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不同生计类型的农户多维相对贫困测度与影响机理北大核心CSCDCSSCI

2020年后,中国农村绝对贫困彻底消除,但相对贫困问题仍将长期存在,且覆盖范围和贫困维度更广,致贫因素更复杂,将影响中国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目标。因此,文章基于多维相对贫困理论,从不同生计类型农户视角出发,以贵州省天柱县5 502户样本农户为研究对象,运用多维相对贫困测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尝试划定多维相对贫困标准,识别不同生计类型相对贫困户,深度剖析致贫原因及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1)研究区不同生计类型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程度较深,差异性较大,其中外出务工型农户相对贫困程度较低,政府兜底型农户相对贫困程度较高。(2)运用Dagum基尼系数验证了以多维相对贫困指数中位数的60%识别研究区不同生计类型相对贫困户更具合理性,其中政府兜底型相对贫困发生率较高,达到56.00%,其次是传统务农型和兼业型农户,外出务工型农户相对贫困发生率较低,仅为2.46%。(3)不同生计类型相对贫困户影响因素差异较大,传统务农型相对贫困户主要以外源滞后型为主,外出务工型和政府兜底型相对贫困户主要以内生滞后型为主,而政府兜底型相对贫困户主要以内生外源滞后型为主。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文章提出构建“一个中心三个着力点”传统务农型相对贫困户治理模式“,双核心双动力”外出务工型相对贫困户治理模式“,N+1”兼业型相对贫困户治理模式和“三管齐下”政府兜底型相对贫困户治理模式。     

家庭保障、劳动力结构与农户土地法流转——基于江苏省142户农户的实证研究

促进农村土地流转,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是今后我国农业应付国际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首先简要回顾了国内外有关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动因研究状况,并分析了各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然后利用2007年在江苏省高邮市、兴化市两地4个村随机抽取的142个农户家庭调查数据,从实证的角度考察了当今农户在土地流转市场上的行为.采用probjt和tobit模型,较好地描述了农户的土地流转行为及其相应的土地面积.发现家庭保障水平越高的农户转出其土地的可能性越大、转出地面积也越多.农业劳动力越多的农户则转入土地的可能性越大,与之相反非农劳动力较多的农户则转出的土地较多.农户家庭保障水平低下和非农就业机会的限制可能是我国农地流转市场发展缓慢的重要因素.     

家庭保障、劳动力结构与农户土地流转——基于江苏省142户农户的实证研究

促进农村土地流转,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是今后我国农业应付国际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首先简要回顾了国内外有关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动因研究状况,并分析了各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然后利用2007年在江苏省高邮市、兴化市两地4个村随机抽取的142个农户家庭调查数据,从实证的角度考察了当今农户在土地流转市场上的行为。采用probit和tobit模型,较好地描述了农户的土地流转行为及其相应的土地面积。发现家庭保障水平越高的农户转出其土地的可能性越大、转出地面积也越多。农业劳动力越多的农户则转入土地的可能性越大,与之相反非农劳动力较多的农户则转出的土地较多。农户家庭保障水平低下和非农就业机会的限制可能是我国农地流转市场发展缓慢的重要因素。     

基于灾害学视角的中国农村水贫困测度

在对水贫困相关理论理解的基础上,以灾害风险管理作为研究切入点,构建中国农村水贫困风险评价指标体系,指标体系由经济、社会、生态和资源4个子系统共44个指标组成。对2000-2011年我国31个省(市)地区农村水贫困风险进行测算的情况下,将各省份4个子系统风险得分与农村水贫困风险得分进行比较分析,得到不同地区子系统发展状况,为降低水贫困风险状况,实现子系统的适应性发展寻找方向。进一步了解我国农村水贫困风险的空间分布状况,利用有序聚类,对31个地区进行分类,将农村水贫困状况分为3类:高度风险水贫困、中度风险水贫困、低度风险水贫困,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农村水贫困状况呈现出从东南向西北地区不断加剧的发展趋势,大部分省(市)农村地区属于中高度风险水贫困状况,低度风险水贫困多为东部沿海省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农村地区社会配套设施完善,水贫困风险压力较小,但应积极协调各系统综合发展,降低子系统灾害风险,实现农村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家庭借贷、经营规模与农户土地经营意愿基于小农户、中农户和大农户分化视角

