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开发要有生态文化意识

近代以来 ,技术开发的成就辉煌 ,在人们的心理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形成了人们对自然的主宰意识与无限摄取意识。但是 ,从本世纪中叶开始 ,技术开发的负面效应对人类的潜在威胁渐露端倪 ,促使人们不得不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 ,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意识——生态意识。从生态意识出发 ,研究技术开发及其产生的双重效应 ,探索生态学理论及保护、改善、创造人类生存环境 ,已成为当前的一个热门话题。技术开发对生态环境的双重效应( 1 )技术开发对生态环境的正面效应。技术开发对生态环境的正面效应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通过技术开发控制人…     

中国环境保护税法对企业劳动雇佣的影响

环境保护税改革是中国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重要战略举措,环境保护税法作为环境经济政策的2.0版及独立型环境税税种,其是否会产生促进企业劳动雇佣的蓝色红利有待证实。以环境保护税法的施行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检验环境保护税法对企业劳动雇佣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1)环境保护税法促进了企业劳动雇佣增加,相比于不在环保税税额标准提高地区的企业,位于环保税税额标准提高地区的企业就业平均上升约7.6%,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PSM-DID、采用Change模型等系列稳健性检验后,基准回归的结论不变。(2)机制分析表明,环境保护税法主要通过绿色管理创新效应、决策制约效应与预防性环保投资效应促进企业劳动雇佣增加,通过治理性环保投资效应促进企业劳动雇佣增加的机制未得到验证。(3)环境保护税法促进企业劳动雇佣增加的结果具有条件异质性,营商环境的改善与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能够正向调节环境保护税法对企业劳动雇佣的影响。另外,环境保护税法对具有不同特征企业的劳动雇佣影响存在差异性,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低和成本转嫁能力强的企业更容易受到环境保护税法的影响。(4)就业结构分解分析发现,环境保...     

环境保护税能实现“减污”和“增长”么?——基于中国排污费征收标准变迁视角

环境税作为政府采用财政手段调整影响生态环境利益相关者行为的重要工具,研究环境税的环境经济效果对于推进健全中国环境财政制度具有重要理论价值。随着2018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开始实施,从"双重红利"视角对中国现行的环境保护税政策进行评价,对后续中国环境保护税改革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2006—2014年中国省以下排污费征收标准的改革实践,从地级市层面检验中国环境保护税对地区环境质量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①提高二氧化硫排污费征收标准对二氧化硫排放产生污染减排效应,但是在工业废水上并没有发现这一政策的溢出效应。②二氧化硫排污费征收标准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上均存在抑制效应。③中国环境保护税政策未能产生预期的"蓝色红利"的原因在于:在缺乏产能约束政策的背景下,企业在面对环境保护税税收压力时往往通过扩大产能,依靠规模效应以抵消环境保护税税收压力。这使得中国环境保护税税负的提高不仅没有产生"波特效应",反而对地区绿色创新能力的发展产生"负激励"。最终导致中国环境保护税政策不但未能产生"蓝色红利",反而在数量和质量层面抑制了中国经济增长。上述研究结果不仅从排污费征收标准变动视角对中国环境保护税的政策效果进行衡量,而且在实践方面为环境保护税后续改革提供了政策建议。     

内生创新、人文发展与中国的能源效率

基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本文通过运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重点讨论了内生创新和人文发展对中国能源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全国层面的总体估计还是从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分区域估计,内生创新对中国的能源效率都产生着正面影响;人文发展状况总体上对能源效率的提高也具有正面的影响,但是人文发展中人均消费量的提高对能源效率的改善产生着负面的效应。内生创新和人文发展对能源效率的作用在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不尽相同,这些作用一致呈现出由东部向中部再向西部地区逐渐递减的分布趋势。人文发展较内生创新而言对能源效率的贡献弹性更加显著。因此,从内生创新和人文发展的角度出发,通过有效措施把能源消费方式转变到依靠技术进步、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内涵式消费方式上来,依然是提高中国能源效率的有效策略。     

