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金融全球布局与中国的对策

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与环境问题的挑战,经济增长方式从"高碳"向"低碳"转型的过程中,碳金融的兴起与发展加速助推低碳经济的发展与低碳繁荣的实现。本文将碳金融定义为包括碳金融市场体系、碳金融组织服务体系、碳金融政策支持体系三方面内容的有机整体,并分别对其深刻内涵与丰富实践进行深入解析与系统总结。世界各国正在积极布局碳金融,迎接清洁能源和气候变化带来的巨大金融产业机遇,节能减排目标硬约束和资金需求在客观上也要求我国建立一个完善的碳金融体系与之相适应。借鉴发达国家碳金融发展实践经验,本文提出,我国应以建立全方位的碳金融政策体系、多元化的碳金融组织服务体系、多层次的碳金融体系为目标,引导金融业的全面、深度参与,为我国低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广泛的融资渠道并分散风险,为我国低碳目标的实现提供低成本的解决方案。     

中国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研究综述

当前中国农村正步入转型发展的新阶段,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快速城镇化、城乡一体化、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等推动下,农村土地利用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尤其是各类规划与整理的实施深刻地影响着农村居民点的布局形态与优化调整。在此背景下,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研究作为推动农村转型发展的重要内容日益受到重视,研究丰度、深度和广度不断加强,有必要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和总结,以指明中国相关研究未来发展方向。本文在查阅大量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首先将中国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研究历程归纳为:西方乡村地理学影响下的农村聚落景观描述阶段、人民公社化运动背景下的感性认知阶段、农村聚落地理学视野下的理论框架构建阶段、乡村转型发展驱动下的居民点空间理性重构阶段等4个阶段。其次,从居民点布局优化研究的相关理论、区位评价与影响因素、形态特征、布局演化及驱动机制、布局优化策略以及研究技术方法 6个方面对其进行归纳和总结。最后,在与国际相关研究比较的基础上提出未来中国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的重点研究领域应当集中在:制度变革背景下的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理论框架的完善;城乡一体化引导下的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重配与体系重构;规划与整理推动下的农村居民点空间要素的细化与深入分析;资源约束与生态可持续发展下的农村居民点增长边界控制;GIS技术支持下的农村居民点时空演变机理探索与趋势预测;多学科融合视角下的综合性分析与研究成果的应用性研究。     

“十二五”以来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和行动评述

基于广泛系统的文献梳理和总结,凝练了“十二五”以来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和行动的现状、特点及成效,并提出针对性建议。主要结论包括:从外部环境看,国际形势对中国应对气候变化事业的推动作用呈现递减态势,之前“以外促内”的国内气候治理特点逐步转化为“内生动力为主”和“内外协调”;从政策制定和执行模式看,“集思广益”“上书模式”持续,“上下互动”“智库支持”的政策学习特点更加明显;从政策体系上看,已经形成相对成熟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完整体系,推动气候治理能力显著提高;从政策总体特点看,呈现规划主导并引领、行政手段先行市场机制跟进、由点到面有序扩展、环境与气候协同治理、中央和地方互动博弈形成动态平衡、短期内政策成本较高等特点。“十二五”至今,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行动效果明显,提前实现了2020年应对气候变化目标,并在污染治理、经济发展等方面产生广泛协同效应。“十三五”中期以来,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组织管理机构进行了重大调整,从中央到地方气候政策和行动进入调整阶段。同时,更加强调气候政策和环境政策的协同。展望未来,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和行动应该尽快走出调整期,充分利用新体制的优势,以碳总量控制目标为抓手,坚定推动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为中心、多措互补的政策体系,注重适应行动以应对不断放大的气候风险,继续提高公众对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认知度、接受度和参与度,并不断加强技术研发和储备。     

中国经济的“阿基米德支点”

资源是经济发展的“阿基米德支点”：世界十大经济国每年能源的生产占全球的６２．１％，消费为７１．０％。重要矿产资源的生产多排在世界前１０名生产国之，外面是消费则多排在１０名之内，且对这些矿产资源的消费量多在９５％以上。     

中国“三农问题”的体制转型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求一系列的制度创制,这些要求表明,一直以来全社会关注的“三农问题”进入了一个体制转型的新阶段。文章阐述了这个阶段所必然要产生的一些主要制度创制内容,即：在责任制基础上的新型土地生产关系创制;针对粮食经济转型构建发展现代农业的制度基础;建立与生存、生产和生活统一性关系相适应的农村民生统筹制度体系;从城乡统筹的角度促进乡村治理和制度创新。根据转型的目标设计,农民作为这个转型的主体其“自身就是问题”的性质将随着转型的实施和实现失去意义,而农村和农业即使存在问题,也只是主体需要并可台解决的对象性工作,所以“三农问题”将在中国整体的现代化发展中失去意义。     

