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立法理念 为生态文明提供法治保障

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新型的文明形态,其在建设过程中将面临诸多新的挑战,遇到各种新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必然离不开坚强有力的法治支撑。相应地,我们的立法理念应有所更新,包括立法目的和立法模式上均需作出符合时代特色的更新,从而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积极的、正面的、有效的法治保障。     

绿色社区的理念及其创建

绿色社区是城市社区管理的一种新的理念和模式，也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本文介绍了绿色社区的概念，阐述了绿色社区与传统社区的主要区别，并从绿色设计，绿色消费与绿色管理三个方面提出了绿色社区创建的具体内容与要求。     

建国以来我国环境立法价值理念评价

我国环境法制呈现"环境立法"的成功而控制环境问题失败的尴尬局面。文章通过建国以来我国环境法立法价值理念的评价,认为而导致这种尴尬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现行环境法价值理念与环境保护要求的价值理念之间存在根本冲突。     

我国循环经济立法模式选择

综述了循环经济的内涵要求及特征、国外循环经济立法概况及分类，认为我国进行循环经济立法应采取3步走的分阶段立法模式。     

加强农村环保亟待完善立法机制

农村环保立法现状:事实与规范的失衡 农村生态环境是农业生产的载体,是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农村人口长期占总人口的多数,农村环境质量直接影响着广大群众的环境权益和生活质量,农业的发展也离不开生态环境的支撑.总之,对中国来说,农村环境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我国农村环境保护立法现状及完善建议

面对日益严峻的农村环保形势,针对目前我国农村环保问题现状,从立法角度分析目前我国农村环境保护法律规定、存在问题,并提出了完善我国农村环保立法的建议。     

科学选择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的立法模式

目前,我国土壤污染形势严峻,土壤污染防治立法迫在眉睫.根据我国污染防治立法的现状和土壤污染及其防治的特点,我国应专门制定针对土壤污染的法律治理土壤污染,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应采取单一的土壤污染整治法模式,土壤污染整治则应采取效益主导模式.     

我国饮用水水源保护地方立法的目标优化、模式创新与制度完善

饮用水水源保护关乎着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牵动着社会的稳定发展。目前,在国家立法中已有大量涉及饮用水水源保护的规定,为执行这些规定,各地方一直将饮用水水源保护作为重点立法事项。但存在的问题是,大多数饮用水水源保护地方立法的立法目标内部不协调、立法模式单一,同时,在法律制度上也暴露出很多缺陷。这就需要进一步通过优化立法目标、创新立法模式和完善法律制度来指出饮用水水源保护地方立法的应有设计方向。     

经济对农村社区生态环境保护的作用

经济是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基石，它可以打破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囚徒困境”。当前，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市场、政府力量等向社区的渗透，我国农村社区中经济正面临流失的危险，这是农村生态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经济流失只是一种暂时现象，它可以在现代农村社区中得以重构与再生，这种重构与再生，沿袭的是一种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结合的路径。     

电子废弃物管理立法研究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家用电器生产和消费国之一，如今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电子废弃物处理的压力。而我国电子废弃物管理方面还存在着思想障碍、体制障碍、机制障碍、政策障碍以及法制障碍等问题，急需立法给予解决。我国电子废弃物管理立法应当着重建立如下法律制度：电子废弃物的管理体制制度、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押金制度、产品成分标识制度、新鲜材料税或垃圾填埋税等税收制度、资源价格制度、电子废弃物中介组织和服务制度、电子废弃物的科技支撑和示范制度、绿色消费和绿色采购制度。     

乡村文化记忆资源的“文—旅”协同评价模型与应用——以苏州金庭镇为例

乡村文化记忆资源是乡村“文—旅”协同的链接点。基于文化记忆理论从文化信息层、物质载体层与社会行为层解析其内涵和协同框架,构建“文—旅”空间协调度、文化记忆连续性和旅游市场认同度的协同评价模型,以苏州金庭镇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时间格局上,旅游景点与生活生产类空间关联性不断提升,与功能象征类空间依赖减弱,与社会表征类和精神意识类空间关系有所降低但维持高度耦合水平。（2）空间格局上,与生活生产类空间呈极核带状格局,与其余三类空间呈现一核多极格局。（3）旅游景点与生活生产类空间协同关系从“文—旅”空间协调度、文化记忆连续性转向旅游市场认同度为主导,其余空间以“文—旅”空间协调度为主导。（4）影响协同关系的机制包括记忆延续与文化交融、空间优化与旅游融合和社会支持与政策保障等。研究结论可为乡村旅游地的文化振兴和文旅融合提供理论指导和应用模式。     

