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环境规划中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思考

气候变化对我国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影响日趋严重,把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纳入国家环境规划必要且适时.在分析行为效益、实施成本、适应性排放和国际因素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十二五"环境规划中应同时考虑"减缓"和"遥应"行为应对气候变化并权衡二者优先次序,采用以适应为主的"单效"方案,将自然承载力、生产系统、社会人居环境三个层次和自然生态系统、水资源、灾害与风险、低碳经济、敏感部门、城市化环境效应、海岸带等7个相关主要问题作为规划应对气候变化的熏点领域.     

China＇s Regional Policies： Progress of the 11^th Five Year Plan Period and Prospect of the 12^th Five Year Plan Period

During the 11^th Five Year Plan period, China improved its policy system for the overall strategy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established and completed the policies intended for the promotion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interaction. Thereupon,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 took on a series of positive changes such as the enhancement of coordination. During the 12^th Five Year Plan period, China will fully implement and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policy measures for development in its four major regions, strengthen differentiated guidance to different regions in line with the planning for major function-oriented zones, and accelerate the establishment of basic systems that facilitate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China’s Regional Policies: Progress of the 11th Five Year Plan Period and Prospect of the 12th Five Year Plan Period

Abstract

During the 11^th Five Year Plan period, China improved its policy system for the overall strategy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established and completed the policies intended for the promotion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interaction. Thereupon,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 took on a series of positive changes such as the enhancement of coordination. During the 12^th Five Year Plan period, China will fully implement and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policy measures for development in its four major regions, strengthen differentiated guidance to different regions in line with the planning for major function-oriented zones, and accelerate the establishment of basic systems that facilitate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十三五”中国城镇化六大转型与健康发展

新型城镇化是中国最大的潜在内需,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突破口,是引领"十三五"时期经济发展的引擎。本文在对中国城镇化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发现当前中国城镇化面临着以人为本不够、城镇化效率不高、绿色发展不够、城镇规模结构不平衡、市场化不足、协调发展不够六大问题。结合"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文章认为"十三五"期间城镇化要实现健康发展,需要推动六大转型:(1)通过采取差别化落户政策和居住证制度并行的市民化二维路径,实现从以地为中心的城镇化转向以人为本的城镇化;(2)通过土地价格市场化、提升人力资本、避免重复投资和过度投资来提高土地、劳动、资本的使用效率,实现从低效利用要素的城镇化转向高效率和高质量的城镇化;(3)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提升城市管理水平,实现从"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的城镇化转向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城镇化;(4)通过依托城市群这一平台,实现从规模结构不合理、大中小城市不协调的城镇化转向城市群一体化高效发展、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充分发挥的城镇化;(5)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实现从"政府主导"的城镇化转向"市场主导、政府引导"、民间资本作用充分发挥的城镇化;(6)通过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实现从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发展不协调、产城脱节转向"四化同步"、产城融合的发展方式。     

中国“十三五”时期省际碳减排目标的效率分配

首先,将"零和收益"的博弈思想引入到SBM模型中,构建了基于零和收益的碳减排SBM效率分配模型(ZSG-SBM)。然后,基于"十三五"规划中我国整体碳强度降低18%的减排约束,从经济增速和能源消费结构2个维度设置了"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系统的4种发展情景,应用上述ZSG-SBM模型对碳减排目标进行了省际层面的效率分配。并通过对比各省经济发展现状和碳减排目标的分配结果,分析了各省的低碳经济发展路径。结果表明:采用ZSG-SBM模型对碳排放量进行效率分配后,30个省份的投入、产出指标实现了有效配置,碳排放效率到达效率前沿。政府基于"公平"导向的行政分配方案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效率损失,基于ZSG-SBM模型的效率分配方案更符合低碳经济的长远发展要求。在碳强度约束的基础上,能源强度的再约束将迫使各省优化能源消费结构,从而提升我国整体碳排放效率。"十三五"时期,我国有16个省份的碳减排目标分配结果大于18%的平均标准,各省应根据自身资源禀赋、经济水平、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的现状选择差异的低碳经济发展道路。     

