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十二五”SO_2和NO_X污染控制对策分析

大气污染治理是环境保护的重要内容。十二五时期,我国大气污染控制指标需根据国情调整。本研究针对我国目前主要大气污染物SO2、NOX及日益严重的大气复合污染问题,分析了近20年排放量、空气质量变化、控制状况。结果表明:SO2排放总量控制取得一定成效,但缺乏质量指标控制约束;NOX排放增加引发了多种复合型环境问题,部分抵消了SO2控制效果,总体上空气质量并未大幅度提升。对此,借鉴国外控制方法,提出十二五期间应进一步改善控制措施建议:SO2在总量控制基础上加入质量控制,分三类区域以不同标准和手段控制;NOX纳入约束性考核指标;选定重点行业和重点区域,对SO2、NOX采取总量与质量双重控制,并建立相应的政策支撑体系。     

“十一五”环境保护投资评估

随着环境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环境保护投资力度逐步加大。本文从环保投融资政策、投资规模、投资构成、空间分布、资金来源等方面对"十一五"期间环境保护投资进行了评估。评估结果认为,我国多元化的环境保护投融资政策进一步完善,环保投融资渠道逐步拓宽。"十一五"期间,我国环保投资总额为2.16万亿元,相对1.53万亿元的投资需求而言,实际投资超出投资需求6 320亿元。环保投资年度分布上呈现先慢后快的态势,五年计划第一年环保投资增长率较低;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环保投资增长率明显提高。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占环保投资总额的比重达一半以上。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中,园林绿化投资是重点,占比达42.6%。东部地区投资规模较中西部地区大,但西部地区增速明显较快。在资金来源上,中央政府投资与地方政府投资规模基本相当,政府投资占环保投资总额的1/5左右。     

“十二五”以来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行政手段评估

在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体系中,目标责任制和淘汰落后产能这两项行政手段具有核心地位。充分认识其作用机制,阐述其优势与不足,对于中国碳减排政策的优化设计意义深远。本文遵循气候变化评估报告的原则和方法,以国内外公开发表的相关文献为基础,评估了这两项政策的作用机制、政策有效性以及存在的问题。结果显示:目标责任制和淘汰落后产能这两项行政手段具有高度的有效性。这些行政手段顺应了中国的各项体制机制,确保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目标的实现。具体来看,节能降碳目标责任制通过明确地方政府作为节能降碳政策执行主体的责任,改变了原有的官员激励体系,强化了政府对既有政策的执行,还促进了地方政府和企业各项节能降碳制度的形成。淘汰落后产能以目标责任考核为基础,结合各种激励政策,在节能降碳、化解产能过剩等方面发挥了巨大效应。尽管行政手段在温室气体减排中的作用非常有效,但是这种自上而下的压力传递机制难以真正内化为地方政府和企业开展节能降碳工作的自发性力量。此外,由于节能降碳目标的层层分解,县级及以下政府承担了与其行政管理权限并不匹配的责任。在压力体制下,过剩产能的市场退出障碍和地方政府、企业产能扩张的冲动依然存在。未来应结合行政和市场手段的优缺点,综合施策,促进温室气体减排长效机制的形成。     

"十二五"环境规划中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思考

气候变化对我国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影响日趋严重,把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纳入国家环境规划必要且适时.在分析行为效益、实施成本、适应性排放和国际因素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十二五"环境规划中应同时考虑"减缓"和"遥应"行为应对气候变化并权衡二者优先次序,采用以适应为主的"单效"方案,将自然承载力、生产系统、社会人居环境三个层次和自然生态系统、水资源、灾害与风险、低碳经济、敏感部门、城市化环境效应、海岸带等7个相关主要问题作为规划应对气候变化的熏点领域.     

