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源高消耗的经济原因及对策研究

中国能源处于高消耗增长态势,这对当前国家能源安全、经济安全和完成节能减排的任务构成了严峻挑战。节能减排是一定经济发展阶段和水平的反应,是一个牵涉到产业结构调整、能源利用与经济发展关系协调等多方面的问题。研究节能减排对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该文基于工业化和能源经济相关理论,利用相关指标和统计数据,对中国能源高消耗的经济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了基本对策。研究表明,当前中国能源高消耗的主要经济原因在于工业化的发展阶段问题,即中国已基本进入了工业化的重化工业化阶段,高能耗产业快速增长。中国要解决当前节能减排困境,其根本出路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促使工业结构高端化,压缩工业化进程中高能耗、高污染状况持续的时间。     

行业特征对低碳约束下工业绿色TFP增长的影响

工业是中国实体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也是能源消耗与碳排放的主体。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发展低碳经济的背景下,中国工业发展将面临越来越强的能源与碳排放约束,工业增长必须由要素驱动的投入导向型转向创新驱动的效率导向型,提高低碳约束下的绿色TFP对工业增长的贡献,推动以绿色TFP增长为核心的工业低碳转型。该文基于非参数生产前沿分析方法,在考虑能源投入与碳排放这一非期望产出的全要素分析框架下,利用全局DEA方法及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测度了1998-2010年中国工业36个细分行业绿色TFP的动态变化。考虑到中国工业内部不同行业在要素投入结构、所有制结构、企业规模、能源消费结构及行业开放度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文章分别利用条件均值回归和条件分位数回归,就上述行业特征因素对工业绿色TFP增长的影响效应进行了计量检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行业平均企业规模和行业企业集中度对行业绿色TFP增长均有显著促进作用,行业资本深化则抑制了行业绿色TFP增长,行业私营企业比重的提高并没有促进行业绿色TFP增长,FDI和煤炭消费比重均对行业绿色TFP增长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变参数估计结果表明,对处于高分位和低分位绿色TFP指数的行业来说,行业特征因素对行业绿色TFP增长的边际效应较弱,行业特征因素对处于中间分位的行业绿色TFP指数的边际效应最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上述结论对我国工业行业低碳转型发展的政策启示。     

结构变动、技术进步以及价格对能源效率的影响

本文旨在分析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影响能源消耗及其效率的主要因素。通过理论研究,我们认为经济结构、技术进步以及能源市场化改革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主要影响因素。从这些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来看,经济结构与工业化阶段密切相关,对能源效率的影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在经济结构相对稳定的短期内,技术进步是提升能源效率的重要因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能源价格是提高能源效率的长期而稳定的激励机制。在此基础上,我们综合利用1990-2006年省际、四大区域、13个主要工业省区面板数据,以及工业行业数据,实证估计这些因素对能源效率的影响程度。几个估计结果综合显示,这三大因素对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能源效率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这意味着当前节能减排的政策重点必须立足于长期,谨慎采用单纯的节能降耗这种行政命令式的短期策略,重点采用基于激励机制的治理策略,弱化长期以来形成的高耗能技术结构,引导节能环保型技术的创新与扩散。     

全要素能源效率与中国经济增长收敛性——基于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能源效率是促进经济增长、减少能源消费的关键政策参数,研究能源效率与经济增长收敛性关系,对于揭示能源效率在我国地区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指导能源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选取1995-2009年中国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样本,运用DEA方法测算全要素能源效率,发现全国以及区域能源效率经历了一个先上升再下降的过程,中国省域全要素能源效率差异显著,但总体上各省份之间的差异呈现缩小趋势;将能源效率纳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进行实证检验,运用IV、DIFF-GMM和SYS-GMM方法证明中国经济增长条件收敛存在,能源效率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能源效率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和收敛;运用纠偏LSDV估计方法分区域开展实证检验,研究认为,能源效率对东部和中部地区经济增长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由此表明能源效率对经济发达地区作用更为显著。基于此,国家能源效率提升战略重点应放在东中部能源消费集中地区,从而通过节能技术"溢出"效应促进西部地区能源效率的提升,以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收敛。     

资本积累、工业化与全要素能源效率——基于OECD国家历史数据的经验研究

本文采取非参数估计方法测度22个OECD国家1960-2011年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并通过面板门限回归实证分析了OECD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人均资本存量与能源效率的关系,研究发现人均资本存量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存在门限效应,即在人均资本存量较低的阶段,人均资本、工业化对能源效率的影响较小,在人均资本存量较高的阶段,人均资本和工业化对能源效率的影响较大,从而揭示了工业化与能源环境发展U型关系的客观规律,为发展中国家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提供了借鉴。     