“十一五”中国经济的低碳转型

“十一五”期间,中国的低碳发展取得了显著进展.此前能源强度和碳排放强度上升趋势得到有效逆转并大幅下降.电力和制造业是拉动能效上升和碳强度下降的主要部门;建筑部门内单位建筑面积能耗和CO2排放有所上升,但增速较“十五”而言明显放缓;交通部门内,各种运输方式的单位周转量能耗均有所下降,但高能耗交通模式高,部门总能耗和碳排放量上升明显;农业部门的能源消耗总量略有下降,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明显;大规模造林大幅度提高了林业的碳吸收能力,使林业部门成为中国低碳发展的重要支柱.多项节能和可再生能源政策的出台及有效实施,为中国长远的低碳发展奠定了初步但实在的技术基础、物质基础和制度基础.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低碳发展呈现出碳排放总量上升、强度下降的基本特征.强有力的行政措施,使中国的低碳发展在短时间内取得了明显进展.由于政策手段单一,“十一五”期间政策实施尽管有效但成本很高,这也是“十二五”低碳发展政策制定与实施中应着力解决的重点问题.     

“十二五”以来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和行动评述

基于广泛系统的文献梳理和总结,凝练了“十二五”以来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和行动的现状、特点及成效,并提出针对性建议。主要结论包括:从外部环境看,国际形势对中国应对气候变化事业的推动作用呈现递减态势,之前“以外促内”的国内气候治理特点逐步转化为“内生动力为主”和“内外协调”;从政策制定和执行模式看,“集思广益”“上书模式”持续,“上下互动”“智库支持”的政策学习特点更加明显;从政策体系上看,已经形成相对成熟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完整体系,推动气候治理能力显著提高;从政策总体特点看,呈现规划主导并引领、行政手段先行市场机制跟进、由点到面有序扩展、环境与气候协同治理、中央和地方互动博弈形成动态平衡、短期内政策成本较高等特点。“十二五”至今,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行动效果明显,提前实现了2020年应对气候变化目标,并在污染治理、经济发展等方面产生广泛协同效应。“十三五”中期以来,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组织管理机构进行了重大调整,从中央到地方气候政策和行动进入调整阶段。同时,更加强调气候政策和环境政策的协同。展望未来,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和行动应该尽快走出调整期,充分利用新体制的优势,以碳总量控制目标为抓手,坚定推动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为中心、多措互补的政策体系,注重适应行动以应对不断放大的气候风险,继续提高公众对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认知度、接受度和参与度,并不断加强技术研发和储备。     

“十二五”期间中国区域低碳经济与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的协调发展研究

有别于单纯的"区域竞争"模式,国土空间开发格局逐渐成为新形势下我国区域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区域开发应满足前者的基本要求。本文根据各省基于县级单元的主体功能区划,以2010年为基年,通过建立人口、经济、产业结构和温室气体排放等多层次指标体系,评价"十二五"时期我国区域低碳经济与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协调发展的进展程度。研究发现,城市化地区(重点开发区和优化开发区)以占不到18%的国土面积,集聚了1/2以上的人口和3/4的经济产出;农产品主产区的面积占比超过1/4,人口比例接近1/3;重点生态功能区面积比例接近56%,人口比例低于10%。2010—2014年,从全国范围看,各类主体功能区的发展态势与其功能定位基本吻合,表现为优化开发区、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的人口和经济集聚度均有微降,而重点开发区有所上升;各区产业结构均有所优化,但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幅度小于城市化地区。具体到各省,研究发现本文所研究的"协调性"进展与传统意义上的东、中、西区域划分和发展水平并无直接关系,例如同为东部地区的京津冀三地,协调性进展有显著差异,也显示出三地协同发展的难度。相反,一些惯常认为发展较为落后的省区,例如河北、青海、山西等地,在经济发展与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的协调性方面所付出的努力和成效走在前列。部分地区低碳发展与其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呈现出相对不协调的态势,主要表现为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保护区都出现了经济集聚度上升、产业结构劣化、CO_2排放大幅度上升、排放强度甚至也上升的趋势。     