以陕西、甘肃、宁夏及青海4省区农户调查数据为依据,实证分析家庭借贷、经营规模对农户土地经营意愿的影响,并基于分化视角对农户土地经营行为选择问题进行探讨.结果 表明:(1)家庭借贷获得是农户进行差异化土地经营决策的重要机理因素,在农业信贷刺激下现有农户多选择转入、转出或参与土地入股,表明农贷扩张有益于土地经营规模适度集中;(2)经营规模显著影响农户的土地经营意愿,但随规模分化产生效应不同.以小农户为参照组,中等规模和大规模农户选择转出土地经营权的意愿最强,选择转入土地经营权意愿最弱;(3)经营收益对农户土地经营意愿的影响最为敏感.可以认为,土地经营收益的稳定增长及其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是农户从事土地经营发展的基础性支撑.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新古典经济学中有关规模经济与效率的理论解释,并为促进农户土地经营规模适度、比较收益提高的农业发展方式提供了有效的参考与建议.     

农地城市流转的农户福利效应测度

农地城市流转是城市化过程中普遍的社会经济现象。农地城市流转前后农户福利效应是农民在此过程中生活状况的综合反映。本文选择武汉城市圈中的武汉和咸宁作为研究区域,针对两地的调查数据,考虑福利评价的模糊性和灰度,尝试运用灰色模糊综合评判方法,从组织生产、经济收入、健康与休闲、社会保障、居住条件与环境、社会参与、子女教育、社会公平八种农户家庭功能性活动选择评价指标,对研究区域农地城市流转的农户福利效应进行测度、评判。研究结果显示,农地流转使得农户家庭总福利水平从0.413下降到0.353,而对农户家庭的不同功能性活动有不同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农地流转使得农户的组织生产、社会保障、居住条件与环境和社会公平功能水平下降,使得农户的经济收入、健康与休闲、社会参与和子女教育功能水平上升。研究表明当前的补偿方式、补偿金额难以改进被征地农户福利,也不能改善农户生活水平。     

土地流转与农户收入增长——基于收入结构的视角

农户参与土地流转能否产生正的收入效应是一个广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然而已有的经验研究结论却大相径庭,文章以为对土地流转异质性影响的忽视是导致诸多土地流转收入效应研究结论不一致的关键。基于此,文章应用2010—2018五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分析土地流转对不同农户类型、不同收入来源的影响差异。基本实证结果表明:第一,土地流转确实会增加农户收入,但是主要表现为对转出农户有正的收入效应,对转入农户的家庭纯收入影响并不明显。第二,土地流转对转入农户与转出农户的不同类型收入的影响并不一致。转出户工资性收入增长幅度远高于经营性收入下降幅度,工资性收入对转出户家庭纯收入的增长贡献接近80%;转入户的经营性收入增长无法弥补工资性收入下降,导致家庭总收入水平没有显著变化。以上实证结果经双重差分模型、处理效应模型等一系列模型敏感性分析后并未改变,表明文章的基本结论是稳健的。进一步地,文章对收入异质性的原因进行分析,发现土地流转对不同农户的劳动力资源配置决策影响存在差异,转出户外出务工与创业的概率增加,非农生产的劳动力投入增加;而转入户则在农业生产中投入更多资源,包括家庭农业劳动参与增加以及农业投入增加。文章进一步的政策讨论也发现,由于转出农户对技术改进的依赖性较弱,转出农户只需要保证能够找到一份替代工作就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但对转入农户而言,由于缺乏足够的技术帮扶,所以他们的土地生产改进有限,反而难以产生土地流转理论提到的资源配置优化,这可能会限制土地流转市场的进一步扩大。综上,文章研究为优化土地流转政策、提高土地流转参与率,并最终实现农户的社会福利改善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与经验证据支持。     

人力资本对农户兼业行为及其离农决策的影响研究——基于家庭整体视角

农户兼业行为演化的实质是由家庭成员个体就业行为决策和家庭集体劳动分工决策共同决定的,而人力资本通过影响非农就业对农户兼业决策具有内生作用,但这种作用机制既包括农民个体层面,更涉及农户整体层面。基于家庭整体视角分析了农户人力资本的理论特性,提出了农户人力资本对家庭兼业行为及其离农决策存在双重影响效应的研究假设,在此基础上,运用长三角地区1036户农户调研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劳动成员平均人力资本数量水平提升和成员间人力资本结构差距缩小,对提升农户非农化兼业程度以及增强其主动离农意愿具有积极意义,其中农户人力资本结构效应对农户离农决策更为显著;进一步比较发现,教育和迁移人力资本对长三角兼业农户的非农化发展和离农意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受不同因素影响,健康和以非农工龄为衡量的技能人力资本的作用效应总体却并不明显。文章认为,要把促进兼业农户人力资本发展作为推动其非农兼业升级与离农决策的立足之本,在当前农地征用补偿政策思路上,要从单纯重视对失地农户短期"经济补偿",向扶持家庭成员人力资本投资以增强其长期非农就业发展之"能力补偿"转变,进而构筑可持续生计保障。     