能源环境约束下中国区域工业效率分析

目前,我国工业化进程进入中后期阶段,资源短缺、环境污染成为制约工业发展的主要瓶颈。由此,国家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在考察工业经济增长时,能源环境因素就不容忽视。为此,本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引入方向性距离函数和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法对能源和环境因素约束下的我国2001-2009年区域工业效率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考察,对区域之间考虑环境因素的全要素生产率和不考虑环境因素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逐年提高,其中技术进步的作用显著高于效率提高;非期望产出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我国工业的投入产出效率,不考虑能源环境约束过高的估计了我国工业经济的增长;在年份变化上,循环经济和新能源发展卓有成效,考虑能源环境约束下的区域工业全要素生产率逐年提高;在区域比较上,东部地区工业不仅在技术和投入产出效率方面领先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在污染治理方面也领先于中西部。     

基于环境效应的中国制造业全要素能源效率变动研究

以2003 - 2008年中国制造业28个行业面板数据为样本,选取行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年末从业人员数和能源消费为投入指标,行业总产值、SO2排放量为好和坏的产出指标,运用非参数数据包络分析的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测算了考虑环境效应的制造业行业全要素能源效率指数;并运用Tobit模型研究了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考虑环境效应的中国制造业行业全要素能源效率总体呈现稳步增长趋势,但远低于不考虑环境污染时制造业全要素能源效率,技术进步是制造业全要素能源效率提高的主要原因;分行业看,重工业行业的全要素能源效率显著高于轻工业行业,且行业内部差异显著;全要素能源效率增长率较高的行业主要集中在垄断程度高、进入壁垒高的行业,增长率较低的行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外资水平、资本深化和市场竞争对轻工业的全要素能源效率有显著正向影响,企业规模的扩大对重工业提高能源效率有积极作用,外资水平提高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重工业的全要素能源效率.     

空间溢出、门槛特征与能源效率的经济增长效应

能源效率的改进能缓解经济增长过程中日益紧张的能源供需矛盾,然而空间异质性使得传统整体分析难以解释能源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复杂关系。为了考察我国能源效率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空间联系,本文以我国1995-2009年省份面板数据,首先通过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测算我国各地区的能源效率及时空特征。接着,综合采用空间面板回归和门槛面板回归模型对能源效率与经济增长进行空间异质性检验,研究表明:能源效率对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空间外溢效应,空间溢出效应合理解释了能源效率与经济增长的空间非均衡分布。同时能源效率对经济增长存在门槛效应,能源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弹性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提高,但随着能源效率的提高而降低。本文政策含义明显:在制定能源的空间布局政策时应当加大对邻省较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且能源效率较低省份的能源支出并努力提升这些省份的能源效率;而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且能源效率较高的省份,不宜从改进能源效率的思路来追求过快的经济增长。     

中国能源利用效率对能源稀缺影响的地域差异及门槛特征

一直以来,提高能源利用技术效率被认为是缓解能源稀缺的重要手段,但能源回弹效应证明了单纯依靠技术改变能源稀缺程度的脆弱性与不可持续性。在能源要素市场不断发展的背景下,探究技术和成本约束下能源资源配置路径及差异对促进能源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采用2003—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分别检验了能源利用技术效率、成本效率对能源稀缺的影响及地区差异性,在此基础上系统考察了该影响的门槛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技术和要素价格作为能源利用技术效率、成本效率的关键作用力,通过影响能源与非能源要素的互补和替代需求关系,改变了剩余生产要素的利用程度,对能源稀缺产生深刻影响。同时,由于不同地区、不同阶段技术能力、市场发育程度的不同,能源利用效率对能源稀缺的影响也呈现出地区和时间差异性。(2)研究时期内,全国层面能源稀缺的缓解主要源于能源成本效率的改善;区域层面,中部地区能源稀缺的缓解主要源于能源利用技术效率的提升,东西部地区能源稀缺的缓解则源于能源成本效率的改善。(3)在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水平、科技投入水平以及产业发展结构的约束下,中国能源利用技术效率、成本效率对能源稀缺表现为非线性影响,在通过特定的拐点后发生结构性突变,具有显著的门槛特征。因此,能源利用中要充分发挥能源价格的作用,重视能源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性和阶段性特征,以促进能源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天津市工业行业全要素能源效率变动的影响因素分析