我国“十二五”SO_2和NO_X污染控制对策分析

大气污染治理是环境保护的重要内容。十二五时期,我国大气污染控制指标需根据国情调整。本研究针对我国目前主要大气污染物SO2、NOX及日益严重的大气复合污染问题,分析了近20年排放量、空气质量变化、控制状况。结果表明:SO2排放总量控制取得一定成效,但缺乏质量指标控制约束;NOX排放增加引发了多种复合型环境问题,部分抵消了SO2控制效果,总体上空气质量并未大幅度提升。对此,借鉴国外控制方法,提出十二五期间应进一步改善控制措施建议:SO2在总量控制基础上加入质量控制,分三类区域以不同标准和手段控制;NOX纳入约束性考核指标;选定重点行业和重点区域,对SO2、NOX采取总量与质量双重控制,并建立相应的政策支撑体系。     

“十三五”时期中国环境监管体制改革的形势、目标与若干建议

本文构建了包括监管的立法、组织体系、监管权力配置、监管工具与程序、问责机制、监管能力等要素在内的环境监管体制分析框架,从污染物排放趋势、国家制度建设等角度分析了"十三五"时期中国环境监管体制改革面临的挑战、目标和思路。"十三五"时期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时期,完善环境监管制度是推进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面对严重环境污染所带来的挑战,在此期间加快环境监管体制改革、提高环境监管有效性是切实实现治污减排的根本保证。完善环境监管体系、改进监管方式、创新监管手段是建立治污减排长效机制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完善环境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按照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依法行政的要求,中国环境监管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按照合法性、独立性、透明性、可问责性、专业性和执法能力、可信性等原则建立和完善现代环境监管体制,为此必须从专门立法、组织结构、权力分配、问责机制、监管程序与工具、监管能力建设等各方面推进改革。本文提出了"十三五"时期环境监管体制改革的思路及若干建议,主要包括:加快修订环保法律法规,提高法律的可操作性,推进环境司法常态化、规范化和专门化,进一步提升环境监管法治化水平;从纵向、横向上优化环境监管组织结构,强化区域层级的监管与督查功能,强化中央层级环境监管机构对环境信息的获取能力;优化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机构设置以及相关职能,建立并完善内部机构的协调机制;完善环境监管的内外部问责机制,把做实对监管者的监管机制作为优化环境监管体制的抓手;强化对监管工具的顶层设计,做实监管程序中关键环节,建立环境监管影响评估制度;加强环境监管能力建设,推进环境监管制度队伍职业化发展,保障各级环境监管机构具有充分履职的能力。环境监管体制的改革和完善,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21世纪前5年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取向

“十五”期间,可持续发展战略仍将是我国最重要的发展战略之一。本文提出了“十五”计划和2010年规划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目标和政策建议。     

中国经济发展与水环境压力脱钩态势评价与展望

在对经济发展的水环境压力概念进行合理界定基础上,建立经济发展与水环境压力的脱钩指标体系。通过国内外相关文献研究与数据收集,构建了中国经济发展与水环境压力的脱钩潜力评价与时态分析模型,评价1986~2010年水利发展不同阶段中国经济总量增长与废水排放的脱钩潜力与脱钩时态、以及经济总量增长与工业废水化学需氧量的脱钩时态。在此基础上,根据水环境库茨涅茨曲线变化趋势,对我国废水排放总量的自然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并根据国家发展规划对废水排放总量预测结果进行修正。同时,结合国家发展规划和环境保护规划,对水环境压力脱钩进行展望。结果表明,我国经济发展与废水排放总量总体处于弱脱钩发展态势、与工业废水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总体处于强脱钩发展态势。预计2020年左右,我国经济发展与水环境压力有望保持绝对脱钩的发展态势,水环境得到彻底改善与净化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对工业用水的脱钩研究 ——基于“十一五”和“十二五”时期的对比分析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的发展为工业化提供了强劲动力,但同时工业用水的猛增促使水资源供需矛盾更加尖锐以及水环境污染愈发严重。通过建立工业用水与城镇化之间的脱钩模型,利用“十一五”和“十二五”时期的面板数据,研究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工业用水与城镇化的脱钩状态,并在此基础上借助对数迪氏指数法考察工业用水量的具体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2006~2015年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对工业用水总体呈现脱钩状态,但“十一五”期间表现为弱脱钩状态,而“十二五”期间表现为强脱钩状态;（2)长江经济带各省市脱钩关系存在较大的时空差异,长江三角洲经济区、长江中游经济区以及长江上游经济区明显处于不同的脱钩状态;(3）城镇化影响工业用水的四大效应中,技术效应抑制工业耗水,产出效应则促进工业耗水,而结构效应和人口效应对工业用水的影响随时空变化而变化。据此,提出通过技术节水提高工业用水的利用效率,因地制宜促进区域平衡发展等建议。 关键词： 城镇化;工业用水;脱钩模型;LMDI模型;长江经济带     