邻里效应作用下的人口流动与中国农村贫困动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扶贫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要实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扶贫任务依然艰巨。在传统扶贫政策的效力日渐式微的情况下,我们亟需探讨扶贫政策的新方式,也需要更深入挖掘政策能有效作用于贫困人口的传导机制和途径。本文认为,邻里效应是一种通过影响贫困者行为进而影响贫困动态的传导机制之一。基于此,本文采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1991-2011年共8年的面板数据,使用非线性的两阶段面板Probit模型,研究邻里效应作用下的人口流动与中国农村贫困的动态变迁。结论显示,邻里效应对个体的流动决策与贫困的动态变迁具有非常显著的作用力,即村中人口流动状况对个体决定是否流动具有显著的影响,只有当村流动人口比例超过某个临界值时,个体才会选择流出,且人口流动会降低贫困发生的可能性。村级或家户的贫困程度越高,个体流出的可能性越低。进而,邻里效应传导作用下的低人口流动和高贫困之间的相互影响导致了地区贫困的持久性与贫困聚集现象。因此,政府在实施传统扶贫政策时,需要充分利用邻里效应的作用,将贫困者行为选择纳入到一个正向的循环加强机制中,使得个体走出持久性贫困和地区跳出贫困陷阱。     

不同生计资产配置的农户宅基地流转家庭福利变化研究

在已有研究农户家庭生计资产和家庭福利理论的基础上,采用农户生计资产量化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通过对武汉城市圈典型区域宅基地流转农户家庭的实证研究,分析了宅基地流转对被流转农户的家庭福利影响。运用生计资产量化分析法,研究了被流转农户的家庭生计资产配置,得出农户的家庭生计资产分值,将农户划分为资产缺乏型农户和资产均衡性农户。在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及家庭福利评价框架下,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研究宅基地流转对不同生计资产配置的农户家庭福利影响,研究表明,从总体和资产均衡型农户家庭来看,宅基地流转有助于被流转农户的家庭福利的改善和提高,其模糊指数分别为0.533和0.547,高于流转前设定的模糊状态0.5,而使资产缺乏型农户的家庭总体福利下降,模糊指数从0.5下降到0.464;从影响福利的因素来看,宅基地流转对资产均衡型农户家庭的经济状况、居住条件、社会保障及发展机会有所改善,对社区环境、心理福利有所下降,但对资产缺乏型农户家庭的经济状况、社区环境、发展机会及心理福利有所降低,对社会保障和居住条件有所改善。基于农户家庭生计的可持续和福利改进,由此可得出相应的结论:在宅基地流转中,要实施差异化的流转保障、扶持政策,做到对被流转农户家庭的瞄准补偿与支助;加强对新安置点的选址、规划,新居民点要有利于农户的生活、就业与发展;注重农户参与与生存发展,提高农户自我认可与精神改变,确保宅基地流转后,农户精神福利随着物质福利提高而逐步改善。     

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贫困问题及其治理

运用文献研究法和定性分析方法,借鉴社会学与人类学相关理论,探讨失地农民的贫困问题,总结失地农民贫困的类型,分析失地农民的贫困原因,并提出治理对策。结果发现:部分失地农民在城市中面临着贫困问题,经济贫困、文化贫困、能力贫困和权利贫困是主要贫困类型。导致失地农民贫困的因素主要有体制与制度设置不合理、城市社会的剥夺与排斥、城乡文化的冲突与非物质文化变迁滞后以及失地农民个人能力缺失等。治理失地农民贫困问题必须从宏观层面强化制度与政策的保障作用,从微观层面加强失地农民的自身能力建设。     

Water, Workfare and Poverty: The Impact of the Working for Water Programme on Rural Poverty Reduction

In 1995,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launched the Working for Water (WfW) programme that links environmental and developmental goals through the removal of high water-consuming alien plants with pro-poor rural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Whilst bio-physical evaluations have widely reported on the hydrological, ecological and conservation components of the programme, there exists growing uncertainty over the programme’s role as a poverty reduction mechanism. This paper evaluates three projects in the Luvuvhu catchment, Limpopo Province, against five socio-economic workfare criteria and the underlying biophysical rationale. Results show that asset creation from incremental streamflow is economically efficient and is likely to improve significantly if biodiversity benefits, community harvesting of riparian goods and services, ecological non-use values and seasonal water demand values are incorporated into the analysis. However, socio-economic benefits are more questionable: poverty targeting is weak with wage rates failing to self-select the poor; a minor proportion (0.5%) of catchment households benefit from the highly-valued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high variability in monthly employment causes financial difficulties for labourers; labourers are not ‘empowered’ as is evidenced by the failure of the 2-year exit strategy; and programme efficiency is high in proportional allocation of cash-flow to non-management wage labour.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Working for Programme is a potentially replicable model in other semi-arid context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f based on its core biophysical remit but is a transitory and limited poverty reduction mechanism for improving rural livelihoods.     