对外贸易对我国环境影响的区域差异研究——基于2000-2008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为了考察近十年来对外贸易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环境质量的不同影响,本文选取了2000-2008年我国30个省、市和自治区的贸易与环境方面的相关数据,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对东中西部地区对外贸易对二氧化硫排放量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规模效应加剧了我国的环境污染,技术效应减少了东部地区的环境污染,结构效应增加了东部和中部地区的环境污染但减少了西部地区的环境污染,环境政策有利于减少环境污染。总的来说,贸易开放度的提高对东部环境质量的改善有积极影响,但对中西部地区有负面影响,中西部地区确实存在"污染天堂"的现象。因此对于中西部地区我们需要不断加强环境保护力度,阻止国外污染企业的转移,同时要加快贸易结构调整,逐步降低污染行业的贸易比重,大力促进清洁型、环保型行业的发展,从而降低对外贸易对中西部地区的负面影响,并扩大其积极影响,使对外贸易的正面影响不仅局限于东部地区,也可以惠及中西部地区。     

双重环境规制、政府补助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及调节

环境污染已成为当前制约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由于其公共品特性,难以通过市场手段有效解决,而环境规制虽能弥补市场失灵问题,却会对企业短期绩效产生负效应,影响经济持续增长。理论与实践表明,创新特别是技术创新是企业能否兼顾环境保护与自身发展的关键,然而内部资金有限性与外部融资约束,掣肘企业技术持续创新,政府补助成为企业破除创新资源相对不足的重要途径。文章在构建双重环境规制、政府补助与企业创新产出三者间关系模型基础上,以2009—2015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为样本,计量检验了双重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以及政府补助的调节效应,并对该效应的传导机制做了进一步探讨。研究结果显示:一是正式环境规制与企业创新产出之间存在"U型"关系,其强度仍未能刺激企业创新。二是非正式环境规制与企业创新产出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其强度已达阻碍企业创新的程度。三是政府补助强化了正式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但对非正式环境规制与企业创新产出间的非线性关系却表现出负向调节效应。四是政府补助的调节效应通过影响企业研发投入产生作用。因此,制定与完善环境规制政策、维持适度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以及优化政府补助政策,对于提高企业创新产出,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区域低碳环保发展综合评价

低碳发展与环境保护两者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人类发展重要约束性条件。在面临环境保护和温室气体减排问题的双重约束下,需要对低碳、环保、发展三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进行定量评价,探究其内在规律,并找出促进三者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通过构建低碳环保发展评价指数,分省份对区域层面的低碳、环保、发展进行了单项分析,在此基础剖析了低碳约束和环保约束分别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评价结果显示:①低碳、环保及发展区域间差异明显,并呈现"南优北劣"和"东优西劣"的空间特征;②在无约束下,环保指数的评价显示环保水平区域差异小;加入约束后的区域差异变化不大,说明经济发展是形成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但与发展指数相比,约束下的发展指数离散系数变大,说明低碳与环保的约束扩大了区域的发展差距。据此提出了诸如坚持发展为第一要务,尊重区域差异性存在,主张实施总量减排和强度减排相结合的差异化政策。     

基于经济、环境与创新协同发展视角的最优环境保护税税率设计北大核心CSCDCSSCI

面对严峻的环境挑战,环境保护税被视为中国治理环境的重要工具。中国现行的环境保护税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延承排污收费制度,存在税基税率不合理、优惠政策不完善、征管效率较低等问题。从经济、环境和创新协同视角,综合评估环境保护税影响,优化环境保护税税率设计,对于完善中国环境治理体系、实现绿色经济转型具有重要价值。该研究理论分析环境保护税对企业发展的影响,构建相应的影响仿真模型,利用微观企业和省级面板混合数据数值模拟2006—2019年不同环境保护税实施强度(IEPT)的综合影响,并采用情景分析方法预测2030年环境保护税的多维影响。结果表明:①2006—2019年中国环境保护税税率都处于较低水平,小于最优IEPT。总体上,最优IEPT与综合效应指数呈倒“U”型关系,即随着IEPT的上升,综合效应指数呈现先上升后下降趋势。②随着时间推移,最优IEPT呈现总体上升趋势。③当经济、环境和创新等方面的发展水平及诉求不同时,最优IEPT也将发生变动。文章提出了环境保护税改革的政策建议:①充分考虑区域、行业间企业经营和创新情况,结合区域环境承载能力,细化区域、行业环境保护税异质定价策略;②建立环境保护税税率动态调整机制,逐步提高环境保护税税率,充分发挥环境保护税的政策效果;③利用环境保护税的税收收入建立创新扶持专项资金,避免税率提高给创新型企业带来过高的环境成本。     