天津市作为一个典型的工业城市,工业行业能源效率水平决定了其能否完成"十二五"期间单位生产总值能耗比"十一五"末下降18%的国家节能降耗考核目标。正确把握影响工业行业能源效率变动的因素是天津市寻求节能降耗途径的关键。本文以1998-2008年天津市工业行业的能源消耗面板数据为样本,通过引入非参数Malmquist生产率指数,从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指数角度分析天津市工业行业全要素能源效率变化情况,并运用Tobit模型估计工业化水平、工业内部结构、技术进步、产权结构、政府影响力、进出口贸易和能源消费结构等要素对工业行业全要素能源效率变化的影响程度。研究表明:1998-2008年期间,天津市工业行业间的能源效率差异显著,整体全要素能源效率不断提高,技术进步是其提高的主要原因,但技术效率表现为负增长;工业化水平、技术进步、进出口贸易和能源消费结构的调整对工业行业能源效率的提升具有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但重工业和国有经济比重的增加及政府对能源市场的干预对能源效率的提升起负向作用。因此,天津市工业行业能源效率的进一步提高,需要大力开发、推广和使用先进技术及设备,加强对外开放力度,降低重工业和国有经济比重,充分发挥市场调节能源配置的优势。     

Energy consumption,emission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Bahrain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Granger causality relationships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energy consumption and emissions, from 1980 to 2007 in Bahrain, controlling for capital and urban population using Toda and Yamamoto’s approach. It was found that there is unilateral causality which runs from urban population, economic growth, capital and energy consumption to environment. Further, we found strong support for causality running from economic growth to energy consumption, emissions and capital. The existence of these linkages suggests that the government of Bahrain may pursue energy efficiency strategies and carbon emissions reduction policy in the long run without impeding economic growth. Additionally, the long run pursuit of high economic growth given sustained increases in energy efficiency may also reduce CO₂ emissions intensity per unit of her GDP.     

中国碳排放的因素分解模型及实证分析:1995-2004

能源消费是碳排放的主要来源。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能源消费的急剧增长以及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在短期内很难改变,因此,碳排放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定幅度的增加。本文基于碳排放量的基本等式,采用对数平均权重Divisia分解法（Logarithmic mean weight Divisia method,LMD）,建立中国人均碳排放的因素分解模型,定量分析了1995-2004年间,能源结构、能源效率和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变化对中国人均碳排放的影响,结果显示经济发展对拉动中国人均碳排放的贡献率呈指数增长,而能源效率和能源结构对抑制中国人均碳排放的贡献率都呈倒“U”。这说明能源效率对抑制中国碳排放的作用在减弱,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未发生根本性变化,能源效率和能源结构的抑制作用难以抵销由经济发展拉动的中国碳排放量增长。     

资源型城市能耗增长因素分解及差异分析

本文以95个有代表性的资源型城市2004—2013年的数据为样本,重点关注城市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和空间扩张几个方面,考虑能耗强度、经济规模、人口密度、辖区面积四个因素,利用LMDI法对资源型城市的能耗增长进行因素分解,并针对不同区位、不同规模与不同发展阶段三种情况分别进行资源型城市能耗增长影响因素的差异分析。得出了研究结论:总体来看,对资源型城市能耗增长影响较大的因素是能耗强度与经济规模,其中能耗强度下降对能耗增长有明显的抑制作用,经济规模扩大对能耗增长有明显的推动作用,但能耗强度下降的抑制作用不足以抵减经济规模扩大的推动作用,导致能耗总量增加。人口密度增加和辖区面积扩大对城市能耗增长的贡献率较小,都只是微弱的推动作用。单个城市能耗增长的因素分解结果与总体情况较为一致,但不同城市之间存在差异。分区位看,越是落后地区,能耗强度下降对能耗增长的抑制作用以及经济规模扩大对能耗的拉动作用越强;分规模看,小城市的落后产能改进空间还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分资源开发阶段看,衰退型城市落后产能改进成效突出但能源利用效率依然较低,成熟型城市对落后产能改进空间的利用不足。最后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资源型城市从"粗放型增长"到"集约型发展"的转变;大力发展新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对不同类型的资源型城市有针对性地实施节能降耗的分类指导;强化宣传教育,有效提高企业和居民的节能降耗意识。     

能源强度收敛: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检验

能源强度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单位产值所消耗的能源量,它反映了经济系统对能源的依赖程度和能源的使用效率。许多国家的能源强度曲线在直观上表现出收敛的显著特征。为了对这一现象进行严格的证明和检验,该文依据时间序列协整概念,首先提出了能源强度收敛的定义,然后从一个包含能源投入的内生增长模型出发,从理论上证实了能源强度收敛的存在性。为了对能源强度收敛进行实证检验,选取24个国家,并划分组合为5组样本,分别对能源强度收敛进行了σ收敛检验和协整检验,结果表明:高收入国家、高中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样本中所有国家都存在能源强度收敛现象;σ收敛检验还揭示出各组样本中能源强度收敛的时间段以及收敛程度的大小排序。     