论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组织单元和层次体系

在可持续发展的实践中，选择合适的基本组织单元和建立适当的管理层次体系非常重要。本文在论述各种区域划分类型的基础上，提出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组织单元应以行政功能区划为主，选择市（带县）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组织单元，同时要兼顾经济因素和自然因素；在我国以国家、省、市（带县）作为可持续发展实践的三级体系较为适宜；并论述了区域内部和外部的调控和优化     

“十一五”中国经济的低碳转型

“十一五”期间,中国的低碳发展取得了显著进展.此前能源强度和碳排放强度上升趋势得到有效逆转并大幅下降.电力和制造业是拉动能效上升和碳强度下降的主要部门;建筑部门内单位建筑面积能耗和CO2排放有所上升,但增速较“十五”而言明显放缓;交通部门内,各种运输方式的单位周转量能耗均有所下降,但高能耗交通模式高,部门总能耗和碳排放量上升明显;农业部门的能源消耗总量略有下降,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明显;大规模造林大幅度提高了林业的碳吸收能力,使林业部门成为中国低碳发展的重要支柱.多项节能和可再生能源政策的出台及有效实施,为中国长远的低碳发展奠定了初步但实在的技术基础、物质基础和制度基础.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低碳发展呈现出碳排放总量上升、强度下降的基本特征.强有力的行政措施,使中国的低碳发展在短时间内取得了明显进展.由于政策手段单一,“十一五”期间政策实施尽管有效但成本很高,这也是“十二五”低碳发展政策制定与实施中应着力解决的重点问题.     

“九五”期间中国环境保护的主要举措

“九五”期间中国环境保护的主要举措国家环境保护局局长解振华第九个五年计划是中国迈入２１世纪最后一个五年计划,中国的经济仍将以比较高的速度发展,中国在环境保护方面将以一个什么姿态进入２１世纪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２０１０...     

“中国发展”影响力的一种解读

通过对中国经济发展、资源环境利用以及软实力的分析,对“中国发展”产生的影响作出了基本判断:“中国发展”在国际社会中的整体影响力被误认,我们看到的依然是“中国因素”在不同领域发挥的作用.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看到的是“中国低廉的劳动力”、“中国宽松的经济制度环境”、“早期没有限制的资源环境滥用”以及“中国广阔的消费市场与人口红利”;在全球或亚洲金融危机中,其他国家看重的是中国多年积累的“外汇”;在全球治理或危机处理中,国际社会期望的是没有话语权的“中国义务和责任”,等等.这些都是“单一因素”在特定领域中产生的“被”作用.中国对国际社会发挥积极和主动性影响作用还需要时间,需要几代人的继续努力.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极有影响的大国,中国的崛起是事物发展的正常过程,过多地谈论其影响反映的也许是其影响力的缺乏.     

科学精神的失落和回归：“中国‘98特大水灾”反思

“中国’98特大洪灾”令世人震惊 ,也给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带来很大损失。气候异常固然是此次水灾的主要成因 ,但森林植被的破坏使洪水流量及泥沙含量增加 ,造成河床抬高 ,汇洪区淤积等 ,无疑对洪灾的形成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水灾之后各新闻媒体对森林的作用及破坏森林所造成的生态后果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宣传和报导 ,有待进一步探讨的是揭示滥伐森林的深层次根源 ,寻找保护森林的动力。森林作为一种特殊的可再生资源 ,有其物质的价值 ,同时更重要的是其所蕴含的非物质价值。多少年来我们过多地看重于对其物质价值的短期利用上 ,客观地说是对其…     

环境保护税能实现“减污”和“增长”么?——基于中国排污费征收标准变迁视角

环境税作为政府采用财政手段调整影响生态环境利益相关者行为的重要工具,研究环境税的环境经济效果对于推进健全中国环境财政制度具有重要理论价值。随着2018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开始实施,从"双重红利"视角对中国现行的环境保护税政策进行评价,对后续中国环境保护税改革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2006—2014年中国省以下排污费征收标准的改革实践,从地级市层面检验中国环境保护税对地区环境质量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①提高二氧化硫排污费征收标准对二氧化硫排放产生污染减排效应,但是在工业废水上并没有发现这一政策的溢出效应。②二氧化硫排污费征收标准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上均存在抑制效应。③中国环境保护税政策未能产生预期的"蓝色红利"的原因在于:在缺乏产能约束政策的背景下,企业在面对环境保护税税收压力时往往通过扩大产能,依靠规模效应以抵消环境保护税税收压力。这使得中国环境保护税税负的提高不仅没有产生"波特效应",反而对地区绿色创新能力的发展产生"负激励"。最终导致中国环境保护税政策不但未能产生"蓝色红利",反而在数量和质量层面抑制了中国经济增长。上述研究结果不仅从排污费征收标准变动视角对中国环境保护税的政策效果进行衡量,而且在实践方面为环境保护税后续改革提供了政策建议。     