水土保持工程建设与国家粮食安全——基于东北黑土区县级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通过黑龙江和吉林两省107个县2002-2011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以国家粮食安全为因变量,本文定量评价财政水土保持投资的福利效率。研究结果表明,水土保持工程建设对国家粮食安全有正面影响,对样本期间粮食总产量的贡献高达26.52%,且该影响持续至少一年;但分析结果也表明,如果不能保证水土保持工程的持续性,则可能会产生负增产效应。因此,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为目标,应保持和增加财政水土保持工程建设投资。     

技术创新约束下双重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

科技创新作为经济社会低碳化转型的重要引擎,环境规制作为填补环境方面市场失灵的重要方法,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以双重环境规制为视角能为此研究提供新思路。文章选取2004—2019年的面板数据考察技术创新约束下双重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强度的门槛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1)在中、低技术创新水平区时,正式环境规制的"绿色悖论效应"占主导地位。在高技术创新水平区时,正式环境规制的"倒逼减排效应"开始凸显,逐渐抵消正式环境规制的"绿色悖论效应"负面影响,但不显著,具有进一步提升的潜力。此时,正式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呈现出倒"U"型双重门槛特征。(2)在中、低技术创新水平区时,非正式环境规制也表现出"绿色悖论效应"。在高技术创新水平区时,非正式环境规制作为正式环境规制的重要补充对碳减排效应发挥着重要作用。此时,非正式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呈现出倒"U"型双重门槛特征。(3)随着技术创新水平的逐渐提高,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之间的相互作用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逐渐增大,表现出强制减排效应,呈现出倒"V"型单一门槛特征。(4)中国区域碳排放强度存在一定的"时间惯性",呈现出"雪球效应",且在邻近地区表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性。(5)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及其交互项在不同技术创新水平下呈现出空间极化现象。因此,政府在推进正式环境规制方法创新以及规制执行力度的同时需要加强非正式环境规制实施力度,建立高效的沟通机制以及反馈渠道。构建区域协调机制,形成地区间共同发展、协同管理的联合控污治污格局。     

长株潭地区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的绿色发展效应

将2014年湖南省长株潭地区的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综合治理试点作为一个准自然实验,综合运用SBM-Undesirable模型和双重差分方法分析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对区域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结果 表明:(1)理论上看,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通过绿色政策供给、绿色技术创新、绿色资金支持和绿色红利外溢而影响区域绿色发展水平;(2)长株潭地区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显著促进了区域绿色发展,从双重差分结果来看,2014年长株潭地区的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实践对区域绿色发展的贡献率为17.7％,且通过了平行趋势假设检验和反事实检验.(3)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对区域绿色发展的促进效应受到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创新能力和耕地资源禀赋的显著影响.为更好地保持、提升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的绿色效应,应该根据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要求,采取多元化手段完善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体系,提升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能力.     

省以下生态转移支付制度环境保护激励效应

现有文献认为生态转移支付具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提升地方生态环境质量双目标,而目标的多样性会影响地方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效果及目标的实现。文章基于环保支出和农林水支出的中介与调节效应,对生态转移支付的生态环境目标进行了理论分析,利用2010—2018年甘肃、贵州、湖北及河南四省的199个县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研究表明:在样本期内,生态转移支付促进了地方生态环境质量的提升,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模型的结果表明,中国地方生态转移支付资金对辖区环境保护效果中,环境保护支出起到部分中介效应,农林水支出不仅调节了生态转移支付的地方环境保护支出效果,而且调节了环境保护支出对地方环境质量的影响。因此,由于地方政府具有环境治理信息优势,省以下制度目标更能体现辖区生态需求,省对县生态转移支付制度会有效促进地方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环保激励效应较为明显。同时,县级地方政府应该逐步摆脱"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径依赖,逐步转向经济与环境"双目标协同发展"模式。为了协同生态转移支付的双目标,"自下而上参与式决策"可以作为环境治理的有益补充,通过地方政府多元化实践改善环境质量。     

国家高新区提升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作用机制与效果识别--基于双重差分法的检验

