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视角下减污降碳政策工具对环境规制效率的驱动机制——基于中国30个省份的fsQCA实证分析

减污降碳是环境规制效率提升的标志,是实现污染控制和环境质量改善的重要抓手和突破口,探究减污降碳政策工具驱动环境规制效率提升的内在机理,对于推进“双碳”目标实现具有重要意义。以2012—2022年中国30个省份数据为研究对象,借助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探析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自愿参与型政策工具促进环境规制效率提升的多元路径组合。结果发现：减污降碳政策工具在提升全国环境规制效率方面呈现4种组合模式,且分别与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实施效果相匹配,未来将呈现多元政策工具组合协同发力的态势;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在提升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效率中发挥主导作用,中部地区尤为明显;自愿参与型工具则更多依赖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工具发挥政策组合作用,在西部地区发挥效力较弱。不同的环境规制效率驱动效果会带来差异化的政策工具组合,以此为不同地区提供政策建议。     

大数据条件下环境规制的变革——环境信息规制功能的视角

环境规制往往面临规制失灵的困境，而信息不对称是规制失灵的重要原因。环境信息是一种重要的环境规制工具，可以改变环境规制能力不足与规制意愿不足的问题。在大数据条件下，环境信息可以降低政府环境规制成本，实现环境规制的互动。随着技术的发展，环境大数据对环境规制会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并促进环境规制向精准规制、反身性规制、整体性规制的方向发展，有效地提高环境规制的绩效。     

设计最优的环境与资源规制工具组合——评《环境与自然资源管理的政策工具》

环境议题的崛起,不仅考验着每个国家的政府与公民,而且影响着21世纪的国际政治走向与人类共同体命运。如何从经济、法律和政策层面,选择和设计更优的规制工具组合,成为每一个政治家、管理者和公民在期待技术层面的解决之余,都必须认真对待的时代课题。瑞典环境经济学家托马斯·思德纳(Thomas Sterner)教授所著《环境与自然资     

不完全竞争行业中的环境工具有效性研究:一个理论框架

各级政府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的理念,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共赢,才能真正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防治环境污染是个复杂而系统性的工程,需要进行经济追因与综合治理,其中,制定实施有效的环境政策工具尤为关键。本文把微观经济学中的双寡头产量竞争模型作为基准模型拓展用于环境经济分析,并把环境税、环境规制、排污权交易这三类主要环境工具对企业生产决策的影响纳入基准模型,旨在对比研究不完全竞争行业中环境工具的有效性问题。结果表明:主要基于市场机制的环境经济政策比行政色彩浓厚的环境规制更有效率。提高环境税率或排污权价格均能显著削减行业污染物排放量,如果环境税率恰好等于排污权价格,则环境税与排污权交易这两类环境工具的效力相等。这对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我国尚处于探索或初始实施阶段的环境工具,促进石化、电力、钢铁等不完全竞争行业的主要污染物减排,具有一定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基于政策工具的中国夜间经济政策研究

夜间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依赖于相关政策工具的合理选择、科学设计与有效实施。采用内容分析法对我国105份夜间经济政策文本进行了单元划分、条文编码和频数统计,进而从政策工具和发展系统两个维度对我国夜间经济政策进行了深入剖析。结果发现:①我国夜间经济供给型政策工具应用不足。②我国夜间经济环境型政策工具使用过溢。③我国夜间经济需求型政策工具内部结构不均。最后,从平衡政策工具应用、科学配套系统要素、精准匹配发展机制3个方面提出建议,以期为未来我国夜间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完善提供理论参考。     

异质性环境规制治理效率分析——基于空间杜宾模型与中介效应

为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的目标,亟需对生态环境进行治理和保护,测度以往政策工具对环境治理的效果有利于及时调整治理措施。本文利用2004—2015年中国30个省份的数据,采用非期望产出SBM模型分析各省环境治理效率存在显著差异,并通过空间杜宾模型研究异质性环境规制及产业发展对环境治理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1)各省环境治理效率存在显著差异,环境治理效率呈现波动。(2)异质性环境规制呈现不同的治理效率。命令型环境规制与环境治理效率正相关,推行环保法规有利于环境污染治理;市场型环境规制与环境治理效率负相关但不显著;自主型环境规制与环境治理效率正相关,公众积极参与有利于环境污染治理。(3)环境规制模式通过政府能力影响环境治理效率。通过中介效应,政府环保投入能力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作用,命令型环境规制和自主型环境规制通过政府环保投入能力提高了环境治理效率。     

环境风险规制的经济成本及次生影响——决策中需要重视的向度

环境风险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副产物,是市场外部性的表现,需要公共部门的参与解决.然而环境风险的应对并非没有代价,这种代价既包括规制的经济成本,也包括其带来的次生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到目前的阶段,政府和公众都非常关注环境风险,并出台了大量的规制性政策对其进行治理.如何在实现环境治理目标的同时,合理控制经济成本、尽量减少次生影响是提升环境治理效能的重要命题,本文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主要对规制的经济成本和次生影响等关键概念做了辨析,对规制的经济成本和次生影响在我国被忽略的可能原因进行了分析,对他国应对这一问题所采取的措施开展了讨论.最后提出在我国针对重大环境规制性政策开展规制影响评估的建议.     