中国城市群“四化”协调发展效率测度

中国城市群是伴随国家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新"四化")发展到较高阶段的必然产物,城市群"四化"协调、同步发展应是未来中国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和"新常态"。但目前关于城市群"四化"协调的研究还很薄弱,亟需加强。"四化"协调发展不仅是现阶段的现实需求,也是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区域发展的重要战略方向,提供了识别区域问题和问题区域的新视角。以中国23个城市群为研究对象,构建了指标体系,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法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技术,对2011年各城市群的"四化"协调发展及其效率的空间差异变化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城市群2011年"四化"协调发展综合指数、耦合度和协调度均存在显著的空间分异,各城市群在城镇化和信息化发展上相对于工农业发展水平更为滞后,城市群间的发展差异较大。城市群"四化"协调发展的整体水平不高,只有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属于"四化"高耦合且高协调的同步发展型城市群。兰西和黔中城市群内部"四化"协调发展最不平衡,呼包鄂、晋中、长三角等城市群内部各城市"四化"协调较为均衡。中国的城市群总体效率相对较低,23个城市群2011年"四化"协调发展综合效率的平均值仅为0.815,达到最优效率的81.5%,处于效率中等水平,达到DEA效率最优的只有海峡西岸、中原、天山北坡和兰西4个城市群。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平均值分别为0.923和0.884,多数城市群仍处于规模收益递增阶段。东部城市群主要通过技术进步来提高"四化"协调发展效率,而西部城市群仍以粗放型的规模增长为主。旨在为评估我国城市群"四化"协调发展的效果提供定量的测算依据,进而为提高中国城市群的投入产出效率与空间集聚效率奠定科学的决策基础。     

成都科委积极拓宽社会发展科技投入的层次和渠道

科技投入是引导和促进社会发展科技工作的重要手段之一,几年来我们采用多层次、多渠道的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 (1)建立市级、各业务局和基层三个层次的科技基金市级基金由市科委安排市级的重点科技项目计划;业务局基金用来安排各系统的项目,基层单位基金用来安排各单位的项目。这三个基金的建立,较好地引导了全市不同层次各方面的科技项目实施与完成。     

80年代中国宁夏的“吊庄”：农村区域开发和协调人地关系的新模式

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以人口超载导致的贫困和水土流失严重著称于世。针对区域开发的这些限制性因素,选择以协调人地关系为指导思想的“吊庄”模式,取得了良好的综合效益。本文主要论述了吊庄移民规划的方针、原则、理论依据、效益和成功经验。     

首届“中国十大科技前沿人物”评出

由科技日报发起 ,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首都 15家新闻媒体共同组成的评委会 ,从一年多来陆续在科技日报刊发的众多“前沿人物”中评选出首届“中国十大科技前沿人物”。这些获奖者都是当今我国科技界在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工程技术研究等众多领域的领军人物。尽管他们岗位不同 ,经历不同 ,但他们有着共同的理想和追求 ,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火热的科技事业 ,为提高中华民族的科技竞争力 ,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贡献智慧和力量。他们中间有来自青藏铁路一线的基层科技工作者、青藏铁路第五标段科技攻关组组长王永义 ;…     

“十三五”中国绿色增长路径识别分析

"十三五"时期中国面临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和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的双重压力,中国对绿色增长需求日益迫切。本文首先从相对绿色增长和绝对绿色增长两个角度,通过将"十三五"规划指标目标与绿色增长指标的趋势外推结果进行比较发现,国家规划确定的绿色增长相关指标相对保守,基于历史趋势,绿色增长的大部分指标均可以甚至提前达到既定目标,但这并不意味着绿色增长在"十三五"期间能达到较高水平。其次,根据要素生产率提升来源于产业间调整和产业内增长的理论框架,本文分别讨论了农业、工业、消费部门和贸易部门的绿色增长路径。农业部门绿色增长的重点在于提升农业用水效率,改进化肥施用方式和畜禽养殖模式等。工业部门的绿色增长潜力体现在重点行业的过剩产能控制和节能减排,传统制造业的绿色化改造和技术创新以及工业结构绿色调整上。消费部门的绿色增长需要采取措施激励政府采购、交通、建筑的绿色化。贸易部门则需要提升关键行业的资源环境效率,加快贸易结构的绿色调整。第三,根据地区经济发展特征,将全国31个省市划分为四大区域。其中,高要素投入、高要素生产率地区要进一步加强能源资源集约利用和总量控制。低要素投入、高要素生产率地区要通过优化资源配置,率先形成绿色生产和消费模式。低要素投入、低要素生产率地区,关键在于严守生态保护红线,限制高能耗、高污染行业的盲目扩张。高要素投入、低要素生产率地区要推进现有资源整合改造,优化产业集聚和布局。最后,提出通过理顺能源资源价格机制、构建绿色化财税体系、完善环境保护制度体系以及强化绿色科技创新等促进绿色增长的政策建议。     

