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南藏族自治州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CSSCI

以甘南藏族自治州为研究区域,构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指标评价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和熵值法对2000—2015年城镇化水平与生态环境质量进行综合评价,并采用耦合协调模型分析其耦合协调关系的演变趋势。结果表明:研究期间甘南州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呈上升态势,且处于较高耦合阶段,耦合协调度由轻度失调城镇化滞后型发展为优质协调生态环境滞后型,总体发展趋势较好。今后的发展中要注意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促进单个系统内部的均衡发展,以推动甘南藏族自治州生态城镇的可持续发展。     

北方农牧交错带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分析

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生态环境脆弱,贫困与环境恶化形势不断加剧。基于社会经济子系统和生态环境子系统,选取16项指标构建了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层次分析—熵值组合赋权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截取2001年、2006年、2011年三个时间断面,对北方农牧交错带26个地级市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①北方农牧交错带社会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的耦合协调度略有增加,但整体水平较低;②大部分低度协调类地区逐步向中度协调类地区转变,高度协调类地区数量增幅小,区域差异逐步缩小。     

广东省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的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为研究广东省快速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系统的相互影响关系,本文应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1995年、2005年、2016年广东省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①以广东省为研究区,1995—2016年广东省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呈持续上升趋势,整体呈S型曲线,经历了严重失调—中度协调—优质协调和城镇化滞后—相对平衡—生态环境滞后的过程。②以21个地级市为研究区,1995—2016年各地级市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持续提高,属优质和良好协调型的区域以珠海、深圳为核心逐步向外围扩展,表现出明显的核心—边缘特征。③生态环保政策、土地开发强度是不同时期影响21个地级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共性因素。同时,2005年以前,产业结构及人口和GDP的快速增长是主要的影响因素;2005年以后,人口高度集聚、土地快速开发、科技和技术创新等因素则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     

西部地区旅游经济发展与农村民生改善耦合协调研究

促进旅游经济发展与农村民生改善耦合互馈是推进西部地区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基于2011—2019年省际面板数据,综合运用修正后熵值法、耦合协调模型和Tobit模型探索西部地区旅游经济发展与农村民生改善的耦合协调时空演化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西部地区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村民生改善程度均呈现稳步提升态势,但两者均表现出显著的空间非均衡性。(2)旅游经济发展与农村民生改善的平均耦合协调度处于稳步增长状态,空间上大致呈现“西南高、西北低”的分布特征;研究期末,绝大部分省份已超越勉强协调等级,但亚类别仍以农村民生改善优于旅游经济发展为主。(3)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投资力度、产业结构优化和政策支持对旅游经济发展与农村民生改善的耦合协调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城镇化水平和碳排放强度呈现显著的负向影响,而投资力度的负向影响不显著。     

云南省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及影响因素

基于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和生态环境耦合协同关系,以云南省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三者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和面板Tobit模型测算2005—2020年云南省及其16个州市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时空演变特征,区域差异以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整体上,云南省综合评价指数、耦合度和协调度都呈现上升态势,但三者水平还需提高,云南省三大系统的相互作用程度逐渐增强,耦合类型的空间差异性逐渐变小;(2)三者的耦合度和协调度的空间差异性较为明显,表现出滇中>滇西>滇南>滇东的分异特征,协调度增长速度以保山市、临沧市和文山州最高;(3)总体基尼系数逐渐缩小,各区域之间以及区域之间城乡差距仍然是构成云南省基尼系数变化的主要原因;(4)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能力、对外开放水平以及旅游活力大体上对于云南省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和生态环境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而产业二元性结构水平则不利于三者的协同发展,影响三者耦合协调度的因素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性。     

安徽省土地生态安全与经济发展协调度研究

为了研究土地生态安全与经济发展协调度,以安徽省为例,运用熵值法与多因素综合评价方法,对2001-2010年两者协调度进行测算.结果显示,2001-2010年安徽省土地生态安全与经济发展水平均呈总体上升趋势,土地生态安全一直处于敏感级,两者之间协调发展度不断增强,但如不控制影响土地生态安全危险因素,将会威胁两系统协调发展度.针对其结果进行了总结.     