“十二五”以来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行政手段评估

在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体系中,目标责任制和淘汰落后产能这两项行政手段具有核心地位。充分认识其作用机制,阐述其优势与不足,对于中国碳减排政策的优化设计意义深远。本文遵循气候变化评估报告的原则和方法,以国内外公开发表的相关文献为基础,评估了这两项政策的作用机制、政策有效性以及存在的问题。结果显示:目标责任制和淘汰落后产能这两项行政手段具有高度的有效性。这些行政手段顺应了中国的各项体制机制,确保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目标的实现。具体来看,节能降碳目标责任制通过明确地方政府作为节能降碳政策执行主体的责任,改变了原有的官员激励体系,强化了政府对既有政策的执行,还促进了地方政府和企业各项节能降碳制度的形成。淘汰落后产能以目标责任考核为基础,结合各种激励政策,在节能降碳、化解产能过剩等方面发挥了巨大效应。尽管行政手段在温室气体减排中的作用非常有效,但是这种自上而下的压力传递机制难以真正内化为地方政府和企业开展节能降碳工作的自发性力量。此外,由于节能降碳目标的层层分解,县级及以下政府承担了与其行政管理权限并不匹配的责任。在压力体制下,过剩产能的市场退出障碍和地方政府、企业产能扩张的冲动依然存在。未来应结合行政和市场手段的优缺点,综合施策,促进温室气体减排长效机制的形成。     

吉林省“十二五”环保政策措施研究

十二五期间,吉林省将处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完善环境保护政策措施,是有效实施十二五环保规划的关键。通过全省环境保护政策措施的回顾,科学预测新时期环境保护工作形势,研究全省十二五时期环境保护法规体系、协调机制、经济政策、环保投入、科技创新等方面的对策措施。     

Economic Analysis of CO2 Emission Trends in China

Climate change is one of hot spots all around the world. China, the second biggest CO₂ emitter, is facing increasingly severe pressure to reduce CO₂ emission. The article first describes Kaya Identity and its policy implications. Second, it uses the modified Kaya Identity and makes decomposition without residues on CO₂ emission during the period 1971-2005.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changes of macroeconomic background, it conducts a detailed analysis in terms of CO₂ emission trend from 4^th Five Year Plan through 10^th Five Year Plan. The decomposition results indicate that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crease in population are major driving forces, and that improvement in energy efficiency contributes to the reduction of CO₂ emission, and that decarbonization in primary energy structure is also an important strategic choice. Finally, the article stresses that in CO₂ order to realize the binding target of 20% reduction in GDP energy intensity during the 11^th Five Year Plan, China should speed up the readjustment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energetically develop the energy-efficient technologies and clean fuel technology, which will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country to reduce CO₂ emission and contribute to the mitigation of climate change.     