政府规制视角下我国环境信访成因解析

我国的环境规制在规制背景上先天不足,在规制手段上后天失调,在规制结构上倾斜失衡,在规制目标上好高骛远,以致在效果上低效、失效与无效,造成了环境信访问题的困局。针对当下环境信访的现状和问题,运用政府规制理论这个强有力的解释框架和分析工具探讨其成因较有说服力,也更令人信服。     

环境规制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能实现双赢吗?——基于两控区政策的实证研究

以2014—201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了两控区政策下本地与邻近环境规制强度对本地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本地及邻近环境规制与本地企业生产率均呈"U"型关系;两控区较严格的环境规制强度促进了该地区的企业生产率,非两控区则反之。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对环境规制与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研究结论揭示了环境规制的生产率效应,为政府针对两控区、非两控区精确定制环境规制政策提供了科学参考。     

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制工具更新——规范层面的分析

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的有效执行,应立足于具体规制工具的设计。生物多样性保护立法涉及三个主要法律领域——物种保育法、自然保护地法和生物安全法,从法律规范层面分析,这三个法律领域对规制工具的偏好与选择呈现出"硬者极硬,刑罚优先,软者无力"的整体格局。本文以生物多样性保护原理对现行规制工具进行检验,物种保育法和自然保护地法应以规制领域的去极端化为导向进行规制工具更新,一方面要软化甚至去除极硬规制,与此同时应建立完善行政合同、行政指导、行政奖励等柔性规制工具,赋予其可操作性,使之柔而有力。     

环境规制视域下的产业结构优化及其生态效应述评

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和受关注度日益凸显。在经济新常态下,环境规制作为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重要手段,逐步成为相关领域的研究热点。从环境规制的概念、类型和度量,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交互关系、传导路径和生态效应等角度对相关文献进行总结分析。针对现有研究需进一步优化之处,提出立足地方经济发展阶段和行业污染特征制定针对性环境规制政策,建立科学、客观、统一、可操作的产业结构优化测算方法,开展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优化动态协调研究等相关建议。     

空间溢出视角下的环境规制与绿色发展——困境还是协调？

绿色发展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途径,环境规制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有效保障。本文采用2004—2019年30个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实证研究了环境总体规制、工业废气规制、工业废水规制、工业固体废物规制和光污染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影响。研究发现,环境总体规制对本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U形,工业废气规制、工业废水规制和工业固体废物规制的研究结果存在同一规律,而光污染规制起抑制作用。总体规制对邻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倒U形,具体规制的影响各不相同,工业废气规制与总体规制的结果类似,而工业废水规制的空间溢出效应表现为负,工业固体废物规制和光污染规制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本文从实证角度验证了“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兼容性,环境规制和效率提升并不矛盾。在制定环境政策时,需考虑区域间的相互协调和实际产业情况。     

海南"美丽乡村"环境协同治理状况调研:政策工具的视角

"美丽乡村"是"美丽中国"的重要载体和组成部分。实现"美丽乡村"的生态环境治理需要政府、社会、村民的多方协同治理,政策工具的选取、组合、使用,决定了协同模式的构建。本调研基于政策工具的视角考察海南"美丽乡村"环境协同治理状况,根据所得数据科学研究分析,科学合理地提出相应的建议对策,以期为海南"美丽乡村"环境协同治理提供实证借鉴。     

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规制中的ESG表现调查研究——基于文本分析方法

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能给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规制带来新理念,但是我国现行政策和项目中的ESG表现情况尚不清楚,有必要开展调查研究。本研究以规制政策和项目报告为研究对象,采用文本分析方法,对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规制中的ESG表现进行调查研究。研究发现：(1)规制政策和项目报告中均已有一定程度的有关ESG表现方面的内容,但三个维度之间存在丰富性和完备性等方面的差异;(2)环境影响规制政策最完备,社会影响规制涉及安全评估、职业健康预评价等议题,其他议题未在文本中提及,项目治理规制政策数量最多,展现了我国自主的投资项目治理体系;(3)项目报告中的环境影响责任目标和措施相对完善,社会影响责任目标和措施则因项目和所处情境而异,项目治理责任目标和措施更多体现合规性要求,缺乏项目管理人自主动机。本研究提供了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规制中的ESG表现调查情况,为我国以公共投资为主导的基础设施领域引入国际流行投资理念提供了决策依据。     

