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阶段对比的中国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关系

以速度标准判定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关系缺乏充分的理论依据,而城镇化进程中人口要素和土地要素的投入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因此从城镇化阶段对比的角度考察二者关系是一个可行的视角。在总结城镇化阶段理论的基础上,根据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的自身规律,从"阶段协调"的角度考察不同饱和值情景下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关系变化。结果表明:(1)我国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均符合Logistic曲线过程,但二者拐点存在明显差异,应该分阶段分析二者协调关系;(2)按"阶段协调"的标准判断,在城镇化"起步—加速—减速"阶段,二者关系分别为起步阶段土地城镇化明显滞后于人口城镇化,加速阶段土地城镇化靠近人口城镇化,减速阶段土地城镇化将超前于人口城镇化;(3)在城市人口发展和土地管控的4种情景中,代表"人口低度集聚、土地宽松管控"的情景2是促使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实现在减速阶段协调的最优方案。以上研究结果表明: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城镇化发展阶段,树立促进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阶段协调"的调控理念;应在一定程度上肯定近年来城市土地快速扩张的积极意义,即它是对人口城镇化的阶段性追赶,但减速阶段则需要对土地城镇化进行适度管控,避免其过度追赶人口城镇化而导致二者关系出现新的不协调;应合理把握政策管控的松紧度,选择适宜的人口城镇化峰值(80%左右)和人均城镇用地标准(115 m2以上),以促进二者在减速阶段末期的协调发展。     

基于空间计量的地级市政府间城镇化竞争分析

城镇化是地方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引擎和经济转型的重心,对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考核制度和资源流通等因素驱动下,地方政府也热衷于通过城镇化拉动投资,因此城镇化竞争不可避免。文章利用278个地级城市2005—2014年的面板数据,构建一般空间自回归模型和两区制空间自回归模型,检验地级市政府间的城镇化竞争及异质下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竞争差异。结果发现:(1)地级市政府间存在竞争性城镇化,即一个城市推动城镇化进程会驱动邻近城市竞争性推动城镇化;(2)工业化程度对城镇化竞争差异有显著影响,工业化程度低的城市土地城镇化竞争水平高于工业化程度高的城市,而工业化程度高的城市人口城镇化竞争水平则高于工业化程度低的城市;(3)科技教育投入会对城镇化形成挤出效应,降低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竞争水平;(4)省会城市人口城镇化竞争水平高于非省会城市,土地城镇化竞争水平并无显著差异;(5)东部沿海地区的人口城镇化竞争水平高于中西部地区,而后者的城市土地城镇化竞争水平高于前者。结论支持了地方政府间存在城镇化竞争的事实,也显示了我国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竞争失衡的现实,据此,文章提出针对性建议:(1)经济欠发达地区政府应该弱化对土地城镇化的依赖,提高人口城镇化的竞争力;(2)弱化以GDP增长为核心的政绩考核体制,构建多样化、综合性政绩考核机制;(3)地方政府坚持合理有序的城镇化建设,实现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协调发展。     

民族地区的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非均衡性与空间异质性

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民族地区城镇化过程中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非均衡性和空间异质性。以云南省为研究区,采用层次分析法、发展水平评价模型、均衡发展模型对其发展过程中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耦合度、发展度、均衡发展度、空间非均衡特征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云南省城镇化水平总体不高,在空间格局上发展等级呈现出以昆明为中心从中部向边缘阶梯状递减的趋势。民族区域的城镇化发展水平要普遍低于非民族区域的城镇化发展水平。在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水平对比方面,土地城镇化过度型分布在云南东部和西部,而土地城镇化滞后型则分布在云南的中部。民族区域多呈现土地城镇化滞后型、土地城镇化水平相对较低。在均衡性方面,云南中部区域优于东部区域,东部区域优于西部区域。在均衡发展方面,云南区域均衡发展水平呈现出以昆明为中心向四周递减的空间格局,所以云南省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具有显著的非均衡性和空间异质性。因此,民族区域面对人口、土地城镇化水平较低的现状,应立足于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共同发展,一方面加强民族就业教育培训,建立合理的民族人口城镇导入机制,另一方面有序合理扩展城市发展空间,为人口城镇化提供空间支撑;同时应认识到民族区域土地城镇化滞后的现状,注意土地城镇化的优先发展,消除城镇化发展的空间局限。云南东西部地区土地城镇化发展要基于人口城镇化的空间需求,避免基于农地非农化利益驱动而导致土地城镇化过度。云南省中部地区需要及时更新城镇规划,合理推进土地城镇化,为人口城镇化提供空间支撑。研究的启示是城镇化包含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两个有机组成部分,两者协调发展、良性互动才能推动城镇化的健康持续发展。民族区域要坚持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均衡发展,避免走非民族区域非均衡问题阻碍城镇化持续发展的老路。面对区域间城镇化非均衡问题,应及时修编和更新城镇规划,以规划为引导,促使区域间城镇化的非均衡性和空间异质性问题的解决,实现区域间的城镇化协调发展,发挥集聚效应。     