主体功能区建设与区域协调发展:促进亦或冒进

当前我国的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日益凸显,国家“十一五”规划中出台的主体功能区战略试图根据一些理想的条件和标准对我国区域空间进行合理的重新划分和建构,从而达到促进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目的.决策层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关注从早期狭义上更多地单纯强调经济发展的人民生活水平差距的逐渐缩小,后来逐渐扩展到广义上的区际实际收入水平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过程.根据中国2001-2009年的数据,我们发现无论是狭义上还是广义上,我国区际发展不协调程度都呈现扩大趋势,并且广义的区域不协调程度远超过狭义的区域不协调程度.主体功能区战略是逻辑意义上的以地为本,同时也是对区域过去发展水平的一个事后承认或被动承认,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与主体功能区的开发顺序和开发重点形成了相互促进的同向递增关系.主体功能区的划分标准有着较大随意性和不严谨性,加上相关配套政策和措施的不完善,主体功能区建设短时期内不会缩小反而可能会加大我国本已不小的区际发展差距.     

生态足迹动态预测模型构建与分析

生态足迹的动态预测能够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但其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以武汉市为例，选取表征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建立了社会经济系统指标体系，在对武汉市1978~2004年生态足迹时间序列计量的基础上，应用偏最小二乘算法构建了生态足迹动态预测模型，并根据〖WTBX〗VIP〖WTBZ〗值的大小分析了各指标对生态足迹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武汉市“十一五”规划期间生态足迹呈上升趋势，其中规划期末2010年的人均生态足迹为2810 5 hm2，高于全球生态阈值（人均生态足迹为2200 0 hm2）；根据〖WTBX〗VIP〖WTBZ〗值得出人口、能源消费量和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为最重要的影响因子，并就如何实现武汉市“十一五”规划目标提出了政策性建议。将科技进步贡献率、能源消费量等重要因子纳入社会经济系统指标体系，弥补了在生态足迹定量测度中忽略社会、经济、科技因素对其影响的不足；另一方面，引入偏最小二乘算法中的〖WTBX〗VIP〖WTBZ〗值更准确地评价了各指标对生态足迹变化的影响，为生态足迹动态预测研究作了进一步地完善与改进。〖     

Function Zoning of the Major function Development-optimized County: A Case in Shangyu,Zhejiang

Abstract

The 11th Five Year Plan has divided national functional zones in the basic unit of county-level administrative region. After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Major Function-oriented Zones (MFOZ) at prefecture and county levels, the spatial development sequence must be specified, development intensity must be limited, oriented zones must be designated and “red line” areas of spatial governance must be defined. In view of the above, choosing a typical county area and exploring its functional zoning after orienting its major functions will supply reference for carrying out the national spatial planning in the 12th Five Year Period, and it will also provide experience for the study of function regionalization which is the theme of MFOZ in the present academic circles.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s take Shangyu County as an example to study the general principles, train of thought of county-level functional regionalization in development-optimized areas, and to explore its reasonable functional zoning plan. Consequently, the authors present five principles and suggest a function-oriented zoning plan with 2 levels and 4 types.     

Can regional economy influence China’s water use intensity?: based on refined LMDI method

China experienced a decline of water use intensity in the 11th Five Year Plan, but the water use intensity actually increased in 2009. To the best of our knowledge, the index decomposition analysis method was rarely used to analyze changes in water use, and no decomposition analysis has investigated the role of regional economy in the decline of water use intensity. In this paper, we use logarithmic mean Divisia index (LMDI) techniques to decompose the change of water use intensity in the period 2006–2010. We find that the change of industrial water use intensity is confirmed as the dominant contributor to the decline in the overall water use intensity; the regional structure effect and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effect is positive to the decline of overall water use intensity; the decline of China’s water use intensity is mainly attributed to the effect of developed eastern provinces; meanwhile, the effect of central and undeveloped western is also positive to the decline of overall water use intensity; at least one out of three effects is positive to the decline of water use intensity in the different provinces; the intensity effect is positive and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effect is positive to the declines of China’s water use intensity based on chaining approach except the period 2008–2009, individually; and the deviation of regional structure effect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effect between with regional economy and without regional economy in LMDI is 0.9 and 2.3 m³/10⁴ RMB, respective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