城市生态韧性与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关系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生态与经济耦合协调度是衡量区域发展健康与否的重要标准。从韧性视角出发,借用PSR模型,综合选取生态风险指数、景观稳定性指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恢复力指数对江苏省城市生态韧性进行评价,并运用耦合模型测算了江苏省及其13个城市2000—2020年间生态韧性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关系,探究其时空变化特征。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江苏省整体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提高,生态韧性指数持续降低,但两者的耦合协调度呈现由“基本失调”向“基本协调”发展的特征;(2)空间分布上,江苏省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整体呈现“苏南>苏中>苏北”的阶梯性,生态韧性呈现出“北高南低、东高西低”的格局,而两者间的耦合协调度呈现从苏南与沿海向苏北与内陆递减的格局。在以生态优先为主导的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可通过严格划定三区三线、积极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科学构建生态格局等方式保障生态与经济双赢。     

长沙市旅游-经济-生态系统耦合协调分析

长沙市作为旅游热门城市,近年来旅游产业蓬勃发展,经济发展迅速,而生态环境是旅游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石,只有旅游产业、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三者协调发展,才能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利用长沙市2007—2018年的数据,构建3个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分析了三者的耦合协调度,发现三者的发展状况和耦合协调度总体呈现逐年递增状态...     

旅游发展—城市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与障碍因子分析——以沈阳市为例

构建了旅游发展、城市经济、生态环境三大子系统综合评价体系,测算了沈阳市2009—2018年旅游发展—城市经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并使用障碍度模型分析诊断耦合协调发展的障碍因素。结果表明：2009—2018年沈阳市三大子系统评价值呈现波动式上升的趋势,综合评价指数呈现出稳步上升的发展态势;2009—2018年沈阳市三大子系统耦合协调类型从濒临失调逐步转化为良好协调;4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数量、国际旅游收入、第三产业比重、人均供水量是影响沈阳市旅游发展—城市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的主要障碍因素。     

安徽省技术创新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研究

通过构建技术创新与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借助熵值法、耦合度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数学模型,对安徽省16个省辖市2010—2017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研究期内,安徽省技术创新与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数、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均逐年提升;但其空间分布严重不均衡,地区间存在明显差异,其中皖江地区耦合协调发展程度最优,皖南地区次之,皖北地区耦合协调发展程度最不协调。     

安徽省城镇化效率与生态环境质量耦合协调时空演化

研究城镇化效率与生态环境质量耦合协调关系,有助于探寻两者之间本质联系,可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科学依据。本研究通过构建综合评价体系,测度安徽省各地级市的城镇化效率和生态环境质量水平,并借助耦合协调度和空间自相关模型,分析安徽省城镇化效率和生态环境质量耦合协调水平以及空间格局特征。结果表明:① 2005-2020年安徽省城镇化效率均值由 0.937上升至 1.055,有效决策单元数量占比77.3 %,空间上呈现以合肥、铜陵为中心向西北-东南方向辐射的特征;②安徽省生态环境质量指数总体呈波动上升的发展趋势,指数均值从0.217上升至0.413,且具有“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布格局;③安徽省城镇化效率与生态环境质量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均呈现上升趋势,耦合度处于耦合阶段,协调度以中度协调类型为主,但城市间差异明显,制约了区域整体的协调发展;④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表现出较强的正相关性,高-高和低-高集聚区集中在安徽省南部地区,低-低集聚区则分布在北部地区。为促进区域城镇化效率与生态环境质量两系统协调发展,政府未来应因地制宜制定发展策略,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积极推动产业转型,通过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区域良性发展。     

基于元素流分析的长江经济带总磷污染减量化研究——以湖北为例

本文运用元素流分析方法,解析了长江经济带社会经济系统磷代谢的主要过程,构建了磷代谢分析框架及磷流核算模型,并以湖北为例,审视了其磷代谢过程及规律,定量识别了水体磷负荷的主要来源,力图提出减少长江经济带总磷污染的相关建议与对策。结果表明:(1)湖北长江经济带磷代谢系统整体结构不协调,呈现典型的单向型;(2)随着矿物磷—植物磷—动物磷的转换,重要工业化生产性子系统(磷化工、农业种植、规模养殖)磷的物质生产率逐渐退化,污染排放率、废物累积率、养分循环率则次第升高,城镇居民对总磷污染的贡献度要远超农村居民;(3)规模养殖、农业种植、磷化工、城镇居民生活是湖北长江经济带水体总磷污染的主要来源。     