“十二五”以来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和行动评述

基于广泛系统的文献梳理和总结,凝练了“十二五”以来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和行动的现状、特点及成效,并提出针对性建议。主要结论包括:从外部环境看,国际形势对中国应对气候变化事业的推动作用呈现递减态势,之前“以外促内”的国内气候治理特点逐步转化为“内生动力为主”和“内外协调”;从政策制定和执行模式看,“集思广益”“上书模式”持续,“上下互动”“智库支持”的政策学习特点更加明显;从政策体系上看,已经形成相对成熟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完整体系,推动气候治理能力显著提高;从政策总体特点看,呈现规划主导并引领、行政手段先行市场机制跟进、由点到面有序扩展、环境与气候协同治理、中央和地方互动博弈形成动态平衡、短期内政策成本较高等特点。“十二五”至今,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行动效果明显,提前实现了2020年应对气候变化目标,并在污染治理、经济发展等方面产生广泛协同效应。“十三五”中期以来,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组织管理机构进行了重大调整,从中央到地方气候政策和行动进入调整阶段。同时,更加强调气候政策和环境政策的协同。展望未来,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和行动应该尽快走出调整期,充分利用新体制的优势,以碳总量控制目标为抓手,坚定推动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为中心、多措互补的政策体系,注重适应行动以应对不断放大的气候风险,继续提高公众对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认知度、接受度和参与度,并不断加强技术研发和储备。     

吉林省“十二五”环保政策措施研究

十二五期间,吉林省将处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完善环境保护政策措施,是有效实施十二五环保规划的关键。通过全省环境保护政策措施的回顾,科学预测新时期环境保护工作形势,研究全省十二五时期环境保护法规体系、协调机制、经济政策、环保投入、科技创新等方面的对策措施。     

“十二五”期间中国区域低碳经济与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的协调发展研究

有别于单纯的"区域竞争"模式,国土空间开发格局逐渐成为新形势下我国区域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区域开发应满足前者的基本要求。本文根据各省基于县级单元的主体功能区划,以2010年为基年,通过建立人口、经济、产业结构和温室气体排放等多层次指标体系,评价"十二五"时期我国区域低碳经济与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协调发展的进展程度。研究发现,城市化地区(重点开发区和优化开发区)以占不到18%的国土面积,集聚了1/2以上的人口和3/4的经济产出;农产品主产区的面积占比超过1/4,人口比例接近1/3;重点生态功能区面积比例接近56%,人口比例低于10%。2010—2014年,从全国范围看,各类主体功能区的发展态势与其功能定位基本吻合,表现为优化开发区、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的人口和经济集聚度均有微降,而重点开发区有所上升;各区产业结构均有所优化,但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幅度小于城市化地区。具体到各省,研究发现本文所研究的"协调性"进展与传统意义上的东、中、西区域划分和发展水平并无直接关系,例如同为东部地区的京津冀三地,协调性进展有显著差异,也显示出三地协同发展的难度。相反,一些惯常认为发展较为落后的省区,例如河北、青海、山西等地,在经济发展与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的协调性方面所付出的努力和成效走在前列。部分地区低碳发展与其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呈现出相对不协调的态势,主要表现为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保护区都出现了经济集聚度上升、产业结构劣化、CO_2排放大幅度上升、排放强度甚至也上升的趋势。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对工业用水的脱钩研究 ——基于“十一五”和“十二五”时期的对比分析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的发展为工业化提供了强劲动力,但同时工业用水的猛增促使水资源供需矛盾更加尖锐以及水环境污染愈发严重。通过建立工业用水与城镇化之间的脱钩模型,利用“十一五”和“十二五”时期的面板数据,研究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工业用水与城镇化的脱钩状态,并在此基础上借助对数迪氏指数法考察工业用水量的具体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2006~2015年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对工业用水总体呈现脱钩状态,但“十一五”期间表现为弱脱钩状态,而“十二五”期间表现为强脱钩状态;（2)长江经济带各省市脱钩关系存在较大的时空差异,长江三角洲经济区、长江中游经济区以及长江上游经济区明显处于不同的脱钩状态;(3）城镇化影响工业用水的四大效应中,技术效应抑制工业耗水,产出效应则促进工业耗水,而结构效应和人口效应对工业用水的影响随时空变化而变化。据此,提出通过技术节水提高工业用水的利用效率,因地制宜促进区域平衡发展等建议。 关键词： 城镇化;工业用水;脱钩模型;LMDI模型;长江经济带     