公众投诉、环境规制对工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在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工业如何实现环保、科技与经济的共同进步已成为中国亟待解决的难题。本文基于中国工业2008—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建立动态面板模型,采用系统广义矩（GMM）估计方法,对现代环境治理体系中公众投诉、环境规制及工业技术创新三者的关系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①公众投诉、环境规制成为直接推动工业技术创新产出的重要因素;②环境规制在公众投诉影响工业技术创新产出的过程中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③产业集聚强化了公众投诉对工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因此,完善公众投诉制度、提升公众环保意识、加强环境规制强度、优化政策支持及提升产业集聚程度,对于工业实现经济绩效与环境绩效的双赢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环境信访的现状与问题

当前,我国环境信访数量庞大、来源各异、种类繁多,处理方式和结果也大相径庭。表面上看,环境信访问题是信访机构存在的人员不足、地位较低、手段有限、应对乏力等;从环境问题的大局和整体信访制度改革的大势考量,则是环境规制政策和信访制度的源头预防与过程控制不力导致末端治理力不从心,资源向上集中的现实与"问题解决在基层"的要求之间存在悖论,客观法秩序与主观满意度之间的矛盾造成强人所难,政策面上问题的凸显导致制度面上具体点的回应乏力。     

我国矿产资源配置政策工具应用研究

矿产资源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基础支撑,政策工具的选择与应用是影响矿产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因素。研究采用自愿性、强制性和混合型政策工具的分类框架,分三个阶段探讨了建国以来我国矿产资源配置过程中政策工具的应用特征。研究发现,我国矿产资源配置的政策工具应用主要依赖强制性政策工具,以市场化为主的自愿性政策工具得到不断加强与完善,而混合型政策工具居于辅助地位。建议坚定推进市场化政策工具在矿产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着重战略层面的政策工具设计,提高政策的可行性;灵活发挥政策工具的互补性与相互配合作用,创新和丰富各类政策工具,从而促进矿产资源的优化配置。     

环境规制、市场集中与环境效率——来自中国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的检验

利用超效率SBM模型测算了我国37个工业行业2001—2013年间的环境效率,在此基础上实证分析了市场集中对环境效率的改善效果,进一步检验了环境规制的政策效果。结果显示:市场集中度只有超过一定门槛值才能提高环境效率,且门槛值与污染强度正相关;环境规制对市场集中的促进效果呈边际递减,环境规制和市场集中的交互作用可提高环境效率,该作用在清洁行业更明显。这意味着以提高环境效率为主,一方面应以市场竞争为基础导向,淘汰污染排放严重、技术水平落后的企业,提高市场集中度;另一方面应以污染程度为依据,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和产业政策,对高污染产业采取更加严苛的环境规制手段,加大对清洁行业和高技术行业的产业政策倾斜力度。     

基于文本量化的典型县域水污染治理政策工具变迁研究——以长兴县为例

以2000—2017年长兴县307份水污染治理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基于文本量化方法研究该县水污染治理政策工具的变迁特征。结果显示：(1)2000—2017年,长兴县政策文件数量呈现震荡增加趋势,政策类型以实施方案、管理办法及指导意见等为主,政策主题则突出水环境综合管理、工业污染防治等相关内容;(2)强制命令型、组织推进型、市场经济型、社会参与型和自愿行动型5类政策工具的参考点占比分别为50.63%、28.17%、9.79%、7.91%和3.50%,具体政策手段以工程项目、职责分工、监管制度、经费支持和河长制度等为主;(3)“十五”至“十三五”期间,不同治水时期的政策主题及其发布主体的政策工具使用特征变化差异较小,强制命令型和组织推进型使用较多,且区域重大的水污染应急事件和省级重要的水污染治理战略提出会促使县级政府部门出台相关配套政策。研究表明,县域尺度水污染治理政策工具结构有待优化,水污染治理市场主体作用有待加强,社会参与水污染治理政策引导有待提高。     

中国绿色服务政策演进、协同及文本内容分析

绿色服务作为促进绿色产业专业化、高端化、规范化发展的综合性服务业,是保障绿色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文以《绿色产业指导目录》为依据,全面梳理1986年以来我国中央政府颁布的各类绿色服务政策,从政策演进、政策主体关系、文本类型、政策工具结构等方面对我国绿色服务政策进行量化分析。研究发现:(1)我国中央政府颁布的绿色服务政策数量及总力度都越来越大,绿色服务政策的制定已经渡过探索期,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体系全面形成阶段;(2)政策主体牵涉广泛,部际合作现象明显且合作模式较为固定,整体上部际合作增强但又呈现出阶段性的发展特征;(3)政策类型多种多样,但不同形式的政策文件分布不均,多通知、公告类低效力文件,缺乏高效力文件;(4)政策客体结构较为完整,但行业分布不平衡;(5)总体上政策工具类型逐渐多样化,但过度重视管理,供给型、环境型、需求型三大政策工具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失衡,具体表现为重环境,轻供给和需求。本文建议,应进一步加强部际协调和有效合作,平衡政策工具结构和政策的行业分布,完成绿色服务政策由量到质的升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