基于陆海统筹的海洋生态环境管理体系研究

经过近60年的探索和实践,我国海洋生态环境管理机制体制不断完善,海洋生态环境综合管理能力显著提升。本文立足我国海洋生态环境管理现状,重点从强化制度约束性、机制协同性和政策指导性等角度分析了存在的主要问题,阐述了陆海统筹的海洋生态环境管理体系框架,并提出了构建以生物多样性保护为核心的海洋生态环境管理分区、建立以氮磷污染物为重点的陆海协同排放管控制度、完善以监测评估为核心的海洋生态监管制度、建立以入海河流和海湾为重点的区域联防联控机制和完善以海洋生态补偿和赔偿为核心的财政政策等重点任务,可为建立陆海统筹的生态环境治理制度提供参考。     

提升生态环境质量促进经济跨越发展

近两年福山区在全力发展社会经济的同时,始终坚持保护与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     

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环境协同发展能力评价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是长江经济带国家战略的核心要求,城市生态协同发展是落实"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关键。城市生态协同发展主要体现为特定地方对全流域生态环境质量的贡献度,体现了特定地方对流域性生态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以上城市生态环境协同发展能力差异悬殊。协同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能耗和污染排放较少的城市以及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工业污染较少的城市。而生态协同发展能力较差的城市多集中在那些能耗和污染严重的地区。这些城市形成了三大一级城市群和八大二级城市子群的空间分异格局。该格局表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生态协同发展能力之间在现阶段并非存在着严格的对应关系。长江经济带生态协同发展需要切实体现一体化治理(流域性)、中央集中性治理(国家战略性)和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统筹性治理(复合地域生态系统)三大内在需求。从长江流域整个生态系统恢复与地方生态环境保护的分工协作入手,处理好中央与地方政府在流域生态环境治理中的责权利关系,实现上下游之间、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在生态环境治理实践中的战略协同。     

黑龙江省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协调度评价

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协调度评价是衡量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在构建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协调度模型,对黑龙江省1999-2008年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协调度进行评价.结果表明:黑龙江省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均呈现出逐渐上升的态势,但整体发展水平不高,土地生态环境建设压力仍然很大.在此基础上,提出构建生态环境友好型土地利用模式,提高科技投入水平,大力发展生态农业,有效防治工业污染,提高土地生态环境治理投入等对策与建议.     

城市生态保护红线与生态控制线协调性研究

生态保护红线与生态控制线是生态空间保护的两条主线,两线既有差别又紧密联系。生态保护红线是维护区域和城市生态安全的格局和数量底线,生态控制线是控制城市开发边界和保障生态安全划定的生态用地控制线。地市是两线划定的适宜尺度,本文在总结高、中、低不同开发强度城市两线探索实践的基础上,从两线联系与差异角度进行协调必要性分析。两线在概念内涵、法律地位、划定内容、技术方法、管控要求上的差异既是衔接的重点又是衔接的难点。然后,从空间、内容与管控等角度提出两线协调的思路,空间协调解决工作底图不统一、话语权不对等问题,内容协调解决生态用地保护目标不一致问题,管控协调解决部门管理准入条件不一致问题。最后,从工作机制角度,提出促进两线衔接的若干建议以及未来两线重点完善的内容和主要方向,为地市开展相关工作提供参考。     

经济、能源和环境系统协调度分析——以江苏省为例

从江苏省实际情况出发,构建了经济、能源和环境三个系统的协调度指标评价体系,采用德尔菲法和主成分法确定指标权重,对江苏省13个市进行了单系统、两两系统和综合系统的协调度分析评价,得出江苏省绝大多数市处于不协调状态,同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土地健康利用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关系研究

为衡量土地健康利用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耦合关系,通过层次分析法（AHP）以及压力—状态—响应框架（PSR）来判断武汉市2000—2010年的土地健康状态以及经济发展状况,并运用动态耦合度模型探讨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2000—2010年,武汉市经济发展综合指数以30%的年增长率增长,土地健康利用综合指数在曲折中发展,总体健康水平不容乐观。土地健康利用与经济发展之间经历了不协调发展阶段和协调发展阶段,整个协调发展系统即将进入极限发展阶段,土地健康利用危机正进入潜伏期,应注重整合优化利用土地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