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低碳转型进程中碳强度与电气化环境库兹涅茨倒U形关联的检验与政策启示

中国正在积极地谋求低碳化转型,政府承诺落实2030年前碳达峰的目标并努力争取2060年实现碳中和。碳强度控制是实现CO_2减排的关键制度,而电气化又与碳排放和经济增长都具有紧密的联系。因此,研究电气化与碳强度的关系对政策设计和制定碳强度控制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电气化与碳强度关系的现有研究,本文提出了碳排放强度随着电气化水平提高先上升后下降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关系假设。本文以中国1997—2016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为对象进行假设检验,并使用空间杜宾模型验证空间效应对结果的影响。结果显示,我国电气化与碳强度之间确实存在显著的倒U形的EKC关系,并且这一结论在考虑空间因素后仍然稳健。EKC曲线的拐点在不考虑空间因素的情况下位于电气化水平为10.52%的位置,在考虑了空间因素后略微后移到10.81%。截至2016年,所有省份的电气化水平均处于EKC拐点的右侧,即电气化水平的提高将对碳强度下降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最后,针对电气化与碳强度关系的一般与空间特征,本文对电气化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     

长江经济带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多变量驱动因素研究——基于扩展STIRPAT模型

采用我国长江经济带1995—2016年省域面板数据,基于扩展STIRPAT模型定量分析了长江经济带能源消费碳排放各驱动因素的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1)城市化水平因素对我国东部地区具有负向抑制作用,而对中部和西部地区具有正向驱动作用。(2)碳排放与人均GDP因素之间存在着倒"U"型曲线关系,目前只有东部地区通过了碳排放拐点,中部地区接近拐点,而西部地区碳排放量在较长时期内将持续增长。(3)产业结构和能源强度因素对碳排放均产生显著影响,且对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影响远远大于东部地区,创新水平对碳排放影响微弱。(4)外商直接投资与金融发展因素对碳排放具有负向抑制作用,贸易开放度和环境规制因素的影响较小。     

基于泰尔指数的我国碳生产率区域差异性分析

在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中国的碳排放及其变化趋势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我国如何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抑制CO2排放增速、提高碳生产率是关键,而这需要依赖于省区层面的减排行动,从区域层面研究碳生产率问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测算了东、中、西部地区域碳生产率的泰尔指数,并对总差异进行了分解,提出了对策建议.     

基于LMDI分解法的我国碳生产率影响因素研究

运用LMDI分解法,以1995-2010年为样本期,按东、中、西三大区域把我国碳生产率总体变动分解为能源效率、碳排放能耗和碳排放结构3个影响因素,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995-2010年我国碳生产率变化除了2003-2005年为负数外,其余期间均为正数,表明我国碳生产率在逐年提高.碳生产率总体变动因素分解的贡献值和贡献率表明,能源效率因素是影响我国碳生产率变动的主要因素,贡献值为0.9722,贡献率为87.66％,其变动趋势决定了碳生产率的变动趋势;单位碳排放能耗因素贡献值为0.1431,贡献率仅为12.9％,影响较小;而碳排放结构因素的贡献值和贡献率分别为-0.0063和-0.56％,表明碳排放结构抑制了碳生产率的增加.因此,提高区域能源效率,改善区域碳排放结构,对提高我国碳生产率具有重要意义.     

外商直接投资、自主创新与碳生产率增长

利用我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995—2010年间的面板数据,考察影响我国碳生产率增长的因素,重点探讨了FDI、RD与碳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FDI和RD对我国碳生产率增长起正向促进作用,两者对碳生产率增长存在显著的联合影响;其他控制变量,如产业结构、能源强度表现出反向的影响关系,而人均GDP对碳生产率增长起促进作用。通过分区域考察发现,各因素在影响不同区域碳生产率增长方面存在差异,说明不同区域在提升自身碳生产率水平时要有所侧重。     

碳排放权交易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溢出效应——基于空间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分析

