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牧交错区域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关系研究——以内蒙古东部四个旗为例

本文基于可持续性生计分析框架,利用本内蒙古东部四个旗的农户调查数据,从生计资本的视角,实证研究了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的依存关系。研究表明,农户牲畜数量、户主高中教育程度与生计多样化选择负相关,农户社会交往的职业种类与生计多样化正相关。最后提出了提升农户生计资本和扩大生计多样化的可行路径。     

生计资本对甘南高原农牧民生计活动的影响

甘南高原是典型的生态环境脆弱区,农牧民采取的不合理生计活动已成为该区生态环境退化的主要因素,目前亟需塑建可持续生计方式.本文采用参与性农户评估方法对甘南高原115户农牧民家庭进行了调查,基于农户调查资料,分析了甘南高原纯牧区、半农半牧区和农区农户的生计资本现状、生计活动特点.阐释了生计资本对生计活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纯牧区农户的生计资本总值最高、半农半牧区次之、农区最低.且纯牧区农户缺乏金融资本、半农半牧区农户缺乏物质资本、农区农户缺乏自然资本:②农区农户的生计活动多样化指数最高、半农半牧区次之、纯牧区最低,农区外出打工和从事非农活动的农户比例远高于半农半牧区和纯牧区;③农户的生计资本影响着生计活动的选择,自然资本缺乏迫使农户寻求其他谋生方式,但受教育程度低、物质资本与金融资本缺乏以及封闭而狭窄的亲缘与地缘关系限制了农户生计多样化.最后提出了提高农牧民生计资本存量、塑建可持续生计方式的政策建议.     

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长期以来,资源无限、环境无价的观念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们的思维中,也渗透在社会和经济活动的体制和政策中.随着生态环境破坏的加剧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研究,使人们更为深入地认识到生态环境的价值.而"生态补偿"是促进生态环境保护的一种经济手段,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意愿既受到主观因素和非主观因素的影响,也受到理性和非理性因素的作用,是多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其中内部因素即家庭生计资本.本文以黑河流域中游为例,选取300户随杌样本,分析了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意愿与生计资本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自然资本对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意愿形成星负面影响作用,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意愿形成正面影响作用.这说明,农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正在变得越来越理性,他们参与生态补偿的核心在于最大化地获取经济利益,政府要一方面尽可能地降低农户实施生态补偿后的各种风险因素,另一方面,要尽可能地提高农户承担生态补偿风险的能力.     

基于不同生计类型的农户多维相对贫困测度与影响机理北大核心CSCDCSSCI

2020年后,中国农村绝对贫困彻底消除,但相对贫困问题仍将长期存在,且覆盖范围和贫困维度更广,致贫因素更复杂,将影响中国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目标。因此,文章基于多维相对贫困理论,从不同生计类型农户视角出发,以贵州省天柱县5 502户样本农户为研究对象,运用多维相对贫困测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尝试划定多维相对贫困标准,识别不同生计类型相对贫困户,深度剖析致贫原因及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1)研究区不同生计类型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程度较深,差异性较大,其中外出务工型农户相对贫困程度较低,政府兜底型农户相对贫困程度较高。(2)运用Dagum基尼系数验证了以多维相对贫困指数中位数的60%识别研究区不同生计类型相对贫困户更具合理性,其中政府兜底型相对贫困发生率较高,达到56.00%,其次是传统务农型和兼业型农户,外出务工型农户相对贫困发生率较低,仅为2.46%。(3)不同生计类型相对贫困户影响因素差异较大,传统务农型相对贫困户主要以外源滞后型为主,外出务工型和政府兜底型相对贫困户主要以内生滞后型为主,而政府兜底型相对贫困户主要以内生外源滞后型为主。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文章提出构建“一个中心三个着力点”传统务农型相对贫困户治理模式“,双核心双动力”外出务工型相对贫困户治理模式“,N+1”兼业型相对贫困户治理模式和“三管齐下”政府兜底型相对贫困户治理模式。     