“十三五”中国城镇化六大转型与健康发展

新型城镇化是中国最大的潜在内需,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突破口,是引领"十三五"时期经济发展的引擎。本文在对中国城镇化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发现当前中国城镇化面临着以人为本不够、城镇化效率不高、绿色发展不够、城镇规模结构不平衡、市场化不足、协调发展不够六大问题。结合"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文章认为"十三五"期间城镇化要实现健康发展,需要推动六大转型:(1)通过采取差别化落户政策和居住证制度并行的市民化二维路径,实现从以地为中心的城镇化转向以人为本的城镇化;(2)通过土地价格市场化、提升人力资本、避免重复投资和过度投资来提高土地、劳动、资本的使用效率,实现从低效利用要素的城镇化转向高效率和高质量的城镇化;(3)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提升城市管理水平,实现从"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的城镇化转向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城镇化;(4)通过依托城市群这一平台,实现从规模结构不合理、大中小城市不协调的城镇化转向城市群一体化高效发展、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充分发挥的城镇化;(5)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实现从"政府主导"的城镇化转向"市场主导、政府引导"、民间资本作用充分发挥的城镇化;(6)通过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实现从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发展不协调、产城脱节转向"四化同步"、产城融合的发展方式。     

区域可持续发展生态评估的能值分析研究进展与展望

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评估是当前国际生态经济学与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前沿问题之一，能值分析以能量为单位定量评估人类生态经济系统中各种生态流的可持续性，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尽管能值分析定量评价了自然环境资源对人类生态经济系统的贡献．克服了传统能量与经济分析方法的诸多缺憾，但在理论方法上仍存在不足之处。综合国内外区域能值分析的最新进展。能值转换率的确定、能值分析与空阃格局分析的整合、能值成本价值论与市场（使用）价值论的整合、可持续性阈值等问题将是下一步的研究重点。     

中国省际技术进步、技术效率与区域能源需求

构建了技术进步、技术效率与区域能源需求的分析框架,采用Malmquist指数估算1995-2007年中国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并将其分解为技术进步指数和效率变化指数。在此基础上,实证分析了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对区域能源需求的影响,并考察了能源相对价格、人力资本和固定资本存量等因素,进行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对能源需求影响的实证检验,为我国制定合理的区域节能政策提供理论依据。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对能源需求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技术效率对东部和中部地区的能源需求有显著负影响;技术进步只对东部地区的能源需求有显著负影响;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对西部地区的能源需求均没有显著影响。各个地区不同的经济基础、能源资源禀赋和对外开放度可能是造成该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上述结论基础上,论文对中国区域技术进步与节能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污染物总量减排数据核算体系研究

"十一五"期间,中国对COD和SO2两种污染物开展总量减排工作,预期指标超额完成。"十一五"期间构建起来的总量减排数据核算体系为中央政府提供了相对准确的减排数据,是减排取得成功的基础。本文通过研究减排数据核算体系来对总量减排的成功进行制度性解释。本文采用文本分析和实地调研的方法,描述了中国减排数据核算体系的组织机构及其基本职责,整理出了自下而上的数据生成、流动机制和自上而下的数据核查、反馈机制,归纳出总量减排数据核算体系相较于传统环境统计的基本特征:一是设立了区域督查中心和各级总量控制部门等专门的组织机构;二是数据的双向流动机制,中央拥有对减排数据的审核权和最终确定权,并且会将正式确定后的数据逐级反馈给地方政府并应用于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行政考核当中去;三是在数据核算中采用环境监测数据,并因此进行了全国范围的环境监测能力建设;四是减排工作全过程数据核算。这些新特征使得中国减排数据核算体系得以提升减排数据质量,对地方政府可能的违规行为进行约束;将减排绩效与地方政府考核相结合,通过政治激励促进地方政府开展减排工作;加强地方政府环境监管能力,保障减排工作的开展和完成。但现有数据核算体系仍然存在监测数据利用不到位而导致行政成本较高、减排量核算细则"一刀切"导致政策公平性缺失等亟需改进完善的问题。     