作为实现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政策工具,碳排放权交易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提供了重要契机。尽管现有研究基于多种宏观政策探讨了环境规制的政策效应,但对碳排放权交易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关注不足。文章基于2007—2020年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看作准自然实验,采用空间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溢出效应。研究表明：(1)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实施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且对周边企业产生了正向溢出效应;(2)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轻污染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正向影响及溢出效应;(3)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主要通过政府的减税、市场融资约束的缓解和企业技术创新作用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本文丰富了碳排放权交易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为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空间互动视角下的土地集约利用碳排放效应分析北大核心

土地集约利用和碳排放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和约束条件,解构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为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和实现“碳中和”目标提供科学依据。通过建立空间杜宾模型,解读空间互动视角下1995—2018年我国省际层面土地集约利用碳排放效应特征。结果表明:①地均碳排放存在显著负向互动影响,省际之间碳减排呈现零和博弈的特点,表现为邻省的地均碳排放每下降1个百分点,将导致本省地均碳排放上升0.232个百分点。②土地集约利用与地均碳排放之间呈“倒U型”曲线关系,因多数省份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较低,尚未跨越“倒U型”曲线拐点,直接效应表现为本省的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提升促进本省的地均碳排放量增加,土地集约利用抑制邻省碳排放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明显。基于研究结论,提升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将有利于发挥土地集约利用碳减排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同时区域联动机制对于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双碳目标的实现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中国城镇居民食物消费碳排放的时空演变特征分析

本文运用碳折算系数法和投入产出模型测算了1990—2018年中国30个省(区、市)城镇居民食物消费的人均直接碳排放、人均家庭间接碳排放和人均产业间接碳排放,并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对总碳排放的空间特征进行分析。研究表明:1990—2018年中国30个省(区、市)人均间接碳排放在研究期内呈增长趋势,人均产业碳排放增长幅度最大且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大部分地区的人均直接碳排放增长较为缓慢;人均碳排放和总碳排放都呈显著增长趋势,人均碳排放的增长幅度宁夏>新疆>上海>浙江>青海>北京,甘肃最小,总碳排放增长幅度广东>浙江>山东>江苏>河北>上海,吉林最低;总碳排放在大部分年份呈正的空间相关性,整体上呈"M"形波动;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表明,食物消费总碳排放存在高高型和低高型两种,且2000年及以后高高型稳定在上海、江苏、浙江地区。最后,本文依据实证结果对如何降低城镇居民食物消费碳排放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山西省碳排放影响因素分解——基于LMDI模型的实证研究

根据2004—2013年的相关数据,基于LMDI模型将山西省的碳排放影响因素分解为人口、人均GDP、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碳强度五个因素。结果表明:人口和人均GDP因素总体上表现为增碳因素,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和碳强度因素总体上表现为减碳因素。其中,人均GDP和碳强度分别为增碳因素和减碳因素,但由于碳强度的减碳效应远小于人均GDP的增碳效应,因此山西省的总碳排放量仍呈逐年递增趋势。此外,由于人均GDP的增碳效应在减弱,而碳强度的减碳效应在增强,因此碳排放总量增长幅度呈递减趋势;产业结构因素和碳强度因素对碳排放的年均贡献率并未能像其总贡献率一样表现为负值。     

广东省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动态关系研究——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

基于库兹涅茨曲线模型,对广东1980-2010年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的动态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整个研究期间,广东省人均能源消费与人均经济增长协整关系呈单调正相关,1999年的结构断点使两者的协整关系发生变化,断点分隔的两个时间段内均符合倒“U”型模型,但曲线拐点后移.广东省现处于倒“U”型曲线的左端,EKC理论拐点为23253元（1978年不变价）.广东省应采取积极有效的节能减排政策,引导促进倒“U”型曲线弧度降低,让拐点提前到来.     