中国城镇化加速阶段中期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协调程度

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是否协调在过去几年倍受关注。选择了我国城镇化加速阶段中期(1996~2006年)这一时间段,通过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采用离差系数模型对这10 a间我国各省份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增长速度的协调性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表明:(1)我国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增长速度总体失调,土地城镇化超前;(2)人口-土地城镇化协调程度区域差异明显,不同发展阶段的省份表现出来的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增长速度及其协调程度不一样;(3)各省份应根据自身不同的城镇化发展阶段,总结过去的经验和教训,结合当前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推进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     

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非协调性和互动关系

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失调是我国目前城镇化进程中的一个突出问题。但对各地区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非协调性进行全面系统分析的研究相对较少。此外,鲜有研究对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实证检验。本研究利用我国2005—2013年间的省级面板数据考察各省级行政区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非协调性,并通过构建和估计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探究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非协调性存在着显著的时空差异。在样本期的后半段(2009—2013年),多个省级行政区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的程度有所加深。根据全样本期内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非协调性的严重程度,可将各省级行政区划分为5个等级。城镇常住人口变化对建成区面积变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建成区面积变化对城镇常住人口变化的影响方向虽然为正,但该影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从而表明人口城镇化对土地城镇化起到了推动作用,但土地城镇化却未能有效地带动和促进人口城镇化。此外,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变化对城镇常住人口变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研究从改革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分配方式、抑制城市空间粗放扩张及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提出了促进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产业集聚与多维城镇化异质性

产业集聚作为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通过要素和资源集聚,为城镇化提供了产业支撑和经济保障。已有研究验证了产业集聚对城镇化的正向作用,然而,在多维城镇化异质性背景下,需要重新审视产业发展对城镇化的实际作用,明确产业集聚对城镇化的作用不仅是从"量"上实现常住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更需要从"质"上实现户籍人口城镇化。因此,本文从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和户籍人口城镇化三个维度分析产业集聚对城镇化的影响。具体而言,本文首先分析了产业集聚对三个维度城镇化影响机制并提出三个理论假说:产业集聚对人口城镇化有正向影响;产业集聚对土地城镇化有正向影响;产业集聚对户籍人口城镇化有影响,但受到户籍制度的约束,其影响程度需要进一步验证。然后,本文采用2005—2014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用常住人口比重衡量人口城镇化,城市建成区面积占城区总面积比重衡量土地城镇化,非农户籍人口比重衡量户籍人口城镇化;以区位熵和经济密度衡量产业集聚度,分析产业集聚对三个维度城镇化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了产业集聚对户籍人口城镇化的滞后作用和中介机制。实证结果表明产业集聚对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有正向显著的影响,但对户籍人口城镇化影响不显著,其原因是户籍制度制约了产业集聚对农村城镇化转型的推动作用,产业集聚对户籍人口城镇化的作用有滞后性,产业集聚将通过土地城镇化和常住人口城镇化两大中介机制实现户籍人口城镇化。这一研究发现契合了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先推进城镇人口和土地要素的集聚,然后逐步向打破户籍制度制约、实现常住人口"市民化"的梯度城镇化发展战略。     

新型城镇化视角下的湖南省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

在归纳总结城镇化的深层内涵基础上,选择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为切入点,从两个不同的角度衡量湖南省的城镇化水平,并研究二者协调发展状态。通过时序演变特征分析,2009年前人口城镇化指数明显快于土地城镇化指数,从2009年开始反之;从空间状态分析,湖南省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协调发展空间格局具有水平总体偏低、阶段差距大、区域分异明显等特点。     

人地挂钩视角下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关系研究——以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为例