绿色创新作为将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有机整合的发展战略,是当前解决城市发展困境的一剂良方,实践中,促进城市绿色创新水平提升成为政界和学界共同关注的话题。国家高新区是推动城市绿色创新水平提升,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载体,然而关于国家高新区设立是否对城市绿色创新发展起作用仍需要进一步实证检验。利用中国285个地级市2003—2016年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现双重差分的目的,识别国家高新区建立影响区域绿色发展的作用机制,并评估高新区驱动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的净效应。研究结果表明:①国家高新区显著提高了城市绿色创新效率,这一结果在经过了反事实检验和多项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②从理论上构建了高新区驱动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的影响机制,并通过实证检验甄别出了高新区促进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的创新驱动机制和结构驱动机制,而未通过集聚驱动机制,"形聚而神不聚"的现象仍广泛存在。③高新区驱动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呈现明显的区域异质性,高新区对东部区域的绿色创新效率驱动效果明显,而对中西部区域效果不明显。④高新区驱动绿色创新效率提升还存在着城市等级的差异,一定程度上表现为"边际递减规律",相比于省会城市,副省会城市、较大的市和一般的市从高新区设立当中获得的政策效益更大。为了进一步提升高新区对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驱动作用,文章据此从发挥集聚推动效应、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发展高新区等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环境保护税的减排效应——基于提高污染物适用税额视角

环境保护税赋予各省级政府在规定范围内自主确定和调整污染物具体适用税额的权利，是中国治理污染的一项重要举措。从提高污染物适用税额的视角研究环境保护税减排效应，对调整污染治理措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该研究使用2015—2020年248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以2018年中国部分省份提高环境保护税污染物适用税额为外部政策冲击，利用双重差分方法，对《环境保护税法》提高污染物排放适用税额的减排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并考察城市之间外商投资规模、区域位置和适用税额提高幅度的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①提高SO₂适用税额能显著降低工业SO₂排放量。DID模型回归结果表明，提高SO₂适用税额能降低16.8%的工业SO₂排放量。上述结果通过了稳健性检验。②异质性分析表明，中部地区减排效应明显，东部和西部地区减排效应不显著；外商投资规模与减排效果正相关，拥有较高水平外商投资规模的城市受到政策冲击的力度更大，相对于平均水平能够减少0.2%左右的污染物排放量，而较低水平的外商投资规模所带来的污染效应较低，政策的减排效应不显著。③进一步研...     

FDI的技术效应对碳排放的影响

随着温室效应的加剧和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升,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碳排放的影响日益引起各方重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行业的碳排放的影响如何?外商直接投资通过何种技术渠道对中国的碳排放产生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效应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存在何种差异?都是当前亟待研究的现实问题.利用中国1999 - 2008年35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分别使用反映外商直接投资不同渠道的效应的指标,并对35个工业行业按照排放强度进行分类,本文实证检验了FDI的技术效应对我国工业行业碳排放的影响.全行业的研究表明,FDI的技术效应对工业行业的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技术影响渠道方面,FDI的人员流动效应的正面影响显著强于FDI的竞争、示范效应.分行业的研究表明,FDI的技术效应对高排放行业碳排放无显著影响,但对低排放行业碳的排放具有显著的积极影晌.最后,本文建议我国继续加大吸引外资的力度,以充分发挥FDI对工业行业碳排放降低的积极作用.     

基于竞争视角下央地政府环境规制行为策略研究

鉴于"经济分权,政治集权"的管理模式下,地方政府在执行环境规制过程中与中央政府目标不一致这一现象,本文考虑了相邻地方政府投资环境保护行为的正外部效应与投资经济行为的负外部效应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环境规制选择策略的影响;运用演化博弈理论构建了相邻地方政府竞争视角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演化博弈模型,探讨了博弈双方的演化规律及行为特征;进一步结合理论分析,选取数值对奖励力度、惩罚力度、相邻地方政府投资环境保护的正外部效应系数及投资经济行为的负外部效应系数对博弈主体实现稳定演化策略的作用机制进行仿真,并对博弈双方实现演化稳定策略的动态轨迹进行分析,研究影响因素如何促进博弈主体实现博弈均衡。研究表明:(1)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意愿对各影响因素的敏感性存在较大差异,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执行意愿对奖励力度、相邻地方政府竞争产生的正负外部效应更为敏感,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惩罚力度均有较强的敏感性。(2)奖励力度、惩罚力度和相邻地方政府不同投资行为产生的正、负外部效应系数对实现环境规制理想局面的影响均存在门槛效应,只有在一定条件下,当相邻地方政府投资行为的正负外部效应低于阈值或奖励力度、惩罚力度超过阈值时,有利于促进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实现(执行,不监管)的理想局面。相对于投资经济行为的负外部效应,有效控制投资环境保护行为的正外部效应更易于促进地方政府选择执行环境规制策略。中央政府在绩效考核体系中应充分运用相邻地方政府竞争机制和奖励机制对环境规制博弈双方的影响差异,制定有效措施激励地方政府积极执行环境规制。     