农户贫困恢复力测度、影响效应及对策研究——基于农户家庭结构的视角

集中连片贫困地区扶贫开发与农户脱贫问题关系社会稳定与和谐,而恢复力概念为贫困领域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研究利用抽样调查的321户家庭问卷数据,基于生计恢复力理论框架,构建农户贫困恢复力指标体系,从农户家庭结构分类出发,采用探索性统计和主成分分析判定不同人口、生计结构农户缓冲力资本、贫困恢复力差异,运用多层次模型探究农户家庭因素(生计、人口)与贫困恢复力内在结构效应。研究主要结论:1研究区不同家庭结构农户经济类资本分布极不均衡,资本积累水平低;2影响贫困地区农户个体恢复力的主要因素包括物质资本、经济收入、文化教育、劳动力、交通条件、社会资源等;3高质量劳动力人口结构以及合理多样化收入方式的生计结构对农户贫困恢复力才具有正向效应。最后,针对研究区农户家庭结构贫困恢复力差异和关键影响因子,提出相关恢复力建设对策。     

干旱冲击下草地租赁对草场退化及牧户生计的影响

近年来草地租赁市场在牧区出现并逐渐发展。然而,作为调节牧户资源的市场制度,其对草原社会生态的影响莫衷一是。Agent-based model(ABM)是社会科学领域先进的定量分析模型,可用来模拟复杂环境中主体间的交互关系及作用结果。本文首先在理论上分析了内蒙古牧区“人-草-畜”关系,揭示了牧区社会生态的复杂性,之后在此基础上,运用ABM模拟草地租赁中“人-草-畜”关系,通过调节干旱发生概率及牧户草地出租意愿,分析干旱冲击下草地租赁对草场退化及牧户生计的影响。为了更合理地展示和模拟牧区实际,本文结合2015—2016年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呼伦贝尔市的调研数据和部分文献、年报数据,对ABM中相关的参数进行设定,构建了用于模拟干旱冲击下牧区草地租赁的模型:①控制干旱概率,调节出租意愿的模型结果表明,在一定的干旱冲击下,草地租赁是一个有效的制度安排,可以缓解干旱导致的草地退化,提高牧区草场的总体生产力,并提高参与租赁户的生计水平。②控制出租意愿,调节干旱发生概率的模型结果则表明,当干旱加剧时,仅有单一的草地租赁制度无法阻止草场退化和牧户收入下降,草地生态及牧户收入仍然会受到干旱冲击的较大影响。因此,完善草地租赁市场,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干旱冲击对草地退化的影响,提高牧户收入。但为了保障牧区社会生态的可持续性,还需发展牧业合作社和草地合作小组等其他制度。ABM可以通过对现实变量的参数化来模拟现实状况,对指导类似草原牧区等存在多个主体交互关系的社区实践具有重要作用。     

云南森林生态功能区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WTP)影响因素及差异性分析

生态补偿是协调经济与资源环境和谐发展,化解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矛盾的有效手段,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意义深远。基于云南省5个州市农户调查数据,运用二元Probit模型,分析了云南森林生态功能区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的关键影响因素及其差异性。研究表明:大部分农户愿意为生态补偿付费,影响其支付意愿的主要因素是性别、年龄、是否兼业、家庭人口数、非农收入比重、生态补偿重要性认知、森林经济效益是否比生态效益重要、生态环境满意度、政府是否对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政策执行信任度以及信息获取难易程度;其中年龄、家庭农业劳动力人数和信息获取难易程度对专业户支付意愿有重要影响,而家庭人口数、非农收入比重以及获得政府补偿的情况对兼业户支付意愿有重要影响;是否兼业、非农收入比重、对生态补偿了解程度以及信息获取难易程度对传统散户支付意愿影响较大;对政策执行的信任程度和产业发展程度对种植大户支付意愿有重要影响。基于此,提出了完善政府农村就业服务职能,鼓励农户非农就业、创业;完善生态功能区环境教育体系和宣传制度建设,强化农户环保意识;强化政府职责及其政策推广、执行力度,构建综合、完善的生态补偿宣传媒介;制定并实施差异化的生态补偿措施等具体对策建议。     