人地挂钩制度是促进城乡之间劳动力与土地要素优化配置的重要创新,对于解决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发展失衡问题有重要作用。研究从中国特殊体制制度框架下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关系出发,基于"人地挂钩"的城镇化协调发展模式,构建指标体系,运用弹性系数法和重心移动模型,对2009～2016年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发展成效显著,空间"抱团"特征逐步显化;(2)研究区西部人口城镇化发展更快,东部则相反,黔中城市群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发展热点,但土地城镇化发展更快,有城镇化发展失衡倾向;(3)研究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基本处于协调发展状态,末期与初期相比,二者协调关系提升明显。据此建议,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西部,要继续有序推进人口城镇化,严格控制土地城镇化;地区东部尤其是黔中城市群,要杜绝"大开发",注重产业培养,提升城市魅力,以提高人口城镇化水平,最终实现地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     

长江经济带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时空差异研究

长江经济带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区域,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发展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战略重点之一。本文以2006-2013年长江经济带126个地级市的人口、土地数据为基础,从长江经济带、区域和市域视角,采用熵值法、发展水平评价模型和均衡发展模型测度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度,结合空间分析方法对协调发展度进行分析,并使用ArcGIS10.2得出二者协调发展度的空间分布图。研究发现,从整体来看长江经济带2006-2013年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并呈现相对平稳增长,2013年总体上达到较高协调发展水平。从区域视角来看,协调发展度呈现阶梯特征即下游地区中游地区上游地区的状态,且自2009年起3大区域协调发展度差距呈扩大趋势。从市域视角分析,长江经济带126个地级市2006-2008年协调发展度的发展速度慢,2009年后发展速度显著提升;在空间上呈现"东北-西南"的空间非均衡性和空间异质性,东北高、西南低,并表现明显的"城市群集聚"发展特征。长江经济带在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进程中应不断推进区域经济发展,加快中上游城市的城镇化进程,充分发挥"城市群"的经济辐射带动作用,同时转变土地财政思想,真正实现地区发展水平的提高,最终实现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     

发达地区人口、土地与经济城镇化协调发展度研究

江苏省作为中国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省份的典型代表,正处于城镇化加速发展的关键时期。新时期的城镇化是一个融合人口、土地与经济的复杂系统,不能从单方面衡量城镇化发展水平。在归纳总结城镇化内涵的基础上,选择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为切入点,从三个方面衡量江苏省的城镇化水平的变化过程,研究不同时空城市在人口、土地和产业三方面协调发展的状态。结果显示,1998-2009年12年间江苏省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的发展都呈现上升趋势,但在不同阶段处于主导地位的城镇化驱动力量不同,协调发展度也处于上升状态,从衰退发展阶段(1998-2003)逐渐发展到过渡阶段(2004-2005),最后到达协调发展阶段(2006-2009);在空间分布上,以2009年为例,综合评价结果显示,江苏省的城镇化水平和协调发展度总体水平较高,但是也存在区域分异明显的特点。     

21世纪中国城市化方式转变与对策研究

21世纪之初 ,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正面临一些新形势 ,必须重新定位城市化战略。本文指出加快城市化步伐 ,重视发展大城市 ,促进城市群的形成与发展 ,有重点地发展小城市 ,是未来中国城市化战略的正确选择     

“土地城市化”向“人口城市化”转变——一个分析框架及其政策含义

本文将人口变量引入城市用地扩张的理论模型中,以级差地租收益分配为核心,剖析了人口增长与用地扩张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在政府主导的城市化发展中,受发展竞争驱动,地方政府将城市中决定用地规模的经济活动人口和享有公共物品的户籍人口割裂开来:一方面,尽可能多的扩张城市用地面积以容纳更多的经济活动人口、攫取地租收益;另一方面,在级差地租分配中,拒绝让非户籍移民以公共物品的形式分享城市增长中的级差地租收益,从而降低城市化发展的成本。地方政府在享有外来人口集聚带来的级差地租收益的同时却不必承担相应的公共物品成本,这种成本收益计算中的扭曲进而导致了城市增长中的用地过度扩张、整体社会福利水平下降的问题。有鉴于此,在城市化相关改革政策中,应当引入人地统筹的调控思路,将级差地租收益分配与人口市民化问题相挂钩,有助于实现城市增长中的人地关系协调,抑制过度"土地城市化"并合理推进"人口城市化"。     