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家族控制与绿色创新效率

随着“双碳”战略持续推进,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作为一种市场型环境规制工具,通过不同主体根据自身需求对碳排放限额进行交易,从而实现碳配额资源的有效配置。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基于外部组织合法性的压力机制与内部社会情感财富的动力机制两方面对家族企业绿色创新效率产生重要影响。本文选取2010—2019年我国2417家家族企业,建立多期DID面板模型,从家族控制视角探讨了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对家族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促进了家族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家族控制弱化了两者间的正向关系。当家族企业处于低CO2排放额度地区且实际控制人代数为一代时,两者关系及家族控制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更显著。机制分析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宏观层面通过降低规制强度与碳排强度、微观层面通过提高战略差异度与信息透明度来促进家族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因此,本文从低碳资产的“提质增效”、风险管理和低碳技术推广三个方面改善家族企业绿色创新效率,以最终实现家族企业的基业长青和可持续发展。     

我国4个直辖市CO2净排放现状和趋势预测

从人均和单位GDP CO2碳净排放角度,借鉴显示性比较优势理论,对我国4个直辖市2005-2011年人均和单位GDP CO2碳净排放状况及其之间的差异大小进行计算,采用一元线性回归模型对4个直辖市未来几年人均和单位GDP CO2排放趋势和差异大小变化进行了预测,针对造成4个直辖市目前CO2排放现状的成因进行分析,并提出了建议.     

福建省碳排放预测与碳达峰路径分析

使用2000—2019年福建省碳排放量数据,基于STIRPAT拓展模型,利用岭回归并结合情景分析法模拟福建省2020—2050年碳排放量进行实证研究,预测不同情境下福建省碳达峰的时间与碳排放峰值,为探讨福建省实现碳达峰的最优路径提供依据。结果表明：(1)福建省在2000—2019年期间未达到碳排放峰值,且人均GDP与碳排放量没有出现倒U型曲线;(2)在基准情境下,福建省将在2040年实现碳达峰,峰值为4.730×10⁸t;在产业结构优化情景、节能情景和粗放情景下,福建省碳排放峰值分别约为3.979×10⁸t、4.502×10⁸t和6.799×10⁸t,分别于2034年、2040年和2040年实现碳达峰;在绿色发展情景下,福建省将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碳排放峰值为2.976×10⁸t。对比之下,绿色发展情景是福建省实现碳达峰的最佳发展路径。最后,从法律政策、能源体系、产业结构、碳交易市场等方面探讨福建省如何实现碳达峰的最优路径。     

节能减排背景下河南省物流企业碳排放特征研究

物流业快速发展带来的碳排放问题已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基于1995—2012年河南省物流企业的统计数据,运用消耗能源折算法对河南省物流行业的碳排放总量和碳排放强度进行了估算,构建了河南省物流企业碳排放的EKC模型曲线,分析了河南省物流企业碳排放的发展历程和规律特征,预测了河南省物流企业碳排放的发展阶段和未来趋势。研究表明:河南省物流企业的碳排放量正处于继续上升的阶段,碳排放强度整体稳中有降,物流碳排放与行业发展呈现出反"N"型的曲线结构,如果加强环境管制、积极发展"低碳物流"将促进碳排放"拐点"提前出现,可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     

珠三角城市群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研究

基于1996—2016年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相关数据,采用聚类法对珠三角城市群进行分类,同时利用回归模型拟合各个城市的EKC曲线。研究结果表明:从整体来看,珠三角城市群的人均GDP与环境污染之间具有显著关系;各个城市的EKC曲线所呈现出的特征不尽相同,既有"倒U"型、"N"型和"S"型,也有"倒N"型;从EKC曲线的拐点来看,多数城市的环境污染已经超过EKC曲线的拐点,并且正处于下降的阶段。     

浙江省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设基础上,采用1991—2014年浙江省环境和经济数据,运用回归模型对其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浙江工业废水、工业废气、工业SO2排放量和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均符合EKC假设,其中工业SO2和工业废水人均排放量与人均GDP呈倒U形关系,拐点分别出现在2005年与2010年;工业废气排放量和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尚处于倒U形左侧上升阶段,其中工业固体废弃物人均产生量已接近拐点。而生活污水排放量与EKC假设并不相符,人均生活污水排放量与人均GDP呈单调递增的线形关系。对EKC驱动因子的分析表明,加强政府环境治理,以不断完善的环境法规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调整,以持续的技术进步与创新促进关键行业节能减排,有利于克服规模效应,推动浙江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早日实现解耦。     