“十三五”时期中国环境监管体制改革的形势、目标与若干建议

本文构建了包括监管的立法、组织体系、监管权力配置、监管工具与程序、问责机制、监管能力等要素在内的环境监管体制分析框架,从污染物排放趋势、国家制度建设等角度分析了"十三五"时期中国环境监管体制改革面临的挑战、目标和思路。"十三五"时期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时期,完善环境监管制度是推进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面对严重环境污染所带来的挑战,在此期间加快环境监管体制改革、提高环境监管有效性是切实实现治污减排的根本保证。完善环境监管体系、改进监管方式、创新监管手段是建立治污减排长效机制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完善环境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按照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依法行政的要求,中国环境监管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按照合法性、独立性、透明性、可问责性、专业性和执法能力、可信性等原则建立和完善现代环境监管体制,为此必须从专门立法、组织结构、权力分配、问责机制、监管程序与工具、监管能力建设等各方面推进改革。本文提出了"十三五"时期环境监管体制改革的思路及若干建议,主要包括:加快修订环保法律法规,提高法律的可操作性,推进环境司法常态化、规范化和专门化,进一步提升环境监管法治化水平;从纵向、横向上优化环境监管组织结构,强化区域层级的监管与督查功能,强化中央层级环境监管机构对环境信息的获取能力;优化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机构设置以及相关职能,建立并完善内部机构的协调机制;完善环境监管的内外部问责机制,把做实对监管者的监管机制作为优化环境监管体制的抓手;强化对监管工具的顶层设计,做实监管程序中关键环节,建立环境监管影响评估制度;加强环境监管能力建设,推进环境监管制度队伍职业化发展,保障各级环境监管机构具有充分履职的能力。环境监管体制的改革和完善,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十一五”时期环保投入的宏观经济影响

我国环保投入的逐年增加为强化污染治理、改善环境质量提供了重要基础保障,但环保投入如何影响宏观经济的作用机理值得深入研究。在2007年国家42部门投入产出表基础上,编制了环境-经济投入产出表,并构建了环保投入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分析模型,将环保运行费和环保投资作为研究对象,测算其对宏观经济各指标各行业的经济影响,并分解到省级层面。结果显示:1"十一五"期间环保投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拉动经济发展、增加居民收入、促进社会就业等经济社会贡献作用,五年期间对国民经济总产出、GDP、居民收入、就业等方面影响分别为102 043亿元、29 457亿元、12 563亿元、1 324万人次,且以间接影响和诱发影响占较大比重,表明环保投入具有较强产业波及效应。2经济影响存在明显行业差异,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农林牧渔业、环境服务业、建筑业等与环保投入直接相关的行业受益较大。但与此同时,也一定程度上拉动了金属冶炼压延加工业、化学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高污染高能耗行业,表明环保治理活动自身带来的资源环境负担在中国现有产业结构情况下仍不可避免。在优化产业结构、提高资源使用效率的同时需要寻求更加清洁的治理技术。3经济影响区域差异明显,受益较大的省份主要集中于广东、山东、江苏、河北、辽宁等东部沿海及中部发展较好地区,而受益较小的省份大多位于西部及边远地区。总体来看,鉴于当前我国环境治理投入仍不能满足日益突出的环境问题,适当加大环保投入不但能够取得环境效应,同时也可带来一定的社会经济效应。     

中国省市区环境与社会经济地域关联分析

从地域的角度出发，构建环境综合指数，并分析中国各省市区的环境地域结构；通过因子分析方法，选择与环境状况有关的社会经济因子综合成若干公共因子，建筑经济发展的主驱动力，并考察社会经济地域差异；最后，在分析中国各省市环境地域结构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基础上，探讨了二者之间的关系，确定了不同地域类型改善环境质量的社会经济调控主导方向。     

地理邻近性与区域创新关系探讨

与“地理学已死”的认识相反．由于知识的特性和创新的背量依赖，在区域创新的研究中地理邻近得到重视。地理邻近在区域创新经济学中的位置与传统空间经济学中的位置一样．只是创新的促进因素．而不是决定性因素。空间经济学和创新经济学在目的上是一样的．但由于各自不同的经济决定变量导致了对地理邻近性的认识是不一样的。尝试从知识流动和集体学习视角，对一直被视为“黑箱”的地理邻近性的作用机理进行探讨。研究表明。地理邻近是“距离产生美”，太多或太少的地理邻近对集体学习和区域创新都是不利的。同时地理邻近性既不是区域创新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它和其它类型的邻近相互促进．相互替代。ICIS的发展使传统空间经济学中地理邻近的重要性降低，ICIS更进一步发展同样会使区域创新经济学中的地理邻近性重要性降低，也许未来的虚拟经济的世界里真的不太需要物理世界的地理邻近。     