中国省际层面“资源诅咒”问题的再检验

首先提出国内关于"资源诅咒"问题实证研究的不足之处,然后在此基础上调整研究方法,采用合适的指标进行回归实验,得到以下结论:①仅从实验结果上看,"资源诅咒"问题在我国还不是很突出,导致西部发展跟不上东部的主要原因在于"地处内陆,在对外贸易中不占优势,缺乏对投资的吸引力,工业化速度远远落后于东部",而不是因为富集资源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危害过甚。之前的国内文献对"资源诅咒"在我国存在与否这样一个问题的判断大多是肯定的,这主要是由于没有在回归方程中加入区位这样一个非常显著的控制变量;②虽然数据显示的结果如前所述,但我们可以推测,一些资源开发的负面影响或者在短期内尚不能完全释放出来,或者无法反映在我们的研究中。总之实际的情况恐怕比数据分析的结果要严峻,及早进行规避是必要的。     

中国的人力资本水平“俱乐部”收敛了吗?

近年研究发现,中国的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俱乐部的收敛现象。作为经济发展重要推动力的人力资本是否也呈同样态势?对经济发展收敛性的研究,历经了绝对收敛、条件收敛和俱乐部收敛三个认识阶段,判定收敛的方法和标准也在不断发展,从分解泰尔指数的方法到在回归方程中加入地区虚拟变量的方法都有大量的研究成果。本文使用空间计量分析来判定是否存在俱乐部收敛的现象,最大的优点是可以克服传统横截面回归判定中忽略各地区之间存在的空间关联性影响的问题。在借鉴空间计量分析对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速度收敛性研究的基础上,文章首先利用全局空间相关性分析工具Moran’s I进行全国范围的人力资本空间聚集性检验和聚集类型判断,然后利用局部空间相关性分析工具LISA对人力资本空间聚集的热点区域进行筛选。文章使用的人力资本数据,是本研究在参考国际标准,界定中国劳动人口年龄范围、经济活动范围和人口统计范围后,使用教育成就法测算得到全国及各省1990-2010年期间的人力资本水平。对数据的初步统计发现,20年间人力资本水平提高幅度最大的是经济欠发达、原有水平较低的省份。使用空间计量工具,初步的全局空间分析显示人力资本水平的极化现象基本稳定,H-H型俱乐部省份数量最多且比重略有上升;进一步的局部空间分析对空间聚集热点进行了筛选后确认,中国存在低程度的人力资本水平正向聚集现象,即低水平聚集的现象并不显著,高水平聚集的俱乐部出现在华北和华中地区,并有逐渐向南扩展的趋势。这种低程度的人力资本地区俱乐部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经济发展俱乐部的形成。     

“十二五”以来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行政手段评估

在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体系中,目标责任制和淘汰落后产能这两项行政手段具有核心地位。充分认识其作用机制,阐述其优势与不足,对于中国碳减排政策的优化设计意义深远。本文遵循气候变化评估报告的原则和方法,以国内外公开发表的相关文献为基础,评估了这两项政策的作用机制、政策有效性以及存在的问题。结果显示:目标责任制和淘汰落后产能这两项行政手段具有高度的有效性。这些行政手段顺应了中国的各项体制机制,确保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目标的实现。具体来看,节能降碳目标责任制通过明确地方政府作为节能降碳政策执行主体的责任,改变了原有的官员激励体系,强化了政府对既有政策的执行,还促进了地方政府和企业各项节能降碳制度的形成。淘汰落后产能以目标责任考核为基础,结合各种激励政策,在节能降碳、化解产能过剩等方面发挥了巨大效应。尽管行政手段在温室气体减排中的作用非常有效,但是这种自上而下的压力传递机制难以真正内化为地方政府和企业开展节能降碳工作的自发性力量。此外,由于节能降碳目标的层层分解,县级及以下政府承担了与其行政管理权限并不匹配的责任。在压力体制下,过剩产能的市场退出障碍和地方政府、企业产能扩张的冲动依然存在。未来应结合行政和市场手段的优缺点,综合施策,促进温室气体减排长效机制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