环境约束下中国省际水资源两阶段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把水资源利用系统分为水资源利用阶段和污染物处理阶段,在环境规制下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两阶段SBM模型,对2001—2014年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水资源利用整体效率和各阶段效率进行测度,并利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对中国各地区水资源利用整体效率的时空特征进行分析,然后运用考虑空间效应因素的空间滞后计量模型和空间误差计量模型从人均水资源量、工业用水量、生活用水量、人均GDP、对外开放程度、产业结构、技术进步等方面对各地区水资源利用整体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整体上看水资源利用第一阶段效率明显高于第二阶段效率,而整体效率接近于第二阶段效率,第二阶段效率决定了水资源利用整体有效性。(2)通过各阶段投入产出冗余来看,水资源污染物产出过多和处理不足是导致第二阶段效率不高的原因。(3)水资源利用整体效率的空间自相关强度显著大于0,在空间上呈现集聚分布特征,东部沿海地区为H-H集聚类型,中部和西部为L-L集聚类型。(4)各地区水资源利用整体效率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一个地区的整体效率不仅受本地区因素影响,还受临近地区整体效率的影响。(5)在考虑和不考虑空间效应的计量估计结果中,工业用水量对整体效率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而人均GDP、对外开放程度对整体效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根据实证结果,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加强水资源污染物排放管理,增强污水处理能力;二是实现高效工业用水,减少工业用水量;三是发挥各地区水资源禀赋优势,加强区域合作,优化水资源区域配置,促进经济-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     

资源贫瘠地区农户技术采用的影响因素分析

引入双槛模型,分两个阶段考察滇西南资源贫瘠地区农户改良陆稻技术采用行为的影响因素。第一,农户决定是否采用改良陆稻技术(采用决定)的影响因素;第二,如果采用,农户决定改良陆稻技术采用程度(采用程度决定)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影响农户决定是否采用改良陆稻技术的因素和影响农户决定改良陆稻技术采用程度的因素存在很大差异。农户所拥有的资源禀赋状况,例如耕地面积、市场远近、缺粮程度、海拔高度和有无技术推广项目等对农户的采用决定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家庭劳动力比重和水田面积比例则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农户家庭规模和台地面积比例对农户技术采用程度决定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耕地面积、水田面积比例和海拔高度则对其呈现显著的负向影响。因此,在制定资源贫瘠山区的农业技术推广政策时,应该充分注意区分影响技术推广广度和深度的不同因素,使不同政策措施更能在资源缺乏的情况下具有适应性和针对性。     

中国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社会经济因素分析

基于2000-2008年省级单元的土地利用和社会经济统计数据,探讨来自区域、城镇和农村的社会经济因素对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的作用机制,认为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受到农村自身社会经济发展和城镇社会经济发展的双重作用,一方面区域和农村社会经济推动了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扩张,另一方面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引起的城镇空间扩张,缓解了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的趋势,在此"一增一减"双重作用下,农村居民点用地呈现缓慢增长趋势。相比于来自区域和城镇的社会经济因素,农村自身的社会经济发展因素对于省级单元的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的影响更为重要。不论是对于来自城镇或是农村的社会经济因素,产出效应都比投资和收入效应更明显,在控制产出效应的情况下,来自于城镇和区域的投资和收入效应不再显著。为控制农村居民点用地过度扩张,政府应在健康快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实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加大土地开发整理和复垦力度,积极投资农村,提高农用地产出,以有效引导农村居民点用地节约集约利用。     

环境审计制度选择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污染治理工具的选择和实施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焦点.本文选择150个国家的国别数据,采取logit模型对环境审计制度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环境保护投资和社会信息化程度与一国是否开展环境审计成显著正相关;审计体制对环境审计的开展也具有显著性影响;而污染排放现状、邻国的决策对环境审计制度选择的影响并不显著.本文的研究表明,与传统命令——控制型规制工具的普适性不同,作为一种信息化的污染治理工具,环境审计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国家最高审计机关的选择.进一步,利用我国2007年-2011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基于主成分回归的符合性检验,结果显示环境审计的概率值p皆高于50％,且逐年递增,表明我国现阶段实施环境审计的条件和时机已经基本成熟.本文的研究发现为我国最高审计机关“十二五”期间将环境审计作为一种独立的审计类型,在全国推行环境审计工作提供了理论依据.     