我国农村生活污水资源化利用现状及模式分析

近年来,符合农村实际、低成本成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技术的发展要求,因地制宜、就近就地资源化利用是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最佳选择,但由于前期标准缺失、治理体系不完善等原因,导致农村生活污水资源化利用仍是短板。深入分析了我国当前农村生活污水资源化利用率低的原因,指出农村生活污水最佳的资源化途径是回用于农业生产,并在多年研究成果及工程实践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与农业生产相结合的4种资源化利用模式,即污染物削减与经济作物种植耦合模式、尾水灌溉模式、水质调控型按需排放模式、黑灰水分质资源化利用模式,并对每种模式的特点、适用范围及处理效果、建设投资、运行费用、占地面积等进行了详细分析。

     

农村污水处理强化ABR污泥流变及微生物种群特性研究

研究了强化厌氧折流板反应器（强化ABR）在稳定运行期对农村污水的处理效果以及反应器不同格室内污泥的表观形态、流变及微生物种群特性.结果表明：强化ABR对进水COD的平均去除率达81.05%,其中第1、2格室对进水COD去除起主要作用.反应器不同格室内污泥表观形态存在一定差异,第1、2格室污泥表面微生物以球菌和杆菌为主,第3、4格室则以丝状菌为主;不同格室内污泥剪切应力随剪切速率呈指数增加趋势,而黏度则随着剪切速率的增加而减小,且逐渐趋近一定值.反应器不同格室内的优势细菌以水解、酸化菌为主,而优势古细菌以乙酸型产甲烷菌和氢营养型产甲烷菌为主,优势细菌和古细菌在不同格室内的分布均存在一定差异.研究结果可为强化ABR在农村污水处理中的应用提供科学依据.     

我国能源资源税改革对城乡居民的收入分配效应——基于CGE模型的分析

通过构建包含7个城镇居民组和5个农村居民组的多收入阶层CGE模型,并将劳动力要素分为农业劳动力、技术工人和生产工人3类,在低税率、实际税率和高税率三种情景下模拟了煤炭、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税改革单独实施和同时实施对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分配效应,并对税收补偿措施的效果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单独实施煤炭资源税或天然气资源税改革对城镇居民组收入差距有正向的缩小作用,有利于收入分配公平,但对农村居民组收入差距起到负向的扩大作用,不利于收入分配公平;单独实施石油资源税改革则同时缩小了城镇和居民组的收入差距,有利于收入分配公平;同时实施三类能源资源税改革的收入分配效应与税率组合方式有关;将能源资源税收入以补贴的方式返还给农村居民可以缩小其收入差距,有利于收入分配公平.     

基于控制单元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优化模型

基于系统动力学(SD)模拟模型和Powell优化模型,建立了农村生活污水污染物削减量与治理费用的SD-Powell模拟优化耦合模型,该模型可模拟预测污染物排放量,建立污染物削减量与治理费用函数关系.在此基础上,以污水治理费用最小为目标,以污水处理量为约束条件,对区域污染物削减量进行空间优化,得到最小治理费用下的最大污染物削减量.以常州市为例进行实证分析,模拟结果显示,2020年常州市农村生活污水COD和NH3-N排放量将达到16583t和2551t,分别比2008年增长4.60%和4.59%.采用聚类方法将常州市51个乡镇划分为4类控制单元,得到4类地区COD、NH3-N治理费用函数.各单位治理资金削减量存在明显差异,COD削减率的排序依次为:I类控制单元413kg/万元、IV类控制单元 380kg/万元、II类控制单元352kg/万元、III类控制单元348kg/万元,NH3-N削减率的排序依次为:III类控制单元65kg/万元、I类控制单元64kg/万元、IV类控制单元58kg/万元、II类控制单元54kg/万元,全区域削减率达到100%需要的治理费用约为16870万元.污染物削减空间优化结果显示,基于控制单元空间优化的削减效率高于平均分配的结果,治理费用在1000 -16870万元/a范围,COD、NH3-N的削减率分别提高6.4%和7.4%,4类地区的优先排序顺序依次为I类,IV类,II类和III类.     