中国农村居民食品消费碳排放的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研究居民食品消费碳排放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基于全国和地区农村居民家庭食品消费量调查数据及其人均食品消费碳排放的测算,运用ArcGIS空间统计分析、地理探测器因子探测等方法,分析2000—2019年中国农村居民家庭食品人均碳排放的时空格局及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碳排放结构中升降因素叠加,人均碳排放量增速不明显。②人均碳排放量存在空间集聚效应,但集聚程度呈下降趋势。③人均碳排放量、直接与间接排放量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不同。其中,人均碳排放量主要受到猪牛羊肉消费量、食品消费支出的影响。建议从优化农村居民的饮食结构,适度减少猪牛羊肉的消费量、增加综合碳折算系数较低的禽肉、蛋类、牛奶和鱼类等动物性食品的消费量,以及加强人均碳排放量较高地区饮食结构调整和优化的指导等方面,减少农村居民食品消费的人均碳排放量。     

基于EKC的全面小康中国与发达国家环境质量比较

以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为依据,比较了我国2020年与主要发达国家同等经济水平阶段在能源消耗、大气环境、水环境等方面的差距。研究发现:主要发达国家环境质量拐点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人均GDP在1.4万~1.5万美元左右。人均GDP在1.1万~1.2万美元阶段时,我国大气污染物排放强度低于发达国家,但大气环境质量差于发达国家;主要水污染排放量高于主要发达国家,但水环境质量基本可达到发达国家同期水平。建议要正确认识环境与经济之间的EKC曲线关系,制定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问题解决路线图,提出具有阶段性、差异化、适度超前的环境质量目标。     

规模化水平对中国生猪养殖环境效率的影响研究

以碳排放作为非期望产出，基于2008—2020年中国29个省份数据，采用Super-SBM模型和GML指数测算各个省份生猪养殖的环境效率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利用Tobit模型分析了生猪养殖规模化水平对环境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1)考察期内，中国生猪养殖环境效率未达到最优状态，区域差异明显；(2)考察期内，中国生猪养殖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发展趋势整向好，从区域增速差异看，东部地区增速最快，东北地区增速较慢；(3)考察期内，规模效率是提升生猪养殖环境效率的关键，生猪养殖规模化水平对环境效率的影响呈“U”型，目前已跨越拐点，继续提高养殖规模化水平有助于提升生猪养殖环境效率。     

中国对外贸易的经济增加值—隐含碳排放失衡问题研究

在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等贸易碳壁垒层出不穷的国际贸易新形势下,我国对外贸易亟待破解低经济附加值和高碳排放双重压力。本研究运用双边贸易隐含排放分析模型,通过构建贸易碳生产率和贸易失衡度指标,从国家整体、双边贸易和三次产业三个层面,定量揭示了1995—2019年我国对外贸易中的碳排放和经济损益失衡现象。结果表明,2019年贸易净增加我国国内碳排放9.3亿吨。其中,中美和中欧贸易碳逆差分别为2.5亿吨和1.6亿吨。第二产业贸易导致9.8亿吨碳排放净流入我国,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贸易分别引发0.4亿吨和0.2亿吨碳排放净流出我国。2019年我国出口贸易整体碳生产率为1.0欧元/千克碳,约为全球平均值的一半;我国出口贸易失衡度为1.9,承担了相较于自身出口经济收益占比近两倍的碳排放责任。在我国三次产业中,仅第一产业出口贸易的碳生产率高于全球平均值、失衡度小于1.0。我国已成为国际转移排放的“污染避难所”,亟须通过采取持续强化绿色低碳技术自主创新、增加三产贸易占比、增强国内大循环主体作用等措施,应对更趋复杂的贸易和气候变化争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