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挥降碳技术进步和减污管理创新在协同增效战略中的比较优势

<正>“十四五”时期，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总抓手，加快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用地结构调整。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进一步将减污降碳的内涵扩展为“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有了行动指引

<正>“十四五”时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协同推进减污降碳已成为我国新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必然选择。面对生态文明建设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生态环境部、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能源局联合印发《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     

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

<正>党的二十大着眼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局,全面部署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明确提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的要求。正确认识和处理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是新时期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必须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准确理解和深刻把握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重大意义、内涵要求与实现路径,     

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下工业园区减污降碳路径探析

工业园区通过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实现碳达峰,既是园区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又是工业领域建设生态文明、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抓手,也是落实国家温室气体减排计划的重要途径。本文旨在分析我国工业园区减污降碳协同推进面临的问题,探索园区减污降碳协同路径,一是以排污许可证制度为核心,开展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数据共享和管理;二是以规划环评、项目环评把关为抓手,严控环境准入;三是以清洁生产审核为契机,推动源头削减、生产全过程控制和提升资源、能源的利用率;四是推动能源转型,优化能源消耗方式,提升能源效率;五是加强园区智慧化建设,提升能源消耗和环境治理的精细化管理水平;六是组织开展减污降碳协同治理试点示范园区建设和典型案例征集。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能源转型路径研究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发展阶段针对新形势、新要求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对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确保实现“双碳”目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当前阶段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同时面临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和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两大战略任务,在这一背景下减污和降碳是彼此牵引、互相促进、有机统一的关系,需要同步推进,实现协同增效。由于CO₂与污染物排放同根、同源、同过程的特征主要表现在能源领域,本文提出能源领域是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主战场。在此基础上,从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工业部门、城乡建设、交通运输六个方面提出了以全方位能源转型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路径和措施。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能源转型路径研究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发展阶段针对新形势、新要求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对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确保实现“双碳”目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当前阶段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同时面临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和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两大战略任务,在这一背景下减污和降碳是彼此牵引、互相促进、有机统一的关系,需要同步推进,实现协同增效。由于CO₂与污染物排放同根、同源、同过程的特征主要表现在能源领域,本文提出能源领域是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主战场。在此基础上,从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工业部门、城乡建设、交通运输六个方面提出了以全方位能源转型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路径和措施。     

创新驱动才是实现降碳扩绿的王道

<正>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和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中首次着重提出,“十四五”时期,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要把“双碳”工作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坚持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中国正在构建“双碳”政策体系,并已经陆续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十四五”时期控碳降碳工作正在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总抓手。     

如何加强减污降碳源头防控协同增效？

<正>2020年我国作出了“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重大战略决策,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新阶段。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与大气污染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具有“同根同源”的性质,还具有“同过程特性”和“排放时空一致性”等特征。其中,煤炭、石油以及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的燃烧和利用是大气污染物和二氧化碳最主要的排放源。为加强源头防控协同增效,更好地实现降碳、减污、     

全过程一体化构建减污降碳协同制度体系

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必须把落实“实现减污降碳协同效应”作为总要求。要以制度建设为保障,从“源头—过程—末端”全过程一体化构建减污降碳协同制度体系。将降碳要求纳入现有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体系：在源头防控上,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节能评估和审查制度结合;在过程控制上,与清洁生产制度、排污许可制度结合;在末端治理上,与生态环保督察制度、环保激励制度结合,统筹减污与降碳的目标、政策和制度,推动构建减污降碳协同的制度体系。     

全过程一体化构建减污降碳协同制度体系

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必须把落实“实现减污降碳协同效应”作为总要求。要以制度建设为保障,从“源头—过程—末端”全过程一体化构建减污降碳协同制度体系。将降碳要求纳入现有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体系:在源头防控上,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节能评估和审查制度结合;在过程控制上,与清洁生产制度、排污许可制度结合;在末端治理上,与生态环保督察制度、环保激励制度结合,统筹减污与降碳的目标、政策和制度,推动构建减污降碳协同的制度体系。     

国际典型城市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做法及对我国的建议

我国已将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提升到了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总抓手的高度。本研究选取了伦敦、东京、纽约三个城市作为研究对象,梳理总结了国际典型城市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主要做法和特征。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为城市层面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工作提出如下建议：通过国家重大区域战略实施,开展区域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工作;在城市发展规划中统筹考虑不同领域主管部门职责,增强跨部门协作;进一步发展清洁公共交通体系;将绿色建筑纳入城市生态文明建设考核体系,从建筑全生命周期推动形成绿色建筑模式;强化宣传教育,积极引导践行绿色生活方式。     

中国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时空特征及其影响机制分析

我国环境污染防治面临减污降碳协同推进的新挑战,为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总目标,深入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研究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时空特征及其影响机制,对因地制宜制定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政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本文以2011—2019年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研究对象,分析大气污染物和碳排放的时空特征(不包括港澳台及西藏自治区的数据,下同);同时,运用耦合协调模型计算碳减排与大气污染物控制系统的耦合协调度,进一步分析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在全国、八大经济区和各省份的时空特征;并利用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TWR),揭示了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影响因素的空间演化规律和作用机制. 结果表明:①2011—2019年我国碳排放量缓慢增长,污染物排放当量自2014年开始明显下降;大气污染物和碳排放主要集中在东北、北部沿海和黄河中游经济区. ②2011—2019年我国减污降碳的协同效应整体上明显提高,不同经济区和省份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存在明显的时空差异. ③能源消费总量、能源消费强度和能源消费结构是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主要影响因素,能源消费总量、能源消费结构、能源消费强度、产业结构和进出口贸易总额等因素对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 鉴于此,本文从制定差异化的减污降碳协同策略、推动能源结构优化转型、加强地区和部门间的协同治理等方面提出了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对策建议.      