An Assessment of the Valuation Methods Used to Calculate the Index of Sustainable Economic Welfare (ISEW), 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 (GPI), and Sustainable Net Benefit Index (SNBI)

For some time now, ecological economists have been putting forward a ‘threshold hypothesis’ – the notion that when macroeconomic systems expand beyond a certain size, the additional cost of growth exceeds the flow of additional benefits. In order to support their belief, ecological economists have developed a number of similar indexes to measure and compare the benefits and costs of growth (e.g., the Index of Sustainable Economic Welfare and the 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 In virtually every instance where an index of this type has been calculated for a particular country, the movement of the index appears to reinforce the existence of the threshold hypothesis. Of late, a number of observers have expressed concerns about whether these alternative indexes reflect concrete reality or the prejudices of ecological economists. In view of these concerns, this paper closely examines the valuation methods used in the calculation the Index of Sustainable Economic Welfare, the 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 and the Sustainable Net Benefit Index. It is argued that a consistent and more robust set of valuation techniques is required in order for these alternative indexes to gain broad acceptability.*Readers should send their comments on this paper to: BhaskarNath@aol.com within 3 months of publication of this issue.     

环境规制和农业科技进步的关系分析——基于波特假说的研究

波特假说主要从动态的角度论证了环境规制和农业科技进步之间的正向变亿关系.而在安徽省1990 -2008年的农业生产数据的基础上,选择合适的环境规制和农业科技进步的指标变量,运用Johansen协整分析方法验证了安徽省农业生产中的环境规制和农业科技进步的关系也符合这一假说,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说明了安徽省环境规制是农业科技进步产生的原因,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析则更深入地从定量的角度分析了环境规制对农业科技进步影响滞后的趋势和影响程度.由实证分析可以看出,只是从静态角度来分析,环境规制是不利于农业的科技进步的;但从长期效益来看,环境规制有利于农业的科技进步.因此,在农业生态环境恶化的形势下,严格对农业废弃物的排放限制,制定较严格的农产品生产标准和产品质量标准,提高农民的环境意识和科技意识,通过强化环境规制来促使农业生产者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提高农产品品质和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就显得尤为重要.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reg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welfare performance: analysis based on GM(1,1) and the malmquist index

Environment, 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ility - Ecological welfare performance is a measur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put ecological resources and output welfare, and it reflects the sustainable...     

(137)Cs concentrations in Atlantic and western Antarctic surface waters: results of the 7th Ukrainian Antarctic Expedition, 2002

The latitudinal distribution of (137)Cs in the Atlantic--western Antarctic surface waters was studied during the 7th Ukrainian Antarctic Expedition in January--May 2002. The (137)Cs concentrations have also been measured in the upper ice of the coastal glacier Woozle Hill located near the Ukrainian Antarctic station "Akademik Vernadsky" (western Antarctica, 65 degrees 15' S-64 degrees 16' W). Comparison of these data with results of previous same-route expeditions SWEDARP (Swedish Antarctic Research Expedition, 1988/1989) and the French R/V "Jeanne d'Arc" (1992/1993), has shown practically parallel changes of (137)Cs surface concentrations between 40 degrees N and 20 degrees S, pointing to decrease of (137)Cs radioactivity at these latitudes with an apparent half-life of 10--15 years (12.5+/-2.1 years on average). This suggests that decrease of (137)Cs surface concentration within this latitude band is controlled, besides the radioactive decay of (137)Cs (half-life=30 years), by vertical mixing of the upper water masses. South of 20 degrees S, the (137)Cs concentrations in surface water have decreased more rapidly because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less contaminated Antarctic waters. At 50--60 degrees S and near the Antarctic coast, the (137)Cs activity in 2002 was similar to those measured during the SWEDARP and "Jeanne d'Arc" expeditions, suggesting an additional input of (137)Cs to these waters from the melted ice from the adjacent glaciers.