中国典型资源型地区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动态关系研究

随着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复杂变化,中国资源型地区经济结构转型困难加剧。对资源型地区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可以帮助该类型地区厘清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能源消耗现状,对于优化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之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以中国典型资源型地区山西省、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为例,选取1985—2014年数据,利用格兰杰因果分析对研究区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山西省表现出从经济增长到能源消耗的单向因果关系,黑龙江省与辽宁省表现出从能源消耗到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吉林省表现出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的双向因果关系;2山西省、黑龙江省、辽宁省都表现出从煤炭消耗到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吉林省表现出煤炭消耗到经济增长的双向因果关系;3典型资源型地区都表现出从能源消耗到煤炭消耗的单向因果关系。4资源型地区转型务必将落实供给侧改革摆在发展首位。山西省应在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的基础上选择集约化、低载能的新兴产业,黑龙江省与辽宁省应加大新能源的开发与产业化进程,产业应向高端装备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产品附加值高、能源消耗少、环境污染小的产业转型,吉林省的重工业发展要以油气能源替代煤炭资源,在降低产业能耗的同时加速扶持已经相对成熟的替代产业,减少产业转型对于地区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     

CGE model-based analysis of the neutralized hybrid carbon policy and its decomposed effects on economic growth,carbon reduction,and energy utilization costs

The hybrid policy is a flexible policy tool that combines features of carbon trading and carbon taxation.Its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effects under China's background are still not studied in detail.Given the exogenous carbon reduction targets,carbon prices,and carbon tax-rates,by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ing methods and factor decomposition methods,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direct and cascaded effects of the hybrid policy on economic growth,energy utilization,and carbon emission on the national level and the sector level,with China's national input-output data-set.Stepwisely,policy scenarios with irrational estimated results are selectively excluded based on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among economic,carbon reduction and other policy targets.As a result,against national economic conditions in 2007,the hybrid policy,with a carbon reduction target of -10%,a carbon tax-rate of around $10,and a ceiling carbon price of $40,is highly recommended,because of its significant lower economic loss,lower energy utilization cost,and practical robustness against fluctuation of energy market and carbon market.Furthermore,by decomposition analysis,carbon reduction-related costs are decomposed into a direct part that includes carbon allowance price and carbon tax,and an indirect part as the energy price incremental induced by direct carbon costs.Gross carbon reduction may be decomposed into three parts such as energy intensity,economic scale,and technical progress.And,carbon taxation is the main policy tool that stimulates to improve the energy efficiency.     

基于LMDI的珠三角能源碳足迹因素分解

如何控制区域碳排放增长是当前全球关注的热点。分解各因素对碳足迹的作用及影响权重,找出其主导因素,对推动碳减排开展有积极意义。本文结合IPCC碳排放因子,计算出1998-2009年珠江三角洲能源碳足迹,然后基于Kaya恒等式,运用LMDI对珠三角能源碳足迹进行因素分解。结果表明:珠三角能源碳足迹从1998年11272万吨上升到2009年的24905万吨,总体呈现快速增长趋势;经济规模的扩大是珠三角碳足迹快速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经济效应受经济规模、国家政策与国际金融环境影响;人口增长对珠三角碳足迹的增长也起到推动作用;能源效率的提高,是抑制珠三角碳足迹增长的最重要因素;研究期间珠三角能源结构变化不大,导致能源结构效应的作用表现并不显著;发展低碳产业、提高能源效率是抑制珠三角能源碳足迹快速增长的主要手段,适度控制经济及人口规模也是必须的。     

中国碳交易下的工业碳排放与减排机制研究

中国工业的高能耗投入在带来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导致碳排放的急剧增加,作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中国肩负着巨大的减排责任。为了探索减排方式,中国自2013年先后在7个省市建立了碳排放交易市场。研究碳交易对工业碳排放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有助于科学评价政策,为全国工业碳交易市场的推行提供合理的建议。本文利用中国30个省份规模工业碳排放数据,首先分别采用DID和PSM-DID方法考察了碳排放交易对工业碳排放和碳强度的影响,其次在使用SFA测算出各省规模工业能源技术效率和能源配置效率的基础上探讨了碳交易发挥作用的机制和影响大小。结果发现:(1)碳交易对试点地区规模工业的碳排放量和碳强度有显著抑制作用,分别使二者下降4.8%和5.2%;(2)碳交易分别使试点地区的工业能源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显著提高0.03和0.08;(3)碳交易发挥作用的机制与规模工业的能源技术效率有关。能源技术效率的减排效应大于能源配置效率的增排效应,最终导致政策具有减排作用。这些结论说明,想要推进中国碳交易市场的发展并使其长期发挥减排作用,必须要加快碳交易市场相关配套制度的改革,包括碳价机制和配额分配机制等,使市场交易与政府调控有效结合;淘汰落后产能,增加研发投入,鼓励工业企业使用新技术;转变能源消费结构,倡导新能源和清洁能源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