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空气污染对太阳辐射的影响

本文利用兰州1960—1988年实测太阳辐射资料,计算了太阳直接辐射减弱量、大气透明度和大气混浊度。结果表明,太阳直接辐射量减少,大气透明度降低、混浊度提高,都反映空气污染物逐渐增多。三者的上述变化趋势,冬春季在1974年以后,夏秋季分别在1982年和1978年以后特别显著。对比分析表明,计算结果与实测空气污染物浓度值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沈阳空气质量对到达地面太阳辐射的影响分析

利用沈阳国家基本气象站1961～2017年气象观测数据和沈阳市2013～2017年逐日空气质量监测数据,研究了沈阳市太阳辐射与空气质量变化特征,及空气质量对到达地面太阳辐射的影响.结果表明:20世纪90年代之后沈阳市太阳总辐射\"变亮\"与日照增多、大气清洁度增加有关,与总云量、水汽压基本不存在线性相关关系.太阳辐射与空气质量的季节特征相反,太阳总辐射总体为春夏季和初秋强、深秋和冬季弱,而SO₂、NO₂、CO、PM₁₀、PM_2.5质量浓度以及AQI指数为春夏季和初秋低、深秋及冬季高.在气象因子差异不大的情况下,空气质量情况是影响太阳辐射偏强或偏弱的关键因素,SO₂、NO₂、CO、PM₁₀、PM_2.5质量浓度偏低是沈阳2017年太阳总辐射、直接辐射异常强的主要原因之一.晴天情况下,沈阳空气质量三级较二级情况下太阳总辐射平均衰减了10%,直接辐射平均衰减了18%.12月下旬的晴天严重污染日,空气污染可导致直接辐射减少67%,总辐射减少34%.PM_2.5的削光作用更为明显,PM_2.5为首要污染物的晴天平均太阳直接辐射衰减明显大于以SO₂和PM₁₀为首要污染物的情况,虽然PM_2.5为首要污染物时的日平均散射辐射大于PM₁₀为首要污染物的情况,但不足以补充其对直接辐射的衰减,进而导致总辐射衰减.     

北京地区城市化对太阳辐射的影响-趋势分析

本文根据太阳辐射在大气中的传输削弱原理,采用逐项扣除方法计算分析了北京地区冬季大气污染对太阳直接辐射通量的削弱(Sa)及其逐年变化,同时计算分析了Linke浑浊因子(T)、湿浑浊因子(W)和污染浑浊因子(R)等大气透明度特征量及其逐年变化.计算结果表明,在冬季晴天条件下,Sa平均占太阳常数的21％,而理想大气削弱和水汽吸收削弱只分别占17％和7％.Sa具有明显的逐年增加的总趋势,平均从60年代初的0.30cal/cm2·min增加到80年代初的0.51cal/cm2·min,Sa的净增量占太阳常数的11％.在同样条件下算出的T的多年平均值为3.20,水汽、理想大气和污染物对T的贡献分别为0.54、1和1.66,近似比例为1:2:3,污染物对T的贡献占50％.T和R也都具有明显的逐年增加的总趋势,分别从60年代初的2.7和1.1增加到80年代初的3.7和2.1.分析表明.造成以上变化趋势的主要原因是城市化引起的大气污染的加重,现有的污染控制措施还未能有效地改变这种趋势.     

海湾型城市定位对湛江城市发展的影响分析

论文通过空间分析,指出了湛江(城市范围)所具有的典型海湾特性及其基本的空间结构特征,认为湛江城市发展与湛江湾的存在密不可分,而湛江湾的存在又与湛江群岛的关系极为密切,湛江海湾城市最大的特点就是先有岛,再有湾,后有港和城,把湛江定位为海湾型城市符合湛江城市发展的自然本底性质。文章重点就此定位对湛江城市发展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认为,海湾型城市定位可以提高湛江海湾资源的禀赋,有效促进湛江城市的一体化统筹发展。同时,有助于在湛江工业大发展时期到来之际,加强海湾生态环境的保护。最后就如何建设湛江海湾城市提出了一点框架性的思考。     

福州大气污染对太阳辐射等要素的影响

建国以来, 福州由于市区范围不断扩大及工业发展, 人口和车辆与日俱增, 空中尘埃量随之增多, 空气日益恶浊.这种状况势必改变大气和地面辐射过程, 导致太阳总辐射减少和散射辐射增多以及能见度恶化.本文仅通过福建省气候中心30年(1961-1990)气候资料整编的太阳辐射、日照、能见度、轻雾以及大气混浊度的分析来说明福州大气污染的年代变化和发展趋势, 以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     

