监管能力等方面存在的弊端,执法效果不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环保法制建设的进程,降低了环保部门行政执法的能力。本文针对现实障碍,提出了尽快修订和完善法律体系,完善环境管理体制,扩大执法的权限,提高环境执法及应急能力等相应对策。     

在环境保护中发挥经济手段与法制手段相结合的作用

《中国21世纪议程》指出,要将经济手段同 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相配套使用,提高 处理环境与发展问题的综合能力,促进中国向 可持续发展转变。进入21世纪,我国市场经济 飞速发展,随着政府职能向规划、引导和服务 的转变,行政手段在环境管理中的作用有所 "弱化",探索并完善环境经济手段,使其真正 与法律手段、行政手段在环境管理中齐头并进, 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     

论促进企业环境守法的制度建构

企业是市场经济中重要的市场主体,其环境守法除了要求环境法律、法规、政策的完善,也有赖于环境执法工作的稳妥开展对企业守法的推动。通过制度和利润两方面分析企业环境守法困境,期望通过环境执法模式的改革,借鉴美国环境执法模式的经验,借助执法理念的变化实现企业自觉的环境守法。     

我国污染源监管业务流程研究

本文通过梳理我国污染源监管的历史沿革和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理清我国现阶段在污染源整个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由不同环境部门主导的污染源监管模式和在此模式下形成的数出多源的数据库基本情况。从时间、空间、参与者三个角度分析该模式的缺点,针对环境统计、排污申报、排污收费等多个污染源数据库进行分析比较,列表找出各自数据的特点。通过分析指出我国污染源管理存在的不足,主要体现在污染源信息管理碎片化、多元化,数据互通性差,难以实现交换和共享,导致环境部门数据可靠性不高,信息公开不全面,社会公信力缺失。究其根本原因是我国目前缺乏一整套统一的、紧密衔接的污染源协同监管模式以及顺畅的污染源全过程管理数据流程。文章从实行排污许可证一证式管理制度、污染源企业报告制度、信息公开制度、加强违法处罚力度和完善企业环境信用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法治国家和风险社会理念下的环境治理机制

面对现代环境问题,我国环境治理需要以法治国家和风险社会理念为基础进一步完善。法治国家要求立法、行政与司法的长期稳定、系统有效运作,而风险管理需要以科学技术进步为基础,对风险有及时认知和科学评估,两方面都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支撑。现代环境行政法首先强化了直接行政监管,不断加强对私权干涉的程度,而且扩展了现代环境规划制度,还创新了环境影响评估制度,同时针对现代环境问题的源头:经济上的外部性,针对性采取多种经济手段。此外在风险沟通和信息公开以及加强程序性权利上,公众参与制度进一步得到细化。这些环境治理行政手段既继承了国家传统行政机制,又都基于法治国家与风险管理理念予以补充,以更有效地、针对性地实现现代环境保护。     

对企业实施环境保护信用等级管理的探讨——以滨州为例

为推进企业环境保护信用等级管理,滨州市环保和监察部门联合制定工作方案并向所辖县区下发文件专门部署,结合日常执法监管对市控以上企业从环保专项行动、排污情况、污染事故、治污设施、排污费和行政处罚、环境安全、建设项目、环境信访八个方面综合评定信用等级,实施有针对性的环境监督管理,有效解决了执法成本高、执法人员不足的问题,使有限的执法资源得到最合理的优化配置,进一步规范了企业环境行为,实现了引导企业自主守法和提高执法效率的双赢。     

论独立环境监察执法体制与机制的建构

通过实证考察可知,目前我国环境监察执法体制有自身的特点,同时也存在一些缺陷,制约了生态环境执法的有效性。独立环境监察执法体制是应对执法困境的良药,该体制具有特殊的内涵,其既具有理论基础也具有政策依据。在分析域外环境执法的经验基础上,针对我国环境执法体制存在的问题,独立环境监察执法体制与机制的建构应当遵循以下路径。首先,独立环境监察执法体制与机制的建构应当遵循合法、效能与环境执法特殊性相契合的原则。其次,建议通过保障组织机构的独立,扩充环保部门的权力,加强环境执法的财政保障以及确立环境执法的独立责任等措施构建起独立环境监察执法体制。再次,通过规范的程序机制、确立综合协调机制、强化责任追究机制、协调激励和制约机制、优化公众参与机制、探索建立环保警察制度等措施完善环境监察执法机制。最后,独立环境监察执法体制与机制需要法律保障。     