减污降碳协同多元共治体系需求及构建探析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进入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新阶段,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低碳绿色转型的重要抓手. 面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空气质量改善与碳达峰、碳中和的多目标需求,仅依靠命令控制型手段为主的大气污染物治理措施将不足以实现减污降碳协同目标. 结果表明:构建“政府-科研机构-市场-社会组织”多元共治模式,通过命令控制与非命令控制的协同实现治理方式转变,从而提高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水平. 在顶层设计层面,综合考虑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空气污染程度及各行业污染控制措施的不同,因地制宜的制定差异化减污降碳政策;在科学研究方面,开展学科融合、部门协作的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科技研究,解决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措施评估以及科技数据、资源共享和研究成果落地等问题;在市场方面,将自愿减排交易和更多高排放行业配额交易纳入碳排放交易市场,加强与排污权、用能权、绿色电力等环境权益交易之间的协同,强化市场手段的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在治理机制和手段方面,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纽带作用,利用数字化信息系统构建第三方环境信用平台,促进政府、企业、金融机构和公众等关键利益方形成有效沟通和良性互动. 研究表明,“政府-科研机构-市场-社会组织”多元共治模式能有效构建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多元共治体系,充分发挥政府、科研机构、市场与社会组织的作用,解决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的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新需求.      

我国减污降碳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研究

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与快速发展时期,二氧化碳与大气污染物的协同减排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挑战,同时也是推动经济结构绿色转型,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助推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机遇。因此,全面了解我国各地区减污降碳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助于国家和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地制定减污降碳相关政策。构建了减污-降碳-经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选择2016年和2018年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能源经济与污染物及二氧化碳排放数据,利用灰色关联度法对各地区减污、降碳和经济指标进行综合评价,分析各项指标发展情况。通过对指标间二元、三元耦合协调度计算,分析各地区指标发展协调情况。根据各地评价指标得分及耦合协调度数据因地制宜地提出减污降碳与地区经济发展建议。     

充分发挥新旧动能转换碳减排效应

<正>“十四五”时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今后一段时期,山东将把降碳作为源头治理的“牛鼻子”,促进新旧动能转换,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深度调整,以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二氧化碳达峰倒逼总量减排、源头减排、结构减排,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天津市减污降碳协同效应评估与预测

为评估和预测天津市减污降碳协同效应,采用减排量弹性系数法评估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基于STIRPAT模型预测天津市“十四五”期间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并分情景预测天津市2026~2060年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结果表明：大气污染当量和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源均为工业源;2015~2017年天津市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系数范围为0.11~0.26,2013~2014年和2018~2020年天津市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系数均小于0;天津市“十四五”期间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系数为0.06;各种情景下,2026~2060年天津市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系数均大于0.天津市2011~2020年减污降碳协同效应波动变化,“十四五”时期或可进入减污降碳协同增效阶段.天津市要在2026~2060年实现较高水平的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就需要合理控制城镇化率、人口总数和地区生产总值,增加第三产业比重和高技术比重,持续降低能源强度.     

牢记嘱托 感恩奋进 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贡献青海力量

<正>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中国城市工业减污降碳协同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当前减污降碳协同控制大多关注国家或省级尺度,且聚焦单一环境介质,缺少城市尺度、多介质污染物与碳排放的协同性研究。分析了2013—2019年中国178个城市工业CO₂排放与SO₂、NO_x、COD、NH₃-N 4类不同介质污染物排放的协同度,并探究了影响协同度的社会经济因素。结果表明,工业CO₂和各类污染物的年平均减排协同度呈现“N”型变化趋势。约40%的城市已实现工业协同减污降碳,约50%的城市只实现污染物减排,碳污均增排城市约占10%。加强政府政策力度是影响城市工业协同减污降碳的关键因素,且东、中、西部城市工业协同减污降碳的关键影响因素具有异质性。此外,鼓励科技创新和吸引人才回流是促进老工业城市协同减污降碳的关键因素。     

城市减污降碳的协同增效分析及提升策略

城市推进减污降碳是我国现阶段实现碳达标的有效承诺,可助力污染防治工作的有效落实及进一步增强美丽中国建设。由于当前环境污染与碳排放具有高度的同源性,因而这也是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根本所在,有助于同步推进,实现同频共振的效果。本文在减污降碳理论内涵研究的基础上,并以我国地级市作为研究对象,选取2009～2020年的数据作为样本来分析城市减污降碳之间协同增效的相关性,同时基于“同源共治”的思想理念,聚焦污染排放与碳排放的共生特征,从而提出城市减污降碳协同控制的策略,以此实现绿色美丽城市的有效构建。     

审核制度出新招，清洁生产更规范

<正>推行清洁生产是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重要手段,是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有效途径。在“双碳”目标的大背景下,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不仅成为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抓手,还是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落地路径和重要载体。清洁生产审核制度推行至今近20年,传统审核模式、审核要素、推进机制等与当前环境管理要求已不相匹配,亟待推陈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