农户生计多样性发展阶段研究——基于脆弱性与适应性维度

为了观察农户生计活动复杂化过程,分析弹性在可持续生计中发挥的作用,推动扶贫开发战略从识别贫困人口向防御贫困转变,本文采用曲线拟合、核密度函数非参数估计算法等实证研究方法,利用陕西省安康农户生计与环境调查数据,基于脆弱性、适应性维度对农户生计多样性发展阶段进行了识别、划分,系统分析了弹性在农户、社区不同尺度上、阶段上对于农户生计脆弱性与适应性的作用过程。研究发现:生计多样性发展阶段随尺度有所不同,随着适应性提高,在社区尺度上,生计活动多样性指数先增加后减小,在农户尺度上,则是先减小后增加;农户生计活动存在高脆弱性、低适应性的尝试阶段,在经历了这个阶段之后,伴随着农户适应性的提高,脆弱性会同时增加;在社区尺度上,弹性作用下伴随着收入提高,脆弱性会逐步降低,在农户尺度上,弹性作用下伴随着收入提高,生计活动脆弱性会提高,形成"高风险、高收益"的情况。研究发现说明农户、社区存在着"多样性尝试"发展阶段,在一定尺度上保持适度脆弱性有利于社区、地域的可持续发展,作为联系不同尺度生计活动脆弱性、适应性的关键,农户在这个阶段完成生计多样性水平专业化过程,社区在这个阶段形成地区特色的生计活动。扶贫开发工作应把握好这一时机,提高工作措施效果和绩效。在扶贫开发工作实践中,在目标制定上不仅需要考虑收入因素,还需要考虑生计活动复杂性因素,政策措施充分利用"多样性尝试"发展时机,同时主动开展替代生计研究、落实工作,提高贫困防御能力,推动农户、社区可持续发展。     

生计资本对甘南高原农牧民生计活动的影响

甘南高原是典型的生态环境脆弱区,农牧民采取的不合理生计活动已成为该区生态环境退化的主要因素,目前亟需塑建可持续生计方式.本文采用参与性农户评估方法对甘南高原115户农牧民家庭进行了调查,基于农户调查资料,分析了甘南高原纯牧区、半农半牧区和农区农户的生计资本现状、生计活动特点.阐释了生计资本对生计活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纯牧区农户的生计资本总值最高、半农半牧区次之、农区最低.且纯牧区农户缺乏金融资本、半农半牧区农户缺乏物质资本、农区农户缺乏自然资本:②农区农户的生计活动多样化指数最高、半农半牧区次之、纯牧区最低,农区外出打工和从事非农活动的农户比例远高于半农半牧区和纯牧区;③农户的生计资本影响着生计活动的选择,自然资本缺乏迫使农户寻求其他谋生方式,但受教育程度低、物质资本与金融资本缺乏以及封闭而狭窄的亲缘与地缘关系限制了农户生计多样化.最后提出了提高农牧民生计资本存量、塑建可持续生计方式的政策建议.     

Introduction: Natural Capital, Poverty and Development

Can development occur without running down natural resources in an unsustainable way? The concept of natural capital offers a way for those with divergent views (ecologists and economists for example) to discuss this difficult question. Four aspects are examined in detail. First, the role of institutions in facilita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discussed, with examples from forestry. Then examples from (eco)tourism illustrate the potential – and limits – of applicability of the concept. Measurement issues for natural capital are then considered in detail. Finally, the concept is applied to agricultural strategy in fragile lands, where the tradeoff between the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is likely to be most severe. Some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and policy are developed.     