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探索与思考——乡村地理青年学者笔谈

乡村振兴是新时期国家重大战略,是一项系统工程。中国地域广阔,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区域差异显著,乡村振兴路径需要体现乡村发展的综合性、复杂性和区域性。来自乡村地理学领域的16位青年学者,以笔谈方式,对中国乡村振兴的科学路径开展了深入讨论。核心观点如下：（1）乡村振兴需要遵循时空分异规律,重点关注乡村发展的时空传承与现实需求之间的衔接,建立彰显地域特色和具有可操行性的理论和技术体系,分类、有序地推进乡村的人居环境、产业体系、生态环境和治理模式等转型。（2）力求城乡融合和联动,构建城乡复合多中心网络体系,创新采用“乡村群”空间组织模式,以乡村内生力、城镇辐射力与规划约束力共同驱动乡村振兴。（3）在中国“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下,农业承载着食品安全、社会稳定和生态产品等多重功能,需要构建农业“全价值链”的发展路径,促进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助力乡村产业兴旺。（4）在能源富集区,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需求前提下,需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西南地区,依托山区特色生态、人文资源打造山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重塑乡村旅游新品牌、构筑山水田园乡村家园;在东北地区,乡村振兴应与“东北振兴”战略协同推进,有序分类推进;在长三角地区,应在全面认知乡村工业化到乡村城镇化,再到乡村特色化,到乡村的社会、文化和生态建设的阶段演化特征基础上,寻求差异化的乡村振兴路径;在西北地区,应在生态保护的前提下有效提升乡村“自主脱贫”的能力,实现从“输血”扶贫向“造血”扶贫转变;在京津冀地区,需以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推动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在资源型地区,乡村振兴核心将以一二三产业融合的高效农业体系替代以资源开采为核心的产业体系;在传统农区,优化耕地利用转型同农村劳动力结构变化的耦合格局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在经济发达地区,具有“混杂性”特征的乡村,需激活农村土地资源的资产和资本属性,推进空间有序整合与活化,寻求多主体共同参与和缔造的现代乡村治理模式。     

我国农村能源发展方针调整问题探讨

我国农村能源发展方针是“因地制宜,多能互补,综合利用,讲求效益”,这是在短缺经济的背景下,针对能源危机而提出来的。目前我国农村的社会、经济及其能源供需结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大量商品能进入农村市场,农村能源面临着结构升级和如何现代化的问题,原十六字方针因缺少生态观和市场观,已不符合现时和未来农村能源可持续发展的实际。文章提出了农村能源发展的十八字方针“因地制宜,生态兴能,市场调节,讲求综合效益”,并逐一对新方针中的论点进行了阐述,提出了我国应以生物质二次能源与商品能源整合的可持续能源的发展理念,提出了实施新方针的有关举措。     

中国中部农区乡村重构特征及其地域模式——以江汉平原为例

以人地关系理论为基础,以乡村地域系统内部要素变化解析乡村重构特征、外部环境变化解读乡村重构机理、外源驱动因素与内生响应要素耦合解译乡村重构模式。基于江汉平原的实证研究表明：（1）研究期内乡村地域持续经历重构过程,表现为乡村重构综合指数不断增加,高值区主要沿域内交通干线分布、低值区主要分布长江沿线和平原腹地;（2）乡村重构机制主要表现为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等外源驱动因素与经济、社会、空间等内生要素的耦合作用,非农产业规模扩张引发乡村人口外迁和就业转移,进而推动人口、土地和产业等乡村“存量”要素重组;（3）经济—社会重构主导是江汉平原乡村重构的主流模式,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变化加剧乡村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恶化,乡村振兴及其可持续发展面临水环境污染和水灾害侵袭的双重挑战。研究框架能够揭示江汉平原乡村地理剧变特征,中国中部农产品主产区的乡村重构具有与发达地区不尽相同的图景。研究结果意在为乡村地理研究和乡村振兴实践提供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