注重提高技术监管水平--做好环保现场监察工作

环境监察作为开展环境保护工作的一种主要执法手段,在确定排污单位是否达标排放、治污设施是否正常运转时,不能简单地依据污染治理设施排放情况做出结论,而应注重运用技术手段开展全过程监察。要做好新时期的环保监察工作,确保环境安全、改善环境质量、服务科学发展,仅靠工作激情、完善规章制度、明确科室职责是不够的,执法人员技术监管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环境违法行为的查处等监察工作的开展,为杜绝业务不熟悉、执法技能低和被疑受罚的现象发生,环保部门在完善内控机制与强化执法监督的同时,应注重培训执法人员技术监管水平,提高监察技能,充分运用技术手段开展环境执法监察工作,对及时发现和查处环境违法行为至关重要。     

新时期基层环境监察执法理念转变的探讨

通过对广元市环境监察执法工作从传统环境监察执法向新时期环境监察执法转变的思考,认识到新时期基层环境监察执法应从接受新思想、新事物、新监察手段、新执法范围和新执法模式上转变,使新的执法理念满足新时期经济发展要求。     

大数据在移动执法中的应用

移动执法系统是近年来部分地区用于现场执法的信息化系统。它在为现场执法提供便利的同时,亦收集了大量的一线原始数据。利用大数据,对移动执法系统积累的数据进行汇总、分析和加工,有利于提高环境监管执法的精准度。本文简要介绍了全国环境监察移动执法系统建设现状,提出了目前利用大数据在移动执法中的典型应用,并展望了未来的发展方向。     

环保约谈对政策执行“中梗阻”的疏通机制研究:以临沂市为例

"约谈"是一种政策执行的新机制,旨在通过告诫谈话、指出相关问题、提出整改要求并督促整改到位来疏通政策执行的"中梗阻"。与一般"硬性"的法律行为不同,约谈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是政府的"柔性"行政行为,以行政级别较高的"条"对行政级别较低的"块"进行诫勉和警示为主。本文以《环境保护部约谈暂行办法》为参照,阐释了环保约谈的内涵、优势、适用条件以及结构与流程,并以环保约谈后临沂市的治霾行动为案例,分析了环保约谈的作用机制,即通过增强上级环境部门的行政权威、弱化同级政府的非法干预,调整政绩考核的激励结构、重塑政府的责任体系,增强社会认同、塑造政策执行的良好环境等方式疏通了政策执行的"中梗阻",使环保政策得到有效落实。最后,本文在肯定环保约谈积极效果的同时,也指出了其在法律依据、科学与民主决策机制、激励性制度设计以及不同制度间的衔接等方面存在的不足。     

南四湖供用水管理机制的完善

南四湖的供用水管理尚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诸如供用水管理权限不清、用水纠纷、法治建设落后于实际需要、执法难等问题一直困扰着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采取完善法治、优化现有管理体制、改善行政执法条件等措施,将有利于完善南四湖供用水管理机制,有利于南四湖水资源的管理与利用,促进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跨区域水环境行政管理体制之检讨与完善

我国对水资源实施的是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流域管理机构的地位不明确,在监督管理中没有完全独立的权限,基本上属于一种协调机构,因此完善我国的跨区域水环境行政管理体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尽早完善水环境保护管理体制立法、明确各环境监督管理部门的具体职责、健全环境保护跨部门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协调机制、成立跨区域环境保护管理协调机构、明确流域管理机构在流域水环境保护中的行政执法地位等方面作出了探讨,以利于更好地保护跨区域的水资源。     

论企业环境监督员资质管理制度的建立

企业环境监督员资质管理制度是推动企业履行环境责任的重要手段,是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环境管理制度的重要环节,是提高环境执法有效性的重要保障。同时建立企业环境监督员资质管理制度将促进我国环境专业人才的培养与发展。因此,应将其纳入法制管理轨道,充分发挥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