农业自然灾害与农村贫困之间的关系——基于安徽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自然灾害的发生对农业生产会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特别是经济落后的不发达地区由于本身的抗灾救灾能力弱．受到的自然灾害影响也更加严重。甚至会导致贫困的发生。目前虽然已经有学者定性地研究过农业自然灾害对农村贫困的影响．但是缺乏定量的分析。本文旨在弥补以前定量研究的空白，选择安徽省的59个县（市）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建立模型实证分析。发现农业自然灾害受灾面积占总播种面积的比重与农村贫困发生率量负相关关系．这与已有的研究结果不同。文章的最后．依据实证结果对正确认识农业自然灾害与农村贫困之间的关系．构建农村自然灾害舫御体系．增强贫困地区农民的抗灾能力提出了政策建议。     

中国农村贫困的测度与模拟:1995-2003

本文介绍了基予GQ Lorenz曲线的参数方法测度贫困的基本原理，测算了1995—2003年中国农村贫困状况，重点对贫困的变化进行模拟分析。不同贫困线的模拟分析表明：各贫困指标对贫困线较小的移动具有较商的敏感性，其政策涵义是扶贫不应当只注意贫困线以下的家庭。而且也应当注意陷入贫困风险商的家庭。贫困分解的模拟分析表明：不仅收入与贫困发生率有关，而且分配不合理却增加了贫困的深度和强度，其政策涵义是贫困问题的根本解决应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贫困人口的收入及其分配上。     

Nonformal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 case study with farmers in a town of the South Minas Gerais state,Brazil

Brazil is a central place in the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al markets and this fact has been demanding environmentally oriented agricultural practices by Brazilian farmers and professionals involved in the agricultural market chain. A concise and structured questionnaire was applied to obtain the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of a group of Brazilian farmers in a town of the south Minas Gerais state, using herbicides as the topic for a case study. A highly variable opinion about taking the environment into account when choosing the most appropriate herbicide was found. Anyway, efficacy has been indicated a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when choosing an herbicide, followed by the environment and price. The outcomes from the questionnaires, i.e. the insufficient conception and importance given to environment when choosing the herbicide, motivated the creation of a teaching-learning model for the nonformal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using the concept of socio-ecological resilience. This routine puts in practice the resilience thinking currently invoked as a major tool to achieve the conservation of the socio-ecological system, as well as it is complimentary to the outcome-oriented optimization for conservation theory. For the case study about farmers and the use of herbicides, we conclude that a complex reasoning and, ultimately, pro-environmental actions can be improved after experiencing the recommended model fo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新疆于田县人口变化与持续发展

从多角度分析新疆于田县50多年来的人口变化状况，其变动由3个波峰和3个波谷组成。增长率最高峰为1984年的34．13‰。最低峰是1964年的-2．29‰。两者相差36．42‰。形成人口高增长率的因素主要是社会稳定、医疗条件改善、文化大革命及政策；而瘟疫流行、自然灾害、人口惯性及政策控制了其增长。同时，由于宽松的少数民族生育政策。其人口控制和变化比发达地区滞盾一个时段．并亵现出偏远、自给自足地区受外界干扰少——一种典型封闭系统的人口变化特征。各类人口模式的变化都表明于田县人口变化已趋于一个较为合理的增长。为该县的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客观可能性。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牲畜养殖规模的影响——基于生计分化的调节效应分析

实现对牲畜养殖规模的有效管控是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成败的关键。在农牧民生计分化日益加深的背景下,探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与生计分化对农牧民牲畜养殖规模的影响,对于完善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现草原生态保护与农牧民生计转换的有机结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阐释了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影响农牧民牲畜养殖规模的机理,并引入生计分化变量,基于实地调研获取的317份农牧交错区农牧民微观数据,运用最小二乘回归和分位数回归实证分析了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牲畜养殖规模的影响以及生计分化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影响农牧民牲畜养殖规模中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①补奖金额与牲畜养殖规模之间存在稳健的“倒U型”关系,表明补奖政策在短期内对牲畜数量的增加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随着补奖金额的增加,促进作用将逐渐减弱,最终趋于抑制。②根据非农牧收入占比和生计对牧业生产依赖程度的差异可将农牧民分为牧业为主型、农业为主型、均衡型、高兼型和深兼型五种类型农牧民。③农牧民生计分化对牲畜养殖规模的扩大具有抑制作用,且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与牲畜养殖规模二者关系中具有调节作用。即在“倒U型”曲线的左侧,生计分化能够弱化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牲畜养殖规模扩大的促进作用;在“倒U型”曲线的右侧,生计分化能够促使补奖金额对牲畜养殖规模的负向影响趋于放缓,有助于避免因补奖金额的增加引致牲畜养殖数量的锐减。根据以上结论,建议政府应进一步提高补奖标准以增强补奖弥补损失的有效性,重视发挥农牧民生计分化在牲畜养殖规模调控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