中国环境保护投资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等问题日益突出,以化石能源消耗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使环境污染不断加剧的同时也导致二氧化碳排放量呈现递增趋势,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针对这一问题,中国政府不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加大环境保护投资力度,保持城市环境基础设施投资、老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和建设项目"三同时"投资持续增加,但事实表明,环境保护投资的作用没有得到有效发挥,环境污染和碳排放问题依然严峻。在亟需解决环境危机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背景下,进行环境污染治理和控制碳排放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本文利用2004—2012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从环境保护投资结构的角度出发,通过固定效应模型来探讨城市环境基础设施投资等环境保护投资对环境治理和碳减排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城市环境基础设施投资和老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并不能显著改善环境质量,且对碳减排有消极作用;建设项目"三同时"投资虽然没有起到降低碳排放总量的作用,但使得碳排放量增长率保持每年3.8%的下降速度,而且能够显著提高中国环境质量。在进行空间分析后,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由此可见,在未来发展中,建设项目"三同时"投资在污染治理和碳减排两个方面都将发挥积极作用,因此,政府要合理安排环境保护投资结构,提高环境保护资金的使用效率,鼓励发展建设项目"三同时"投资,提高建设项目"三同时"投资在环境保护投资中所占的比重,实现环境保护投资空间结构的合理化。     

公民对全球环境变化的响应——以上海、香港地区为例

工业革命以来，全球环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将可能给地球系统带来灾难性后果，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人类活动造成的。人的行为深受意识的影响和制约,环境意识对于环境问题的产生和解决至关重要。本文选取上海、香港两个地区来分析公民对环境的关注度、公民的环保意识、环保行为以及公民对政府环境工作的看法和评价，研究公民对全球环境变化反应的区域差异，为政府制定相关环境保护政策提供理论依据。调查结果显示，上海、香港两地公民在很多环境闷题上具有共识。但是。在对手环境状况好转的期待值、参与环境保护活动的积极性、对人为因素主导力量的认识、环境保护与日常生活的切实关系、为环境保护的支付意愿、对于环境教育内容的认可度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城镇化与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互动关系研究

城镇化和粮食生产在我国都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如何提升粮食生产技术效率,促进城镇化和粮食生产的协调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文章以1998—2014年全国29个省(市、区)为研究对象,分别采用熵值法和DEA方法对城镇化指标体系和粮食生产技术效率指标体系进行了构建,其中,城镇化指标体系被细分为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三个子系统,在此基础上采用面板协整方程、误差修正模型、脉冲响应方程和方差分解模型对城镇化和粮食生产技术效率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1)城镇化和粮食生产技术效率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对短期的影响存在功能区差异。对于全国层面、粮食主产区以及粮食主销区,长期正面效应大于短期负面效应,对于粮食平衡区,长期正面效应小于短期正面效应。(2)总体来说,城镇化和粮食生产技术效率响应之间的变动为正,并逐渐趋向一个稳定的水平。(3)城镇化和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预测方差受自身的冲击要更高,且二者对预测方差的贡献度呈现出区域差异。最后,提出要加强粮食生产的科技投入和资本投入,实施"藏粮于技"和"藏粮于地"策略,并加强对粮食生产领域的生态环境治理,提高粮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此外,因地制宜制定合适的城镇化和粮食发展策略,适当引导和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粮食生产项目和社会化服务建设,促进粮食产业的现代化。     

中国石油安全战略评价:1990-2006

为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和国家石油安全,本文试图对中国的石油安全状况进行系统评价,为国家的石油生产和合理利用提供参考。文章从石油供给稳定和使用安全两个角度出发,构建了中国石油安全的战略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建立了中国石油安全战略评价模型,并对1990-2006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石油安全水平呈现波动性缓慢上升的趋势。这归因于石油生产效应、石油经济效应和能源技术效应的共同作用,以及其所产生的中国石油供给稳定水平的平稳提高。同时,以GDP节能所主导的环境保护效应的波动性缓慢增强,冲击了人文效应在石油使用安全中的稳定性作用,导致了石油使用安全以及中国石油安全水平的短期波动。从经济增长、石油供给、技术进步、环境保护和人文发展的角度综合考虑中国石油安全的影响因素与发展趋势,并促进其良性作用机制的形成,是保障中国石油安全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