基于结构视角的中国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异速增长研究

回顾中国最近20年的快速城市化里程,土地资源紧缺和城市化空间需求剧增的矛盾一直尖锐。而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但从系统角度看,这仅是城市系统的表象,应从结构层面剖析其内在差异性。本文从区域结构、建设用地结构、城市规模结构等视角,采用异速增长模型,分析了我国2001-2014年土地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异速增长的内在关系。结果表明:从区域结构视角看,近14年我国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土地城市化始终快于人口城市化,而西部地区则不存在该问题;从建设用地结构角度看,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用地、物流仓储用地和居住用地也不存在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的问题,虽工业用地、绿地和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扩张速度快于城市人口增速,但这体现了城市功能的优化和提升;从城市规模结构角度看,20万以下、500万以上的城市土地城市化慢于人口城市化,而20-50万、50-100万城市的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现象明显,100-300万、300-500万的城市则出现了异速增长模式的不同转换。结果证明,中国的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之间存在明显的区域和结构差异,今后新型城镇化方针政策也应因地因城制宜。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市民化抑制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终结是市民化,但是目前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存在市民化阻碍,这不利于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对沈阳和余姚两地区进行了案例调查,得到了两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运用调查数据,首先采用需求可识别的biprobit模型对新生代的农民工市民化抑制程度进行了测度,并预测出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的市民化抑制程度。在对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的市民化抑制程度指标进行分位数回归分解的基础上,分析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抑制程度的影响,以期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水平是影响其市民化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只有在市民化抑制程度高于80%时才会使市民化抑制程度下降。因此,相应的政策建议为,政府应加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公共服务的享用水平;发展和健全农民工工会组织;在市民化抑制程度较高的地区应特别加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的培训。     

关于我国农村城市化路径的选择与金融支持

农村城市化作为农村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在我国经济政治发展极不平衡的二元社会结构形态下。就地城市化是适合国情的合理选择。需要通过以政策性金融机构长期信贷支持为主体、农村信用合作社以及其他金融机构长期性资金投入为辅助的机制。建立政府政策扶植、市场资金支持的政府主导型的混合型金融支持体系,探索我国农村城市化的新路径。     

城镇化过程中的碳排放来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呈现快速发展趋势。2013年城镇化率达到53.7%,年均增长3.10%,是建国至改革开放之前城镇化年均增长率(1.75%)的近2倍。与此同时,碳排放总量增长至35年前的6.2倍,人均碳排放增长至35年前的4.4倍。城镇化过程伴随着高碳排放,增长速率高于城镇化发展速度。这预示着我国未来城镇化发展将面临巨大的高碳排放压力。如何降低城镇化过程中的碳排放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将城镇化过程中导致高碳排放的各因素归纳为经济、政治两项因素,对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工业、建筑、交通、地方政府等导致高碳排放结果的行为加以区分。研究发现,城镇化过程中的工业高碳排放、建筑面积扩张与其使用效率的背离、交通出行需求量的持续上升、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带来的消费力增加,城市低密度扩张以及其背后地方政府官员考核机制与地方财税制度的弊端,是我国目前城镇化呈现高碳发展状态的主要原因。由此可见,过去的城镇化发展模式非低碳、非持续是有其深刻的经济与政治原因的。中长期的低碳转型只有把经济手段和制度调整结合,低碳发展理念才有可能实现。     

新中国城镇化的回顾和启示

在阐述研究和制定可持续城镇化战略和政策的重要性之后，首先回顾了新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历程，然后论述了现阶段城镇化的主要特征，最后阐述了新中国城镇化的若千启示。这些启示包括：①工业化伴随城镇化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城镇化的根基中工业化、服务业和经济的发展；②大城市超前发展是城镇化的规律，都市连绵区是城镇发展的高级形态，要让大城市充分发展，要对都市连绵区加强引导，建立和完善协调机制；③大城市周边地区是非农就业人口增长最快的地方，也是规划和建设薄弱的地方，必须及早关注；④小城镇要有适当规模，不能追求数量，要关注农村工业化的发展；⑤减轻城乡贫困是快速健康城镇化的基石；⑥快速城镇化过程中，要注意保护环境，防止生态退化。     

论小城镇核心竞争力的构建和提升

小城镇作为中国城镇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我国城镇发展的作用举足轻重.研究我国小城镇的核心竞争力问题,有助于加深对小城镇经济发展的认识,帮助政府部门从更高的层次制定小城镇经济发展战略.本文界定了小城镇核心竞争力的概念,探讨了培育和提升小城镇经济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意义,并从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基础设施、软件环境、创新能力及产业集群等方面对小城镇核心竞争力的构成进行分析;针对小城镇核心竞争力的构建和提升,提出了优化小城镇发展环境,完善小城镇创新体系,增强小城镇产业集群的发展等建议;得出了发展小城镇经济的关键是要增强其竞争力,而要保持小城镇经济持续的竞争优势,关键在于小城镇经济核心竞争力的培育和提升的结论,为促进我国小城镇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及核心竞争力的构建与提升提供参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