新疆地区气溶胶对地表太阳辐射的影响初探

为了进一步认识大气气溶胶对气候环境的影响,基于2017年Aqua MODIS C006气溶胶光学厚度（aerosol optical depth,AOD）产品、CERES SSF Aqua MODIS Edition 4A数据集的地表短波辐射以及地面观测太阳辐射数据,对2017年新疆地区AOD和地表太阳辐射年变化进行研究,并以沙尘和人类活动气溶胶丰富的南疆典型地区喀什为代表城市,采用AccuRT辐射传输模式定量化研究晴空时气溶胶对地表短波辐射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地表太阳辐射月均值最大值出现在和田站的5月,为441.62 W·m^-2,最小值出现在乌鲁木齐站点的12月,为37.03 W·m^-2;CERES/SSF地表短波辐射资料与地面观测结果相比,阿克苏站、焉耆站和伊宁站的差距最小,喀什站和若羌站全年存在高估现象,其他站点存在不同程度的高低估现象.②2017年新疆地区AOD格点平均的年均值最小值为0.0175,最大值为0.4610,南疆地区的AOD整体高于北疆地区;2017年AOD格点春夏季的AOD均值分布与全年均值分布特征相似,其中春季的AOD高值区区域面积高于其他季节.③根据AccuRT计算,当AOD由0.05增加为0.56时,四季的地表向下短波总辐射均呈下降趋势,夏季下降幅度最大,由923.02 W·m^-2变化为677.61 W·m^-2,其次为春季和秋季,冬季下降幅度最小.AOD的减少变化导致的地表向下短波总辐射通量、直射辐射通量和散射辐射通量变化敏感度明显高于AOD增加所导致的变化敏感度.     

太湖地区太阳辐射与水温的变化特征及其对叶绿素a的影响

基于中国科学院太湖湖泊生态系统研究站1993年以来的常规监测资料,利用比较与数理统计相关分析方法对太湖地区的太阳辐射和水温变化特征及其对水体叶绿素a浓度的影响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太湖地区太阳总辐射、光合有效辐射、光合有效辐射占总辐射的比例及水温总体上都呈上升的趋势.其中,光合有效辐射的增长速率大于总辐射的增长速率,年际水温增长率春季>秋季>夏季.太阳辐射及水温的年内变化呈夏季大,春秋季次之,冬季最小的特征.此外,太阳辐射和水温与叶绿素a呈显著正相关关系(p<0.01),太阳辐射特别是光合有效辐射和水温的增加为藻类的大量生长和水华暴发提供了良好的物理条件,太湖蓝藻水华初始暴发时间有逐年前移的趋势且水华持续时间逐年增加.     

上海城市表土磁性特征对重金属污染的指示作用

选取上海市城市表土作为研究对象,结合磁学方法与传统化学方法,研究了上海市192件表土样品的磁性特征和重金属含量,并探讨了磁学参数指示重金属污染的可行性.结果表明,上海市表土磁化率平均值为187.66×10^-8m³·kg^-1,亚铁磁性矿物占主导地位,颗粒较粗.上海市表土重金属Zn、Pb、Cu、Cr、Ni、Mn、Fe含量均超过背景值,属于轻度污染.重金属和磁学参数（磁化率、饱和等温剩磁）具有相似的空间分布,高值集中在宝山区和闵行区,低值集中在崇明区.工业生产和交通活动是上海市表土重金属、磁性矿物的主要来源.磁化率χlf指示污染负荷指数的半定量结果为:χlf<38.90×10^-8m³·kg^-1时,土壤属于清洁状态,无污染;38.90×10^-8m³·kg^-1≤χlf<258.69×10^-8m³·kg^-1时,土壤遭受轻度污染;258.69×10^-8m³·kg^-1≤χlf<793.45×10^-8m³·kg^-1时,土壤遭受中度污染;χlf≥793.45×10^-8m³·kg^-1时,土壤遭受重度污染.因此,磁学参数对城市表土重金属污染有着一定的指示意义.     

城市发展程度对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的影响分析

城市的发展程度以及人类活动,都有可能对饮用水水源水质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本文以某市各区县饮用水水源地为研究区域,通过Spearman秩相关计算,分析了城市的发展程度与水质指标之间的相关关系.结果表明城市发展程度与部分水质指标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相关性,其中工农业总产值、户籍人口指标与水质指标的相关性最强,而粪大肠杆菌指标...     

东北三省地表覆被变化对太阳辐射吸收的影响

太阳辐射是地表生态系统的主要能量来源,自然和人为因素造成的地表覆被变化是影响地表吸收太阳辐射的重要因素。选择我国纬度最高省际区域东北三省为研究区,基于2001、2005、2010、2015、2018年每年8月1日的MODIS地表覆被数据和地表吸收太阳辐射数据,对比分析不同地表覆被变化对地表吸收太阳辐射能量的影响。结果表明：（1）2001—2018年东北三省林地、水域先增后减,18 a间总量分别增加了3.96%和10.51%,耕地先减后增,总量减少1.22%,草地持续减少,总量下降19.36%,建筑用地逐期增长,总量增加11.08%。地表覆被变化以退耕还林还草、优化耕地格局、草地沙化、水利工程扩建、城市化扩张为主。（2）东北三省地表吸收太阳辐射强度为水域＞建筑用地＞林地＞草地＞耕地。变化剧烈区域（＞25 W∙m⁻²）主要集中在松嫩平原、三江平原及流经松嫩平原和三江平原的松花江流域。（3）地表覆被类型的转化会导致地表吸收太阳辐射的变化,以水域和耕草地、耕地和林草地之间转化时的变化最为显著。水域转化为耕草地时辐射吸收值均下降明显,反之上升,与耕地之间的绝对差异在2010—2015年最大（−156.66 W∙m⁻²）,与草地之间在2005—2010年最大（102.36 W∙m⁻²）;林草地开垦辐射吸收值下降,反之上升,林地与耕地之间的绝对差异在2010—2015年林地转化为耕地时最大（−13.94 W∙m⁻²）,草地与耕地之间则在2001—2005年耕地转化为草地时最大（22.36 W∙m⁻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