Rural-urban Migration,Rural Household Incom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Rural Areas of China

Abstract

The objective of this paper i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rural-urban migration, rural household incom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rural areas of China. The typical case study is done and 288 questionnaires are collected from five villages in Hebei and Guangxi provinces, China. The migration and remittance status, household incom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are analyzed on the basis of questionnaires. Rural-urban migration is becoming a part of routine life in rural areas. And remittance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in rural household income. Rural-urban migration increases the arable land area per labor, which releases the tight human-land relationship in villages. In total, the migration increases the rural household income and accelerate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Rural-urban Migration,Rural Household Incom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Rural Areas of China

The objective of this paper i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rural-urban migration, rural household incom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rural areas of China. The typical case study is done and 288 questionnaires are collected from five villages in Hebei and Guangxi provinces, China. The migration and remittance status, household incom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are analyzed on the basis of questionnaires. Rural-urban migration is becoming a part of routine life in rural areas. And remittance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in rural household income. Rural-urban migration increases the arable land area per labor, which releases the tight human-land relationship in villages. In total, the migration increases the rural household income and accelerate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我国城市居民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中国城市化、工业化快速推进,城市居民的健康日益受到环境、外部压力等因素的影响,加上生活方式和健康观念方面的原因,城市居民健康状况的改善缓慢.利用2006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截面数据,描述了我国城市居民的健康及其分布状况,利用Ordered Probit模型分析了影响城市居民的健康状况的各类因素.结果发现:家庭状况、生活习惯、就医决策、医疗保险等因素均影响城市居民的健康水平;尤其是在收入、工作等经济因素之外,健康观念、就医决策和保险覆盖等社会和制度因素亦对城市居民个人健康产生影响.同时,通过逐步回归控制相关变量的方法,检验了Grossman模型的适用性,同时也检验了影响因素作用机制的稳定性.在总结研究结论与不足的基础上,提出了应从经济,社会和制度三个层面全面促进城市居民健康的综合改革框架.     

中国低碳城市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目前,全国各地都在开展低碳城市建设,但是由于对"低碳城市"认识的不一致,导致了各地建设水平参差不齐。本文根据低碳城市的内涵和特点,识别出19个影响我国低碳城市发展的因素,分别从城市主体水平、发展结构水平和管理水平等角度进行分类说明。通过专家咨询法和建立解释结构模型(ISM),绘制出多级递阶结构图,理顺各因素间的结构关系,阐明了影响因素间内在关联性和层次性。研究结果显示,19个影响因素分为5个层次,其中政府和低碳城市标准位于最高层次,碳排放统计次之,它们是影响我国低碳城市发展的关键因素,并对其余因素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作用。建议现阶段在推进我国低碳城市建设过程中,根据多级递阶结构图所示,采取"自上而下"的模式。当务之急,国家应尽快制定出台《低碳城市标准》,加快开展城市碳排放统计工作,而政府作为城市主体之一,是低碳城市建设的主要推动者和政策供给者,应充分发挥其领导力,使低碳城市建设走上系统化、制度化轨道。     

我国农业与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创新

我国农业与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农民收入问题。只有切实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才能有效地增加农民购买力，从而增加农业生产资料的投入。进而保证粮食增产。我国农业与农村可持续发展存在的两个矛盾是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社会化的矛盾以及小农经济与科技化之间的矛盾。面临的两个分离是家庭经济与集体经济的分离以及传统供销合作社与农民利益的分离。增加农民收入的规模经济论与乡镇企业论的确有成功的典范．但是。对我国更多的农村地区来讲．不具有普遍意义。我国农业和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有两个．一是符合区域特色的区域农业专业化．二是通过专业合作社的制度创新．将分散的家庭组织起来．以解决家庭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巨大矛盾。     

喀斯特山区农村贫困测度与空间分异研究——以盘州市为例

以盘州市474村为研究对象,建立多维贫困评价模型对盘州市村域多维贫困进行测算,并结合GIS分析功能、地理探测器、逐步回归模型对其空间分异进行了深层次探究。结果表明:(1)盘州市自然资本维度、金融资本维度、人力资本维度和环境脆弱维度贫困村个数依次为45、101、201、17,其中人力资本维度贫困村占总行政村42.32%,空间呈聚集化分布;(2)盘州市43个行政村处于多维贫困,约占行政村总数9.1%,主要分布在盘州市北部地区与南部地区,中部地区呈现零散分布状态;(3)盘州市多维贫困空间异质性的主导因子是行政村到县的距离、路网密度、生态保护红线面积比重、起伏度,平均高程、村到乡镇的距离起次要作用,各驱动因子间交互作用对多维贫困空间异质性的影响大于单因子作用产生的影响。对盘州市多维贫困进行定量测度,并对其空间分异的驱动力进行探究,结果对石漠化地区脱贫政策制定,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